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民主人士内部关于“中间路线”的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人士论文,论战论文,抗战胜利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上半年，随着内战的重新开始，一向以国共谈判调解人自处的民主党派人士面对国共重开内战的时局，不得不被迫重新调整自己在国共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发表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5月22日，时任民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一场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
面对当时国际上美苏争霸、国内国共政争的格局，张东荪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人们广泛提及的“中间路线”的概念。在解释“中间性”的涵义时，张氏认为其有两重意思，首先是指思想的本质而言，是从全世界来分别的；其次是就党派的分野而言，是指中国目前的实况。他希望在国际上中国不仅要折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也应在国际关系的外交方针上设法调和美苏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而在国内国共两党之间应该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这个第三者在其主张上与政治路线上必须是恰好在他们二者的中间。”① 具体而言，“即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即在政治方面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② 在谈及处于国共两党之“中间”时，张东荪希望有中间者来主持把“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③ 张氏又进而指出，这条中间性的路线并不是由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而是需要各党共同来走。在这里，作为民主人士的张东荪先生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党派组成的“第三方面”不仅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路线与主张，而且也应调和国际上美苏的矛盾、解决国内国共内战的观点。
张东荪的主张得到了民建常务理事施复亮的响应，施复亮指出：“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强调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立，也没有调和，中间派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路线，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独立态度。并认为由民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建等一切民主团体构成的中间派应该有一个大联合或大团结。“没有一切中间派的大团结，便不能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没有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便不能合理地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④
由于当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尚未完全破裂，“和平”之门尚未堵死，以施、张二人为代表的“中间路线”的观点在当时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内部，并未遭到强烈的质疑与不同的批评意见。然而随着内战的升级，这种“中间路线”的观点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民主人士内部的批判与反驳。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当局不顾中共、民盟，以及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片面召开国民大会。16日，周恩来声明国民党此举“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⑤ 同日，中共宣布将撤回参加政协会议代表团。至此宣告国共谈判的最后破裂，内战的全面升级已不可避免。
次月22日与24日，上海《文汇报》分别发表了两篇题为《第三方面没有中立》与《再论第三方面》的社论。前一篇社论提出，在目前的时局下，第三方面“没有中立，只有是非。”所谓‘提高第三方面的中立性’一语实在是不通的，因为所谓中立，实在就等于无立场。”⑥ 而后一篇社论则强调，这一年来，第三方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坚强，因此他所发挥的效力，也就有限，甚至其本身还受到了外力的分化。”⑦ 文汇报的这两篇社论在当时的民主党派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场有关“中间路线”的论战就此展开。参加这场论战的双方基本以当时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为主，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否应存在“第三方面”或“中间路线”
张东荪从内战的重新爆发与和平的失败，以及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所应采取的政策出发，认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的大联合，张氏痛惜国内外的“第三方面”未能真正了解他们所应担负的“神圣使命”，和平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间者，不论是团体或个人，而能为国共双方同等信托的。”⑧ 因此，他认为一个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以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作为国共的桥梁。将国共两党各迫使其趋于正轨，同时把他们拉拢起来，得到大合作。”从而，“把国民党由特别的政党变为普通政党”对共产党由“革命的政党变为普通的政党”。⑨
施复亮认为在目前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的客观形势下，惟一可能的正确的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但要走向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广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统治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看来，中间路线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平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工业化、实行社会政策。“这样的政治路线，乃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达到其企求目的，所确定的基本政治方向。……其历史的任务在于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本质上当然是中间派或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⑩ 他明确指出在当时有三条政治路线，第一条是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右翼党派所走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第二条是代表工人贫农的左翼党派所走的革命的政治路线，第三条是代表中间阶层的中间党派或中间派所要走的改良的政治路线。不仅如此，施复亮还认为，中间派在调解国共冲突时，应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根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采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做无原则的妥协，这样，“中间派才能督促国共两党逐渐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11) 张、施二人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的批评。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民进常务理事马叙伦，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方面”，在政协会议中，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及人士“和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和执政的党交战的，所以不能称他们做第三方面。”(12) 所谓第三方面的由来是由青年党、民社党等以“媒人团的姿态”在舆论上“渲染”出来的，只可惜就连这个自称的“第三方面”也被国民党“拆散”了。在目前民主与反民主展开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只能有反民主的政府与民众的民主两个方面，而不允许再有什么第三方面，他希望在全国人民争民主由声浪而进到行动的阶段，“第三方面这个名词，跟到过去的事实而过去，不让他再为民主斗争的障碍。”(13)
