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哲学领悟
王子平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063210）
关键词： 灾害社会学；广义灾害论；大资源观；天；社会；人
摘 要： “广义灾害论”认为就灾害的形成而言，“自然”、“人”及“社会”都是导致灾害发生的根源；“大资源观”的提出，意味着当今社会面对的“资源”，是由自然、社会与人文三类形态所构成。两者都受到我国传统哲学概念“天人合一”内涵的影响，都是对“天人关系”的阐释。确立自然生态伦理，尊重自然的利益，全面构建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最为紧要的课题。人类爱护自然，犹如爱护自己。实现天——人和谐，是人类的出路，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
一、我研究灾害问题的前因与后果
作为经济学教授，我在大学不仅承担着经济学的教学任务，而且学术活动目标大多也集中在现实经济学研究上。我之所以会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灾害问题的研究，这由两个缘由所决定。首先，个人平生可能遭际的灾害祸患，诸如战争、社会动乱、饥荒等我都经历了。我曾亲历1976年“7．28”致24万多人于非命的唐山大地震。正是这些灾祸经历，给我造成的刻骨铭心记忆与心灵磨难，为我后来从事灾害社会学研究埋下了种子，积淀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我曾经为唐山市撰写抗震救灾史，这成为我从事灾害研究的直接导因。1982年—1986年间，我接受唐山市委有关部门的委托，组织力量，先后为“唐山大地震”十周年及二十周年两届纪念活动，撰写了《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及《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两书。［1，2］书中记载了唐山这座城市从毁灭到重新崛起的全过程，也总结了唐山抗震救灾以及恢复建设的历史经验。由此开启我长达30多年、虽年届迟暮、至今仍未完全停步的研究之旅。
二、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历程
（一）《地震社会学初探》［3］
上世纪80年末，我在为唐山撰写抗震救灾史的过程中，接触并掌握了唐山大地震所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上世纪70年代末，“地震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由西方传入，而其研究对象仅仅是“地震预报的社会经济影响”。我想到何不自己动手写出中国版的“地震社会学”呢。我邀请两位合作者共同来做这件事。我设定出全书理论框架及基本概念，后三人分头写作，共同写成《地震社会学初探》书稿，1989年由地震出版社出版。
（二）启动并参与主持两项地震灾害大型社会调查
《地震社会学初探》出版之后，我前后启动并参与主持两项地震灾害大型社会调查。《地震社会学初探》及《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两书中都提出若干新概念、新理论，都需要经过大规模社会调查，取得数据给予证实，如此才能获得学界的接受与重视。1988年—1989年，我先后分别向国家地震局研究员邹其嘉及河北省地震局陶如谦处长建议，申请国家课题经费获准，组织力量分头进行《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对策》及《河北省地震灾害》两项课题调查活动。两个课题先后于1996年、1997年结题，各自获得调查数据上百万，证实了书中提出的那些概念与理论，课题成果由地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灾害社会学》［4］
《灾害社会学》作为个人学术专著，是我个人经历最为艰难的一次开创性研究活动。1995年8月，我接到武汉大学郑功成教授来函。函称：他和马宗晋院士正在策划编辑出版《中国灾害研究丛书》，并称：“《中国灾害研究丛书》是我国出版界与整个灾害学界的一次规模宏大的重大工程，已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工程”。信中提出邀请我承担《灾害社会学》的撰写任务。对这个项目的研究与书稿的撰写，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撰写一部体系完备的原创性的学术著作，要经得住时间或历史的考验；要用一种宽阔眼界或胸怀，在环境——灾害——需要三者大背景上，考察、思考灾害问题；整部书要能容纳下人类面临的全部灾害；以人的生存为主线，揭示出灾害的社会学本质与规律，做一次事实上的灾害哲学探求。书出版后获得学界与媒体的积极评价。
三、对传统哲学概念“天人合一”的解读与运用
在哲学意义上，灾害问题所反映或所涵容的，是我国传统哲学概念“天人合一”的内涵，及其因应大自然变迁、社会历史发展所发生的演变。“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传统的哲学概念，它的内涵、价值在我的灾害社会学研究中，一直被我所运用，所吸纳，并成为我学术研究的灵魂。这一目标的实现，历经20—30年时间，才得以逐步达成。2018年，我在《我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天人合一》一文中全面阐释这一概念及其在我的灾害研究中的运用。［5］在这篇文章中我表明，这一概念也将成为我对灾害研究“一以贯之”的主导观念，而且已经成为我灾害研究成果的灵魂。我对“天人关系”的解读，在实践及学术意义上，其内涵表现为四个面。
（一）对“天——人”既相对立而又同一关系的刻骨铭心观察与体验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我看到、感受到，大自然肆虐时的酷烈与无情。大地震用鲜血、死亡告诫人类：对大自然不可、不要、不能心存轻慢。人们首先和必须要做的是，对大自然要确立一种敬畏心情，要恭敬，要畏惧，要收敛。
