政府的作为与民间社会的成长——以河北F县调查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北论文,个案论文,民间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民社会曾经是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今天，这个话题也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百多年来，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一方面是趋向现代的国家政权的向下扩张，相伴而生的是对传统的民间社会的不断蚕食，一方面是现代市场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的萌芽，在国际资本的协同下，对民间社会进行渗透和改造。但是，由于近邻日本军国主义榜样的刺激，前一个趋势总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并努力遮蔽着后一种趋向，最后当这种趋势到达顶峰时，形成了全能主义国家结构，国家政权笼盖了一切。就目前而言，社会一翼的缺位，无疑是现代化的最大瓶颈，走出全能主义国家的阴影，实际上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识。只是中国没有经过西方的封建时代，因此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发育过程，所以，在中国，替代市民社会的应该是市场条件下的民间社会。
在中国的古代，类似的民间社会实际上曾经存在过，而且在现代西方介入之后的百多年的历程中，发生了以融入西方世界体系为背景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趋势被某种不可抗拒的潮流所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走出全能主义的同时，恢复和发展这样的民间社会，并使之纳入法制化的秩序轨道。
问题是，中国经历了太长的全能主义时期，民间社会在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中被摧残殆尽，在高密度的治理网络中又难以死灰复燃，政府（包括党）覆盖了一切，而且覆盖得太久，政府包办所有的事，几乎成了社会的行为习惯，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心理，早已发展成某种迷信，这种迷信远非短时间所能打破。在这种前提下，政府在民间社会的恢复和发育过程中的相关作为，会直接地影响到民间社会发育状况，甚至决定其生死存亡。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由于原本民间社会就相对萎缩，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治理力度又比较大，人们对政府的依赖程度相对于南方要高得多，所以，问题就更加突出。
2003年9月，我们一行数人对河北唐山的F县做了一周左右的NGO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此地基本上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NGO，但原本徒有其名的各种协会，在市场经济的迅速成长中逐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还有一些赢利性的民间协会，也浮出了水面。各种面目的“协会”的运作，向我们揭示了在民间社会的恢复和发育过程中，政府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在扮演该种角色时，民间社会生长应有的环境和条件。
一
养猪协会是挂靠在县畜牧局的官办“科技社团组织”，1998年成立，当时一共成立了三个协会，除了养猪协会外，还有家禽协会和珍稀动物协会，但后两个协会到目前为止，跟许许多多类似的团体一样，只是一个牌子，基本上没有这些牌子名义下的活动，只有养猪协会有些不同。养猪协会在成立之初，跟另外两个协会一样，所谓的成员只有畜牧局下属的技术人员，但是由于唐山市为改良品种，大力推广二元猪，F县养猪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情况有了变化[1]。
