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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通过多种方式将“孙中山”建构为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符号，以此获得夺取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由此，全国各地形成广泛的孙中山崇拜。对此，笔者从统治合法性、时间、空间、仪式等多重维度，对1949年前国民党在大陆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①，周俊宇则从国定纪念日的角度对孙中山纪念日特别是国民党迁台后的情形进行了解读②。笔者认为，台湾孙中山崇拜尚存深入研究的空间，特别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开始加强宣传孙中山与台湾的联系，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自觉认同，为光复后孙中山崇拜在台湾的广泛传播、普及奠定了基础，“孙中山”成为主权象征在台的传播，促进了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
一、作为国家与民族象征的“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就将他奉若神明，在法律上高度定位“总理遗嘱”与“总理遗教”，使其成为国民党重要的理论与精神来源。1925年5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宣言》，表示“完全接受总理遗嘱”，“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同时进一步规定总理遗教是不可逾越的教条，“吾人一致奉行总理遗教，不得有所特创”③。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在党章中保留《第四章总理》“以为本党永久之纪念”，并将纪念仪式及总理纪念周写进党章附注中④，对“总理遗嘱”的隆重接受、不许创新以及将总理纪念仪式规定写进党章，充分表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如此，国民党执政后，又规定“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之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于是，总理遗教成了全党全民必须奉行的圭臬和不可逾越的教条。孙中山成为党和国家崇高的政治象征。无论是东三省归并中央后，张学良到中山陵谒陵，还是刘文辉在西康省命名中山路、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等⑤，都是国家统一、地方膺服中央的象征。正如，1948年《中美周刊》在回复读者来信所言：“孙中山先生并非国民党所私有，而其对国家之功绩，则史家早有公论也”⑥，因此，全国人民尊称其为“国父”。
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而在近代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形之下，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最大，孙中山符号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1933年之后，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严重，人们在举行植树节典礼时宣传孙中山和反侵略思想。如安徽省五河县的口号有：“誓复东北失地，湔雪国耻！”“纪念总理忌辰，要和平奋斗救中国！”⑦歙县有“纪念总理要一致拥护中央抵御日本！”⑧事实上，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内涵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无论从中山陵建筑设计强调民族特色，还是口岸城市以中山路名称置换殖民主义道路名称，抗战前人们频繁到中山陵谒陵，续范亭在陵前剖腹明志，以及中山装用国货制作，都反映出孙中山符号内在的民族主义寓意。抗战全面爆发后，孙中山符号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更加突出，中山公园不断增建，而且不少中山公园内或孙中山铜像前出现人们自觉塑造的汪精卫、陈璧君跪像等，体现出各阶层对孙中山符号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深刻理解和对卖国者的不耻，而各地重新命名中山公园与中山路，都宣示着主权的回归。当时人们就将抗战胜利视为实施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具体实践：“蒋主席领导全国军民，对日八年抗战一举而打败强敌，取消各国对我不平等条约，造成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能不说施行已获得极丰的成果”⑨。显然，孙中山是民族主义的象征。台湾光复后，国民党自然也将孙中山符号作为主权回归的象征在台宣传并普及。
