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香港政治生态现状、特点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试论论文,现状论文,生态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归后尤其是2003年“七一游行”以来，香港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气氛浓厚与爱国爱港群众基础薄弱，至今5年过去了，虽然形势有所好转，但政治生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只有深刻了解和掌握香港政治生态未根本改变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香港各项工作，从而使“一国两制”得以顺利实施。
一、香港政治生态现状及其特点
(一)2003年后两大阵营争拗增多，导致社会日益政治化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中英矛盾便上升为香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形成亲中与亲英(包括我们称之为反对派的民主派与传统亲英派)两大对立阵营。而回归初期，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经济形势严峻，经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政治则较为平静，港人对民主等政治口号并不热衷，2002年第二届行政长官选举时反对派成立倒董大联盟，参加的人就很少。
2003年《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引发“七一游行”，从此香港政治生态发生很大变化，围绕二十三条立法争拗形成反对派与爱国爱港派两大阵营的矛盾斗争，之后演变为关于“民主普选”之争拗，且两大阵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2003年7月至2004年9月形势最严峻，两大阵营中反对派明显占优势地位。2004年9月立法会选举反对派夺取立法会过半数议席目标失败后反对派气焰被打下去，形势有所改变；2005年7月，因为经济明显发展，且曾荫权当选行政长官实行强政励志政策，形势进一步好转，反对派的有利地位降低；然而2008年5月政府公布政治委任副局长及之后“梁展文事件”引发风波，直到年中开始金融海啸，形势再次发生微妙变化。
总体来看，2003年“七一游行”以来，形势虽有变化，反对派的地位有起有落，但政治气氛没有根本改变，始终摆脱不了政治争拗与政治化这一趋向。反对派加强了对“民主”的争取，每年均发动“争取民主七一大游行”；2003年11月第二届区议会选举反对派大胜后，2004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扬言要夺取立法会50％议席从而控制立法会；2006—2007年反对派更撕破过去“争取民主不是为夺权”的面具，积极参与行政长官选委会与行政长官选举，为夺取行政长官大权做准备；2007年底立法会港岛区议席补选，两位香港政坛重量级人物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分别代表两大阵营竞选，更被界定为“民主与非民主之战”；为赢得政治斗争以及夺权，反对派动辄将民生、经济问题上纲上线，不少“小事”演变为“政治炸弹”。这些均显示出2003年“七一游行”是香港政治转折点和分水岭，象征着香港社会政治化已不可阻挡地发展着。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前廉政专员罗范椒芬宣布辞职后发表声明指出“香港政治生态畸形”，这实际道出了2003年后香港政治生态的重要特点。
(二)反对派群众基础比爱国爱港群众基础相对强大，在中产阶级中尤为突出
在直选或变相直选尤其是大范围和众多人参与的选举中，基本是反对派赢，立法会分区直选反对派得票率高达60％左右(表1)。2003年11月区议会选举、2006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专业界别选举以及2007年12月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尤为明显，均是反对派大胜。2004年立法会选举因为粉碎了反对派夺取立法会50％议席目标而被认为反对派输了，而实际上反对派在分区直选中得票率高达62％。2007年第三届区议会选举民建联大赢，包括民建联及自由党等在内的建制派得票63.55万，反对派44.35万，由于区议会是地区性质组织，选民投票重点看候选人地区与民生工作表现，而这些正好是民建联所长和反对派所短。因此，除了2003年11月因距离50万人大游行仅4个月政治气氛很浓外，反对派通常在区议会选举中不占优势。
中产阶级与专业人士中，反对派力量更为强大。就立法会专业功能界选举看，2004年9月，反对派的教育界张文光、法律界吴霭仪均以绝对优势高票当选，8个专业界议席，反对派夺得6席；2008年8个专业界别中，建制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全力竞选，在5个专业界别中胜出，但均属险胜，民主派仍然取得3席。就选委会专业组别选举看，2006年12月的选委会选举，反对派在法律界全取20席，教育界推荐的15人、高等教育界推荐的15人全部高票当选，成为反对派的票仓和堡垒；反对派在其他专业界虽不及法律教育界，但信科界推荐的9人、卫生服务界推荐的7人、会计界推荐的7人及工程界推荐的8人全部高票当选。反对派取得足以提名一位特首候选人的134议席，使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成功成为特首正式候选人。
港人对“亲中”接受程度较低(表2)，中产阶级尤为明显。林行止在《信报》2008年7月14日《潮汐有时——退 朝廷有命——听》一文中指出：“民建联当时得令，势头大好，然而，在群众心目中，该党头面人物质素平平，更非以港人意愿为依归，凡事唯阿爷之首是瞻；该党愈得势，港人愈觉百骏竞走，并非能者居之，这当然不是香港政治健康发展之福。”
二、香港两大阵营矛盾斗争与政治化倾向深层原因分析
香港作为世界第一个“一国两制”地区，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矛盾斗争条件下，香港实际成为这一斗争交汇点，这就是香港两大阵营矛盾斗争与政治化倾向的根本及深层原因。