最主要的变化是协会成员中多了养殖户，大户是理事，小户是会员。事实上，F县畜牧局以养猪协会的名义，编织了一个包括良种引进、配种、防疫、养殖乃至销售的养殖网络，以协会办的种猪场提供良种猪（二元母猪）和杂交配种服务。F县各地的兽医防疫站，属于协会的理事单位，负责提供防疫和医疗服务。畜牧局还以协会的名义提供饲料，协助养殖户开辟市场。只要是会员，就可以得到饲料以及各种服务上的优惠。这些服务机构是协会成员，大大小小的养殖户也是，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商品生产链。而且，所有的服务都有严格的合同约束，兽医的医疗事故和防疫的失败都是要负责赔偿的。种猪场和兽医防疫站都是自收自支，同时上缴一部分利润。事实上，在F县，没有养殖户可能逸出这个网络，即使有个别大户自己配备兽医防疫人员，也是由协会推荐的，而且疫苗也是由兽医防疫站提供，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防疫这块来卡他们”[1]。也就是说，最后检疫这一关，还要通过“协会”。
对于动物养殖，防疫是非常关键的环节。防疫做得好坏，不仅事关养殖本身，而且直接影响销售。F县的养猪协会，对此非常重视，我们在养殖户伍某的家里，发现墙上醒目处挂着一个详尽的免疫程序表，猪瘟、丹毒、口蹄疫等等疫病的疫苗注射时间顺序详细排列，桌上还有防疫记录，记录了每次疫苗注射的种类和时间。还要定期填报防疫表，上交兽医防疫站，疫苗是由兽医来打的，“有特殊情况，比如母猪生产的时候，怕惊动，他们带来疫苗在外面看着，我们进去打。”伍还特别强调说：“防疫必须全部到位。”[2]另一方面，协会对于兽医防疫人员的管理和考核也特别的严格，曾经当过兽医站站长的畜牧局办公室主任张某告诉我们，兽医的考试经常进行，“专业知识、法律法规，每日一题，每周一小考，每月5日一大考，最后结果如果是末五名就得待岗，待岗就得停止工作学习，学习完了再重新考，合格了就上岗，不合格继续培训。”[3]待岗期间，兽医的收入大受影响。
不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协会网络的服务也存在空隙，兽药的提供他们就没有能包下来。在F县稻地镇兽医站，我们正好碰上了一场对个体兽药经营者的考试，参加者大概有50人左右。在养殖户考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般的小病他们是不找兽医的，每户都有自备的药箱，而且一些定期投食的兽药，也由他们自己从药店买来后，自行投放。好在，协会通过对兽药经营者的定期考试和考核（每年一次），也能部分地实现对他们的监控，主持考试的畜牧局医政科科长李某告诉我们，考试和考核，就是为了提高兽药经营者的素质，搞好经营，不卖假药[4]。
在对养猪协会的考察期间，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协会的畜牧局色彩，协会的许多官方职能，都是原来畜牧局的，比如动物的检疫，组织对兽药经营者的考核，以及发放经营许可证等等。协会虽然有会员、有理事，但从不召开会员或者理事会，协会的负责人也从不讳言他们政府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是“双重身份”[4]。但是，这个协会却没有许多类似有公权力委托的协会一般，假借权力为自己寻租，获取超额利益。惟一算得上是有点不够正当的做法要算是对兽药经营者的考核，因为考试要收费，而且淘汰有些随意，明显是希图通过补习和补考收取更多的好处。
除此以外，协会在养殖户那里口碑甚好，听不到任何卡、拿、要的不正之风的反映，相反，养殖户对协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基本满意，可以看得出来，养殖户和协会以及兽医防疫站人员的关系都相当融洽，见面嘻嘻哈哈，十分随便。协会和兽医站，都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免费为养殖户提供养殖知识和信息，据说这样为了和养殖户拉近关系[5]。养殖户有什么要求，一个电话人就来了，饲料和兽药都送货上门，甚至还可以赊欠。养猪大户伍某甚至说，他之所以能干这一行，是因为协会和兽医站给他掏（音ZOU，意为抬和推）起来的[2]。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唐山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风气较开，政府已经意识到保护生蛋母鸡的重要，比较有长远的打算，不希图卡要出一点小钱而为渊驱鱼。但实际的协会运转，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动机。事实上，F县畜牧局在养猪产业方面，已经成了一个纯然的商业企业，由于政府机关不能参与经营的禁令，所以这个企业只能以协会的面目出现。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企业的赢利，完全取决于养殖户的效益，只有养殖户有效益，协会才有利可图，养殖户的效益越好，协会的获利也就越大，加入的养殖户越多，协会提供的服务越多，收益越大。实际上，养殖户等于是协会的利润来源，所以，作为企业联合体的龙头，卡、拿养殖户，就等于自伐其根。