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引语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张金圈1，闵素贤2
（1.曲阜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 引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汉语中的引语现象虽然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传统研究大都限于作为修辞格的名言引述。近些年来，随着西方语言理论的传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汉语各类语体语料中引语的分类、引语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汉语引语的认识。但是，由于引语现象自身的复杂性，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对汉语引语研究的既有成果进行了总结述评，并指出了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可以为进一步推动汉语引语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引语；转述话语；引号
一、引言
引语，顾名思义，就是指说话人引述的他人或自己在另一时空中的话语，引述的话语既可以是说出来的有声话语，也可以是内心的所思所想。在人类的语言交际中，引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巴赫金（2009）说：“转述和讨论他人的言语、他人的话语，是人类言语的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话题。我们在所有生活领域和意识形态创造领域里讲的话，充满了他人话语，而转述他人话语时的准确程度和冷静程度有时千差万别。……在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听到议论某个说话人和他说的话。不妨干脆说：人们在日常生活里谈论最多的，就是别人说的话。人们传播着、回忆着、掂量着、讨论着他人的话、他人的意见、论断、消息，人们由此而愤怒，或是表示同意，或是争论反驳，或是引以为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倘若我们在街上，在人群中，在排队时，在影剧院的休息厅里留心听人们片段的对话，就会发现是多么常用‘某某说’、‘人们说’、‘人家说过’这些字眼。当人们迅速交谈时，人群里常听见连成一串的‘他说……你说……我说……’。”[1]（P121-122）
正是鉴于引语的这种重要地位，西方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汉语中的引语现象也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传统研究大都限于作为修辞格的名言引述。近些年来，随着西方语言理论的传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汉语各类语体语料中引语的分类、引语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汉语引语的认识。但是，由于引语现象自身的复杂性，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在本文中，我们拟对汉语引语研究的既有成果进行总结述评，并指出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以进一步推动汉语引语的相关研究。
二、术语之辨
在汉语文献中，存在几个常见的与“引语”相关的术语，如“引文”“引述（话语）”“引用（语）”“转述（话语）”等。这些术语的具体所指对象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因此，有必要先做出一些说明。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几个术语的说明如下：
引用：〈动〉用别人说过的话（包括书面材料）或做过的事作为根据：～古书上的话。
引述：〈动〉引用（别人的话或文字）叙述：～专家的评论。
正如乐高积木一样，单块的乐高积木只是一个个小而无用的砖块。然而一旦开始把它们组合起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乐高积木可以不断地变换组合，具有无限可能，令人沉浸其中。这种“砖块”可供输送系统的制造商和集成商使用，它是针对物流配送系统的特定应用而设计，用途广泛且通用性强。因此将成为构建和规划物料搬运系统不可或缺的部件。
转述：〈动〉把别人的话说给另外的人：我这是～老师的话，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引文：〈名〉引自其他书籍、文章或文件等的语句：～索引。也叫引语。
引语：〈名〉引文。
邢福义（1993）和吴竞存、梁伯枢（1992）的观点与郑远汉（1983）类似。邢福义（1993）认为，“说”类动词以其后的直接引语为逻辑宾语，但从总体上看，引语部分无法分析或不好分析为一个句子里的结构宾语。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引语部分可以是两个或好几个句子；另一方面，引语部分即使只是一个单句，也容易被引导句（邢先生称为“外套句”）所插离，因此，不好说一个宾语掰开来分置于前套内和后套内。邢先生还说：“简短的外套句似乎可以算作特殊成分‘插说语’。问题在于外套句可以很长很复杂，绝对不能把所有外套句统统认为是句子的特殊成分。事实上，外套句和套内句代表两个不同层面的述说：外套句是直述，属A人称；套内句是转述，属B人称。最好的办法是分别算‘句’。”[12]（P12-13）
（一）“引用”“引述”和“转述”
真美。男人享受着纵情后的松弛，他枕在女人的大腿上，被自己不经意间改写历史的豪迈所激荡。他这样说，我真的可以做得再好。
“转述”通常是再现某人在特定时空中某次具体的言说行为，正如黄友（2009）所说：“转述行为是对整个被述行为的转述，而不单单是对被述话语的转述。因此转述话语不仅要再现被述话语，而且还要求描述被述情境”，而且，“作为一种独立的言语行为，转述行为还有其自身的情境，也可以被再度转述，形成嵌套递归结构。”[2]（P12）
两化融合能够有效推动行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产制造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全面优化，进而不断激发技术创新活力，逐步建立起推动行业综合发展水平提升、持续获取绩效的长效机制。
与此相对，“引用”的对象通常是经典文献或前贤时彦的诗词、典故、警句、名言以及群众中流行的成语、谚语、熟语、俗语、格言等，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引用”的对象还可以是某些具有案例性质的事件，正如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言，引用辞是指“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此处的“成语”当作广义理解，泛指全部具有相对定型性的语言片段，“故事”也不宜做通常意义的解读，而是概指先前发生的事件。
我们认为，即使在有明确出处的情况下，一句话到底是“转述”还是“引用”仍然可以是模糊的。例如：
（1）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半个月刚过，苏拉文便全部知道了内情。（李文澄《努尔哈赤》）
（2）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她认为，上述例中的划线成分已经熟语化，人们在使用它们时是把它们当作词汇库中的静态成员来使用的，而且，人们也无法知晓其使用的源语境，再现的不是一个言语行为，因此不是转述。但是她又指出，“对诗文的引用可以看做转述，因为诗文还没有熟语化，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诗文的出处语境”[2]（P17）。例如：
（3）你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