(一)在世界两大阵营矛盾斗争中，香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围堵中国的桥头堡
从国际来看，目前社会主义阵营仅剩少数国家，这少数几个国家中，只有中国这一大国。而资本主义阵营庞大，以美国为首。国际上两大阵营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消失，目前西方国家已将矛头主要转向中国。加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近年的崛起有戒心和不甘心，围堵中国一向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
美国围堵中国的基点，第一是台湾，第二便是香港。其中香港是他们可以利用来颠覆中国现政权的最佳地区：香港紧靠内地，与内地联系越来越密切；两地往来人流、物流越来越大，信息交流越来越多，这些均使香港很易影响内地；香港又是自由港和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海外政府与民间驻港机构，鱼龙混杂，各类活动容易隐蔽；香港还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多元化地区，因此给各色政治背景人士提供生存空间；香港本身又是资本主义地区，有西方的制度与群众基础。
只要美英等西方国家一日不放弃围堵和颠覆中国的政策，就不会放弃香港这个桥头堡。香港回归以来，他们不断深化在香港的政治和情报活动。
(二)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与内地制度差异巨大，使之成为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矛盾交汇点
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组织自治制度；法制上实行侦查、检察、审判、执行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审判与检察机关既独立行使职权又接受党、人大、政协与群众监督；思想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文化事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经济上从过去的产品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并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与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香港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直辖下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英在100多年统治中，建立了一整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政治上从早期的总督集权，到过渡期的引入民主选举，到回归后的类似美国的行政主导下的三权分立制度；法律制度沿袭了英美式的普通法体系，建立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制度；社会文化上建立了宗教信仰、新闻、学术、言论、游行、罢工等自由制度；经济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贸易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人员进出自由及企业经营自由。
显然，香港与内地制度差异很大，其中政治与思想文化制度差异尤大。“一国两制”制度化了这种差异，使香港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与两种意识形态矛盾交汇的地区。
(三)两大阵营斗争不可调和，政治难有共识，因此政治化难扭转
美英等西方国家要将香港作为颠覆中国现政权的桥头堡，香港内部代表“两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在“六四”后对中国现政权的不满与不信任上升，因此也希望中国废除“一党专政”，因此他们与美英不谋而合，很容易走到一起。而中国要阻止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企图，香港内部存在代表“一国”或与内地关系密切的力量，他们与内地力量同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国两制”开始实施后香港便逐渐形成政治背景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矛盾的主要原因。两大阵营这对矛盾并非阶级矛盾也非经济矛盾，而是属于两大不同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阵营的矛盾，这对矛盾目前表面看来斗争的焦点是在支持还是反对尽快普选、所谓“民主与非民主”上，实际上斗争的核心和实质是夺权与反夺权、颠覆与反颠覆。
之所以回归初期香港政治平静，两大阵营矛盾不突出，主要是这时期中央严格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完全不干预香港事务，使“两制”得以很好落实，港人对“一国两制”能否落实的疑虑基本消除，中央在港人中的威望大幅上升；加上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政府未触及政治议题，香港社会注意力几乎完全投入经济议题。因此代表“两制”或资本主义的反对派没有议题可以发挥，完全找不到突破口。2002-2003年的《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触及了“一国”议题，被认为是破坏“两制”和“破坏香港自由与人权核心价值”，终于被反对派找到突破口，由此使两大阵营矛盾凸显，且反对派以此为契机，将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运动转向争取民主的运动，且正式提出了夺权目标：争取立法会过半数议席以控制立法权。自此香港政治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理念一致，只是管治策略与政策差别，因此政治上容易达成共识。而香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政治理念根本不同，斗争的性质根本不同，因此两大阵营在政治议题上基本无法达成共识，二十三条立法因无法达成共识迫使政府最终撤回方案，至今无法再立；2007/2008年政制改革方案则被否决。这是2003年“七一游行”后社会政治化倾向无法扭转和政治生态“畸形”的根本原因。