二、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的逻辑联系
孙中山与台湾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生前为筹措革命经费或为革命事业奔波，曾经四次赴台。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兴中会成员陈少白遂向孙中山建议到台湾发展势力。1897年冬，陈氏在台建立“兴中会台湾支会”。孙中山本人第一次赴台是为筹划惠州起义。1900年9月28日，孙中山自日本抵达基隆，并赴台北。当然，这次赴台并非原来计划，而是由于孙中山准备在港组织惠州起义，港英当局禁止其登岸，孙中山只得临时改变计划，返回日本转赴台湾，再由台湾潜往大陆，最后孙中山在台北指挥惠州起义。后因日本殖民当局阻遏，孙中山等人于11月10日离台返日。孙中山首次台湾之行，历时44天。
后来三次孙中山在台湾时间均非常短暂。第二次是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遭到通缉，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于8月5日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入住日人所开“梅屋敷”旅馆。孙在此接见了在台的老同盟会员，本来孙中山与黄兴相约在台北会合，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旋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一人经台北往日本，约会遂告吹。第三次则是1918年6月7日，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此次赴台，孙中山试图在台湾建立大陆以外的革命基地，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但由于日本当局阻止，孙中山在台北仅住了一夜，次日即离开台湾。第四次则是抱病北上途经台湾。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接受冯玉祥北上共谋南北统一的邀请，从广州乘船途经台湾北上，但这次没有上岸，这是孙中山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台湾之行⑩。
孙中山对台湾问题的政治主张到底如何呢？据台湾学者陈立文根据台湾版《国父全集》所做统计，孙中山提到台湾共有30处，但他只是将台湾视为一个地理空间，而未提出要收复台湾(11)。纵观孙中山四次赴台经历及其言论、策略，他生前并没有直接提出收复台湾的政治主张，只是1924年在大阪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如果日本特别要和她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友善关系的话，她就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东西。”(12)当然，这应该包涵归还台湾之意。但是，这与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政治主张尚有距离。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开始强调孙中山曾提出“收复台湾”的政治主张。1927年戴季陶在广州对广东台湾青年团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时指出，孙中山生前曾与他谈及台湾问题：“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少限度的主张：一是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的接触。”(13)这是国民党要员首次提及孙中山的对台方针，强调孙中山具有收复台湾的意图，但尚不明确，只是说让“台湾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但后来孙中山成为“收复台湾”的直接倡导者，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则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者。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并称这是孙中山在世时就确定的革命对策：
我们总理在世的时候……为本党定下一个革命的对策，就是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以垂示于全党同志……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必须针对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常常对一般同志讲的。总理的意思，以为我们必须使高台的同胞能恢复独立和自由，才能够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14)