马叙伦的观点得到了民进中央理事会理事李平心的进一步阐释，李氏承认在社会上有中间阶级，在政治上有第三方面，“但中间阶级与第三方面不等于介于左右之际的中间路线的支持者与执行者。”(14) 虽然，第三方面应该有其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主张，但是第三方面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是一回事，独辟另一条中间政治路线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认为，施复亮先生以“菩萨心肠来看政局”，提出了“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的称谓，这是和“现实形势不尽相符”的，很容易被利用了“蒙混大众”。在今天中国的时局下，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中间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极易模糊群众的政治视线，教大家更迷惘，更困惑，并易于限制彷徨分子的进步的可能性；适足以涣散民主力量，使第三方面由歧途而走向孤立。”在民主与反民主对垒的今天，“第三方面民主党派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他们只是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特种兵团，但他绝不是两战线之际中间路线的开辟者。”(15)
民建的伍丹戈也反驳了所谓“中间路线”的观点，他怀疑在民主阵线以内，是否可能，有没有必要产生两条政治路线，形成两个政治集团？他认为民主阵营中只有一个方面，一条路线，中国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中间路线的存在，果真有的话，它也是走不通的路。对于内战问题，更应该“认清当前的内战是反动派的统治集团为了完成它的扑灭民主运动的计划而发动的，并不是左翼党派为了要实现民主而产生的。假定左翼党派在这时候，仍然希望要走和平的路，那只有一个结果，放弃争取民主的任务，束手就擒，使反动派兵不血刃地和平完成他们的反民主工作。”因此，在民主与反民主尖锐斗争的严重局势下，“决计不容许有独立的第三方面和第三条路线的存在，假定有这样一条路线，也一定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线。”(16)
(二)“中间阶层”或“中间派”是否应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与态度
施复亮认为，处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广大的中间阶层应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在政治上采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并由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变成为全国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要建设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采用进步的以保证劳动大众的利益，并实行土地改革；在阶级关系上主张与工农合作，在党派关系上主张与左翼党派合作。在他看来，只有中间阶层坚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并团结起来，“才能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回到政协路线，才能保证政协决议的彻底实行和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17) 在答复李平心的中间阶层内容复杂，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观点时，施复亮说，“只要在和平民主条件下，中间阶层形成强大独立的中间派，其发展的可能性决不会少于国共两党。”(18) 与此同时，张东荪也认为，当前之所以国共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彻底无望，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及自己的政治立场，“须知在国共的中间这倘使有个势力，十分强大，完全独立，确于和平很有决定的作用。”因为“双方互不信任而要缔结契约，则必须有中人保人夹在中间。……具有这样的中人保人的资格的，自然是在国际为盟邦，在国内为第三者。”(19) 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强大起来，并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就能“和平地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20) 的目标。
李平心认为在目前的时局下，中间阶层只能有相对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态度，而不应有独立于广大人民的政治主张，他根本反对第三方面是所谓的超然的“第三种人”的提法与观点，“在真理与妄见，正义与邪恶之间，哪里会有超然的中立物存在呢？”(21) 李平心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第三方面的生长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教育力量，“它环绕着地制更替、政治民主、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这些课题，而茁壮起来，日益成长为中国历史上升运动的决定力量。”(22) 但是，第三方面唯一的生路也只能是不断地依靠人民，服从人民，帮助人民，“使人民力量成为它的发动机—内燃机，而它自己却经常作为人民的传力即与作业机，而活动，而服务于大众。”(23) 如果离开人民群众，那么它所标榜的政治主张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中间阶层”或“中间派”应该坚决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上，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来反对代表大官僚、大买办、大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内战，而不应该无原则地反对人民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因为“反内战不是件抽象事情，而是一个群众运动。”(24) 后来，施复亮接受了批评者的部分意见，承认“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生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25)
(三)政协路线是“中间路线”吗？
施复亮提出，曾经为各党派所一致同意的政协路线就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因为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之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他的理由是，政协的路线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这不仅符合中间派所代表的中间阶层的历史任务，而且是与中间派的政治斗争的态度和方法相一致的。在他看来，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任务，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认为政协所通过的五项决议，不仅完全符合中间阶层的历史要求，而且它所采取的也是中间派和中间阶层最欢迎的方式，因此，“政协路线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26) 他希望“中间派应当坚决地拥护政协路线，应当努力争取政协路线的恢复。”(27) 从而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表明一个独立的立场。
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李平心则认为，政协路线之所以符合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为多数人民所拥护，“是因为它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倾向，这倾向是符合工农、小资产阶级、开明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及一切进步自由分子和代表他们的党派政社的利益与要求的。”尽管这些不同的阶级、阶层与党派，无论是在利害或政见上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与矛盾，但是在“一个反对内战专制，实现和平民主的共同要求”下，他们之间是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在客观上有益于民族进步与国家改革的协调。”此外，李平心还认为，政协决议所采取的和平与渐进的方法，也不只是符合“中间派”的利益和要求，更是符合一切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与要求的。因此，他根本反对政协路线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观点，政协路线应该“是为要求民主、和平、独立、统一、进步的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接受的路线。”(28)