三、反对派群众基础相对较强大的深层与根本原因分析
无论从国际还是中国内部或香港与内地之间各方面发展水平与制度成熟度看，资本主义均优于社会主义，而且香港从开埠至今资本主义教育与新闻舆论制度培养了一代代亲资本主义的港人，这是香港反对派群众基础比爱国爱港群众基础强大的根本或深层原因。
(一)无论国际，或内地与香港之间，社会主义制度被认为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不仅遭受巨大损失，资本主义阵营大幅度扩张，且社会主义被认为已经走向末路，仅剩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各项制度也没有历经了数百年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完善。因此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被认为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香港在英国人100多年的统治中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廉政制度与司法制度，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2008年9月调查显示，香港司法制度为亚洲最佳。而且香港已经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经济开始迅速发展，70年代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80年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人均GDP超过宗主国英国。
内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历各项政治运动，经济停滞不前，1997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到今天，内地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同香港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但是香港的人均GDP高达2万多美元，内地不到1000美元，差距仍十分大；内地法律及社会文化制度完善程度与香港差距也较大，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不易比较，但香港政府的廉洁程度高于内地。
无论是爱国爱港派还是反对派，绝大多数港人认为，香港的制度比内地好。只是爱国爱港派倾向的港人同时认为，内地现有制度适合内地，且内地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中；反对派倾向的港人则认为，内地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甚至香港制度，以改变内地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因此爱国爱港派群众不歧视内地制度，反对派群众则或多或少歧视内地制度，尤其怕内地制度影响香港，因而较排斥“一国”。港大民意研究计划2008年6月调查显示，港人在六个身份认同观念强弱次序中，“亚洲人”排第一，10分中平均得8.7分，其余依次是“中华民族一分子”、“香港人”、“中国人”、“世界公民”，平均都在7分、8分之间；排在末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仅得6.7分。港人中极度排斥内地制度并怀念港英的竟然达到1/3。2007年3月港大民意网站调查显示，31％的港人选择做“1997前的殖民地人”。
(二)港英时期的“无根教育与宣传”与仍将延续下去的资本主义教育与宣传
英国占领香港后，害怕港人的“中国意识”威胁到其殖民统治，因此在教育中尽力淡化港人身份认同，中学历史课本讲到清朝中叶便结束，使港人对香港近百年历史缺乏认识。1967年反英暴动更促使港英开始推行新教育，为每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将教育引向注重培养工商应用型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舆论宣传，要求市民埋头经济，淡化政治，连教师带学生参观中国的展览都遭到当局警告。20世纪80年代为配合英国人抵制“还政于中”的“还政于民”，港英分别于1985年和1996年颁布公民教育指引，在全社会推行“公民教育”，但却冷落认识国情，这使港人公民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国民意识则薄弱。而且香港作为长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地区，中小学教育长期偏重介绍西方文化，重英轻中，为青年人到海外升学服务；加上本地高校也以西方政治理念与西方文化为教学内容。因此，回归前香港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香港本土意识而缺乏国家意识、西方理念强烈的亲西方阶层和群众。
而回归后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得不继续维持其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与新闻传播制度，教育方面无论是教师还是课程设置与内容，仍然基本是港英时期即西方式的，新闻方面无论是记者编辑还是新闻制度也仍然基本是港英时期的。虽然配合回归祖国需要加强国民教育，以改变港人国家意识薄弱状况，但难度很大。因此，目前教育与新闻传播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港人，仍然亲西方资本主义而排斥社会主义，且国家意识不强。回归11年来报考中学会考“中国历史”科的学生由40000多人跌至23000多人。亲中传媒如《大公报》与《文汇报》在香港很少读者。香港游乐场协会与城市大学青年研究室2008年2—4月期间问卷访问穗港澳三地2918位初中学生，其中香港1552位，三地学生平均对国家的归属感72.4分，而香港学生仅66分，且愈高年级国家归属感愈低。
