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伦理思想比较研究_台湾经济论文

海峡两岸伦理思想比较研究_台湾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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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峡两岸经济、政治体制不同,衍生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各沿着自己的轨迹变化、发展。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意识的伦理体系又包含有共性,爱国主义是其重要特征,是两岸人民共同信奉的伦理原则,恪守的道德规范。这种千百年来积淀的深厚情感根植在两岸民众的心底,将大陆和台湾牢固地连结在一起。

关键词 大陆 台湾 伦理思想

A COMPARISON OF ETHICAL THOUGH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u Wenshu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in econom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two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resulted in different value-orientations and moral standards, which change and developrespectively along their own tracks. But as a culturalphenomenon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the ethical system hasits universality in which patriotism is its important feature.Patriotism contains a series of ethical principles that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adhere to as well as aset of moral standards that they all strictly observe. Thisprofound emotion accumulated in thousands of years has rooteddeeply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closely connects themainland and Taiwan.

Key words mainland Taiwan ethical thoughts

海峡两岸自古以来就是一体相连的,源于共同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伦理思想,一衣带水隔不断这种“血缘亲情”。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彼此睽离了,断绝了联系。40余年,大陆与台湾壁垒森严,音讯不通。关系松动后的相互对视,都感觉到对方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便在伦理思想、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方面都存在着种种大的差异。差异并不单纯起于隔离,从历史中便可寻察其端倪。

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台湾海峡成为楚、汉分界线。大陆的胜利者从事于清除旧政权废墟,盖建新政权大厦的同时,在各个领域里都实施了除旧布新的巨大工程。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结构的伦理体系被赋以新内容,确立了以培养共产主义道德为最高价值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共产主义道德是适应建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形成的道德类型。它包含的基本点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中心目标和最高标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社会道德理想,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条件下,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结合;在二者发生矛盾时,自觉地无条件地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奉献个人的一切,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灵魂。这是一种高境界的,超出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行为水平的新道德。它将政治信仰、理想追求、社会规范交相融汇,形成改造人的思想、冶炼品德的伦理体系。

当时,从旧墟中挣脱出来的人们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充满了想象,把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追求注入了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中,把个人的一切需要消融在服从集体和国家的要求中,所焕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为世界所惊叹,甚至包括对新中国持仇视态度的国家。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不再是一种向往,一人有难,八方支援,互帮互助蔚然成风。全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必须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心理都得以集体、国家的利益标准为尺度而获得合理性。在一种强烈的整体氛围中,形成了以国家、集体为本位和中心的个人价值观。

在台湾,从大陆涌入的各色人群怀着对往昔悲凉的眷恋回顾,构筑新的栖息地,筑进了难以割舍的旧时代的丝丝缕缕,中国封建伦理的核心,忠孝信义、仁爱礼智,具有政治工具的性能,在台湾继续被奉为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海峡两岸表现在伦理思想方面的起始的差异,在以后的时间推进中不是消弭,而是愈益扩大,这根本取决于两岸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整体框架结构上的迥异。

国民党旧政权溃退到台湾时,台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不久,经济凋敝,社会动荡,逃亡人口的大量涌入,又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口激增、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穷困,整个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的战略地位突现重要,美国政府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挠大陆解放台湾,美援也源源入台,从进口小麦、棉花、机器设备到工程技术人员的请进、派遣费用,以及宠大的军援赠款稳定了台湾岌岌可危的经济态势。由于台湾的经济依附于美援,其政治、军事求庇于美国的武力,造成台岛居民心理上的倾斜:“唯美是亲”,仰慕美国、崇拜美国。美国及西方的文明以其复杂的内涵,也肆无忌惮地直闯而入,形成台湾伦理领域封建伦理道德与西方伦理思想的交错杂陈,造成社会生活中西嫁接、怪相丛生,例如台湾政府一方面极度重视对人的“忠孝仁爱”的道德教育,“当了小学生,庆祝儿童节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热的太阳底下听校长演讲‘如何孝顺父母’,……中学以后,要对着国父遗像诵读青年守则12条,大学里,作文题目永远是《为学与做人》、《读书与报国》。离开学校,以为饱受‘教化’的头脑可以休息一下了,没想到,走路、坐火车、买信封、进餐厅、无处不是教条,无处不是字,霸道的将意义刺进疲倦的眼里,种在已经没有一寸空地的脑里。”[1]在这种所谓全方位的“仁爱”道德教育下, 不时发生种种相背逆的社会行为,著名作家龙应台在《美丽的权利》一书中,就记录了她回台探亲的暂短期间,亲眼目睹的一件事“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象是乡下来的老农夫,恣态僵硬的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的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2] 体现在“仁爱”另一方面的就是让刊登性暗示色情广告和各种煽色新闻的传播媒体充斥泛滥,并且设立“红灯区”,给娼妓发营业执照,使淫秽的色情交易变得堂而皇之,成为市容景观之一;一方面不少学校以封建规范对中学生做出种种苛刻限制“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3] 另一方面对许多摧残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社会腐恶问题仍然一筹莫展,如“柏青哥”等赌博游戏机遍及全岛的问题,雏妓年龄趋小,人数增多的问题……封建教规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丑恶世风竞相并存。

