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大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道德教育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舆论评估环境
近年来，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对思想道德教育作用、地位进行低估的倾向，其思想根源是否定精神文明相对独立价值的，以“搭台论”、“唯市场论”为典型表述的认识误区。“搭台论”认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前者“搭台”后者“唱戏”的关系，精神文明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某种包装形式或敛财手段，其价值量则取决于它对钱袋的影响；“唯市场论”认为，一切精神生产的目标确立、资源配置、结构调整和价值实现，都应遵从市场经济规则，由市场进行调节。受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既不能充当直接获利手段又难以作为商品经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的思想道德教育，自然会遭到社会舆论评估的漠视。要改变这一状况，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舆论评估环境，我们就必须走出误区，在认识上充分肯定精神文明相对独立的价值。
“搭台”既不是精神文明对经济建设服务的全部内容，也不是这一服务的根本内容和主要内容。这一服务，只有通过精神生产创造的自身价值，经由全部社会生活纵横交错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环节，最终为经济建设提供种种必要条件的途径，才能完整地实现。具体到思想道德，它对经济的服务也只能寓于其自身所应完成的各项任务之中：1.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2.规范和引导以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实践及其相关决策，确保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3.确立、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以共同理想为聚核的民族凝聚力，为实践主体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坚定的精神支柱；4.确立是非善恶美丑标准，构筑抵制精神污染的思想道德防线，提供对社会行为进行控制、激励和整合的文化手段，移风易俗、惩恶扬善，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治安环境和社会风气。——这些任务虽然并不总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若没有这些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也便失去了顺利发展的条件。无须烦言，在一个思想道德素质低下，贪污腐败公行，社会凝聚力、文化控制力、意识形态整合力缺失，道德滑坡、物欲横流、社会风气败坏、治安状况混乱的国度里，要想仅仅靠抓物质生产来实现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的目标，那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
精神文明价值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精神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商品化，其价值也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具体到思想道德建设来说，这一精神生产的特殊性，注定了它不可能是“市场化”的道路：1.道德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精神劳动的无形成果，不能作为商品上市；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会由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而只能靠外部灌输，这种灌输的内容和力度，不能由市场需求决定。在不同社会制度对立存在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研究、宣传及其与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不能任凭市场自由调节；3.思想道德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面向民众的、非盈利的公益性教育活动和教育基地建设上，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4.市场原则，只有注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才能驯服地为我所用。作为经济手段，市场正面效应的发挥和负面效应的遏制，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保障，而要实现这一保障，就须赋予思想道德以超脱于市场之外的独立地位，而不能将其纳入市场，听凭市场去处置。
为了尽快走出认识误区，当前很有必要通过组织深入广泛的理论研究、学习和宣传，确立如下观点：1.精神文明具有区别于物质文明的相对独立价值。其价值的衡量，不限于能否充当直接的获利手段，而在于能否通过完成自身的任务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2.市场不是调节精神生产的唯一手段。事实上，决定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性质、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优势的，往往是难以“市场化”的精神生产及其产品。3.思想道德的价值不容否定，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地位不可低估。4.思想道德教育不仅应理直气壮地唱好自身的戏，而且完全有权利要求自己所服务的经济建设，反过来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上述观点，乃是思想道德教育（以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所处舆论评估环境得以优化的首要前提。
二、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政策环境
政策是实现社会目标最强有力的导向手段之一。当前，我们应着意在投资、分配和驱动三个层面上，扭转近年来导致精神文明建设疲软的政策偏差，以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政策环境。
首先，投资政策层面重物质生产轻精神生产、重市场化精神生产轻非市场化精神生产的偏差必须纠正。这一偏差不仅造成了思想道德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制约，而且直接导致了这一精神生产所需“硬件”的持续萎缩。由于经费严重不足，这一精神生产的现有物质设施，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折旧补偿，而且还在向高投入领域不断流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思想道德建设基地尤其是公共文化设施，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将育人阵地部分地变为赚钱场所，学校、科研机关出租房产，书店卖服装百货，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办起家具城和卡拉OK厅。这种事出无奈的流失，将一大批思想道德建设基地逼上了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绝路。要制止这种流失及其造成的精神生产萎缩，就必须按照“两手都要硬”的预期目标和两个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对投资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要下点大的决心，给点大的支持，切实解决思想道德教育事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经费。
其次，分配政策层面“脑体倒挂”和“智艺倒挂”的偏差必须纠正。据有关资料，工薪层内部工资水平，1978年为“脑”高出“体”3.9%，1991年“倒挂”7.6%，1992年“倒挂”缩小，1993年又有所扩大。又据报道，几年前沈阳一些受聘于夜总会的大学生伴舞女郎，半年收入顶得上一位副教授35.5年的基本工资；这种分配不公，除了使居于“倒挂”底层的精神生产失去职业吸引力，以致岗位后继乏人外，还造成了这些岗位现有工作者的严重流失。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长期滞后，在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已不再令人扼腕，而“教授卖馅饼”却被树为正面典型的情况下，处于“倒挂”底层的精神生产者纷纷向高分配领域流动，实属势有必至，理所固然。这种人员流失，除在数量上削弱了思想道德教育队伍之外，更在质量上瓦解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近年来，一些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心理失衡，焦虑浮躁，业务素质和工作热情下降，社会责任感、职业自豪感缺失，言论离轨行为失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两个“倒挂”的分配不公及其造成的人员流失和人心浮动。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调整分配政策，从消除两个“倒挂”入手，切实解决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在分配中酬不抵劳的问题，使他们的收入与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所做出的社会贡献相符，以增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岗位的吸引力，稳定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队伍。