(三)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忧虑未根本消除，且普遍认为只有反对派才会维护“两制”利益
“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两种制度必然相互影响，只要港人认为香港制度比内地好，就会担心与害怕内地制度影响香港，从而就会担心“一国两制”无法落实。回归以前，港人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实际就是担心香港的“两制”受到损害，中产阶级甚至恐惧回归而移民海外。
回归后尤其是初期，中央完全不干预香港事务，“两制”被认为得到很好落实，因此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度提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1998年4月至2007年4月19次对港人关于“一国两制”是否落实的问卷调查显示，1998年10月认为落实的受访者达51％，但之后因居港权争拗、经济衰退等，而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下降，最低时只有20％多受访者认为落实。2003年“七一游行”后，中央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由过去的完全不干预调整为“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并于2004年主动释法与做出2007/2008年不普选的决定；与此同时在经济上给予香港极大支持，2003年批准开放内地人赴港自由行，且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央政治上的“有所为”使港人增加对落实“一国两制”的忧虑，而经济上的“有所为”则增强港人对中央的好感。在这样一种矛盾心态中，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始终不高，直到2007年4月认为“一国两制”得到落实的受访者才回升至38％，2008年奥运会前的7月上升到50.7％。显然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始终不太足。
香港传统反对派于“六四”时期凭借“反中抗中”及争取“民主”起家，而新兴反对派则凭借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一役中所谓“维护香港人权、自由”而起家。因此他们被认为是代表“两制”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及维护香港政治核心价值的政治团体。因此，多数港人选择支持与他们政治理念一致的反对派，希望反对派能够为他们争取或维护“两制”利益，因此支持反对派的群众始终占多数。
四、激活与强化香港政治化及反对派优势地位的直接原因分析
前述原因是导致香港政治化倾向无法改变和反对派总占优势的根本或必然原因。但是回归初期尤其是2000年前后，政治气氛平静，反对派的支持率并不算高；2003年之后，政治气氛才变浓厚，反对派支持率才明显提高(表1)。事实上，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使回归初期平静的政治表面，已经潜藏着政治化的危机。以下三方面是激活与强化香港政治化从而使反对派优势地位被抬高的主要与直接原因。
(一)2003年以来，社会总有政治议题，反对派在政治议题上总站在道德高地上
首先是《香港基本法》中规定要完成的政治议题，包括第二十三条立法、第四十五与六十八条关于循序渐进推进民主、最终达至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全面普选目标。二十三条立法讨论与拿到立法会通过所引发的“七一游行”，成为香港开始向着政治化方向发展的分水岭和反对派于2003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直接原因；循序渐进推进民主的政制改革讨论则成为反对派发动“民主运动”的最佳理由，2003年至今每年发动争取尽快普选的“七一游行”，尤其是在各类选举中以争取民主为口号使其每次选举基本无往而不胜。如果说，二十三条立法是导致香港社会走向政治化的直接原因，那么“民主普选”议题则是使社会政治化倾向难以改变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全国人大在2007年底给出了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时间表，香港浸会大学“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2008年6月调查显示，76％的受访直选选民支持普选特首，71％支持全面普选立法会，其中超过40％仍然坚持2012年双普选。
其次是关于香港政治“核心价值”的议题。这些议题会不断出现，只要实行“一国两制”和香港制度被认为优于内地制度，就不会消停。港人所理解的“两制”内容不仅包括“民主”，还包括“自由、法制、人权”等所谓香港“核心价值”。1999年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争议，特区政府要求全国人大释法而被指责为“破坏香港法治”；2002年“钟廷耀事件”、2004年商业电台时事节目主持人“封咪事件”、2007年的“教育学院风波”均被指责为“损害香港自由”，均引发风波。而反对派在这些事件中总扮演维护“核心价值”的“急先锋”或“领导力量”，事件的结局甚至导致一些官员下台。这些风波对香港社会政治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对反对派在选举中占优势也发挥了较大作用。
(二)回归后政府施政水平下降，使反对派保持优势地位