接着，苏平也发表文章反驳施复亮一再提出的“政协路线是中间路线”的观点。他认为，政协路线不是改良路线，而是一个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的政治路线。因为，“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这五大政协决议能做到认真贯彻，丝毫不打折扣，即可达到用和平渐进的方式转移政权，……这一和平方式，不仅是中间阶层争取，就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内也要争取”。”(29) 但是在国民党政权撕毁了政协决议，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求得和平的形势下，中间派应该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而不应毫无原则的反对一切形式的武装斗争。
就在民主人士内部对“中间路线”的是与非进行笔墨官司的时候，在战场上，国共之间的冲突却愈打愈烈。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加紧了对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及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与疯狂迫害。在事先经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打击事件后，于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民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30)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治压迫下，11月5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决定自动宣布解散。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31) 民盟的公开政治活动暂时停止。民盟的解散，对部分民主人士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宣告了企图以和平、渐进与改良的方式实现和平的道路的彻底失败，从而也证明了“中间路线”论战的最终结局。
这场论战在当时毫无疑问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与积极影响的。首先，通过论战，使得在当时对形势还有错误观念、思想混乱的部分民主人士认识到“中间路线”的实质—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的方式—和平、渐进与改良，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民主与反民主的阵营中只能选择其一，而断不存在中间的、独立的政治立场。其次，使各民主党派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及在未来胜利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抗战结束后，大多数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一丝希望，并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那么经过这场论战，以及时事的紧迫，大批民主人士开始逐渐抛弃原先的认识与幻想，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历史转折关头，彻底倒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并选择了与中共合作、建设新中国的道路。最后，我们也应该承认持“中间路线”观点的人士当中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如张东荪的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工商业、铲除官僚资本，施复亮的资本主义性的中间路线在将来也可能和平地转变到社会主义性的左翼路线等见解，就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有理论上的契合之处，为日后大多数中间派与中共合作准备了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因而，对中间派的理论与见解也应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而不应予以全盘抹杀。
注释：
①②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转引自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71、173页。
③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第175页。
④施复亮：《何为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⑤《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⑥《第三方面没有中立》，(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2日。
⑦《再论第三方面》，(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4日。
⑧张东荪：《和平何以会死了？》《时与文》第三期，1947年3月28日。
⑨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第二卷第六期，1947年4月5日。
⑩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11)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时与文》第五期，1947年4月11日。
(12)(13)马叙伦：《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引自《马叙伦政论文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98、301页。
(14)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下)，(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27日。
(15)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下)，(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29日。
(16)伍丹戈：《民主路线与中间路线》，《时与文》第八期，1947年5月2日。
(17)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第一期，1947年3月14日。
(18)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时与文》第五期，1947年4月11日。
(19)张东荪：《和平何以会死了？》《时与文》第三期，1947年3月28日。
(20)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兼答平心先生》，(上海)《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21)(28)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上)，(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21日。
(22)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中)，(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22日。
(23)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下)，(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23日。
(24)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下)，(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27日。
(25)(27)施复亮：《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
(26)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第一期，1947年3月14日。
(29)转引自留尘：《抗战后民主党派两次中间路线大论战》，《文史精华》2000年第6期。
(30)1947年10月28日《中央日报》。
(31)《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