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以直谏为廉及其当代启示
许富宏，赵迎迎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 谏是直言规劝，在客观上往往导致纠正失误、挽回损失。在古代，谏亦专指“规劝君主改正过失”。在先秦至唐宋，各朝统治者均设有谏官，以实现对国家决策者执政疏失的纠偏。谏官的设置，是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屈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中“廉”的典范，其实现廉的方式主要是谏，所担任的三闾大夫之职就是谏官，是一个既可向上谏言又可监察群下的岗位。屈原以直谏为廉，勇于牺牲，是对国家命运的高度负责，也是爱国的集中表现。屈原以直谏为廉的思想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屈原；直谏；廉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与营养，他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96屈原是中华文明轴心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式。屈原的爱国主义精髓之一，便是他的廉政思想与守贞言行。从现有的材料看，“廉洁”作为复合词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作品中。《卜居》云：“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注此曰：“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史记·屈原列传》：“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2994高度评价屈原的廉洁精神能与日月争光。因此，研究发掘屈原的廉政思想对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此前已经有学者关注过屈原的廉政思想，如《屈原廉政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利用》一文曾指出“屈原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的崇高人格和廉洁品质在中国文明史上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民族精神”[3]。文中对屈原廉政思想的归纳比较详尽，这里不赘述。但是屈原廉政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仍可以从不同角度作进一步发掘的必要。这里以“直谏”为核心，对屈原以直谏为廉的思想进行分析。
一、谏是古代实施廉政的重要方式
谏，原意是正。《说文》：“谏，证也。从严，柬声。”《慧琳音义》注引《说文》“正也”。《广雅·释诂一》：“谏，正也。”因为从“言”，故有“直言规劝”之义。《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直言规劝，在客观上往往导致纠正失误，挽回损失。《玉篇·言部》：“谏，更也。”《论语·八佾》：“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由于君主之言行事关国家或封地之安危，故古代谏亦专指“规劝君主改正过失”。可见，谏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
首先，谏是臣向君主提出不同建议的重要方式。古人非常重视谏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谏的行为起源很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谏的行为。君主有决策，臣之建议若与君同，则不需要谏。臣之建议如与君主不同，臣提出的意见则可称为谏。谏能够有效防止决策过程中的失策行为，防止决策者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或者偏听偏信，减少决策失误。因此，谏在国家治理中能够起到良好的纠偏作用。刘向《说苑·正谏》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4]206刘向《新序·杂事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曰：‘欲进善言，谒者不通，罪当死。'”[5]724叔向与晋平公都十分重视谏的作用。如《说苑·正谏》载：“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为台，今复欲为钟，是重敛于民，民必哀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4]224正因为晏子的谏言，使得齐景公不再加重民之负担，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而国君不善纳谏，也就被视为昏君。《新序·杂事四》：“宋君且行急暴击伐贪叨之行，距谏以生大祸，以自害也。”《战国策》中也有“邹忌讽齐王纳谏”，都是要求君主重视臣子的谏言。
其次，由谏言发展为专职的谏官。古代为政者十分重视谏言，为此还专门设置谏官，专司谏言的职责。《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6]保氏是目前可见最早的谏官。掌谏王恶，就是职掌规谏王的过错。《吕氏春秋·勿躬》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臣。”[7]452大谏臣是春秋时期齐国专设的谏官。管仲建议桓公任用东郭牙为谏臣，就是要其“犯君颜色”，进行规劝约束的。秦统一六国后，重视谏的作用，设御史大夫职，“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受公卿奏事，举劾奏章”[8]。“举劾奏章”事，必然要谏。此外，还设专职的谏官，如谏议大夫。《通典》卷二十一说：“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此后各朝各代皆因袭，出现议郎、左拾遗、右拾遗、左补缺、右补缺等谏官。宋陈亮《中兴论》：“多置台、谏，以肃朝纲。”这是宋代的情况。谏官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臣子参与国事重要的理论与制度设计，避免君主决策不周而使国家遭受损失。从某种程度上说，谏官的设置也是约束君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严格地讲，海德格尔晚期哲学看似很缺乏政治意味，但如果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政治”一词的含义的话，则他的思想和行为、态度又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政治哲学”。从海德格尔自身思想道路的发展和晚期哲学的特征来看，他自身的沉默并非一种消极的回避乃至抗拒，而恰恰是一种积极有力的政治表态。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一些追溯：第一个是他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著作中关于沉默的道说和天地人神四元游戏即“四重整体性”（Geviert）的镜像游戏的理论；第二个是他晚期受到的道禅等东方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否定性智慧的影响。
打造复合型党务人才队伍一是积极引进党务人才。加大对党务人才的投入力度，及时引进和吸收党性素养高、信息技术业务较强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意识，结合“互联网+”知识定期对党支部书记开展系统化培训，提升党务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工作能力。