“广义灾害论”将自然、社会及人并列为形成灾害的来源。由此构成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灾害的体系即：自然灾害、社会灾害及人为灾害。这必然导致灾害观的突破。第一，社会灾害与人为灾害皆源于非自然的社会及人文因素。如此一来，自然之外，人及社会也都成为灾害的根源之一，在灾害面前，人及社会既是受体，也是主体，由此也就决定了减灾防灾的范围扩大到自然、社会与人。对于人类灾害防御活动而言，所要面对的自然之外，还有人及社会自身，也就加重了减灾防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第二，灾害种类或范围的泛化，必然造成对传统灾害观的冲击。传统灾害观的根本性特征，就是将灾害的发生与灾后救助，完全归之于自然，归之于客观，归之于物质。而“大灾害观”的形成与确立，使得这一观念被突破。无论在灾害形成，还是在灾后救援问题上，人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泯灭或消失了。人们发现，既然灾害的根源包括了人和社会，那么，灾害的形成也就必然有人文社会因素的参与。由此也就必然的引导出“大防御观”，即灾害预防、灾后救助及灾后重建三者统一于一个过程。
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许多教师、家长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学生考试科目的学习上，忽略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不重视甚至反对学生参与各种体育运动，而足球学习、训练的时间都比较长，难以获得教师和家长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由于足球运动往往比较激烈，学校和家长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于是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逐渐减少学生的足球教学比例，或者改为“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使得足球教学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二）“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容纳与结合
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面临的灾害已经突破“自然”的界限，进入到由自然灾害、社会灾害及人文灾害并列、共存的时期；同样是依据“天与人”之间渗透、容纳与结合的理念，使我突破“自然资源”这一瓶颈，提出并论证了资源三形态理论，即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人文资源，三者共存、并列的新资源观，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并论证了“大资源观”。［6］在我的观念中，“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直接引导出“灾害”与“资源”的内涵与形态的扩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及文化的发展，“天人关系”的内涵或结构本身，出现了全新因素，这就是“社会”因素对“天人关系”的渗透（或介入），从而形成“天人关系”的全新建构，即“天”（自然）—“社会”—“人”三者统一进行建构的形成。我在《我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天人合一》一文中指出：在“天—人”关系中，“社会”因素处于中介状态，一端连着“天”，一端连着“人”，而它本身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又是由“自然”与“人文”两大因素相融合而构成，既非纯自然，亦非纯人文，而是由两者相结合、相渗透而形成的，获得相对独立意义的第三种存在。“社会”的这种双重性质及其在“天—人”关系中的地位，不仅决定着灾害后果的大小与轻重，而且也直接地决定了救灾的着眼点、思路、眼界与目标。这是因为就地震灾害与人的关系而言，其所造成的人体伤害及财产损失，首先或主要在经由“社会”即人工建筑物的倒塌，及对人生存环境的破坏而发生；还应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地震救灾早已超越了“个人”行为阶段，而经由“社会”对“人”进行组织、发动，形成社会的群体力量，从而开展起对地震灾害的全面抗御及对人生命财产的救护。在“天—社会—人”三者当中，最具活力、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在当代地震救灾活动中，所面对的既非仅仅是大“自然”，而且更少由“个人”独自面对。地震社会学、灾害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立论基础、视角、论述的标的物，都是“天人合一”三要素中“社会”这一要素。其实，在其他灾害中，“社会”同样处于这种“中介”地位，影响着灾害后果及救灾的进行与后果。
“大资源观”的提出，意味着当今社会面对的“资源”，已经由自然、社会与人文三类形态所构成，由此也就构成了当今社会完整的，全面反映资源生成、性质、禀赋等多种要素构成的资源系列结构。这一资源系列或结构的形成，反映着资源这一客观存在的生成、运动与发展规律，这也就在人类思想及理论上实现三方面的突破：首先，在资源来源与构成上，突破了天（自然）与人（社会）之间的界限。由于历史的演变及社会的进步，客观上形成了三种资源形态相对独立、并存、相互结合的资源状态，使资源本身获得了无限广阔的领域。其次，人的因素介入资源，也就突破了历来存在的人生存环境与资源观念，不仅自然资源是人消费的对象物，而人自身（心智与体力）同样也成为被人自身所消费的资源。再次，在资源的开采、使用、管理等运行过程中，人的地位拥有了双重性。人既是开采资源的主体，也是被开采的客体。人文因素成为资源来源与形态之一，也就直接地涉及到资源本身的数量、质量、成本、效率等资源禀赋的质与量的状况，且会引发资源品位高低之分。