黄文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看作转述，而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视为引语，理由仅仅是因为前者可以找到明确的出处，而后者则没有。我们认为这一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一句话能否找到明确出处是一个考据学问题，当前多数人不知道“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一俗语的出处，并不代表少数人通过考证后知悉其来源。
但是，“转述”和“引用”的界线并不总是泾渭分明。黄友（2009）指出，对俗语、歇后语、成语等熟语的引用不是转述[2]（P17）。例如：
（4）1946年8月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主席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的坚强意志，任你狂风暴雨情况多变，他矢志不移，今与海浪搏斗，其豪情壮志又何其相似！（《人民日报》，1993-08）
（5）孟子说过，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孟子·梁惠王上》）。他似乎说错了，因为数百年后，正是秦国统一了全中国。（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例（4）中的“主席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可以看作是对毛主席在1946年8月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具体言说行为的“转述”，同时，由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后来被人们反复征引，已经成为一句格言，所以看作“引用”也无不可。例（5）中，作者在“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之后注明该话语引自《孟子•梁惠王上》，似乎是地道的“引用”，但是“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这句话不是《孟子》书中的原话，又好像只能视为一种间接的意义转述。
除了对被转述/引用话语源语境的要求存在差异之外，“转述”和“引用”两种言语行为的功能也存在倾向性差异。一般来说，“转述”主要用于叙事性语篇中，转述的言语事件是整个所述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段转述话语结束后，还可以紧接另一转述话语，小说中常见的大段人物对话正是此类。可以说，转述是为了叙述。与此相对，“引用”则主要用于论证性语篇中，说话人引用名言警句的作用在于为自己的说理提供论据，其目的在于“用（来论证）”。与转述不同，引用的话语与前后话语之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推进关系。当然，这种区别也是倾向性的，在真实文本中，叙事和论证本来就常常是水乳交融的，因此据此以划分“转述”与“引用”也必然会捉襟见肘，例（4）、例（5）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可以说，“转述”和“引用”都是原型范畴，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间存在交叉地带。黄友（2009）曾将“转述”和“引用”的关系图示如下[2]（P18），对此我们并无异议，尽管笔者和她的论证并不完全一致：
图1 “转述”和“引用”的关系
与“转述”和“引用”经常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不同，“引述”更多地在通常意义上使用，泛指转述和引用两种言语行为① 当然，也不排除“引述”被当做一个专业术语使用，如王长武（2017）《互动视角下的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一书。 。例如：
（6）最后，我想引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的话：人们可以从艾滋病在世界范围的流行中汲取三个经验，第一是预防，第二是预防，第三依然是预防。（《人民日报》，2000-11-30）
（7）周恩来同志喜欢引述毛泽东同志《咏梅》词中的两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人民日报》，1998-02-24）
例（6）中的“引述”相当于“转述”，例（7）中的“引述”相当于“引用”。“引述”的身份二重性也可以从其字面表达上看出来：“引述”=“引用”+“转述”。
根据火险等级对应的含水率，结合燃烧实验，用模型(3)和(6)计算祁连山东端青海云杉林对应的气象因子(见表4)。
（二）“引语”和“引文”
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引文”共出现534次，而“引语”只出现100次；在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的“多领域”语料中，“引文”共有1599例，而“引语”只有114例② 检索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 。这说明，在平衡性文本中，“引文”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引语”。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对“引文”的含义做出具体说明而“引语”只用“引文”注释的做法是严谨、恰当的。
木须：上周日，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不小心往一包子店里看了眼，居然发现做包子的师傅把掉在地上的面粉直接用小刷子扫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大大的塑料盆里了。
“引语”和“引文”都是名词，可以理解为“引述”“引用”和“转述”等言语行为的具体对象。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二者同义，都指一种静态的语言产品，该语言产品是被“引”入当前语境的，而且强调其来源是书籍、文章或文件等纸质文本。
但是，就语言学研究文献来说，“引语”和“引文”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如果说“引文”更多地用于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引用”的文字或言语的话，语言学文献中的“引语”一词则更多地用于指称“转述”（reported）的话语。很多人熟知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就分别对应于英语的“direct reported speech”和“indirect reported speech”，它们所指的对象大都是转述的某一具体语境中具体的言说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引语”和“转述话语”是一对同义词。事实上，在汉语语言学文献中，“引语”和“转述话语”都可以用来翻译英语的“reported speech”，只是在使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倾向性：讲解外语语法的著作、研究文学作品叙事语言的著作多使用“引语”一词，而研究新闻语篇语言的著作则常使用“转述话语”一词。
除了相当于“reported speech”这一用法之外，“引语”一词还经常用来翻译英语中的“quotation”一词。在英语文献中，“quotation”被用来广泛地指称书面文本中的所有放在引号之内的语言片段。从弗雷格（Frege）于1892年在On Sence and Reference（《论意义与指称》）一文中提出“quotation”在指称方面的特殊性以来，西方对“quotation”的性质、分类、指称特点、语用功能等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Cappelen & Lepore（1997）将“quotation”分为如下四类：