虽然在保证养殖户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以在利润分成上使之向协会倾斜，但余地也有限，因为如此有挫伤养殖户积极性的危险。比较有意思的是，由于家畜养殖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业，不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力垄断，所以，只有使本地的商品猪保住并扩大市场分额，提高自身的竞争性，才能使养殖户总体上不至于亏本，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官办企业才有效益，所以，协会或者说畜牧局必须在改良品种和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协会技术人员如此频繁而又严酷的考试竞争，事实上是市场竞争的反映。
二
F县胥各庄镇西王家河村位于县城城郊，距离F县的两大支柱性产业陶瓷和钢铁业的中心区很近，全村1/3的人在工厂上班，村里有大片的土地长期租给企业，村子很富，村民的农业税和水电费都由村里交。这个村又有养奶牛的传统，自地震以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此地的一个记事标记），就有农民开始养奶牛，奶牛是从东北引进的，自己挤奶送到唐山去卖。后来养牛户逐渐多了起来，村里的卫生状况成了问题，从抓卫生的角度入手，村委会在镇里的支持下，开始筹备成立奶牛养殖园区，同时，也是建设上级号召的“文明生态村”的需要（从村委会主任高某和村支部书记刘某的谈话中总结出来的，因为他们多次提到卫生问题，以及上级如何强调建设“文明生态村”[6]），园区2000年初步建成，现在所有的养牛户都迁入了园区。跟园区相配套，村里还有一个奶牛协会，据说是村委会牵头办的，领导成员与村委会基本重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养殖园区的领导机构。村委会主任兼协会会长高某告诉我们，园区有四站一会一中心，即挤奶站、收奶站、兽医站、信息站，奶牛协会和奶牛交易中心。
虽然，从名义上，四站和一个中心是受奶牛协会管辖的，但它们其实各有自己的运行渠道，基本上是独立的。兽医站是由县畜牧局派的两个兽医组成，实际上不受协会管，据我们观察，挤奶站和收奶站实际上在一个地方，挤奶设备由著名的三鹿乳业提供，为的是减少奶源的二次污染（因为用手挤奶容易造成奶的污染）。挤奶器每天早上由养牛户自己操作，然后统一装车由三鹿送到厂里。在使用之初，都经过了三鹿的培训[7]。奶牛交易中心是村里卖牛的地点，主要进行小母牛交易，小母牛一降生就可以卖5、6千元。而信息站只是说说而已。以上的机构和交易场所实际上只接受协会的协调，也就是村委会的协调。除了负责协调四站一中心之外，协会还在饲料的引进，比如引进美国的紫花苜蓿，以及组织开办养牛学习班，请外面的专家讲课方面有所作为。在一个养牛大户王某的眼里，协会似乎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办讲座，组织大家学习[8]。不过，依我们的观察，协会的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负责园区粪便的处理，和区域卫生消毒，为此还成立了粪便小组和卫生小组。凡是入园的土地，每年要缴纳200元的清洁费，同时，粪便还可以卖给养蚯蚓的人家，这些收入作为协会的日常开支。当然，为了建设园区，土地集中使用，村委会或者说协会在镇里的支持下，还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比如土地的返租和规划。
尽管如此，比起前面讲过的养猪协会，奶牛协会明显具有更多的群众自组织的性质，至少在日常运作中，协会的作用其实并不大，主要是养牛户借协会的壳自行合作。我们看到，在养牛大户王某的家里，有保存精液的液氮罐，也有不少养牛和兽医的书籍杂志以及大量的兽药，王某告诉我们，他养的牛，从人工授精到治疗常见的乳房疾病，都是他自己动手[8]。各个养牛户所必需的青储饲料，都是各家挖窖自己储存，因此质量存在某些问题。跟三鹿的合作，事实上也是由养牛户中的能人自己牵的线，而奶粉企业又有这个奶源的保障需要，乐于无偿提供设备，成立奶站，所以形成了目前的供销态势。至于兽医防疫，主要是兽医站的业务，而他们主要提供疫苗，是养牛户与兽医站的商业合同关系。而奶牛交易则更是自发的框架，协会不可能有多大介入，即使有中间人，也是养殖户中自然形成的，跟协会没有多少关系。跟前面讲的养猪协会不同的是，协会无论是跟四站，还是跟养牛户，都没有合同关系，也相互不承担责任和义务。