也正是源于这一理解，从而确立起“天—人”两者关系的多维解读，展示出两者相互制约与影响的生动状态。这如，“广义灾害论”和“大资源观”的提出与论述，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就灾害的形成而言，自然之外，“人”及“社会”也都成为导致灾害发生的根源，由此也就决定了减灾防灾的范围必然由大自然，扩大到社会及人。从灾害防御角度看，人类所要面对的“自然”之外，还有“人”及“社会”自身原因造成或引发的多种灾害，这也就加重了减灾防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刚刚退休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学和毒理学教授杰夫·沃尔特（Jeff Wolt）则评价说：“基因编辑后造成的事故，既有可能发生在实验室中，亦有可能发生在自然界里，但即使如此也很少让农作物的培育者望而却步。如果这个事故真的发生了，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造成生物生长停滞，产生新的过敏源和毒素，或使植物暴露于疾病之中。”而植物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尝到这个苦果。
（三）“天人合一”的新架构与阐述
资源问题愈来愈为人们、为社会所重视。这不仅是资源所具有的短缺性所造成，更是由于资源问题愈来愈与灾害的发生与扩展相联系。“广义灾害观”及“大资源观”的提出，也就使得“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概念在我的头脑中，进而在我的学术思想中，愈益深化而明确地确立起来。由此引发出已经广为学界与媒体所接受，已经造成巨大影响的“大防御战略”、“精神救灾”、“地震灾害观”以及灾害与人“双向双效”作用等学术思想与概念。《灾害社会学》、《资源论》两书，对上述概念所做的阐释，也就在实际上形成了我对“天—人”关系的全新理解。
但，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震后唐山人所进行气壮山河的抗震减灾斗争，让我刻骨铭心地看到、感受到人在抗震救灾活动中奋起，迸发出的无畏精神、豪迈气势与惊天动地的力量。地震灾害的惨烈与唐山人民在震后恢复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的坚韧力量、豪迈精神，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天灾与人的关系的完整表现。无论唐山人还是汶川人，在遭受巨大天灾之后，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重新构建起“天—人”之间的和谐。地震后的亲见、亲历所带给我的这一感受，直接为我后来所进行的灾害社会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而宽厚的观念性基础。
我为《“5．21”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一书所写序言，［7］设定的题目是《重建天人和谐的历史长卷》。就在这篇《序言》中，我第一次将“天—人”关系的内涵，用文字表述为“天—社会—人”三大要素的统一体，从而形成“天人关系”的新建构。这意味着在整体、抽象意义上，一场强烈地震造成的灾害，就是对“天—社会—人”三者和谐的破坏，而地震救灾的内涵或任务，则是对为地震所损毁的“天—社会—人”三者和谐关系的重建。
注：此为(当作“谓”)燕太子恨于秦王无穷，犹如易水之声也。夫勇士者，怀须其智，先立其功，荆轲虽决裂之心，临事因循，岂不劳而无功者也。[10]
（四）时代发展要求对“天人关系”做出全新阐释
（2）训练中：视光师讲解训练中要眼睛跟随十字视标移动，观察受训者眼睛集合与开散的配合度，使受训者在轻松愉快有效内容或训练方案。
多年来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地震科学研究，面临着放开眼界，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灾害研究渠道的要求。自然科学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两大科学领域的联合，是战胜灾害的必经之路。这也必然地要求：就地震灾害的研究而言，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放开眼界，确立起人类要防御、减轻灾害的发生与后果，首先应当将面对的对象或目标指向人类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完善自己的生存观念与生活方式，而不能再将眼光与目标，仅仅指向自然界。
“广义灾害论”及“大资源观”两者论述的主体，以及要回答的问题不相同，但两者共同主题却都是对“天人关系”的阐释，从而在理论上也就必然显示出某些共同特质。对此，大体可概括成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将人还原为自然的组成部分，重新认识与摆布“天—人”关系。其次，人在消费“自然”的同时，也在“消费”“人”自身。再次，“社会”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形成“天—社会—人”三者构成的网络，“社会”这个要素在两极上制约着自然与人。