⑨高利华：《陆游钗头凤词是“伪作”吗？——兼谈文本中“宫墙”诸意象的诗词互证》，刊《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并收入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5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陆游与鉴湖》，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Life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is a sentence.【纯粹引语（pure quotation）】
Alice said“Life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直接引语（direct quotation）】
Alice said that life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间接引语（indirect quotation）】
Alice said life“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混合引语（mixed quotation）】[3](P429)
由此可见，其实“quotation”在外延上已经涵盖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合引语”可以看作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的杂糅，而“纯粹引语”则相当于一个语言单位的提及（mention）或元语（matalinguistic）用法。除此之外，语言学文献中还经常提到的一类引语是“scare quote”，一般译为“提示性引语”或“警示性引语”，即在一句话中的某个词语上加引号，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提示人们对其别做他解，例如：
（8）The“debate”resulted in three cracked heads and two broken noses.[4](P2651)
例（8）中，作者在“debate”（辩论）一词上加引号，意在提示读者所谓的“debate”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辩论，而只不过是一场争吵打斗。
这种基于广义理解的“quotation”能够涵盖更丰富的语言事实，而且它所关涉到的语义学和语用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近百年来一直是西方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但是，反观国内学界，无论是哲学领域还是语言学领域，对相当于“quotation”这一概念的“引语”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人们大都还是在“reported speech”这一意义上使用“引语”一词。
“引述”和“引用”用来说明一种言语行为，重在“引”这一特征，但二者又存在细微的差异：“引用”所关涉的对象范围不限于语言层面，还包括行为事件。在语言学文献中，“引用”更多地被用为一个学术术语，专门指称引用名言、典故以说明事理这样一种修辞现象。“转述”通常作为英语“report”或“reported speech”的汉译用法，广泛出现在以新闻语篇为对象的语言学文献中。与“引述”和“引用”都有“引”这一共同语素不同，“转述”更突显其“转”这一特征，即说话人A的某一话语经由说话人B这一“中转站”达致听话人C。其实，“引述”“引用”也涉及话语传播的“中转”，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三个动词所指的信息传递过程并无不同。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人们似乎对其使用的对象存在一定的选择倾向性。
（三）对“引语”的重新界定
通过上文的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引用话语”“引述话语”“转述话语”“引文”及“引语”这几个概念所指的对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大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指涉一种“他源”的言语，即使就“纯粹引语”和“提示性引语/警示性引语”来说，亦是如此。“纯粹引语”作为对某一言语单位的提及，是当前说话人谈论的对象，与说话人本身的话语处在不同的层次，是“引”入当前话语中的；“提示性引语/警示性引语”大都表明该词语是引述的某个人的说法，而当前说话人并不认可该说法，因此，常用来表达反讽意义。
总括起来说，在本文中，我们对“引语”一词做广义的理解，既包括传统修辞学中所说的“引用”辞格所研究的语言现象，也包括多数人常规理解的“转述话语（reported speech）”，还包括类似纯粹引语和提示性引语/警示性引语之类的现象。如此看来，我们所讨论的“引语”近似于英语文献中的“quotation”。通俗地讲，“引语”包括但不限于所有书面文本中置于引号之内的言语成分。
“歪题正做”的第一要义就在于把较大的选题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上来，而且要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去研究，就像挖井一样，如果常挖常弃，一口井也挖不成，而如果集中精力常挖不懈，这样挖出水的概率会更高。比如，你心气十足地选定了“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这一研究话题，但在具体研究时却感到无从下手，这时你就得学会分解，可以将它初步分解为“在读书中成长”“在参与研究中成长”“在教学实践中成长”等，这样就稍有眉目了。然后围绕每一类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这样就能走上正道了。又如，研究“在读书中成长”这一话题时，可以聚焦于“有字书与无字书”“经典与时尚”等，可以研究一本书对一个人的影响，也可以研究一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的引语研究、语法角度的引语研究和语用—认知角度的引语研究三个角度综述汉语引语研究的相关成果，重点在后两个方面。
三、传统修辞学的汉语引语研究
作为一种修辞现象的引语通常被称为“引用”，“引用”作为一种修辞技巧具有悠久的历史。李金苓、郭焰坤（2007）认为，最早论及“引用”这一语言现象的是庄子，《庄子·寓言》称此为“重言”。虽然由于“重”本身的多音多义性，关于“重言”的确切含义有一定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此处的“重”当读为“chóng”，义为重复、反复，“重言”即复说、引述前人的话。关于这一修辞现象，以后历代学者都有论述，只是所用的名称不尽相同。如梁代锺嵘《诗品》称为“用事”，刘勰《文心雕龙》称为“事类”，唐代皎然、宋代欧阳修称为“用事”，宋代陈骥《文则》称为“援引”，元代陈绎曾《文说》、清代薛雪《一瓢诗话》均称为“用事”，明代高崎称为“引用”，近代吴曾祺《涵芬楼文谈》称为“征故”，现代胡适称为“用典”[5]（P857）。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引用分成两类：一类是“明引法”，即说出它是何处成语故事的；另一类是“暗用法”，即并不说明，单将成语故事编入自己文中。这是一种形式角度的分类。李金苓、郭焰坤（2007）指出，从意义角度（也就是所引用成语、故事的意义与引用者所要表达的意义的关系）来看，引用还可以分成“正用”“反用”“化用”“夸用”“借用”等；从引用原典的数量方面来看，又可以分成“单引”“双引”和“博引”[5]。徐仁甫（2014）将通常所谓的“引用”称为“引语”，他从“前人引语之作用”“前人引语的类型”“前人引语通则”“前人引语变例”“古人引语起止例辨”“前人引语之失误”“后人对引语之误会”“后人对引语之利用”等角度，对古书中的引用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分析[6]。