其次，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之职有谏言以及监察之职责。楚国也十分重视谏的作用。王逸《离骚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族谱，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9]1-2屈原任三闾大夫之职，拥有“监察群下”，“决定嫌疑”之职责。既然有“决定嫌疑”，就必须要在国家大事作决策时要积极参与，如与国王意见不同，则需要谏。不谏就是失职。《惜诵》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林云铭《楚辞灯》注解说：“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犹进谏，比之矇诵，故曰诵。”[10]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周语》有瞍赋矇诵之制，盖古之谏官也。古巫史实掌谏纳之事，屈子为怀王左徒，左徒乃宗官之长，入则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其职实与汉之太常宗正相类，故得自比于古之瞍矇也。”[11]姜氏以左徒有谏纳之职，与王逸以三闾大夫有谏纳之职不同，但都肯定屈原曾担任过楚国的谏官。《悲回风》云：“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王逸注曰：“言己数谏君，而不见听。”[9]161屈原也承认自己“骤谏君”，印证了屈原曾任谏官，履行监察之责。《惜诵》文中开篇所言“所作忠而言之”，与此相应。林家骊说：“‘惜诵'合起来解释，就是以痛惜的心情来称述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事。”[12]也就是说，《惜诵》就是屈原某次进谏之后所作。《涉江》篇云：“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其中屈原引为知己的伍子胥、比干，均因强谏而遭残害。对屈原履职谏言，班固评价说：“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也。”[9]50
二、直谏是屈原廉政思想表现的主要方式
最后，屈原勇于进谏证明他是廉洁之人。在上引《楚世家》文中，屈原谏杀张仪，但怀王“弗听”。《屈原列传》：“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26]这次武关之会，屈原也谏，怀王不听，结果导致入武关之后，中计，被秦伏兵挟持至秦都咸阳，最终怀王竟死于秦。而屈原在谏武关之会后，又遭继位的顷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沅湘流域。可见，谏对敢于谏言的人来说是有危险的。不仅职位不保，还有可能遭到流放甚至被杀的处罚。因此，谏言是需要勇气的。亦从此可以看出，敢谏言之人一般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而不顾及个人利益的人。这种不顾及个人自身利益的人在政治舞台上一般表现就是廉洁之人。屈原就是这样的人。《渔父》篇写屈原流放过程中见到一位渔父，渔父劝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是屈原内心的独白，可见屈原确实是廉洁的人。对此，《史记》称赞其曰“其志洁，其行廉”。王逸也称赞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9]48这些都是对屈原廉贞清洁的高尚品格的高度赞赏。
首先，屈原曾多次直谏楚怀王，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楚王的过失。《史记·楚世家》：“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2]2067这是楚怀王十八年发生的事。此前张仪诈楚，使得楚战败又失地。张仪再次入楚，买通楚王后郑袖，郑袖说楚怀王而放张仪。屈原刚刚出使齐国归来，主动进谏，要楚怀王杀掉张仪。这次进谏，楚怀王采纳了谏言，但为时已晚。另一次谏言是楚怀王三十年。据《史记·屈原列传》，怀王三十年，秦昭王约楚怀王会于武关。“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2]2996这里虽然没有说屈原是“谏曰”，但是楚怀王“欲行”，屈原是“毋行”，意见不同，也是“谏”的行为。故司马贞《索隐》曰：“《楚世家》昭睢有此言，盖二人同谏王，故彼此各随录之也。”[2]2997也是承认屈原此次进言是谏言。《屈原列传》又说：“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3004则司马迁亦认为屈原的谏是直谏。除了直接向楚王谏言之外，屈原创作的作品意图也是讽谏。如《离骚》，王逸说：“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9]2王逸《楚辞章句》评价屈原：“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於正道而还己也。”[9]2又如《九章》，班固说：“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9]251以文学作品来谏言，是屈原进谏的又一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拓宽了学生接受各类信息的渠道和途径，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创新了教学手段，拓宽了教学的时空。思政课教师要切实认识到媒体技术发展为教学开拓的广阔平台，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到教学活动当中。
屈原的廉政思想内涵丰富，廉贞守节，直言敢谏，并通过创作文学作品的形式进行谏言是其最主要特色。
最后，敢于谏言者往往是廉政之人。谏皆由于与君主意见不同，谏言可能因此而惹怒国君，从而使得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小人或奸滑之人，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对国君往往是逢迎，是不谏的。故敢谏之人，一般都是不顾自身安危，不惜牺牲自我利益的人，也就是具有廉洁精神品质的人。由于与君主的意见不同，臣之谏言往往带有危险性。《说苑·正谏》篇曰：“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亡身，亡身者，仁人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4]206关于“五谏”，古人的说法不同，《公羊传》庄二十四年《解诂》作：“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直谏，四曰争谏，五曰戆谏。”《孔子家语·辨政》作：“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4]206后二者皆有“直谏”。从刘向的记述来看，臣之谏有可能导致“身亡”的结果。也就是说，谏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谏官并不因为会给自身带来危险而不进谏。如比干之谏商纣王。《史记·殷本纪》：“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2]139比干谏，结果导致被纣王残忍杀害。正因为如此，所以敢于进谏的人一般都有敢于牺牲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具有廉政思想与廉洁行为的人。
十九大修订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是领导一切的。一个集体内部必然有一个主要的决策者，而且这个主要决策者的决策关系到集体工作的全局。具体而言，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中党委书记是主要决策者，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因此，党委书记是不是善于纳谏，是不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广大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勇于谏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屈原以直谏为廉，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为进一步强化测绘地理信息统计质量，需要对其实际定位进行明确，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开展试点探索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为提升统计数据质量，除了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测绘地理信息监测，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思路，对统计数据方法进行完善，使资源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整合与优化。为此，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对统计数据工作思路进行协调统一，加强对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关人员能够结合测绘地理信息客观规律，不断提高对统计数据的认知，做好定位后，给出相应指导意见。其二，在选取试点地区时，要具备一定代表性，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挥示范作用，使地理信息监测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屈原以直谏为廉的当代启示
