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化：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生态学论文,课题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2)03-46-06
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对文艺理论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讨论就开始成为兴奋点。这种兴奋决不只是世纪交替的思维惯性所使然，而是文艺理论现状呈现的诸般窘态引发的建设性要求。那种由哲学简单演绎和用纯粹意识形态话语编织的文艺理论早就在文艺实践面前捉襟见肘，在原有范式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也越来越破绽百出。持续一个世纪的外来文论霸权激起的本土情结热切希望中国传统文论重放光辉，而由西方文化的强势造成的文艺理论现代化即西化的认识误区和话语转换的困难，又使这种努力屡屡受挫，或者仅仅陷于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最尖锐的是，市场经济直接造成的文艺边缘化和大众文化霸权，文化工业对文艺的精神价值和独特韵味的消解，全球化趋势下本土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日益西化，在文化普及、高科技、大众传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个人主义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社会文艺需要和文艺生产方式的急剧改变，并给文艺固有形态以强烈的冲击。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现代人生存困境中生态失衡和畸化的反映。所幸的是，自然界通过对生态破坏的严厉惩罚和生态科学，又一次向人类理性启示了空前深刻的生存智慧。对于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生态焦虑，严肃的文艺理论必须作出积极的回应。对于关乎人类整体命运也关乎中国现代化效益的生态智慧与生态精神，严肃的文艺理论更应当努力吸取和弘扬。思考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决不能脱离呼唤生态文明、培育生态人格的时代潮流。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乃是生态学的时代，只有生态智慧才能使人类走出生态困境。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就必须借重生态思维的启示，在生态学化中实现自身的学理跃迁和范式更新，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一、回应现实呼唤的三条思路
在中国，用生态眼光看世界的同时自觉地用生态的眼光看文艺还是二十世纪末期的事情。就笔者所见，除了一些在个别问题上引进生态学观念的研究外，近年来的文艺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呈现出三种思路：一是最早出现的以研究文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的“文艺生态学”，二是受各种生态文艺推动以研究文艺与人类生态的相互关系为主的“生态文艺学”，三是以生态世界观对文艺进行生态学审视的“生态论文艺学”。
第一种思路的文艺生态学，当以姜澄清的《艺术生态论纲》为代表（注：姜澄清：《艺术生态论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在该书的绪论中，作者明确指出：“‘艺术生态学’研究艺术的‘生态环境’，研究‘艺术生态’的正面和负面‘环境’要求，研究艺术对当代人类生存的价值。”又说：“在错综复杂的环境构成中，探索艺术的生态规律，就是这门学科的宗旨”（注：姜澄清：《艺术生态论纲》，第1、5页。）。这种文艺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和主旨，同生物生态学的学科观念基本对应。
第二种思路集中表现在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注：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中。作者关注于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特别关注文艺对于人类走出生态困境、优化人性生态的意义和文艺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将发挥什么作用。这本书的下卷对艺术家成长环境的生态位、艺术的地域色彩及群落生态状况、艺术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及艺术物种的灭绝等问题的考察，大体上是生态学的传统思路向文艺问题的引伸的话，而上卷中对文艺与精神生态问题的论述则是该书最具有特色的内容。作者在人类生存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重点研究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态”系统；而在人类生态系统的“精神圈”中，文学艺术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深入论述了文艺与自然生态的本体联系和文艺与精神圈的生态关联等重要问题。看得出，这种生态文艺学主要着眼于文艺与人类生存生态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文艺对现代人精神生态的作用。
笔者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可以说属于第三种思路，那就是在生态哲学的启示下，把文艺活动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之中，以生态思维对文艺的本体特性、生态本源、生态功能和生成规律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建构一种体现了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既切近文艺活动生态本色又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文艺观。这种思路从发生论揭示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以此论证对文艺进行生态学审视的本体论前提。同时，还特别注意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内涵并努力将其全面引进对文艺的生态思维，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建构其新的生态学化形态。为此，它在对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说进行的生态哲学阐释时，提出了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新理念。