李金苓、郭焰坤（2007）还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从先秦到现代使用“引用”辞格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先秦时期，“引用”成为人们政治活动、学术争鸣，尤其是外交场合中一种较为普遍的修辞手段，引用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加强言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引用的特点表现在重口语和重权威性典籍《尚书》《诗经》等两方面。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引用方式趋向密集与多样化，更加重视书面语和引述经学、史学著作，但也曾一度出现诗歌“堆砌”引用，“文章殆同书抄”的现象。唐宋元时期引用辞格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化用更为灵活，宋词中形成化用唐诗的风气；引用当代人语典增多，并出现引用自己诗语的现象。明清时期引用手法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小说中，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运用引用手法的频率均较高。现代的引用较为广泛地分布在多种文体内[5]。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修辞格研究的淡化，关于“引用”格的研究也已少有人问津。我们认为，传统的引用格研究多限于材料的分类描写，缺乏理论深度，也未能与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取得联系，从而导致其难以为继。如果能找出新的理论切入点，充分利用已有的丰富成果，关于引用现象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例如：
（9）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样一句谚语，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有一部分是经验之谈，也有一部分是科学根据。（百家讲坛·沈政《梦的释义》）
（10）比如说从孟子开始，他就一直思考：如何为人的道德信仰和人格境界找到一个行而上的根源。孟子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叫“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百家讲坛·袁济喜《“硫酸泼熊”引发的思考》）
（3）管用分开，航标维护质量提升。船舶运行服务外包过程中，我处作为用人单位，在用人方面不受限制，平时对外包船员做出相关的管理规定，按分配的工作任务进行管理、考核，做到“你用人，我管人”，管用分开，用人方式可以机动灵活。结合相应的考核办法，从船舶自修维护保养和航标维护保养两方面进行考核，通过考核对外包船员进行评分，进一步体现在工资待遇方面，以此来确保外包船员积极开展船舶自修保养工作，不仅使船容船貌得到改善，而且航标维护质量得到提升。
4.2.1 标本不在工作距离范围内 解决办法：调高载物台，载玻片与物镜头相接，慢慢下调，防止向下调节过快，没有捕捉到物像。
（11）这一回袁术就叫做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他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
（12）所以流行的本子，开头就有一段不算很短的一个叫“作者自云”。那是别人替他记的，可是二百多年了，就混入正文，大家一开头就看这个。（百家讲坛·周汝昌《曹雪芹其人其书》）
（13）根据建都时间的长短，现在从20世纪初，中国提出了一个叫“五大古都”。“五大古都”呢，我们知道就是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和开封。（百家讲坛·刘庆柱《解读中国古代都城》）
以上三例都用“叫（做）”引出一个语言片段，例（12）中的“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虽然没有加引号，但作为一个俗语，无疑应视为引用。如果例（12）算引用的话，那么例（13）、例（14）中的划线部分算不算引用呢？这些由“叫”标记的成分在性质上有何共性？为什么这些语言片段都能用“叫”引出？这种用法的“叫”与“我叫张三”中的“叫”有何关系？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8]。
四、语法角度的汉语引语研究
汉语语法学界对引语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句法结构的角度分析引语，讨论引导句的谓语动词与直接引语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另一类是从篇章和功能的角度考察引语的结构特征和使用特点。
（一）引语的句法结构分析
关于引语句法结构的分析主要是针对直接引语展开的。根据郑远汉（1983）的描写，汉语书面文本中直接引语（郑文称为“记言式”）的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甲类：NVP式；[N]VP式；[NV]P式
乙类：PNV式
会计电算化对会计工作有积极作用，会计电算化的优点也是我们数不胜数的。对于会计数据的处理方法来说，会计电算化使其发生了改变，使得造假作弊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会计电算化也改变了财务报告的陈报方式，改变了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会计电算化还改变了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使其不再去做那些简单繁杂的工作，人尽其用。当然，这里只是提到最重要的几个，除此之外，会计电算化对会计工作方法还有许多影响。
综上所述，第2代320排螺旋CT扫描技术采用AIDR-3D算法，联合应用自动曝光控制技术，球管旋转时间0.3 s，在不影响肝灌注参数HAF、PVF、PI值的情况下，辐射剂量较第1代320排螺旋CT机明显降低。此外，两者HAF、PVF、PI值相似说明其联合应用不影响肝脏肿瘤的随访观察。
丁类：NWP式；PNW式；P1NWP2式[9]这里的N代表说话人、V代表“说”类动词、P代表引述的具体话语、W表示“说”类动词之外的谓词形式。其中，引导句中的谓语动词V和W与引语P之间的句法关系是以往争论的焦点问题。
黎锦熙、刘世儒（1957）重视意念和语义关系，认为甲类是主谓宾结构，乙类是“宾语提到句首”，丁类中的NW仍然是“句法的主要成分”（即主语和谓语）[10]。可见，黎锦熙、刘世儒先生将整个直接引语部分看作一个句法成分，整体作引导句谓语动词的宾语。郑远汉（1983）认为，这种分析符合大多数人的语感，对于理解文意有一定帮助，但是难以解释更多丰富的语言事实。首先，当某一语言片段充当句子成分时，其身份只能是词组，而不能是句子甚至句群，但直接引语却常常可以是具有独立句调的句子，甚至是句群和语篇。其次，引导句中的谓语动词经常可以省略，形成所谓的“自由直接引语”，将“谓语动词+引用句”视为动宾关系难以解释这类常见的谓词省略现象，因为一般来说，句法结构中的谓语是很少省略的。再次，直接引语和谓语动词的语序非常自由，直接引语既可以位于谓语动词之后，也可以位于谓语动词之前，甚至可以分成两部分分居谓语动词两侧，这对基于汉语常规VO语序的句法分析来说会带来极大的挑战[9]。
采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评价。以各指标的最优值设定理想品种，为参考序列L0，采用初值变换消除量纲，参照张学杰[8]的方法，进行关联系数计算。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计算加权关联系数并排序，通过比较与理想品种关联系数的大小对品种的加工适应性进行评价[7]。
针对这种分析的不足，孙也平（1982）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句子里作提引说明的“某某说”之类，不论加在引语前边、后边还是中间，都是插入语。也就是说，引导句和引用句之间并不存在句法上的谓宾关系[11]。这一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直接引语分居于谓语动词两侧的情况，但同样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14）我跑到他跟前，急急忙忙地说：“白狗子追我，胡汉三来了!”