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家叙述中，“收复台湾”成为孙中山时常对同志讲到的革命对策。台湾光复以后，蒋介石进一步论证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逻辑联系，他在光复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训词中说：
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 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无不本着国父的遗教，努力奋斗，决心湔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举国一致发动神圣壮烈的对日抗战，于是光复台湾，更成我们革命同志积极争取的目标。以解放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对我个人以及一些同志所训示的，总理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使台湾的同胞，在政治经济上能够恢复平等自由，使台湾同胞个人能够恢复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15)
事实上，兴中会宣言中根本没有出现“台湾”二字，蒋介石凭空臆造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已经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显然是要刻意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联系，为光复后在台湾全面推广孙中山权威与三民主义提供政治合法性。
既然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最高精神领袖曾主张收复台湾，战后收复台湾、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在抗战结束前夕，各界已纷纷讨论收复台湾以及治理问题，基本观点是“实行三民主义，建设新台湾”，“实行民族主义，岛内各民族平等互助合作”(16)。而国民政府为收复台湾做筹备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更明确提出要透过宣传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改造台湾人民：“心理建设即总理所谓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台湾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受敌人统治，故受三民主义的影响，自然比各省少。但如果接收之始，即对台人思想之改变特加注意，二三年后，人民对主义的了解信仰自可增进。”(17)为此，国民党组织的台湾党政干部训练班学习课程中有总理遗教、总裁训词及本党党史。
三、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崇拜
实际上，并不需要国民党刻意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的关系，台湾民众也对孙中山充满了景仰之情。早在1912年，同盟会会员、台湾人罗福星在台发展革命力量时被捕，他在狱中写下《祝我民国词》：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对共祝著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久既章，
仙客早贬乐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
这首诗的首字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大字(18)。从这里可以看出，台湾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崇拜。
1923年4月，台湾知识精英创办宣传革命的《台湾民报》，它与同盟会机关报同名，而且封面的“民报”字体也基本相同，这昭示了其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意图（见图1）(19)。
图1 同盟会《民报》与《台湾民报》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病笃时，一度讹传死讯，《台湾民报》立即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文章，当得知是谣传后，又发表《孙中山先生没有死》：“好了！我们为中山先生庆祝，为中国四万万的国民庆祝，更为东亚的大局，世界的前途庆祝！弱小民族万岁！万岁！”(20)台湾人民将孙中山视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同时也是世界上弱小民族的象征。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在京台湾籍学生以“北大台湾同学会”名义致挽联：“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21)在台湾，“台湾人有志”、台北无产青年会、台湾文运革新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团体在台北组织追悼会。