最后，在灾害问题面前，人类面对的“敌人”必然地包括着自己不加约束的贪欲与狂妄。而这又是导源于人类的自私、贪欲及掠夺本性。理智地面对自然，平等地看待天（自然）和人（及社会）的关系，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朋友，而不再仅仅是掠夺与改造的对象。保护、发展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不应再以人的需要或利益为存废的标准。确立自然生态伦理，尊重自然的利益，全面构建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最为紧要的课题。而这决非仅仅是伦理的原则或伦理的要求，而当看作是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走向。人类爱护自然，犹如爱护自己。实现天——人和谐，是人类的出路，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艺术运动相当活跃。受此影响，俄国画坛异彩纷呈，各种流派和团体争相涌现，俄国的绘画艺术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时期。
（五）从灾害及资源角度对“人”的解读
“天—人”关系，始终是我在学术研究中关注与阐述的中心，而在这当中对“人”的思考又成为我学术思想的主轴。这不仅突出地表现在灾害社会学等著作中，而且在经济学以及教育教学艺术研究中，同样贯彻了这一学术主轴，并由此而形成我的“人学”思想。首先，在研究过程中，我将人的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以理性引导情感，以情感涵养理性。其次，在我的学术思想中，“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核心、本质是精神，是思想，是观念，是意志和情感。人的物质（生理）生命及精神（心理）生命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而其灵魂、主动、主导的力量则来源于精神生命；再次，我把“人”放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考察与分析。人的存在是一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脱离了时间与空间，“人”什么都不是；最后，人的存在又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扮演着“主体”或“客体”的角色。人是在社会活动中完成或实现着自己的目标与抱负，脱离了“群”，“现实”的人就将不复存在。对“人”整体研究过程中，将自己摆进去。一个结论性的意见、观点，也要在自己身上求证其现实性。
参考文献：
［1］王子平．瞬间与十年［M］．北京：地震出版社，1986．
［2］王子平等．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6．
［3］王子平．地震社会学初探［M］．北京：地震出版社，1989．
［4］王子平．灾害社会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5］王子平．我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天人合一［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3）：5－8．
［6］王子平等．资源论［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7］王宁霞等．“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Disaster Sociology
WANG Zi－p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Hebei 063210，China）
Key words： disaster sociology；generalized disaster theory；large resource view；heaven；society；man
Abstract： "Generalized disaster theory"holds that as far as the formation of disasters is concerned，"nature"，"human"and"society"are the root causes of disasters；the proposal of"big resource concept"means that the"resources"facing today＇s society are composed of three forms：nature，society and humanity．Both of them are influenced b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and both are interpretations of"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stablishing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thics，respecting the interests of nature，and building the harmony and balance among nature，society and people in an all－round way are the biggest and most urgent issues facing mankind today．Man loves nature as he loves himself．Realizing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the way out for human beings and the highest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708（2019）04－0005－05
收稿日期： 2019－04－03
作者简介： 王子平（1934－），男，河北望都人，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