回归前反对派打“抗中牌”，回归后中央在港人中威信大幅度上升，此牌打不响了。但是反对派又有了“制衡政府牌”。即在目前不民主的政制下，“泛民”做“反对派”也没有什么不好。曾荫权政府实行“亲疏有别”政策，进一步强化反对派角色。反对派也称为“在野派”，政府施政好时，反对派便不利，否则便有利。而回归后，由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原因，政府施政水平明显下降，这是反对派保持优势及社会政治化倾向无法改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1.政府施政困难受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因素影响
回归后，虽然只是英国派来的总督换成了港人治港的特区行政长官，政府的结构、运作、成员均不变，但是其对政府的施政效率已经造成了重要影响。
一是行政与立法、民间与政府矛盾加深。回归前港英政府立法局议员已经全部由选举产生，但是立法局中大部分成员(包括自由党与反对派)支持港英政府，反对港英政府的仅有民建联与工联会(二者成员均很少)，而且社会中亲英群众力量占多数，因此行政与立法矛盾不明显；回归后立法会中反对派占1/3或以上，社会中反对派的支持群众又占多数，形成立法会反对派议员、传媒、市民强大的监督制衡政府力量。政府在立法会几乎没有固定支持票，传媒遇事动辄炒作，民间动辄游行，这些均对政府施政构成明显阻碍。
二是市民通过司法复核挑战政府，对政府施政造成影响。据司法机构统计资料，过去11年司法复核案件数目一直呈上升趋势，撇除涉及“居港权”案，高等法院原讼庭2001年接获116宗司法复核入禀申请，2005年多达149宗，2006年回落至132宗，但翌年又回升至143宗。其中不少是针对特区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政府施政。如2004年公屋居民卢少兰就分拆房委会资产成立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上市提出入禀法院，质疑有违《房屋条例》，使房委会宣布暂停上市，对政府施政造成很大影响。
三是香港智囊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过去港英政府的不少政策是将英国政府所实施的一些政策照搬过来，而特区政府不可能将中国内地实行的政策搬过来，因为两地制度完全不同；而香港本地的智囊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政府政策的确有很多不完善而遭质疑。如教育与医疗改革政策就过急过快，对基础教育教师与学生均造成很大冲击，医改则使大量医务人员工作不堪负荷。这些政策在执行中不仅遇到阻力，且造成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怨气。
四是行政内部矛盾与问题。行政长官面对英制下的公务员体系，权威无法确立，2002年推出高官政治委任与问责制后，行政长官与高官的矛盾基本解决，但又产生政治委任官员与公务员体系的矛盾；扩大政治委任制增加副局长与局长助理后，政治委任官员与公务员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理论上政治委任官员负责，但施政失误时政治官员往往将责任卸在负责执行政策的高级公务员身上。
2.董建华与曾荫权政府施政效率均不高，且至后半段均出现一些管治问题
特区政府施政已经不可能与港英政府相比较，施政效率下滑是必然的。董建华任特首时，除了客观原因，还有其主观方面如缺乏经验及做事风格慢半拍等问题，施政效率一直较低，成为弱势政府。政府管治能力低下成为反对派争取尽快“普选”的最有力借口，反对派在各项选举中的优势因此得到强化。董建华第二任时中途辞职，换上性格强势、经验丰富的曾荫权。曾荫权任特首的最初3年，因经济形势好，民怨少，这些都有助其提高威望，并因此使政治形势好转，反对派的支持者有所减少。然而曾荫权政府施政效率并未明显提高，尤其是争议大的议题基本未解决，如医疗融资、西九文化设施建设等棘手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吕大乐教授在《信报》2008年6月24日《市民情绪酝酿变化》一文中指出，近期做过几个访谈，中产背景受访者认为旧班子(董建华)问题是不懂处理与市民关系，新班子对民情提高了敏感度，开始拿起一些以往官僚系统尽量避免涉及的课题尝试作出回应，但是各大小行政失误照样天天新款，并未因为转换领导班子而完全受控和提升施政效能；在政策制定方面无所不谈，却看不见首尾呼应，大部分政策讨论兜兜转转，几年之后很多施政均处于“三及第”状态，只煮熟表面，内里有生米、饭焦。
2008年5月发生的“政治委任风波”更成为曾荫权政府管制大幅下跌的分水岭。政治委任副局长与局长助理中，因8位副局长竟有5位有外籍护照，加上超高薪及委任过程透明度缺乏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质疑，从而引发大风波。之后，政府又在豁免外佣税措施上再次失误，雇主与外佣均采取了抗议行动。紧接着又发生“梁展文事件”，2007年1月退休的前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梁展文受聘于新世界中国地产，其在任时参与以8.64亿元补地价将“红湾半岛”出售给新世界发展等，当时被斥“贱卖政府资产”，梁展文涉嫌为日后退休铺路，被质疑“官商勾结”。吕大乐在《明报》2008年8月25日《“梁展文事件”可能是“最后的稻草”》一文中说：“梁展文事件可能是最后的稻草，将整个以政务官为班底来建立一个行政型政府这套主观意愿的弱点展示于市民大众面前。一切认为香港的政治体制还可以小修小补的说法都失去了说服力。”
香港大学民意网站2008年8月底调查显示，34％被访者不满曾荫权施政方针，而只有29％满意，是其就任以来首次不满率高于满意率，与2002年4月特首董建华开始进入民望颓势时相近。前工商及科技局局长王永平甚至认为，董建华在任时比曾荫权有贡献，董建华为加强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作出贡献，曾荫权却未交出任何成绩。岭南大学李彭广副教授认为，政府的“行政主导”、“强政励志”、“亲疏有别”全部失败。香港大学戴耀廷教授在《信报》2008年8月13日《公务员管治系统认受权威的崩裂》一文中指，香港的公务员管治系统有廉洁、中立及专业的传统，过去为殖民地政府提供了重要认受权威源头，而高官问责制表面由政治委任官员负责，但施政失误时政治官员却把责任卸向负责执行政策的高级公务员，人们已难相信公务员能在管治上再发挥积极管治作用；中立及专业失陷后，余下廉洁了，梁展文事件把公务员管治系统最后堡垒亦摧毁了，特区政府已面对严重认受危机。