不过，尽管没有合同，但是在协会的框架内，合作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着。虽然是某个能人联系了三鹿厂家，但无论收奶还是挤奶，都只能是大家受益，因为厂家一般是不会为一个养牛户建站的。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养牛户中有个叫王镇江的，有一手特棒的接生技术，村里的养牛户，谁家牛接生都找他，他也从不推辞，无论白天夜里，风里雨里，随叫随到，接个小公牛，洗洗手就走，接个小母牛，也就是大家喝顿酒，去年大伙凑了1400元钱，要报答他，但他坚决不要[9]。像这样的相互帮助，互通信息，在养牛协会内是平常的事，据养牛户说，平常协会开会，大家有什么发现，有什么经验都互相交流。由于都是乡亲，养牛户之间的合作还带有传统乡里互助的意味。这种合作也许跟传统乡里道德有关系，但更可能是因为养牛户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着竞争关系的缘故，每个养牛户的业绩，都可以增进大伙的声誉，而一个人的不道德（商业道德）行为，也有可能损害大伙的利益。在各自独立经营的基础上密切合作，使得大家的整体效益都得到提高，应该是所有养殖户的共识。养牛协会按村支部书记刘某的话，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一个大户，实际上是一个合作社[10]。应该说，如果是合作社的话，属于那种松散邦联制的那种合作社。
三
F县的中草药种植协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要算个异数，因为F县在此之前不存在这种性质的协会。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年前，F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报社长的老伴去世，在报上征婚，一位河南的中年妇女应征来到F县，她原来是从事中药行业的，带来了一批中草药，在F县开了一个药店，她就是后来的中草药种植协会的会长任某。任来到F县之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种植药材，而她自己有这个技术，同时在国内药材行业有着广泛的关系，甚至了解中草药的国际市场的行情，因此就动了在F县发展中草药种植的念头。据任某自己说，她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亲自到药材产地拍下种植管理和收获过程，压成光盘放给农户看，并介绍市场状况。自己先种植了十几亩的药材，让农户亲眼看到实际效果（有的农民甚至连续到实验田里看了十几次，才同意种植药材），最后才成立了中草药种植协会。两年来一共发展了十几户会员，中草药种植面积有200多亩。这期间，她丈夫的支持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1]。
中草药种植协会的结构非常简单，会长是任某，具体的办事人员是她的家人和药店的雇员，种植药材的农户都是会员。协会的运作是这样的，每年任某和农户签订合同，由任某决定每年的种植药材品种，提供种子，并具体负责技术指导，而且由任某来负责收购，农户只负责提供土地，承担作物日常的管理。由于近年来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基本上是无利可图，而中草药市场却一直看好，据任某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中草药药膳的食疗已经形成风气，因此药材的需要量非常惊人。种植中草药比种植粮食，有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效益（当时的粮食种植，不算劳力投入，最多每亩收入100-200元，而药材则平均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但是，F县历史上从五种植药材的先例，农民对于中草药的种植没有任何感性认识，对市场的好坏更缺乏起码的知识，更要命的是，任某是个外地人，对当地农民来说没有什么信任度，因此，尽管协会提供的条件相当优厚，但让农民相信并接受她，甘冒风险投身这个事业，恐怕不是任的虔诚和说服力所能胜任的。
事实上，虽然任某的努力有着感动上帝的效应，但她的副部长的丈夫，以及她部长夫人的身份，无疑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任某首先感动的人是县药品监督局局长刘某和县科协主席王某。刘某答应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而王某不仅提供给了协会合法的身份，还为协会的成立，做了不少工作。这其中，显然任的说服力、诚心和她丈夫的因素都是必需的。用县科协主席王某的话来说，“我们觉得她这种精神感动了我们，再有呢，刘部长的面子也有一定的成分。”[12]不仅取得合法身份需要“官方”的助力，任某的动员过程，也是通过官方的渠道。事实上，任某真正打开局面，是通过他的丈夫见到了县委主要领导，而她的种植药材的思路，正好跟县领导打算开拓农业新路径的想法对上了，“她开拓了领导的思路，县委县政府有关农业领导的思路也开阔了。”“得到县里领导支持后，她又到各乡镇开拓中层领导的思路。”