屈原的廉洁主要表现在其直谏上，并因直谏而遭放逐，最终以死谏的方式，希望警醒国君。屈原的爱国与其直谏密切相关。因为廉洁，他的爱国主义才表现的真切感人；也正因为廉洁，屈原才成为爱国主义的典范，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榜样。
首先，主要领导要善于纳谏，听得见不同意见。《新序·杂事四》：“叶公沈诸梁问乐王鲋曰：‘晋大夫赵文子，为人何若？'对曰：‘好学而受规谏。'叶公曰：‘疑未尽之矣。'对曰：‘好学，智也；受规谏，仁也。'”[5]608受规谏，被认为是“仁”，也是领导的基本素质。《孝经·谏诤章》：“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13]领导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就能避免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误。应该像古人那样，多有“争臣”，多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其次，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进谏，大胆将个人意见表达出来，不搞一团和气，避免决策失误。《说苑·臣术》篇说：“国家昏乱，所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4]35敢于谏言，一般都是直臣。他们“不辞其诛”，“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积极主动去谏，以图国家安定，人民幸福。《吕氏春秋·恃君》篇言：“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7]546“廉”的人，在国内要敢于谏其国君之过失。这种行为属于监督国君的行为，有匡正国君疏失的效果。就当前的干部队伍结构而言，廉不仅仅是针对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而是针对所有党员以及非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当前，纪检监察干部要主动承担起谏言的责任。这是工作要求，也是职责所系。
最后，能否听谏言应该成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廉政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序·杂事四》载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羞学，无下问，贤者在傍，谏者得入。”[5]575麦丘邑人向齐桓公建议要“谏者得入”，就是告诫桓公要善于听取谏言。一旦不听谏言，就像楚怀王不听屈原的谏言那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就今日的情况来说，如果主要领导听不进不同意见，难免在决策中有不完善或者失误的地方，就会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失。在廉政建设中，应该可以考虑把善听谏言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廉政的重要标准之一。有了谏言，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更加有效地进行自我约束，督促官员讲气节，有骨气，坚持以“义”为尚，不在利益的引诱面前丧失立场。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并说这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1]170。如果能够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廉政智慧，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能像屈原那样爱国与廉洁，那么，我们国家一定能够迎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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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in Direct Remonstration by Qu Yua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XU Fuhong,ZHAO Ying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remonstration is direct advise that usually leads to correction of errors and retrieval of the loss, objectively.In ancient times,remonstration also referred to "exhort the monarch to correct his faults".Rulers from the pre-Qin era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et up advisory officers to rectify the negligence of state policymakers.The setting of such officers w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for clean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As a typical example of“integrity”among past scholar-bureaucrats,a major means for Qu Yuan to preach integrity was remonstration. His official position as 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Chu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monstration, one belonging to the same supervisory group.Willing to sacrifice himself,Qu Yuan took direct remonstration as integrity,a kee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te of the nation,a full demonstration of his strong patriotism.The idea of Qu Yuan to take direction remonstration as integrity proves to be considerably enlighte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tyle and integrity.
Keywords: Qu Yuan; direct remonstration; clean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170（2019）02-0086-05
收稿日期： 2018-12-20
作者简介： 许富宏（1972- ），男，安徽全椒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赵迎迎（1994- ），女，河北山海关人，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12）
责任编校 王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