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台湾人有志”张我军所写悼词：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空忽然暗淡无光了。我们所敬爱的大伟人呀，您在3月12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这时刻，已和我们永别了么？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您的死，已哭丧了脸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但崩，如失了魂魄一样。两望中原，禁不住泪浪滔滔了）。
上海《民国日报》还对追悼会进行了详细报道：
这次孙中山先生的讣音传来， 台湾岛人尽皆失色落胆，稍有关心时事的人，没有不暗暗洒泪。于是，台湾的有志社起而召集同志，于3月24日在同市文化讲座（台湾文化协会的）大开追悼会。是夜大雨淋漓，街道泥泞不能行，可是到会者，有五千人之多。但因会场太窄，最多只容得三千人之多。入会场者尽佩一黑布条，态度严肃悲戚。自七时（开会前半小时已满员）起至十时止，竟没有私行退场者，可见台湾人对于孙中山先生之热诚。但这里有一件事不可不归于（日政府）之态度，本来日政府不喜台人去追悼孙先生，故开会前就行种种之压迫手段，即开会前一日就叫主催者到警察署去，命他将已做好的吊歌作废，不得在会场唱。又将做好的吊辞削去一百多字。又命当日会场不准演说。
追悼会极其隆重，仪式包括“吊炮三响”、“向故人遗像行三鞠躬”、“述故人孙中山先生经历”、“最近的孙先生”、“再向故人遗像行三鞠躬礼”。除禁读吊词、禁唱吊歌外，日本当局还禁止随意发言的“孙中山先生逸话”仪节。尽管日本当局百般压制，但仍然有众多民众参与追悼会，大会还向北京孙先生葬仪委员会致唁电(22)。与此同时，台中市召开了“华侨追悼孙公中山纪念会”，新化郡也召开了纪念会(23)。
《台湾民报》还发表了署名台湾青年会的《悼孙中山先生》诗：
一世行为万世师，大勋未执竟长辞。
台湾今日羞回首，无地安排纪念碑。(24)
4月1日，《台湾民报》发表《哭望天涯吊伟人》，同时发表张我军的《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文：
孙先生实在是我们所崇拜的，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历史，他的一生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弱小民族悲鸣之声。唉！现在他已和我们长别了！我们往返当自奋，以报先辈崇高远志。唉！我人已不能再见先生了！他日碧峰山上、伟人墓畔，肯令游子凭吊罢！(25)
4月11日，《台湾民报》又发表《唉！孙先生死矣！》、《台湾人不该死哭孙先生的死吗？》、《哀悼中山先生（泽生由上海）》等文(26)。虽然日本当局称“孙中山不是台湾的伟人，台湾人不可崇拜孙中山”，但自孙中山逝世后，台湾各地每年均举行追悼周年纪念大会(27)。如1927年3月12日，台湾民众在台北举办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演讲者讲述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及主义。以后，孙中山的影响在台湾不断扩大，被誉为“台湾的孙中山”的蒋渭水，经营文化书店，引进孙中山的著作及思想书刊，并将孙中山思想付诸于反殖民运动(28)。
台湾民众对孙中山非常崇敬，虽然没有办法建造纪念碑，却以隐蔽的方式建造塑像来表达纪念之情。1928年，由广东汕头迁台的何金龙在台南县佳里镇金唐殿自发塑立两尊孙中山塑像，为躲避日本宪警的追查，特将塑像隐藏于正殿龙边、虎边之壁堵内，在龙边墀关上还刻有“司法院”三字(29)。台湾民众还组织了各种革命团体，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纲领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势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争取台湾同胞之自由解放”(30)。台湾独立革命党则组织作为义勇队的台湾少年团，其目标是“台湾解放，归还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少年团日常学习的课程包括“三民主义中日语文”等(31)。对此，日本台湾总督府也认为，台湾的“革命运动之推行，皆与中国革命，或中国军政之要人，保持密切联络，其第一特质，就是思想之倾向或背景，都立在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32)。虽然日本当局惧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对台湾民众产生影响，对其论著严加查禁，但仍然有人秘密地学习，如台湾作家吴新荣平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悄悄地拿出《中山全集》来阅读(33)。
台湾的中华总会馆也经常纪念孙中山。该会曾经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出版的特刊首页即为总理遗像和总理遗嘱，会旗上有梅花及“中”字，梅花代表中华，“下面有水纹，代表海外，三纹为标示三民主义，五曲乃标示五权宪法”。见图2：