[13]说服乡镇帮她组织开现场会，现场会上，她先放中草药种植的光盘，然后再进行讲解，一个乡镇一个乡镇，一个村一个村的开会演讲。几乎多数现场会都有领导参加，县里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县长都参加过她的现场会，药品监督局的局长居然参加了她三场演示会，至于乡镇长们，就算看在县里领导的面上，也非得来捧场不可。当然，有这样的官方动员渠道，农户即使是看热闹，也会参加的。科协主席王某说，任还采用过开座谈会的动员方式，是他牵的线，“我带她上各乡镇。我原来有点工作基础，在组织部当过办公室七年主任，所以说各乡镇的书记镇长都认识，说着笑着就把给事办了。她外地口音，我是牵线的，我说这是谁谁的夫人，引见引见，开个座谈会，发动发动。开了座谈会不下几次，到各乡镇，先见一把手，有信心没有，再找管农业的副职，咋办？然后召集大户，有点头脑有点开创意识的，讲一讲，说一说。”[12]
无论是现场会还是座谈会，任某实际上都是借用了官方的压力渠道，来推行自己的协会模式，只是她无法使自己的需要变成上级的任务，所借助的无非是压力体制下官员的面子。而压力渠道里层层下递的面子，只要有足够的来头，而且来头一方亲自落实甚至陪同前往，实际上等于有了压力。显然，在中国的北方，农民对政府还存在强大的依赖心理的条件下，这种动员方式对于打破农民的顾忌，争取他们的信任，无疑是有效的。我们调查了几个中草药种植户，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新生事物”，一是因为这是上级政府机关介绍来的，二是听说“她（指任某）的对象是咱们政府的官员”[14]。三是由于任的卖力的介绍示范，她的试验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让农民得以眼见为实，知道自己这块土地适合种药材。这里，各级政府的参与，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某些比较有头脑，见过世面的乡镇领导，甚至还领着有意向的农民去了安国的中草药市场，亲自了解到了中草药的市场价格和潜力，回来以后大力推介；比较有实力的黄各庄镇，甚至给予种植中草药的农户，每亩以100元的补贴（F县由于工业发达，多年以来一直有回馈农业的传统，比如养二元母猪，栽种经济林木等，都有政府的补贴）[15]。因此，黄各庄一地，就种植了100多亩的黄芩和桔梗。我们看到，两种药材的生长状况非常好。
尽管中草药种植协会借用了很多官方的资源，但它毕竟是一个民间的东西，因为没有官方的一分钱投资，官方也不对它的运转负责，除了那个挂名的名誉会长有官方身份外，协会没有多少官方的实质性内容。只是，这个协会也不是NGO，因为它不是非赢利的，其实是一个中草药种植的合作性企业。
由于中草药种植协会还刚刚起步，多年生的药材尚未到收获期，协会的会员们还没有见到效益，但目前绝大多数种植户的药材长势良好，有的已经可以收获，只有一户失败，是因为没有按技术要求打了灭草剂[16]。一旦药材的种植“见了钱”，那么协会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因为前来开会、看光盘、听介绍，甚至到试验田参观的人，要多于参加种植的人几十和上百倍，其中不乏动了心，但还要看一看的人，有的人甚至连续到田里看了十几遍，最后还是没有下决心[17]。这些人如果看到了效益，无疑是很有可能加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一个前景看好的民间协会。
四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由政府组织和操控，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这种组织特点，是哪个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有些学者早就明确指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所谓的“官民二重性”问题[18]。还有些学者进一步观察到了作为政府的延伸，某些“非政府组织”，凭借政府的授权，从事市场经营，意识到政府部门操控非政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背后，存在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转化的迹象[19]。不过，这种观察分析一般来说只适合于城市里的某些类型的社团，在中国的基层，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协会都是徒有虚名，其存在仅仅是块牌子，有的地方连牌子都没有，它们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上级有文件非办不可。F县现象的意义在于，它表现出某种迹象，不仅仅意味着，基层原来被视为为完成任务而创办的协会居然被利用了起来，而且表明，某些特别专业化的基层政府部门，比如畜牧局，在以协会名义进入市场的同时，悄然改变着自身的官方属性；半官方的村委会，居然成为私人协会的招牌；居然还有本属于私人性质的商业协会，利用私人关系，借来官方信用推销自己。在这里，官和民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起来。