（15）“当真被捕了，”苏子培拉住太大的手，低声说，音调之诚恳凄凉，叫人落泪。“可是在里边也还受优待。”（茅盾《锻炼》）① 这两例转引自郑远汉（1983）。
丙类：P1NVP2式
这类引语在实际语料中大量存在，其中的引导句很难都被分析为插入语。鉴于这两种观点的不足，郑远汉（1983）认为，直接引语是记述人物话语的方式，属于言语表达的范畴，而非语言结构的范畴；直接引语有自己的句调，甚至不止一句、一段，一般不宜分析作V的宾语；在丁类格式中，引导句与直接引语之间是复句或句段的关系[9]。
按照词性不同，上述词语可以分成两组：“引用”“引述”和“转述”一组，是动词；“引文”和“引语”一组，是名词。下面分别讨论：
吴竞存、梁伯枢（1992）将直接引语的结构记作“NVS”，他们指出，S具备一定的句调，书面上常用句号、问号或感叹号标出。NV只能是陈述语气，而S则可以是各种语气，朗读时，常需模仿原话语气、甚至表情来发音。因此，他们认为，“NV”属于一个层面，“S”属于另一个层面。在很多直接引语结构中，V已经失去了带宾语的能力，所以不可能在结构上支配其后的S。有的V和S之间在语义上无直接联系，结构上也不存在直接组合的可能，把S看作V的宾语显然不能成立[13]（P338）。
后来，关于引导句和引用句之间句法结构的关系已很少有人涉及，郑远汉、邢福义和吴竞存、梁伯枢等几位先生的观点似乎已经被普遍接受，即引导句的谓语动词和引用句之间不存在句法上的支配关系，引导句和引用句属于不同的话语层面，二者分别独立成句，相互之间是复句或句段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参考国外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对引语指称属性问题的论述，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基层学校，我们之所以选择情感场生态构建为研究的切入口和抓手，是因为情感场生态构建更加注重和依赖的是实践，而实践恰恰是基层学校的特长和生命力所在。我们的初步打算是，该研究将至少持续三到五年时间，即预计在“十三五”中后期，校园能较为明显地由内而外展现出情感场的特质，使走入其中的每个人能深深地感受到情感的场能，强烈地受到感染、感化和正面引导。
Tarski（1933）和 Quine（1940）提出了著名的引语“专名论（the proper name theory）”。该理论认为，引语可以被视为一个单称词项，引语各个构成成分充当的功能就像单个词中的字母和相邻字母的组合，因而它们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意义[14][15]。也就是说，引语部分虽然可以是一个语调完整的句子，甚至是复句或句群，但“引号+引语”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通常的指称意义，换言之，它们在指称上与其前引导句的指称属性是不同的。引导句直接指称语言外的客观世界，而“引号+引语”指称的则是引号内部的语言表达式本身，这正是引语部分给人感觉它和引导句属于不同层面的原因（见上文对邢福义和吴竞存、梁伯枢观点的介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似乎不能再理直气壮地说引语部分和引导句之间是一般的复句或句段关系。如果按照专名论的理解，将引语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词项，那么说该“词项”受到引导句谓语动词的支配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事实上，当引语部分较短时，其作为宾语的身份也更容易被接受。殷国光（1999）在研究《吕氏春秋》中由“曰”引导的引语结构时，采用邢福义（1993）的观点，认为“曰”与其后的引语属不同层面的述说，当分别算句。但是，他又认为下面一些“曰”后的引语可以看作宾语，“曰”后不点断[16]（P212-214）。例如：
（16）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荡兵》）
以上两例中的划线部分无疑属于传统所说的引用格，从修辞角度来看，除了说明这属于明引、正用、单引以及用于论证某一观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如果采用微观视角，深入分析其结构形式，我们会发现，此处用来标记引语的“叫”在用法上有一定的特殊性。吕叔湘（1999）指出，这种用法的“叫（做）”作用在于“引成语说明事理”[7]（P305）。我们发现，在汉语口语中还存在大量与此相关的用法。例如：
（17）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先生其圣乎”，己因以知圣对昭王。（《审应》）
（18）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为欲》）
原因似乎仅在于这几例中的引语比较简短，和“曰”在结构上关系比较紧密。按照这样的标准，必定会导致判断的模糊性，因为判断一个句子的长短是不存在绝对标准的。果不其然，殷先生接下来便又指出，有一些句子是介乎A、B组例句（即“曰”和其后引语分别是句句关系和动宾关系）之间[16]。例如：
（19）《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不知其他。”此言知邻类也。（《安死》）
（20）《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身也。（《先己》）
由此可见，引导句和引用句之间在结构上到底是什么关系，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而要进一步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对引语部分本身在语义、句法上的特殊性进行新的解读。
（二）引语的语篇特征和功能分析
这一方面的研究大都采用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比较集中地探讨引语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主要关注引语的各种标记手段，并兼及一些其他问题。
1.引语的标记手段研究
刘丹青（2004）分析了汉语中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道”，并从类型学角度分析了“道”的独特价值[17]。虽然该文主旨并非讨论引语问题，但引导直接引语无疑是“道”作为标句词的一项重要功能；文中举到的其他语言标句词用法的例证，也对进一步考察引语标记的来源和使用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嗣后，多位学者对普通话和各地汉语方言中来源于言说动词的引语标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方梅（2006）指出，北京话中的“说”可以作为引语标记，用在言说动词后，作为连动结构后项动词，被删除以后不影响语句的可接受性。“说”后标记的引语既可以是直接引语，也可以是间接引语，如：“你先回去告诉你们老爷说，我明儿个打发人，把银子送了去罢”“她就告诉说，她姑姑来了”[18]（P110）。丁健（2015）也对普通话中“说”的引语标记用法做了进一步的探讨[19]（P146）。
刘一之（2006）指出了北京话中“说”标记引语的另一种用法，即说话人在转述别人的话时，除了在引导句中用言说动词“说”，在转述话语部分之后还会再加上一个“说”。刘先生认为，这个句末的“说”字起到了引号的作用，告诉听话人“说”前边的话语是引用的，后边的话是说话人自己的话[20]（P337）。例如：
（21）姥姥说：“你二舅说：‘他拳头大的字认不了半箩筐，还觍着脸当校长。’说。就这样，他得得着好儿？”
（22）姥姥说：“你二舅姥姥说：‘这孩子不着调’说。上回上我这儿来，说咱们包饺子吧。我说，你买点儿肉馅儿去。一去就没了影儿了，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饿得我都前心贴后心了，还不回来。”
近年来，汉语方言中由言说动词演变而来的引语标记的用法引起了持续的关注，这些研究大都从传信（evidentiality）范畴的角度着眼，考察引语标记的演变过程、语义语用功能等。
林华勇、马喆（2007）对粤语廉江方言中的言说动词“讲”的语法化进行了详细描写，他们发现，“讲”已经发展出引述标记用法，出现在引语之后，形成“引语+讲”结构，其中的引语既可以是直接引语，也可以是间接引语[21]（P153-156）。例如：
（23）（复述向别人喊话）——“出来正，抑无出来就做你世界”讲。
（说“先出来，要不就有你好瞧的”。）
【直接引语】
（24）（转告交电费）——阿妈吆你交电费讲。
（妈妈叫你交电费。/说是妈妈叫你交电费。）
【间接引语】
该文还考察了其他方言和语言中引语标记的使用情况，指出言说义动词向转述或引述等传信情态标记的演变，是一条较为常见的语法化路径。与普通话中的“说”一般位于引用句之前不同，粤语廉江方言中的引述标记“讲”的常规位置则是位于引用句之后。该文对这一现象也做了专门说明，作者指出，古汉语中的“云”、北京口语中的“说”、惠州话的“话”“讲”或“讲话”以及独龙语的转述情态标记wa31都有类似用法。张安生（2007）对西宁回民话中的引语标记“说”“说着”的用法进行了细致描写。这种用法的“说”“说着”缀接于引语之后，是一种后置从属语标注式的引语助词，作者认为，这一特征是与本土方言SOV语序倾向相和谐的，与广见于亚洲大陆SOV黏着语中的引语标记属于同一类型，是在阿尔泰系语言、主要是蒙古语族语的影响下产生的[22]。但是，正如林华勇、马喆（2007）所说，引语标记置于引语之后的用法也存在于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之中[21]。因此，西宁回民话引语标记“说”“说着”的用法是否一定是受到阿尔泰语言的影响，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王贺繁（2015）介绍了内蒙古赤峰方言中的引语标记，他指出，在赤峰方言里，间接引语句的标记词一般不单用“说”，而是经常用“说了”“说过”“说呢”，而且间接引语部分经常在前边加上“意思是”[23]。