图2 台湾中华会馆纪念特刊和会旗
会馆还积极宣传包括孙中山纪念日在内的革命纪念日，曾油印《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50份分发各地会馆。每逢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总会馆在台北的礼堂举行纪念仪式，“行礼如仪，默念三分钟……报告总理史略”、演说、高呼口号，各分会也依照举行，且当日一律下半旗志哀。逢诞辰纪念日，各地会馆也召集民众举行纪念会，各商铺则悬旗志庆。在总会馆成立十周年开幕典礼和大会上，均举行严格的孙中山纪念仪式：唱党歌、“向国党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迟到者罚在总理遗像前行礼”(34)。这与当时大陆举行的纪念仪式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台湾的仪式中更强调国家，因此，不是“向党国旗”行礼，而是向“国党旗”行礼。由此可见孙中山、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思想在台湾的广泛影响。
史实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充满怀念之情，对孙中山充满景仰之心。正如蒋介石所言：“台胞虽历五十年的奴化，但对祖国始终没有一天忘怀。”(35)作家吴新荣获悉日本投降后，兴奋异常，将《中山全集》拿出来，放在书桌上阅读(36)。人们自觉将孙中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崇拜，为光复后台湾民众自觉认同祖国、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推广孙中山崇拜
1945年10月2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会场中悬挂大幅孙中山遗像。受降仪式结束后，中方代表兼总司令陈仪即席广播，称台湾光复，应该感谢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而尤其应该教我衷心铭感不忘的是创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国父孙先生及继承国父遗志完成革命大业的蒋主席”。下午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庆祝台湾光复大会，陈仪在亲临致训时将三民主义传输给台湾民众，“勉励全台同胞为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而努力的迈进”(37)。
此后，国民党在台湾频频举行各类纪念仪式，其中均包含孙中山纪念仪式。台湾光复一周年时，蒋介石赴台“考察一年来台省接收复兴的成绩外，并亲自主持今日光复周年纪念盛典”(38)。他在纪念仪式上大力宣传国父及三民主义，强调孙中山提出的“恢复台湾巩固中华”革命对策，强化民众对祖国的认同。此外，蒋介石更强调要使人民的“民族意识一天一天加强”，使台湾同胞所受的殖民痛苦得到解除，“从而对祖国的期望能获得满足”(39)。蒋介石还进一步指出，今后“应该加强人民的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政府“领导人民，努力建设，则三年五年之后，台湾必可成为模范的省份”(40)。
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既是国民党在大陆实施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也是在台恢复主权后的重要象征来源。因此，各类孙中山纪念仪式迅速在台湾普及，以促使台湾民众完全接受国父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在台湾推广举行时间频度最高的纪念仪式——国父纪念周，机关、学校、团体必须于每周一举行纪念孙中山仪式，向党国旗、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并朗读国父遗嘱。与大陆一样，除一般性纪念周外，还有扩大纪念周。如1946年1月28日，嘉义市政府在中山堂举行各机关、团体、学校共同参加的扩大国父纪念周(41)。此外，其他各类孙中山仪式也开始普及，而“恭读总理遗嘱”仪式随之进入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如公务员、区长、乡镇长宣誓就职仪式，要向总理遗像宣誓效忠三民主义(42)。各种成立大会、座谈会也都举行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如新生教育会、台湾科学振兴会成立大会、台湾嘉义商业公会、台湾新竹市省立医院及市立卫生院预防霍乱座谈会等，均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43)，以至“行礼如仪”成为光复后台湾《民报》新闻报道中的常用词汇。