F县畜牧局的养猪协会之所以能够运转起来，很明显是出于畜牧局借“民间协会”之壳以牟利的动机，事业编制的专业局，非如此养活不了自己。所谓的协会，实际上就是畜牧局本身，所谓的“双重身份”云云，不过是给外面人或者上级看的。但是，在这里，协会的运转要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一是协会内部的养殖户。生猪和猪肉的市场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任何的权力垄断，只要进入这个市场，就得按市场规则来行事。即使生猪市场不充分开放，由于养殖户的产品主要供给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对于那样的大市场来说，一个小县的政府部门也是鞭长莫及。也就是说，虽然养猪协会具有足够充分的政府身份，但它的权力并不能使它的产品沾上垄断的色彩，取得哪怕一丁点的优势，若要想赢利，只能依靠自身产品的品质来赢得客户的信任。
所谓政府经商，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情况，对于基层是不适当的，基层政府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面前，根本没有当裁判的资格。同时，由于协会的赢利完全取决于养殖户的生产和经营，所以，又不能苛待他们，协会想要多挣钱，只能通过自身的服务，加强养殖户的竞争能力。只有养殖户扩大生产规模，协会才能卖出更多的服务，而服务又不能太贵，只能按市场价格走，否则就会伤害养殖户的积极性，总之，只有保证养殖户的利益，才能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协会联合体的内部，市场规则是铁则，尽管协会内部存在着官民身份的差异，但彼此的关系只能按市场规则来办，以严格的合同加以约束。对F县畜牧局来说，权力的行使，只限于借检疫和兽药监督，通过这种手段，把养殖领域更多的私人经营者拉入到协会系统内，以追求在F县范围内的规模效益。
协会是属官的，养殖户是属私的，但是，市场机制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前者脱离了行政的轨道进入了后者的市场轨道，具有了市场属性和民间属性。从表面上看，协会或者说畜牧局是整个养猪联合体产供销的组织者，但联合体的龙头实际上是养殖户，畜牧局所有的机构和活动，只不过是在为养殖户提供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联合体性质的是属私的养殖户。这种转型时期官办协会的悄然转换，只有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才能实现，否则，有着官方授权的协会进入市场，只能是在市场上设租寻租，凭借垄断地位，提供价优质劣的产品，以取得超额利润。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官方地位”是他们生死攸关的“通灵宝玉”，只能强化不能有丝毫的削弱。
西王家河村的养牛协会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在那里，协会其实只是一个壳，而这个壳之所以能够变成现实运转的组织，主要是因为上级建设生态文明村的卫生需要，和养殖户建立园区土地调配的要求，恰好在同一个时空内碰在了一起。显然，作为养殖户来说，有这样一个协会，不仅便利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助，而且挤奶、交奶和防疫都更加方便，使得他们跟奶粉企业的合作更加可靠（令企业更放心）。对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来说，协会就意味着园区，有了统一规划的园区，文明生态村的荣誉就算到手了。不过，养牛协会跟养猪协会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运作不是协会主导的，基本属于养殖户的自发行为。也可以说，对于养牛协会而言，不仅养殖户是属私的，连协会基本上也是属私的，半官方的村委会充其量只是为养殖户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