海峡两岸的伦理思想依属于各自的政治,经济体制,朝着截然不同的轨道行进时,急速变化的社会进入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潮水撞开了大陆封闭的国门,一个色彩纷呈、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裸呈在人们面前,当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料信息和机器设备被迫不及待地大量引进时,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亦裹挟而入。刚刚从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的人们猛然受到这种冲击,难免会产生迷离和晕眩。何况在大陆,人们刚刚经历过历史演进中的浮躁轻率。十年文革,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残暴,一度位置错乱;文明礼仪被摈弃,传统美德遭抨击,封建伦理的沉渣泛起。尤其是以血和火的残酷方式,迫使个体的自我修炼,泯灭个人的欲望、利益,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切思维和要求。社会活动中的大小事情都被强制性地同政治斗争维系在一起。在普遍的惶恐迷乱中,构建在理想图景上的信仰的底基松动了……不久,整个大陆又是翻江倒海的骤变,兴起了一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转换,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代替了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使社会关系转化为商品或货币的交换关系,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凸现出金钱和财富的特别价值。禁锢的心灵和抑制的欲望突然找到了宣泄口,冲垮了几十年来垒筑的一元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无序和喧闹中,出现了信仰失落、心态紊乱的无所适从的彷徨,资产阶级伦理观的主要特征“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作为部分人的人生信条,不再藏掖躲闪。更主要的是,从一元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变化中,以凸现个人能力、个人价值、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逐步取代了无私奉献、无条件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从“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到“国家给了我什么?社会给了我什么?”的发问,显示了部分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淡化、消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必将损害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给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深化带来负面作用,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大陆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已有紧迫感,已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包括对历史的辨析,对现实的审视,对外部世界的借鉴,从而提出在社会变革的冲突中,重构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系,强调加深伦理价值取向中的爱国主义信念。因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根基,在此根基上衍生出民族情感、民族气节、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行为。大陆的伦理道德观在新的社会时期,开始了自身的嬗变与重构。

在台湾,自8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内外因素的交替作用,人们的情感意识,伦理价值观也受到大的冲击,发生了相应变化。如前所述,台湾在经济上依赖美元,依存于美国市场;政治上推行全面亲美政策。然而,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台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美援完全停止,台美之间过去植基于战略地位的亲密关系,在美国策略重组之后,太平洋锁链地位已不再重要,台湾再也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友好伙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外交政策的急剧变化,震动了台湾社会,不但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物价波动,资金外流,对外贸易受挫,而且台岛民众的崇美心理也受伤害,美国对待台湾一贯的强势态度突然分外明晰,强权欺弱小的感受变得强烈。

但是,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台湾的手足同胞,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奋斗目标下,1979年1月1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 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再一次向台湾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思,正式提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九条建议。并相应地表现在对台的一些具体做法上。中国人民政府对台政策的变化,激起了台湾民众沉积多年的浓浓的乡思、乡愁、同胞情,重获炎黄子孙的认同感、归属感。

在台湾岛内,70年代的经济腾飞,使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物质条件的丰盈,促进人在精神方面的追求寻觅。蒋经国继任总统后,特别注重全民教育,具体规定了“中华民国”教育的特质:融贯三民主义的精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伦理教育;明辨公私利义的民主教育;追求事物真理的科学教育等。其中三民主义的精神教育,就是以民族主义作基础,以中国的伦理哲学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邻里乡土之爱,国家民族之爱;培养人们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养成守法意识和合作的习惯等。客观地讲,蒋经国推行的教育特质脱离不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窠臼,但包含期间的爱国主义情愫,是应该肯定的。不可否认,作为执政者倡导、推行的伦理思想对社会的道德意识起一定的引导作用,产生比较持久的影响,这表现在:台湾民众正是在维护民族利益,坚持国家完整的信念下,反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丑恶表演和猖狂叫嚣;台湾各界人士都关注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各种团体到大陆观光、寻根,台商投资大陆的现代化建设;1991年大陆发生严重水灾,台湾民间纷起捐款,而凡为大陆捐款赈灾之举,在台岛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支持。在台湾,80年代起出现了“义工族”,这是一大批怀着爱心的志愿者,义务为社会服务,以帮助别人为己任。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有教授、工程师、大学生,有职员和较高文化素养的家庭妇女等,分布在医院、学校和其它行业,凭着做人的道德良知,秉承了民族传统的善与美,“为陷入困境者送去一点帮助,为失意人送去一份慰藉,为困惑者指点迷津,为绝望者播撒希望。”[4]