上述三种思路尽管在思维的广度和若干问题的深度上还存在差别，考察的重点也有不同，但共同的意向显而易见。它们都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展到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明确肯定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态性质，从而把文艺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它们都从哲学或人类学的层次认识生态观，把生态学作为考察文艺问题的方法论和价值基础。后两种思路还对自然生态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态问题予以热烈的关注，把各种生态文学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生态思维在短短几年内对文艺研究的介入所取得的成果初步说明，文艺学为适应生态文明的时代性转向已初露端倪。这不是应景趋时的包装，也不是肤浅勉强的铆接和拼凑，甚至也不只是局部的修补和点缀。应该说，这是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和形态转换，是既有文艺理论在与生态学的“杂交”中获取新生命的尝试。依据生态学的边缘优势原理，我们决不能无视时代的指令，错过这个重大的机遇。
二、以终极科学优势促成文艺理论的学理跃迁
美国一位著名生态哲学家把生态学称为“终极的科学”，他说：“生态系统科学通常被称作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还引用别人的话说：“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注：［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82页。）。显然，这里所说的“终极”决不是“终极真理”的意思，而是就其广阔的涵盖性和问题指向的深度而言的。
之所以说生态学是终极的科学，至少有这么几点理由：第一，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由此必然提升到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关注。早在上世纪20年代人类生态学即已兴起，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把这一重大提升推向实践。人类生态学所关注的中心，就是人类与作为其生存环境的生态系统的动态关联，而人与环境的关系正是人的生存所面对的终极问题。第二，现代人类生态学已把社会和文化置于自然这个更具本原性的大系统中，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这种向自然主义的回归有如安泰从大地得到力量一样，使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深入到了终极性的层次。第三，生态学把其他科学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加以融会和整合，以纠偏补弊，使之在互补互动中共同优化人类的生存条件。这就把人本精神融注于一切科学，象马克思早年所瞩望的那样，把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融合成一门科学，从而确立起一切科学对人的生成的终极关怀。第四，随着生态学对有机体和人类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生态机制和意义的全面认识，特别是对信息与精神的生成性联系的揭示，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物质世界之间的精神关联即精神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这就使生态学跃上了人性这一生态生成之巅，具有又一层终极意义。至于生态文明目标的确立，生态本体论、生成论和价值论的深层统一，其终极意义也不应忽视。
生态学的终极性，带来了无比广阔的理论视野和网络化关联意识。本着从整体出发才能深入认识部分的道理，这就有利于去探究事物关联的复杂性，有利于更深入地探究事物的本体真相，并始终不忽视人及其本质从自然生成这个生态之本。由于融合、扩展并序化了已经深入人心的系统思维，并且注入了“自然向人生成”的本体内涵，这就建构起对人类生存处境及人性生成的整体性思维框架。对于文艺理论的研究来说，它可以从人的生态关联深入考察文艺活动的本体特性，找到文艺活动得以发生的生态本源，从而真切地把握文艺活动审美性的本体特征；同时，它又突破实体观念把任何一个文艺现象都纳入人类生态系统中审视其社会、文化和人性的关系性本质。更重要的是，它从生态层面开拓和深化了对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及其本质的认识，有利于一种更深刻的人学精神在文艺理论中的树立和贯彻。这样一个两极融通的思维张力场，可以聚合各种观点和方法及其成果，使之在最大可能的综合中获得与人类生态系统相对应的序化结构。
用生态眼光看文艺，必然要重新审视文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艺的本源性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文艺作为人类对自身生态进行审美调节的活动，一开始就打下了自然的深刻烙印，并且一直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审美原型。文艺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和发展，也都是向自然的回归并从自然吸取新的智慧和生命。生态思维对自然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生态性整合，必将带来对文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
用生态眼光看文艺，就必然要对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即本体特性进行终极追问。笔者在对文艺活动生态本性的探寻中认为，正是事物之间以节律形式为普遍中介而引起的节律感应才是审美活动的基本特性所在。这节律形式作为审美感应的中介就是文艺审美活动的本体，节律就是文艺审美活动本体的特性。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一切生命形式都存在的节律感应正是生命体感知和调节其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方式，它本来就是生态生成物。一方面由于在自然、社会、文化和生理、心理、意识各个领域和生命层次无不存在节律形式，另一方面更由于节律形式在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必然获得的整体质，以及以节律形式为中介形成的同构对应，就使节律形式决不象有的朋友所说的那样仅仅限于生理活动的层次。显然，正是生态关联的存在，才使节律形式真有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和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深邃意蕴和引起人的身心整体感应的功能。也正是基于文艺审美活动的这种生态本性，生态论文艺学才得以成立。毫无疑义，文艺审美活动的这一生态本性是一种终极性的存在。
上述事实也说明，文艺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所谓“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截然划分将失去意义，因为生态关联观念并不承认这种实体主义的僵硬边界的存在。
又比如，生态思维把文艺活动的功能还原为通过节律感应进行生态调节的功能，这就综合了有关文艺功能的一切合理的见解，并使之落到生命存在的实处。在文艺审美活动中，节律形式作为感应中介，同时发挥着生命状态体验、生命意义感悟、生命水平超越、生命关系整合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通过“内在尺度”而具有实践中介的作用。这就找到了文艺的政治、道德作用的本体基础，既包容又超越了流行的文艺功能观。