其次，政府在岛内推行官方规范的纪念日制度，其中两大纪念日是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台湾光复不久就迎来第一个孙中山诞辰纪念日，11月11日，台湾《民报》发表社论，题为《勿忘国父血斗史》，并刊登《孙中山先生略传》，为第二天国父诞辰纪念典礼做宣传。12日，行政长官公署举行隆重纪念仪式，社会各界踊跃参加，陈仪亲任主席，向国父遗像行三献礼，全体唱国歌，“向党国旗敬礼，再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后”，“主席向国父遗像恭读总理遗嘱，全体循声朗诵，再向遗像俯首默诵三分钟”(44)。《民报》称：“台湾收复后第一次纪念国父诞辰，这种意义特别重大，就好像我们的国旗党旗在台湾树立起来。”(45)由于日本在台统治50年，极力推广日语，不少民众只懂日文，为了让这批台湾民众对孙中山有全面了解，在出版的首次纪念国父诞辰专刊中，特别用日文报道“国父之诞辰日”(46)。
以后，台湾各地每年都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如1946年11月12日，台湾省政府再度举行纪念会，恰逢国民大会召开，庆典尤为隆重。陈仪主持大会，台上正面悬挂“国父原色大遗像及大国旗”，各要员发表演讲，再述“国父革命目的在求复兴中华民族，本‘和平、奋斗、救中国’之旨毕生努力，即期完成国内和平统一之局面”。陈仪强调“台湾实为三民主义试验场，将建设一模范省”，呼吁台湾同胞努力完成建设工作。台北市参议会议长周寿以台语演讲，略谓：“我国今日能列四强之一，实为国父领导之结果，但国父之理想尚未完全达成，尤其是国家未能和平统一，诚为遗憾。我们须继续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完成建国大业。”是日，“放假一天，市面一律悬旗志庆，情绪甚为热烈”(47)。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感受着国父的伟大，同时浸沐于三民主义的宣传之中。由于国民大会召开，当局对庆典尤为重视，陈仪在11日专门对全体台胞发表《纪念国父诞辰》广播演讲，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特别介绍民生主义的理念，让台湾民众认同孙中山，并投入到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建设之中(48)。同日，新竹县各界代表及学生也举行纪念会，主席“恭颂国父生涯伟绩”(49)。台南县立民众教育馆则于国父诞辰纪念日主办游艺会(50)。
对于逝世纪念日，国民党在初期也同样重视。1946年3月12日，台湾迎来第一个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民报》特别刊登总理遗嘱全文，并发表社论，呼吁我等省民应当体念国父遗志、国父遗嘱，遵守三民主义而建设新台湾。当日，本来学校应该放假，但教育局规定“各校一律上课，但在校内讲总理遗嘱，以志纪念”(51)。同日，《民报》发表文章，宣传纪念孙中山与植树节的意义：“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周年纪念，也是中央政府提倡普遍造林的植树节。我们台湾同胞重返祖国的怀抱，在自由独立的生活中举行仪式，这第一次的植树节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大家应该怎样地欢欣鼓舞地参加啊！”(52)台湾首届植树节与国父逝世纪念合并举办，会场设于台北市中山堂，典礼结束后，继续在中山路举行植树仪式，“除中等以上学校指派学生参加外，本省会各机关公务员应全体参加”，营造光复纪念林(53)。
为帮助台湾民众尽快了解这些纪念日，台北市教育局出版李朝根所编《中国各种纪念日解说》，并考虑岛内不少民众讲日语，有中日文两种版本。书中列有孙中山系列纪念日，《民报》广告词称该书为“全省民必读书”，以后又出版日文版的《孙中山先生传》(54)。台湾地方报纸《民报》专门刊登纪念日表，其中有孙中山逝世、诞辰纪念日、伦敦和广州蒙难纪念日等(55)。因报纸贴近民众生活，有利于孙中山纪念日体系在台湾的传播。
大陆抗战期间出现的国民月会形式，光复后也在台湾推广。如高雄县规定每月5日召开县民月会，县参议员、县领导、各村长、村里民代表均须参加。1946年10月，高雄县凤山镇举行县民月会，到会者有镇公所全体职员、各里长、里民代表、各机关团体学校，行礼如仪(56)。
再次，宣传国父遗教，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国父遗教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自然成为光复后台湾各界学习的重点。而且，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推行皇民化和奴化教育，“使台人对中国只有模糊的印象和敌视的眼光”，国民党接手后，遂“竭力扫除日人时代课程，及其奴化训练，而代以三民主义教育”(57)。政府明确教育政策要遵循“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建国”的方针，因此，要以三民主义施政，就要推行“阐扬三民主义”的教育(58)。这一教育是多方面的。台中县北港区举行镇民代表选举，选举当选者在北港中山堂连续三天开讲习会，讲国父遗教、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地方自治、总裁言行、新生活运动、民权初步、会议实习等(59)。为了加强普通民众对孙中山的认识，台湾继续延续在大陆的作法，普设民众教育馆，“以为三民主义之宣导，祖国文化之灌输”，有的教育馆就设在公园内，而台南县的民众教育馆正好是在中山公园内(60)，更有利于宣传孙中山崇拜。与此同时，为加强对民众的训练，传播国父遗教，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公民训练班，有男女学员1580多人参加，在全市25所学校内同期举行，训练课目除国语、史地外，主要有国父遗教等(61)。