然而,台湾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这在台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得以窥见,“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碾过一次。”[5]如此等等,不足为怪, 有人称台湾是“生了梅毒的母亲”。[6]

毋庸讳言,大陆与台湾憧憬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远景。大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政治方向、经济主体上充分体现,作为伦理体系也不能偏离这个总体目标。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在1996 年10 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做出理论上的归结。那就是这个伦理体系必须具备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一是在道德的基本原则,道德规范和范畴方面,要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主导方向,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和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是新伦理体系的功能,在整体上要能够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要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利益观,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进步和文明具有推动、保证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三是新伦理体系必须是对中华民族优良的伦理传统的承接和开拓,必须借鉴和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文明中的先进因素。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不应当是狭隘政治化的,也不应当是纯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在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冲撞中,能够把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能够主导和整合价值追求,弘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构建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工程,必须首先奠定一个牢固的基座——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包含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爱国主义的崇高原则和基本内容是亘古不变的,这就是反对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祖国的发展、繁荣和富强而奋斗。

诚然,台湾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由经济利益决定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与其社会性质是一致的。由于资本主义道德追逐的是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财产是确定人的价值的重要因素,道德规范和范畴是围绕经济利益的轴心发挥作用的,道德机制对社会生活的推动、监督作用相对弱化。但是就道德的全人类性而言,不同时代的道德体系之间有着共同的或相一致的地方;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社会中,不同阶级或对立阶级的道德之间有着共同的或相一致的地方。海峡两岸社会制度不同,依然有共同承认和信守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例如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做人要有仁爱之心,与人为善;诺守信用,乐于施惠。做事要刚健自强、艰苦创业;恪尽职守、敬诚事业。这些道德信条是两岸民众笃信善守的,是民族伦理思想的精髓。更主要的是,海峡两岸根植于同一块土壤,承接了相同的文化遗产、传统精神,人们用以表达道德的心理形式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多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例如对于我国历史上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情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爱国情志;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莫不为海峡两岸所称颂,特别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给“万马齐喑”的中国带来勃勃生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德操,镌刻在每一块心碑上,受到两岸民众一致尊崇和敬仰。从封建士大夫屈原到革命家孙中山等人,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之所以不朽,就在于闪耀着爱国爱民的熠熠光辉。

纵贯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道德操守,是炎黄子孙整体恪守的伦理规范,又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在新旧世纪之交,爱国的内涵已经变得更深刻、广阔,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和尊严、虽不再需要英勇反抗,浴血奋战、却更要有坚定的信念,不屈的勇气,严厉谴责分裂祖国、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当前,台湾一小部分“台独”分子,肆意宣传鼓动“台湾独立”,叛卖活动猖獗,理应受到海峡两岸人民一致的唾弃和反对,并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中国人民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是历经千百年凝聚巩固起来的,就象一位台湾作家说的:“过去一百多年的忧患与屈辱,没能压倒我们中华民族,这是因为‘爱国’二字已经写进了人们的心底。”[7]这种情感空间隔不断,时间磨不去, 更容不得任何人的亵渎和轻慢。

大陆与台湾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反映在伦理思想上,形成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会成为统一海峡两岸的根本障碍,倒是同种、同根、同爱一片热土的民族情结,将彼此紧紧连结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政策的公布,使彼此能够在异中求同,也将伦理体系推到更广泛,更有包容性的新境地: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伦理道德都为海峡两岸认同、接纳。我们相信,为时不远,两岸人民会重新携手,完成统一,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欣欣向荣。

注释:

[1]龙应台《美丽的权利》,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2]同上,第15页。

[3]同上,第70页。

[4]吴芬雯《今日台湾探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5]同[1],第23页。

[6]同上,第24页。

[7]《光明日报》1993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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