张其昀（2015）[24]、陈一、梁晓玲（2018）[25]和汪如东（2018）[26]分别对扬州方言、东北官话和海安方言中“说的”的用法进行了描写分析。在这些方言中，“说的”都从标记引语进一步发展出传信、传情等情态功能。王芳、刘丹青（2011）将河南光山方言中用在言说动词“说”后用来引出引语的“的”看做一种引语标记，例如：“渠说的：‘我不用你管，我想么样就么样！’”“渠爸说的渠今年过年不回来了。”[27]如果将这一用法与张其昀（2015）、陈一、梁晓玲（2018）和汪如东（2018）等研究放在一起观察，我们会发现，其实将光山方言中“说”后的“的”看作一个引语标记并不合适，更合理的做法是把“说的”视为一个词汇单位，共同标记其后话语的引语身份，“的”只是一个词内语素，本身并不具有标记引语的功能。
2.引语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这一类研究从汉语实际语料（包括书面文本和自然口语）出发，对引语的分类、不同类型引语的结构特征（包括引导句、引语动词、时间地点等指示成分、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以及韵律特征）、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转换规则、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混用现象、引语的忠实度以及与引语相关的一些句式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分析。
吴中伟（1996）以汉语书面语料为对象，分析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在语气、指称及标点符号运用等方面的区别[28]。徐赳赳（1996）讨论了汉语叙述文中直接引语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由于该文充分介绍并借鉴了当时国外引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对后来的汉语引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9]。
段晓捷（2003）以小三角理论为指导，对现代汉语篇章中的直接引述现象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包括引导语的使用特点、引语出现的方式及是否使用标点符号、引导语和引语的语义特性、引导语和引语的关系、直接引述现象的传息特征等[30]。王艺（2004）讨论了汉语书面文本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分类、结构特征、引导语、指示成分与功能[31]。唐善生（2005）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将汉语中的引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并运用意向性理论分析引语的生成机制，讨论了引语的递归结构以及引语与话语指称、话语指示和话语实示的关系[32]。黄冠颖（2007）描写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直接引语的结构特征和功能[33]。黄友（2009）将转述话语分为直接引述语、间接转述语、略述语、概述语、详述语和换述语，揭示了各类转述语的转换规则和策略以及转述话语的忠实度问题[2]。倪广妍（2014）对清代小说《歧路灯》中引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描写分析[34]。整体而言，上述几项研究对引语分类及结构特征的描写有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但作为学位论文，大都显得宽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董秀芳（2008）以《红楼梦》为主要语料，考察了汉语文本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用的现象。这种混用现象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文本中人物在说话的过程中又引入一对新的说话者和听话者所构成的言说关系。在对这一言说关系所产生的言语的叙述时，一部分采用了直接引语的方式，另一部分采用了间接引语的方式。”[35]（P368）另一种是文本叙述人的转述与文本中人物言语的直述相混合。论文还进一步讨论了古代汉语、当代汉语口语以及日语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混用情况，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
陈一、李广瑜（2014）和马国彦（2016）都讨论了会话语篇中的“别+引语”结构。陈、李文称其为“元语否定句”，认为该结构主要是针对现实对话情境下对方话语中的某种不适宜的词语表示否定，此文根据引语部分的语义特征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类描写[36]。马文将该结构称为“引述性否定”，认为引述性否定是较为特殊的引用和否定现象，既与句法结构有关，也与会话方式有关。此文重点从会话结构的角度对引语的辨识程序和引述性否定的实现形式、引述性否定的类型、引述性否定的意义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37]。郑娟曼（2012）从引述回应的角度考察了汉语中一些贬抑性习语构式的使用特点和产生机制[38]。王长武（2017）从互动视角全面考察了汉语中的引述回应格式，对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范围与类别、框式结构和语用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就一些具体的引述回应格式（如“X就X”“可不X”“什么X”“你是说X”“你才X”和“还X”）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39]。
上述研究大都以书面文本为研究对象，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关注汉语自然口语中引语的使用情况。
马博森、管玮（2012）是国内较早关注汉语口语引语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以汉语访谈节目为语料，从会话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汉语会话中的零转述（zero quotation）现象。该文发现，在口语会话的零转述中，由于没有用来明确标明言说者身份的引导句，原说话人的所指无法得到明示，所以当前说话人会使用各种韵律手段和多模态手段来展示引述话语，从而使听话人正确识别引语，将其与当前说话人的话语区别开来[40]。刘美兰（2014）也就访谈节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零转述现象进行了考察[41]。
管玮（2014）建立了一个自然会话中转述现象的三维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汉语口语会话中的转述现象进行了细致描写。此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展示了汉语自然会话中引语使用情况的大量实例，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口语中的引语与书面文本引语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异。此外，此文对转述内容的详细分类和说明也给人带来很多启发[42]。
张金圈、肖任飞（2016）则对汉语口语中直接引语管领词的复说现象进行了探讨。作者发现，在口语会话中，人们经常会在直接引语的引导句之后重复一次“他/我/你+说”，如：“张老师昨天跟我说，他说，……”“当时我就对他说，我说，……”。在书面文本中，这样的“他/我/你+说”都可以删除，换成冒号、引号，但由于口语中没有标点符号这一视觉手段，因此，说话人必须选用其他的手段标记引语的起始和结束边界，复说管领词正是这样的手段之一[43]。
五、语用—认知角度的汉语引语研究
与上文讨论的引语结构和功能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学界不同，从语用和认知角度对汉语引语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外语界的学者，他们的成果多采取理论先行的研究路径，结合某种类型的语料来检验、论证某一理论。汉语学界考察引语的结构和功能时，所用语料大都来自文学作品，与此相对，外语学界从语用和认知角度所做的引语研究，则大都以新闻报道、庭审话语、学术话语等为分析对象。从研究的关注点来看，后者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言语行为视角；二是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三是认知视角。
（一）言语行为视角
景晓平（2010）在修正的顺应论框架下，通过比较转述话语与原话语的异同，对新闻话语的转述方式、措辞及其对转述内容相似性的影响、转述策略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44]。
吕晶晶（2012）以真实庭审录音转写为语料，以言语行为分析和合意性原则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个转述事件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不同文本的转述都是为达到一定的言后行为效果而进行的一种选择性言语行为。法律庭审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功能与其他文本存在一定的差异——直接转述并非仅仅为了忠实性，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一种情感的诉求；间接转述也并非部分地失去忠实性，而是为了选择性地呈现自己的立场，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目的。庭审转述因其预设的忠实性、意图的明确性、互动主体的实时在线性等特征，呈现出不同于新闻、文学、学术等语篇的特征和功能[45]。