总理遗像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典型且最普及的孙中山符号，自然也会随着主权的恢复而进入台湾。1945年10月13日，台湾就已经有广告预售发行总理遗像。如嘉义市玉珍书局在台湾《民报》上刊登广告，称台中、台南、高雄将发行“孙总理遗像与蒋委员长肖像”(62)。悬挂总理遗像成为当时机关、学校等机构的重要任务。
总理遗像是重要的政治象征，它很快随着国民党的社会控制而普及至社会各个角落，如钱币、邮票、印花税、书籍等，《台中要览》首页即为国父遗像。
五、孙中山纪念空间的普及
随着国民党在台湾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各类以中山符号命名的空间出现于台湾，各类纪念物也出现于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把孙中山第二次莅台住过的旅馆“梅屋敷”改名为“国父台湾史迹纪念馆”。这是岛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孙中山访台遗址，在纪念馆里摆放着孙中山当年用过的茶几、屏风等物品，他亲笔手书的“博爱”二字，也悬挂在屋子的中间(63)。国父史迹纪念馆作为台北市的旅游景点出现于1948年出版的《台湾指南》里，可见当时影响之广(64)。
国民党将孙中山符号融于日常生活之中，让台湾民众随时能够接受并感知其政治象征意义。一些以中山及三民主义关键词命名的行政区划、纪念建筑与铜像等迅速出现于台湾。
台北公会堂原是日本殖民当局所为了纪念天皇裕仁登基而兴建的集会场所。作为日本占领台湾施政纪念工程，总督府特意选址于清末布政使司署所在地，拆除原有建筑，在原址上兴建而成。该纪念堂战后立即被国民党更名为中山堂，成为1945年10月25日举行受降仪式的场所。
在改名称的同时，中山堂内部的“大集会场”、“大宴会场”、“普通集会室”被改为“中正厅”、“光复厅”及“堡垒厅”，中山堂旁边还立着一块“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
为了切断中山堂与日本之间的象征联系，突显其民族主义象征意义，在光复后的首个元旦即1946年1月1日，国民党组织社会各界举行“国父暨总裁铜像”奠基礼，由台湾雕塑家蒲添生雕刻，后因通货膨胀等原因，至1949年才完工。10月10日，陈诚亲自主持揭幕典礼。“这座铜像是由中央日报发动，读者热心响应，踊跃捐献，集资兴建的。陈长官以主席身份致词，他说：国父领导革命40年，其目的在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今天我们要在蒋总裁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一致，消灭共匪，建设国家。”台大校长（傅斯年）致词说：国父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系统思想家。乐声扬起，和平鸽振翅高飞，仪式圆满完成(65)。
以后中山堂成为光复纪念的象征，也是国家统一象征。1947年10月25日光复节，邮政总局特别发行“台湾光复纪念邮票”，图案一为台湾地图，图案二即为台北中山堂(66)。中山堂后来一直是重要的政治集会场所，也是台湾的政治中心之一。
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修建中山堂办法》，台湾《民报》立即刊登。该办法规定：
建筑中山堂之经费，以普及捐募为原则，务使人人出钱，至使了解此堂之意义，且出钱不论多寡，即极少数欢迎。地方政府得指拨公产公地，以为修建之用……七、中山堂及其附属事业所需款项，如不能一次募足，得拟定建筑及募捐计划，分期推进……十、中山堂之经费，除出租场所租金收入，及事业收入外，得向人民举行乐捐。(67)
台湾各地相继修建中山纪念堂，作为机关所在地与政治活动中心。如1946年成立的彰化党务指导委员会办事处就设在中山堂。中山堂也是该市政治活动中心，第一届市参议会就在中山堂召开，由市长主持、象征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次民众恳谈会也在中山堂举行(68)。
一些大的工厂自建中山堂，如1948年，台中糖厂建成中山堂，并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69)。高雄桥头糖厂则将日本统治时期的神社改建为中山堂。据《新竹县概况》统计，至1948年，新竹县有中山堂及集会场所145座(70)。
日据时期，各地“采用日本办法为路段式，其名称曰‘町’曰‘番地’”，各地将这些带有日本殖民色彩的路名全部去掉，改为中山化或三民主义化的地名。台北市“以国府主席铜像所在地，为本市之中心点，其通过中心点之两大干路，以中山路为经，以中正路为纬，组成本市之经纬标，以作街路定名及门牌编订之依据。所有主要街道其大部分宽度在十五公尺以上者概称为‘路’，分别以‘国家’、‘元勋’、‘元首’、‘主义’、‘国训’、‘省份’、‘大都市’、‘名山大川’为定名。”台北市先后将道路改名或改建为中山路、民生路、博爱路、中正路等(71)。其他城市也大体如此。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名称在台湾的普及，既宣示主权的回归，也表明国民政府对道路名称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扩展到台湾。