更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思维把人的文艺需要问题突出出来，它不是从某种外在指令如意识形态意志来提出对文艺的功能要求，而是从人的生态需要出发，从节律感应及其与物质和社会文化的生成关系来考察文艺活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样从生态深处对文艺需要的考察，有助于认识人类文艺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合理地阐释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载体与根源，在生命活动起点上揭示文艺的人本精神。
三、在生态伦理学的启示下调整文艺价值观
生态学的终极性还表现在它的价值观念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针对二分化、分离、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等现代性现象，强调了人与他人以及其他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注：［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2页。），要求重视事物的内在价值和全球整体价值。而直接产生于环境保护运动中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更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价值观，尚存在尖锐的争论。但是，在严重的生态问题面前，人们不能不调整现代性思潮中形成的价值观，开始重视自然的生态价值和人的活动的生态效应。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观念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固然后果严重，否认人类在价值关系系统中的终极主体地位也匪夷所思。由价值的系统性所决定，在肯定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内在价值的同时，也应肯定其价值的为人内涵。但是，那种把为所欲为的自由作为人的价值核心的观念应该纠正，真正的可持续的即建立在生态必然性基础上的自由应当受到重视。人作为自然界的能思维的头脑，不过是主体化的自然，自然通过人而达到自我意识并实现自觉的自我生成，因此人只能在自然提供的舞台上按照自然规律所允许的阈限去自我表演。人类的自由，只能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而这个“矩”的最后底线就是生态平衡。今天的人类如果没有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行为的清醒自律，没有对自己的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就不可能走出生态困境。人对自由的追求必须审慎，必须有自知之明，决不能陷于因弑母而自斃的境地。热爱自然，敬畏生命，尊重差异，善于共处，都是颇具生态价值的观念。概括地说，生态价值就包含在“生、和、合、进”四个字所概括的基本生态观念中（注：参见《文艺的绿色之思》，第114-120页。）。
在现代性的文艺观念中，超越性精神的价值受到至高无尚的推崇，文艺就是实现精神超越的世界。这种急于超拔于现实之外，在精神的漫游中去安顿灵魂的追求，从根本上是由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失衡（包括物质上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和精神领域内的失衡）造成的。但是，这种精神漫游在重建生态平衡的同时也造成了种种生态失衡。人与环境的生态失衡引起了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对抗，这是一切人性苦难的总根源。后期的海德格尔和后期的里尔克，把眼光返回到“大地”，落到“物”和“物的物性”上，这种对家园的回归之思无疑透雾出深刻的生态感悟。这不由使人想起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精神的“具体化”的追求。他们说：“我们今天有关精神能量的见解应该重新扎根于物质之中：首先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躯体，其次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环境，最后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自然母体”（注：［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75页）。人对价值的追求，不仅要调整尺度，而且要调整创造价值的根基。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整体性危机，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危机。我们的文艺应回到这个生态现实中来，恢复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现实处境和人类福祗的深切关怀，用真正创造性即体现生态智慧的创造去推动人类生态状况的改善，促进人性的优化生成。在生态价值观的启示和推动下，文艺的人类整体价值（即“类价值”）观念必将受到真正的重视并得到新的阐释，在“类意识”的启示下真正树立起“生、和、合、进”的生态价值观。
人类的审美和文艺意识中，本来就更多地蕴含着生态观念，但是人们未必都理解其深刻内涵。如果用生态眼光审视这些观念，我们的认识就会上升到新的境界。
比如，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曾经十分推崇文艺的“自然性”，这其实就是对事物和世界生态本性的肯定。因为只有这种自然性才是真实的生动的，才会保存着事物鲜活水灵而独特的生命形态，也才能与生成于生态中的人相感应。何况生动的现象总有说不完的“本质”，在无限的生态关联中独具一格的映照生命存在的整体，从而启迪智慧，诱发美感。在自然生态问题凸显的今天，这种自然性的价值尤应受到重视。
又比如，我们一直强调文艺家的个性独特性和独创性的意义，强调多样化的意义，却对于为什么应该这样未必认识到家。曾经有过的说法是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后来说得最多的理由则是“文艺民主”，再往后又说这是文艺的自由本性使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只触及到事情的表层。如果从生态的眼光看，个性的独特性是人性差异性的表现，而差异性是多样性的前提，多样性则是生命世界生命力的表征和进化生成的条件。多样差异不仅提供优化的有利于类的进步的基因和机遇，而且多样的互补综合才有进化超越的可能。
又比如，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艺所崇尚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如果失去了生态意识也会变味，甚至适得其反。革命和斗争的意义主要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们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改造生态结构而采取的非常行动。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为生、护生和创生、优生的，任何合理的斗争都应当是为了新的合作与综合而作出的努力。在生态学眼光的审视中，革命斗争才闪射出更深厚的审美光彩。
四、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态化境界