再次，驱动政策层面手段错位的偏差必须纠正。精神生产同样可比照物质生产，运用利益法则进行驱动；但在具体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却必须符合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而不能简单套用物质生产领域单位经济效益与个人分配挂钩的办法。近年来，经费自筹、上面请客下面付款”等政策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的推行，便对思想道德教育和其他非盈利精神生产造成了巨大冲击。而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非盈利精神生产在“以文养文”和“以副养文”中发生种种畸变。对非盈利精神生产来说，“以文养文”无非是靠用种种合法半合法以至不合法的名目收取不合理的超额服务费，炮制“擦边”产品迎合低俗病态需求谋取不义之财等手段，以实行自养。近年来，精神产品商品化倾向有变本加厉之势，而且又滋生出价格垄断化倾向和假冒伪劣化倾向，以致出现了种种精神生产单位不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怪事，这不能不说与“以文养文”的合法泛滥化有着直接关系。“以副养文”实质上是要求非盈利精神生产部分改行，挤进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或盈利性服务业领域去捞取外块养活自己。这一口号不仅抹煞了非盈利精神生产的价值、回避了物质文明须为精神文明建设充当基础的义务，而且成为将精神生产者驱入“半改行”和“人人奔钱”境地的直接压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调整驱动政策，在非盈利精神生产单位停止实行“上面请客下面付款”的政策，停止使用“以文养文”、“以副养文”的口号；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后援，选择科学的利益驱动手段，把承担思想道德教育任务的精神生产部门的单位社会效益，与个人分配挂起钩来。
三、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的“个体社会化”环境
从文化视角看，思想道德教育的运作包括确立静态的“文”和推进动态的“化”这样两大部分。所谓“文”，即要求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认同的、作为社会共同参照系的文化准则，它体现的是社会“应有”文化状态；所谓“化”，即经由个体社会化途径，将外在的“文”投射到个体心理结构之中，使之成为社会成员认识、意志、情感的内在尺度和行为自律标准，它体现的是社会“实有”文化状态。就我国目前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来看，在“文”的确立方面已颇具规模，关键的问题是要全面优化个体社会化环境，加速“化”的进程，以消除现实生活某种程度上“应有”与“实有”两张皮的“文”、“化”疏离态势。当前，这一环境的优化，应特别注意抓好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要努力消除现实生活中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准则相悖的各种反差：1.消除“土政策”反差。各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土政策”，必须坚决废除，这不仅是维护中央权威实现政令统一的需要，而且是优化思想道德教育环境的前提。2.消除社会风气反差。要坚决打击刑事犯罪、经济犯罪的各种丑陋社会现象；要综合运用舆论、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维护社会主义政治道德、职业道德、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尊严，把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行业之风，与净化社会风气结合起来。3.消除示范反差。首先要消除领导干部示范反差，痛下决心将王宝森之流，从宣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主席台上拉下来；要通过加强组织建设，确保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在思想道德上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信服的楷模。其次要消除行政行为、团体行为示范反差，对一些地方的政府及其它行政、权力机关和团体有组织的“法人犯法”、“法人保护法人犯法”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制止；对其它有悖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和团体行为，也必须严肃批评，限期纠正。另一个重点，是要加强对隐性文化的领导和管理，使隐性文化承担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义务。商业文化包装（包括广告、商标、招牌以及促销形式等）、文化商品和文化消费活动是隐性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虽然不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为直接目的，但却是影响人们思想道德的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我们对此强调不够，以致部分地让出了这一教化手段。一段时间以来，商业文化包装以拜金、崇洋、复古、媚俗为时尚，某些文化商品和文化消费活动，一味迎合甚至制造低级趣味图财害义，极为活跃地充当着亚文化、反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载体，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主流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经济、政治、法制等在社会分工中不以教育为直接目的全部社会生活，也都应归入“隐性文化”的范畴。社会生活中以权谋私、以职谋私的腐败现象，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的猖獗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大泛滥，从发达国家引进夕阳工业、进口洋垃圾、对触犯我国法律的洋老板迁就姑息等洋奴买办行径，向农民和教师“打白条”，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做法，新“贵族”竞奢斗富、纸醉金迷的高消费，只要花钱便可买文凭、买奖状、买头衔、买官位、买刑期、买烈士陵园中的墓穴等泛商业行为，作为客观存在，必然会对人们产生影响。而且，由于这些现象和行为与世俗利益关系密切，所以它们所隐含的价值准则，在传播和教化方面，也必然比单纯的说教更占优势，以致形成了现实生活中主流文化不香，亚文化、反文化不臭的怪现象，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个体社会化环境。
为了净化环境，使各种隐性文化充当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教化手段，我们应采取如下对策：1.成立跨行业、跨学科的专门机构，从隐性文化角度，对社会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教化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据此向决策部门、行政部门及其它有关单位提供理性化的决策依据和可操作性的管理、监控、引导手段。2.制定有关法规，以法制形式对商业性文化包装、文化商品和文化消费的社会教化义务权利进行规范，消除“噪音”，弘扬主旋律。3.各级领导要保证其治下一切重要社会行为的正面教化含量，至少要保证这些行为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准则一致而不是违背有关准则。这一点，应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之一。4.一切重要决策的制定，都需以两个文明的统一为目标，都要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价值的实现作为一项基本的决策参数；一切重要决策的出台，都应有预先设计好的相关思想道德教育方案，同时配套出台。5.要大造舆论声势，确立起这样的社会共识：搞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而且是各级党政工团组织，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社会生活领域，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要逐渐形成在社会教化上社会全面参与、全员参与、齐抓共管、众木擎天的局面，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创造最佳的个体社会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