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与大师对话——采访霍金、丘成桐等科学家的问题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金论文,科学家论文,采访论文,大师论文,丘成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8月9日至16日，世界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来到杭州，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弦理论国际会议。参加弦理论会议的还有著名华裔科学家、费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威腾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在这短短的一周时间里，我按照报社领导“尽可能多地向总部发回独家报道”的指令，共向总部发回了16篇专稿，近2万字，另有十几张新闻照片，基本上全部被总部采用，并作了突出处理。文章见报后，受到了报社内外的广泛好评。
在这次战役结束后，不少同行问我：怎么能写出那么多稿件？又是如何与这些著名科学家对话的？我的答案是：提前准备，认真思考，熟悉对方，提读者想知道的问题。
新闻已经发生
我的准备在霍金到杭州的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7月10日前后，浙江大学新闻办给我发来一份传真，说浙江大学将承办国际数学家大会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面列出了一大批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及会议的大体日程。我发现名单中有霍金、丘成桐、威腾等一大批世界级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在日程安排中有霍金举行公众演讲的内容，并有一次答记者问的机会。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新闻已经发生，即使预告霍金来华，也会成为读者关注的新闻。于是，我立即寻找有关霍金的资料，写了一篇内涵充实、富有可读性的新闻稿《等待霍金》（文汇报见报时将标题改为《霍金要来了》）。
这在全国性大报中是首家披露霍金来华的消息。国内多家媒体转载了文汇报的报道。
霍金乐意回答我的提问
随后，浙江大学新闻办给我打来电话说，考虑到霍金的特殊情况，希望媒体记者将8月11日霍金会见记者时向他提的问题提早交给浙大新闻办，由浙大汇总后交给霍金，并由霍金选定回答哪些问题。
我已经获悉，霍金会见记者的时间是1小时左右，粗粗合计一下，从记者提问到翻译成英文，霍金回答后再翻译成中文，每个问题至少5分钟，1小时内可以回答的问题就是10个左右。霍金的到来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到场采访的记者一定很多。因此，要想争取到向霍金提问，就一定要把问题设计好。
我设计了好几个问题，霍金是如何对理论物理产生兴趣的；他的“黑洞辐射”的灵感是何时产生的；与爱因斯坦和牛顿相比，霍金理论的优势在哪里；他又是如何想到写《时间简史》的，等等。但都被我否定了。因为这些问题我在写《等待霍金》一稿时已经搞清楚，在网上有详尽的资料，属于明知故问。我能够看到的资料，其他人也一定看得到。我于是换了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霍金的疾患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他除了三个手指能动，有特强的思考能力，有面部表情外，全身几近瘫痪，连转一下头的能力都没有。而他的科学成就也是超乎常人的，他提出的黑洞辐射理论已经被科学界认同，他写的《时间简史》已经连续13年列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他撰写的《果壳中的宇宙》刚出版就获得安万特科学图书奖，他的演讲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快乐，除了科学上的成功，还有什么能使霍金产生快乐？这个问题是读者关心的，如果霍金回答，可以让读者了解他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我于是通过浙大新闻办向霍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霍金先生，您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而您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也是超越常人的，除了享受科学研究成功的快乐之外，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8月9日霍金抵达杭州后，我最关心的就是霍金是否乐意回答我的问题。霍金对问题的选择十分慎重。中国的记者向他提出了80多个问题，而他只能回答其中的10个。一直到8月11日下午2时，他才基本选定愿意回答的10个问题。两个小时后，当他面对记者准备答问时，又临时决定对其中的两个问题不予回答。而我的问题他则乐意回答。几乎所有媒体的报道都选用了霍金回答我问题的答案。霍金回答我说：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我从音乐和我的家庭得到巨大的快乐。
霍金与我的答问为我当天的新闻稿增色不少，这是我们的“独家新闻”，也是读者最愿意了解的一个问题，而且富有人情味。此稿受到了报社领导的嘉奖。
网上搜索
稿件见报后，总部很快给我作了反馈：读者希望了解霍金喜欢哪些音乐，他又是如何与人交流的？
其实，第一个问题我在霍金答记者问时就已经提出。在自由提问时，我向霍金夫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主持会议的丘成桐先生表示，霍金太太事先已经与他约定不回答记者的提问。事后，丘成桐先生与我们几位记者一起在西湖边喝茶时告诉我两个细节：霍金不但喜欢音乐，而且还在家中和着音乐的节奏坐着轮椅跳舞；霍金观看了浙江大学安排的文艺晚会，在演奏《黄河协奏曲》时，他流了泪。丘先生的话使我心头一热，双眼一片模糊。我于是再在网上搜索。那段时间，我除了通读《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外，还至少在网上浏览了有关霍金的20万以上的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一个网页中看到了一位英国女记者与霍金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霍金介绍了自己最喜欢的9部音乐曲目。
后来，我在《走近霍金》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位把霍金请到中国来的费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先生）后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对我的问题作了一些补充：霍金很喜欢音乐，甚至在音乐声中摇着自己的轮椅与家人跳舞。他对音乐的熟悉程度绝不比常人低，帕伦克的《格罗里亚》，勃朗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披头士的《请你让我快乐》以及反映中国古代公主悲剧的《图兰多》，是霍金常听不厌的曲目。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大致花去了我三四个小时的网上搜索时间。
在霍金答记者问时，在与丘成桐先生和吴忠超先生（《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的译作者、霍金的中国弟子）聊天时，我已经了解到霍金与人交流的过程。我在《走近霍金》一文中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者悄悄绕到了主席台的边侧，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霍金的“操作”，面对记者的提问，霍金总会默默地沉思一会儿，然后开始启动他的遥控器。遥控器拿在霍金的右手中，他按动其中的一键，固定在轮椅上的电脑屏幕中便出现了一些英语单词，此刻，霍金的眼特别有神，他的大拇指不断地按动着，词变成了词组，词组又变成了句子，大拇指又一按，声音便从扬声器中发出，我们听到的是典型的美式英语，声音清晰，抑扬顿挫。
我想，有了这样的描述，读者可以如见其人。
曲院风荷话科学