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是否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抛弃或疏离呢？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这个问题具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在习惯于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流行模式的人看来，生态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之后和之外的东西，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就是把文艺理论非马克思主义化。其实，这是绝大的误解。
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和之外诞生的，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维却在古代就已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被明确肯定为生态学之前的伟大生态思想家，就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存在着十分丰富而精辟的生态思想。他们明确地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向人生成的现实产物，大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机体既是人的物质食粮又是精神食粮。他们揭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态运动规律，把自然生态的价值与其本体的生成性统一起来，在对生成本体论的概括中表达了最深刻的生态世界观即人本生态观（注：参见《文艺的绿色之思》，第1-14页。）。他们把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视为“历史之谜”的基本内容，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人的和谐确定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们明确指出要尊重社会历史过程和经济规律的自然性，指出在改造自然时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他们把文艺放在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来考察，而这个社会整体又是在多因素的综合互动中的系统。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世界观时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肯定“人创造环境”时更强调“环境也创造人”，……如此等等，都是十分明确的生态观点，具有鲜明而深厚的生态学内涵。
当创造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时代的紧迫课题时，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这些宝贵内容，深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生态学内涵，特别是《巴黎手稿》中初创的哲学人类学中的生态哲学内涵。初步的发掘已经昭示我们，在各种倾向的生态学说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乃是最科学也最具实践指导意义的生态学说。这种生态学说，既区别于以创世论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同于引起争议的生态主义。在肯定人的生态本性的前提下，它同时也肯定了人类生态系统的主体性和生成性。这就不仅内在地包含了“生、和、合、进”的生态精神，也赋予无产阶级革命论更深刻的生态内涵。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典中，存在着人类最先进的生态思想的一个宝库，它理应是我们文艺理论生态学化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实现时代性跃迁的理论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生态学内涵的发掘和阐释，必然会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系列重要观点的认识。
比如，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说。从整体上说，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总是存在的，尽管不能把文艺仅仅归结为意识形态。但是，它为什么会具有意识形态性呢？又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性之外还存在其他这样那样的“性”呢？传统的观念是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来说明，这当然有一定的阐释力。但若把文艺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的生态调节方式而放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来审视，就不仅能更深刻地认识其获得意识形态性的必然性，也会认识到这种派生于文艺生态本质的后天性，还会认识到这种性质决不只限于革命的对抗性和斗争性，而是具有丰富多样的生命内容，这就有助于更恰当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性在文艺诸多性质中的地位与作用。
又比如，自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文艺思想的重点以至核心所在的现实主义论。在一度长期存在的简单而又绝对化的阐释中，似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现实主义论。这种观念已经受到纠正，但是人们更多地只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寻求依据。如果用生态思维看问题，就会更深入地认识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要求，恩格斯何以如此推崇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有深刻的生态根源，那就是当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所处的生态系统孕育的文艺需要。同时，这也显示了现实主义的生态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这样的思维去看现实主义，就不会把它定于一尊，更不会把“这一个”式的典型作为现实主义的唯一模式。这样的思维方法马恩早就阐述和强调过，只不过在生态思维的启示下更加凸显了它的价值。