中草药种植协会的情况则又是一个样。它其实只是一个私人商业企业，有点类似于包买商。任某建立协会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私人关系，从政府渡让信用的过程。各级政府官员之所以肯帮这个忙，固然有调整当地农业的产业结构，寻找农民致富途径的动机，但人情的份额也是相当大的。从官民二元结构上论，如果说养猪协会属于官民的联邦，名义上属公，但已经被私域悄然升堂入室，私域从公域渡让了权力；养牛协会属于官民的邦联，双方有不大的利害关系，各行其是，私域从公域渡让了名义；而中草药种植协会则是民官的联邦，从名义到内容，都是属私的，私域渡让来的只是官方的信用。这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预示着私域空间的出现。
像F县这样的华北农村，原有传统民间社会连同附丽于其上的文化网络，以及民国时期经过资本改造的民间社会，早已经被战乱和革命扫荡干净，民间的路会、香会、抬会以及宗族的基金会这样属于传统民间组织的东西，在华北农村罕有存在，所有的天地都笼罩在党和政府的行政网络之下，政府不仅控制着所有的稀缺资源的分配，而且控制着社会的每个细胞。农民中原来就有的官本位意识，在党和政府包办一切的历史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不仅所有的权力归于党和政府，而且所有的信用也归于党和政府。尽管接二连三地在各种维度上出现危及党和政府信用的事情，但奢言政府的信用破产显然为时过早。事实上，就算是政府的信用出现了危机，如果没有相应的功能替代物的存在，人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身上。华北地区暂时也不存在新型民间社会生长的根芽，不可能像南方某些地区那样，把新的内容注入老的形式中，凭借传统的资源，恢复民间社会。因此，通过政府的市场性作为，借官方的母体孕育出属于私域的民间社会，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通路。既然空间都是属公的，也就只有在公域的空间里开出一片小小的私域来，民间社会才有可能生长起来。
好在20多年的开放，市场的发育，民营资本的成长，已经为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原来的革命传统在离析，而原来的公域也早已不是整体的一块，不仅出现了彼此的空隙，而且各块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日益复杂。分税制的改革，使得地方基层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虽然恶果不少，却也刺激起基层政府逐利的动机，从而为这种转变注入了官方的动力。不论官方逐利的初衷是什么，所采取的行动多么不符合政策，但只要出现F县畜牧局的现象，都预示着民进官退，出现了西王家河村养牛协会这样的现象，则意味着民间组织的借壳成功，而中草药种植协会的出现，则说明民间社会突围成功。但是，这三种情况，都离不开政府有意无意的助推。应该说，在华北农村，像中草药协会这样的民间企业组织，虽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其萌芽生长的条件还比较差，由于官方在这种组织的生长过程中，看不到太多的自身利益，所以支持的动力有可能不足，而养猪和养牛协会这种形式，应该有较大的发展可能性。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基础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组成，所谓配置性资源，包括环境的物质特征（原材料、物质能源）、物质生产／再生产的手段（生产工具、技术）、产品；权威性资源包括社会时空的组织、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组织和关系）、对生活机会的组织。他认为，“权威性资源同样是社会变迁的‘杠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配置性资源”[20](p378-380)。事实上，权威性资源既包含行政资源，也包含社会组织资源，在社会变迁时两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建立计划经济的时代，中国的民间社会资源被强括和吸纳到了行政体系之中，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同样可以实现反向的转化，其条件就是市场的进一步发育。我们看到，由于具有充分开放的市场，F县畜牧局的官办协会没有像它在中心城市的同类那样，成为凭借官方授权吸食市场的寄生虫；同样是由于市场的发育，西王家河村的养牛协会和F县的中草药种植协会，能够有效地利用官方的权力，发展成为虽然有着明确的赢利目标，却不失为互助互利的民间组织。虽然它们都算不上是西方意义上的NGO，但却毫无疑问的都是中国北方基层民间社会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