与霍金的对话因为有较大的“提前量”，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选择，更难的是对话时的即兴提问。浙江大学这次为接待霍金、丘成桐等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该校新闻办的同志想我们记者所想，考虑得非常周到，特意安排主流媒体的记者与科学家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在湖畔居茶楼与丘成桐先生一起喝茶，一次是在曲院风荷公园内的卓颖舫上与丘成桐等5位著名科学家座谈。前一次喝茶比较宽松，基本上是听丘先生谈。我当天向总部发回了一篇丘成桐先生的专访：《报效祖国是我的最大愿望》，《文汇报》在次日一版倒头条位置刊出，并配发了照片。在卓颖舫上却是让我们提问，请科学家回答。那天参加座谈的除了丘成桐先生外，另4位科学家是：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外籍院士威腾（E·Witte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葛乐思（D.Gross），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Faddeev），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施维德（A.Stromingen）。
威腾、葛乐思和施维德都不是第一次来华。威腾曾于1998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过庆典活动，并到过北京和上海；葛乐思于1989年来过中国；施维德则已是第四次来到中国，1975年，他曾与另外19位美国青年一起，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参观工厂和农村，到过大寨，并在上海电机厂“体验生活”一个月；法捷耶夫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与来自中国的10多个同学同班共读，数十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变化。
座谈自然从霍金的话题开始。几位在场的记者提了诸如“如何与霍金对话”、“与霍金交流是否发生过争论”、“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霍金的黑洞理论”，等等。
我发现，对记者的有关霍金的提问，并非5位科学家都感兴趣，因此，除了丘成桐和施维德（他们是霍金的好朋友）很认真地作答外，其他3位已经“环顾左右而言他”。终于，法捷耶夫说话了：我们都是数学家，能否提一点与数学有关的问题。
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而且，对媒体来说，也应该关注“数学”这个话题，毕竟霍金也是来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
我很快进入“绞尽脑汁”之中。数秒钟后，我打破了冷场，向科学家们提出了我当天提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并发明了“勾股定理”等数学公式，这些数学家的发明在世界数学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中国的数学目前在国际数学界所处的地位如何？
丘成桐、葛乐思、威腾和施维德分别就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他们表示，中国的数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但由于中国的数学家过于重视应用而忽略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很难对国际数学界产生影响，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会太大，不像阿基米德定律那样能持久地得以普及。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太讲求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应用科学，更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础科学，就好像一个人只有身子，没有脑袋。
我很快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在采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先生时，他打过一个比方：浙江大学已经形成了学科的高原群，现在的任务是要在高原上造峰。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它是孤立的山峰，还是一片高原？它如何与不同的科学相结合？是否会组成新的交叉的学科？
几位科学家对我提出的问题大感兴趣，竞相回答。葛乐思说，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科学的共同语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它与不同学科结合后不会产生新的学科，只会融入到各学科中。法捷耶夫说，基础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预感到其他科学的方向，这种预感带有前瞻性。丘成桐也说，数学与许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如物理学、工程学及现代工业有关学科，吸收各学科的想法。数学不是孤单的一个山头，它融合在群山之中，如果是孤单的山头，数学就不会成功。
在兄弟媒体的记者问及地球爆炸的问题之后，我接着问了第三个问题：当媒体披露“小行星撞击地球”、“地球有可能爆炸”等消息时，身为科学家所持的又是怎样的心态？
科学家们都笑了，他们显然也乐意回答我这个问题。葛乐思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等问题是天文学的范畴，用牛顿力学就可以计算。但据他个人的看法，这种撞击大有可能，这是星球互相追超使然。威腾则表示，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回答，有许多问题他小时候就产生了，到今天依然无法解答。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相反，正是这种好奇心在支撑着我们的研究工作。
科学家们在回答问题时流露出一种对未来中国基础科学的企盼，我于是提出第四个问题：据你们看，哪个年龄段介入基础科学研究为最佳？你们对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寄予希望，你们是否愿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
四位科学家回答了我的提问。施维德说，中国的青年会不会成功，还得看他们研究的方向。如果方向对头，他们会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如果方向不对头，一味地讲“应用”，就会进步得很缓慢。丘成桐表示，在浙江大学设立数学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想培养本土化人才。威腾认为，介入基础科学研究年龄越小越好，中国的年轻学生素质不错，他非常乐意与中国学生接触，也乐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跟着名师学，学成后回到中国，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法捷耶夫也表示，他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与10多位中国同学同班学习，他非常希望中国的学生到俄罗斯去学习，他愿意和中国新一代学者共同研究。
当天晚上，我将我与5位科学家的对话作了详尽整理，并向总部发回了2000余字的专稿。总部几乎一字不删，配照片全文刊出。报社领导就此文给了我第二次嘉奖。
回顾本次对话，我的体会是，你要让对方回答你的问题，就必须让对方对你的问题感兴趣；当对方对所谈的话题稍有不太热情时，必须另选问题。而作为媒体记者，所设计的问题除了是问答双方感兴趣的之外，还应着重考虑两大前提：本报特色和读者口味。当然，这也得益于自己平时的积累。
（本刊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