还比如“文艺生产”论。对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国外国内都很重视，不少论者已经明确地指出其作为马克思文艺思想特色所在的重要意义。在文艺活动已经融入市场并产业化的今天，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的确值得格外重视，它确实提供了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新阐释并建构新形态的基因。但是，任何生产，都是生态调节和创生的生命活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史已经昭示了生态思维的重要意义，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精神生产当不例外。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生产本来就是放在人与自然关系调节这个生态系统中来考察的。既然如此，艺术生产的生态意义、生态规律和自身生态结构等问题，就必然作为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毫无疑义，回答好这些问题，对艺术生产的研究会更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并充分体现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深层意蕴和精神。
五、从生态意识确立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切入点
这些年来，面对西方文论全面“侵入”并享有话语霸权的趋势，人们惊呼“失语”，急切要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渗透生态意识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一个宝库，它不能为西方所认识和重视确实是重大的遗憾。但是，仅仅在理论本身和范畴阐释上做文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味用西方思维来阐释和评价中国古代文论并试图将其嵌入西方文论系统的作法，更是一种生态错位。东西方的文论是两个原本长期隔绝因而有巨大异质性的生态系统中的产物，本来就不能在同—个平面上互相对接或嵌合。首先，东西方的人天观就大不一样。西方基于基督教创世说的人天观具有强烈的反生态性质，即使是打破了这种创世说的康德的生成论也依然无视人对自然的依存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本体论，许多西方思想家和文艺家也因未能真正理解而不能接受。中国的古代天道观，明确地把人置于天地自然之间，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尽管其中改造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不如西方的强烈和彻底，却十分重视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和惜生护生的观念，重视自然生态对人的精神启示并从自然吸取生存智慧。基于此，法自然和师造化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信条。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必然具有强烈的生态精神。发掘、阐释和弘扬这种精神，也许正是使之走向当今世界的最佳切入点；同时也是将其统摄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文艺理论的最佳切入点。在这方面，生态哲学研究已经走在前面，文艺理论不能置之不顾以至错失良机。
如果用生态眼光看中国古代文论，许多观点都会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像中国古代的“感应”说、“移情”说和“气韵”说这些触及文艺审美活动本体特性的观点，都直接触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不仅有其生态内涵，而且可以丰富对生态调适方式的认识。拿“感应”来说，这实际是世界和事物以其节律形式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命活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体验和认知生命，并在节律的激发、调节和引导下调适生命状态。作为事物之间、个体与系统整体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换的基本方式之一，这正表征了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这样的文艺审美活动本体特性观，相通于西方的“节奏”论和“生气灌注”说，可以整合从“摹仿”、“形象”到“移情”、“直觉”、“象征”、“同构对应”诸说并使之序化。
又拿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为例，如果从生态的眼光去看，其实已相当全面完整地概括了文艺的生态功能。四者相互推动，进而实现“事父”、“事君”的实践功能，由于这样，从诗中描写的鸟兽草木身上当然可以得到多于识名的社会人生知识和感悟。而之所以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主要来自于生态上的比兴。这个中国古代的象征——表现论如果再融入“象罔”说以及后来的“意象”、“形神”诸说，不就内在地包容了西方文论中很多重要的观点吗？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很多观点实际上是与西方互补或者超越其上的。比如，西方的形象论重实体，中国的形神论和意境论则更重虚实相生。这种虚实观，显然更具生态精神并切合艺术特性。
生态世界观对整体性的看重实际上暗合于中国古代的整体观，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文论切入现代并走向世界的重要优势所在。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对之补上分析思维这一课，使之从感性的浑沌整体上升到理性的综合整体，同时更需要在现代生态学的启示下更深入地揭示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内涵。
总之，生态思维提供的是一种新的世界图象，在这个图象中文艺活动必然会显现出许多被屏蔽的奥秘。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只不过是顺应潮流、回应现实的趋向，我们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使文艺理论有更充实的底气和更博大的胸襟去面对并走进未来。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吸取和融会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生态智慧，还具有主动超越现代性弊病以促进社会跨越式健康发展的特殊作用。
还要说明的是，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并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生态文艺学”或“文艺生态学”。所谓“生态论文艺学”，只是为了突出其学理特征。恰当的理解，这应当是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新形态。正如上文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乃是这种文艺理论的思想基础，因此，在现代生态思维透视下闪射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维之光的这种文艺理论，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新形态。建构这个文艺理论的新形态，乃是我们应予重视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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