张佟菲（2013）将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顺应语境理论及合作原则与修辞学相结合，分析了引语语用意义的实现过程以及各类引语的修辞动机。作者认为，人们使用引语是一个执行行事行为的过程，通过该过程，引用者取得预期的效果，或满足最初的动机，语境在语用意义的实现和引语类型的选择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46]。
刘荃荃（2016）以《今晚80后脱口秀》为语料，从顺应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的角度对汉语口语中的零转述现象进行了研究。作者发现，零转述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指示语的应用、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转换、感叹词的使用、音质的变化等，都体现了零转述语用功能的顺应性[47]。
（二）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这一类的研究大都以中英文新闻报道为语料，从批评语言学的视角分析新闻报道中引语的语篇语用功能和新闻语言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关系，试图通过对引语使用策略的分析，管窥报道者如何使用引语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辛斌（1998）是国内较早从批评语言学视角分析新闻语言的文献，他通过对消息来源、转述形式、转述动词等角度的考察，发现新闻语篇中的转述引语貌似客观公正，但实际上报道者往往以各种方式介入其中，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48]。虽然该文以英文报纸语料为研究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思路对后续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辛斌（2007、2013、2014）又对新闻报道中的引语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49][50][51]。除此之外，他对西方引语相关研究的介绍和评价（辛斌，2010；辛斌、李曙光，2010；辛斌、高小丽，2015），对国内学者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52][53][54]。
在辛斌（1998）等的影响下，国内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涂璞（2008）探讨了多种语体语料中转述动词的话语功能及其包含的转述者的个人态度[55]；王敏（2012）基于《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天安号”事件的报道，采用评价理论对转述引语进行态度分析，揭示了报道者意识形态和观点的介入[56]；徐东青（2013）比较了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动词在使用频率、用词、感情色彩、位置等方面的异同，发现由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隐性因素的影响，在报道同一事件时，汉英新闻在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57]；高小丽（2013）运用语料库技术，从转述形式、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三个维度，对汉英报纸中的转述言语进行了对比分析[58]；张雪璐（2013）对汉英报纸新闻报道语篇中转述话语的对话性进行了比较研究[59]；梁钟文（2014）、韩瑞琴（2017）都对中英政治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话语进行了批评性分析[60][61]。总的看来，这一类研究大都是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依照辛斌（1998）的框架分析不同的新闻报道，研究方法与结论大同小异，创新性不足。
（三）认知视角
彭建武（2003）从认知角度考察了语言中的转述现象。作者认为，转述语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语篇，转述者力图以人类大脑共有的知识结构在听者/读者大脑中激活另外一种声音，最终实现自己特定的交际意图。语言转述行为是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只有在语用知识的有关理论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解释，转述语言的意义及其意义结构可以通过认知机制来加以解释。此文运用认知科学中的连通理论对语言中的隐型转述现象进行了解释[62]。从认知角度探索人类语言生成和理解引语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但除了彭建武（2003）的探讨之外，相关研究还非常少见。
六、汉语引语研究展望
如上所述，引语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一直是西方语言学界研究的重要论题。汉语相关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引语的重要地位相比，现有成果仍显不足，集中体现为：语料范围多局限于书面文本，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都围绕一些老问题进行重复研究，缺乏创新性。在借鉴国外引语研究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汉语引语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发的辽阔沃土，有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格外关注：
（一）汉语口语中的引语研究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者开始关注自然口语中的引语现象。他们发现，自然口语中的引语与书面文本中的引语相比，在结构特征、标记手段、语用功能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音高、音强、音质、停顿等韵律特征以及眼神、手势、身姿、面部表情等多模态手段在引语表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语自然口语中的引语现象虽然已经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20][40][41][42][43[47]，但与国外研究相比，汉语的相关研究还有一定差距。汉语自然口语中引语的类型、引语引导词的使用情况、引语起始和结束边界的标记手段、引语的韵律特征和多模态表现、引语的立场表达功能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汉语自然口语引语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普通话，汉语方言中的引语使用情况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湖南师范大学丁加勇教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湖南隆回、津市和内蒙古赤峰方言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进行了描写分析，这些研究都建立在真实口语会话转写语料的基础上，指出了各地方言中一些颇具特色的引语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3][63][64]。目前的汉语方言调查多局限于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篇章角度的考察尚不多见，引语作为一种语篇层面的常见现象，正好可以作为方言篇章话语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二）引语与相关范畴的关联性研究
以往对汉语引语的研究多局限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这两种常见类型，如前文所言，引语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与语言中的其他范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发掘这些关系，可以加深人们对相关语言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下面结合例证予以简要说明。
1.引号的功能
引号是书面文本中引语的重要标记手段，我们将所有置于引号之内的语言成分都视为引语，但这些引语的性质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引号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形式。这些功能的具体表现如何？人们在何种情况下会给一个语言表达式加上引号，其交际动因何在？自然口语中没有引号，那么引号的相关功能在口语中是通过哪些手段实现的？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引语和名称的关联性