(三)香港内部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增长难以回到回归前，因此民生矛盾增加导致民怨增加
回归前的几年中，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房地产与股市暴涨，港英政府大幅度为公务员等公职人员加薪，并大派社会福利。而回归后，由于内外两方面原因，经济增长明显不如回归前，港人生活质素明显下降，虽然金融风暴等属客观原因，但发生于回归后，形成回归前后鲜明对比。因此港人潜意识中将生活环境变差归咎于回归及特区政府。加上贫富悬殊加剧，“官商勾结”嫌疑始终存在，港人对特区政府的怨气自然上升。这是反对派保持优势及社会政治化倾向无法改变的又一重要原因。
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始终未解决，本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一直不足，基本靠内地等外部因素支持。回归初期香港受亚洲金融风暴、美国9·11恐怖事件、非典型肺炎等袭击，经济持续低迷，市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这成为改变香港政治形势的2003年“七一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2003年中央政府批准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且《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签署，经济开始复苏，并在2004年后走向发展轨道，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民怨减少，这成为政治气氛有所缓和的原因之一。然而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等因素影响，香港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已由第一季的7.3％跌至第二季的4.2％，是2003年以来首次录得季度减速；消费指数也明显下降。
事实上香港民生矛盾始终存在，只是经济好时有所缓和而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需要高学历人才，香港劳动市场严重错配，高学历人才供不应求，低学历与低技术工人则供过于求，导致基层工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及工资持续偏低。全港低收入人士高达73万即1/10，即使经济处于较好状况，穷人数也不减，表明“结构性贫穷”已出现。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发现，影响社会和谐的两大因素是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以及市民与大财团的冲突。而政府被认为偏帮富人尤其是财团，许多市民确信大财团对政府的决策影响程度甚至比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更大、更广泛。陈竞新在《联合报》2008年8月24日《看香港处理政商风波》一文中指，回归前香港政商关系已十分特殊，和黄集团前大班马世民曾说，香港根本是个“卡特尔政府”。
五、启示
综上所述，香港政治生态未改变的原因是多层次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一)内地要加快各方面的发展与制度的完善
没有内地的崛起和各方面大发展与制度的完善，那些歧视内地制度因此支持反对派的港人就难以根本改变立场。因此，内地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与社会文化事业，进一步缩小内地与香港经济、社会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同时更要加快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尤其是加快加强完善法律制度；加快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总之要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制全方位努力，使中国真正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加强对港人国民、国情教育推广工作
据有关调查发现，参加与国家有关的活动对增加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并无作用，可见国民教育极其困难，仅靠政府推动力度有限。为此要调动各方面力量，鼓励民间多成立类似于“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这样的组织，具体措施则要多管齐下：首先，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民教育；其次，加强国情培训班的工作；再次，加强国民教育的宣传工作；最后，通过同乡会、专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开展港人回内地交流活动，尤其要多组织很少回内地的人士回内地。
(三)尽力解决好政治议题、香港内部结构性问题与民生矛盾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并最终达致普选目标，需做好2012年政改方案咨询工作，尽力争取反对派支持政府政改方案。
目前全球金融海啸未见缓和之势，香港特区政府应制定长远经济发展策略，除了要积极推动与广东经济合作，还应积极推动本地经济转型。民生矛盾长期突出，香港特区政府应加大力度尽力缓解这些矛盾，尤其是通胀导致低下层人士生活更形贫困问题，要尽快制定一套详细的帮助低下层人士摆脱贫困的办法，尽力缩小贫富差距，政策上要避免向工商界尤其是大财团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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