名称是一类特殊的专有名词，以往对名称的研究大都从称谓的角度考察其指称特点及文化和社会意义。但相关语言现象表明，名称与引语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张安生（2007）指出，西宁回民话中的引语标记“说着”“说”除了标记引语，还可以标记称谓语[22]。例如：
（25）我阿达说着，娃娃家再嫑问说着。
（我父亲说，小孩儿别再问了。）
天气预报说明早儿刮风晒说。
（天气预报说明天刮风呢。）
（26）你叫啥名字说着？——我“索索”说着叫着。
（我叫索索。）
傢的名字（叫）“马军”说。
（他叫马军。）
汉语中的“叫”既可以用于称名，也可以用于标记引语，同样显示了引语与名称之间的内在关联[8]。
3.引语和拟声词的关联性
拟声词在指称属性和产生机制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它用来模拟自然界的某种声音，这与引语用来“模拟”他人的话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刘丹青（2009）讨论了汉语实词的拟声化重叠用法，例如：
（27）王金龙也不客气，大哥大哥地随着他叫了起来。
（28）起初，那女人还笑着说，好玩儿好玩儿，后来就连连地喊疼，饶命饶命地喊个不停。
刘先生认为以上例中的“大哥大哥”“饶命饶命”都是实词的一种拟声化操作，即通过重叠将普通实词用如拟声词。从话语来源的角度看，可以发现，此处用如拟声词的成分其实都是一种引语。刘先生也说，这些成分“都有引语的性质，书面上可以放在引号内”，“引语与拟声化重叠本来有很多交叉”[65]（P26）。刘丹青（2012）又指出：“引语的作用与拟声词相近，说话人只是复制所听到的话或声音。”[66]（P9）
刘先生的这一观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就此做出进一步研究。汉语拟声词研究一直是汉语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引语的角度重新审视拟声词的语义、语用特征，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领域。
（三）与引语相关的应用研究
鉴于引语使用的普遍性，任何与语言应用相关的研究都不能不将引语列入考察范围。就目前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1.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引语研究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结构差异以及二者的转换规则是英语作为二语教学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汉语教学过程中似乎较少关注这一问题[67]。我们认为，汉语书面文本中引语的结构特征及不同类型引语的转换规则固然应当列入教学内容，但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汉语口语中引语的使用规则。汉语学习者在日常交谈中，经常涉及到引语的使用，但口语教学中的相关内容却完全是一个空白。如何借鉴汉语口语引语研究的相关成果并用于教学，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2.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引语研究
引语在指称特点和语用功能上都迥异于与其共现的直述话语，如何让计算机正确识别、理解并生成引语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Cervone、La、Pareti & Bell（2015）指出，相对于书面文本来说，自然话语中引语的识别难度更大，无法依赖特定的词汇线索，如“他说”“他告诉我”等，它们在口语中常常不用。能够自动识别引语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首先，引语具有的韵律标记和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s）类似，因此有助于改进句子韵律边界的识别；其次，有助于改进说话人识别任务，因为每个说话人使用引语的韵律编码都是变动不居的。自动提取引语并将其正确赋于原说话人对很多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也具有重要价值，如信息抽取、实体识别、同指消解（coreference resolution）以及提高会话结构的理解水平；而且，利用韵律特征识别引语将会极大提高口语自动转写的水平[68]。
目前，国外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Baron、Shriberg & Stolcke，2002；Kim & Woodland，2003）[69][70]，但国内似乎还比较少见，亟待进一步加强。
3.引语使用的神经机制及临床研究
塞缪尔·早川、艾伦·早川（2015）说：“有了语言，我们不但能够报道我们神经系统内许多种复杂的反应和变化，还可以转发这些报告。……语言可以用来叙述语言。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发生机制与禽兽的叫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71]（P21-22）如果说反映客观世界的语言本身的神经机制已经足够复杂的话，那么用来指涉语言形式本身的引语的运行机制必将更加深奥。Hengst et al.（2005）、Duff et al.（2007）、Kindell et al.（2013）等分别研究了患有失语症、失忆症和失智症的个体在使用引语过程中遇到的障碍[72][73][74]。Cummings（2016）指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在听到“Rosie said that Frank is a doctor”这样的转述句时，会将其理解为“Rosie is a doctor”；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很难将引述话语正确地归属于原说话人，从而导致理解错误[75]（P37）。解决这些临床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准确掌握引语运行的神经机制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条件。
如Cummings（2016）所说，面向临床的引语研究在西方也刚刚起步[75]（P31）。汉语的相关研究如何瞄准这一前沿课题并做出相应的成绩，是国内神经语言学家和临床医学家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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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Quotation
Zhang Jinjuan1，Min Suxian2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2.College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 Qufu 273165 ,China ）
Abstract： Quotation is a very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which has long been a hot topic of western linguistic research.Although the phenomenon of quotation in Chinese has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is mostly confined to the citing of famous aphorisms which is one of the objects of rhetoric.In recent decad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i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quotations in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corpus, which has deepen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quotations.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quotation itself, there are still many unsatisfactory aspect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quotation, and point out several issu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future research,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Chinese quotation.
Key words： quotation；reported speech；quotation marks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自然口语中引语的结构、功能及韵律特征研究”（16CYY043）
作者简介： 1.张金圈，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2.闵素贤，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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