台湾光复后，城市空间迅速重组，开启了市政系统“中山化”进程，各地出现中山区、博爱区、中正区等行政区划(72)。台北、台中、台南、嘉义、旗山等地日据时所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73)。台北市政府不仅将日据时期的圆山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并将圆山苗圃改名为中山苗圃。此外，台北还建有一座中山桥(74)。台北城市空间开始“中山”化。台中市的中山公园也与中山堂、中山路连在一起，为进一步突出孙中山纪念空间的特质，台中市政府特地将公园中原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后藤新平的铜像销毁，改立孙中山铜像，又将另一总督儿玉源太郎的雕像拆除，改建抗日将士纪念碑，中山公园成为恢复主权及传输党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空间形式。台北市的台北公园也于1946年5月5日举行“国父铜像奠基典礼”(75)。1948年，宜兰市各界为纪念国父之丰功伟绩，并提高民众之国家民族观念而雕刻国父石像。据原宜兰市市长袁大晋回忆，当时“台湾回归祖国，未满两年，台湾同胞对祖国国情了解不多”，为了使台湾人民了解“政府以三民主义为施政中心”，乃立孙中山石像，让台湾人瞻仰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三民主义更普遍，更深入民心。1947年底，袁大晋开始筹组“雕刻国父石像募捐委员会”，委员会由市民代表会主席及四十八里里委长构成。这次铜像的制作是由官方组织、民间共同参与完成的工程。铜像最后几经迁移，立于宜兰市中山公园内(76)。
台湾光复后，各地政府均致力于积极展开三民主义教育，“使脱离祖国五十载之同胞，重复接受我国之道德文化，了解三民主义之真谛”(77)。当局不仅贯彻三民主义教育主旨，而且部分学校名称在光复后也以中山、博爱等命名。如台北市中山区将日据时代的宫前国民学校改为中山国民学校，另一行政区北投区亦设中山国民学校，并有博爱国民学校。基隆有中山国民学校2所、中正国民学校3所、博爱国民学校1所(78)。其他如宜兰、彰化、高雄、桃园、苗粟、嘉义、云林各县也都在光复初期改名或新建中山国民学校。对于社会教育，除前文已述民众教育馆等机构宣传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外，青年团也承担这一任务。如基隆三民主义青年团“举行各项社会工作，出版壁报，放映电影，以阐扬国父遗教及团长言行”(79)。
这些宣传与日常生活化的传输，使得台湾的孙中山崇拜得到迅速推广，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1946年4月，台湾省基隆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发表宣言，“努力奉行三民主义，以完成建设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80)。基隆还出现以国父遗教关键词命名的商社，如建国商行、大同运输公司、三民运输公司、大同实业社会基隆分社等(81)。嘉义农校校刊发表演讲录指出，台湾人民“在日本残酷的压迫之下，没有消灭民族强烈的精神……有国父的开创中华民国，才有海内外（国内与台湾）革命同志对帝国主义的努力奋争，有海内外革命同志对帝国主义的……使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中华民族都得到自由，才贯彻国父民族革命的宗旨”(82)。虽然这有官方的影响在其中，但不论怎样，孙中山崇拜已经随着国民党力量在台湾的巩固而得到传播。
结语
台湾光复后，随着国民政府在台恢复主权，孙中山崇拜运动也在台湾全面展开。就目的而言，其推广模式与大陆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国民党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均是利用孙中山来谋求统治的合法性，都是在推行其党化意识形态，巩固其政治控制。差异性则表现在，孙中山崇拜在台湾的推广，更强调其民族主义的特性，因为台湾曾经被日本殖民主义统治50年，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崇拜的目的是要清除日本殖民者的影响，而孙中山符号本身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一直受到台湾民众的崇敬，这为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崇拜奠定了基础。
从孙中山崇拜在台湾的推广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台湾问题一直较为重视，并且利用孙中山曾经到过台湾、革命党人在台发展势力等史实，建构并强化孙中山与台湾光复之间的逻辑联系，为收复台湾并在台实施统治赢得了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就这一点而言，国民党在台湾问题上所做努力应该予以高度肯定，而且其统治手法相当娴熟，已经完全掌握了利用政治象征资源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术。
就宣传形式而言，国民党台湾的推广形式是与大陆一脉相承的，均在时间、仪式、空间等维度下推广，设立国父纪念周，宣传纪念日，普及纪念仪式，广建纪念空间，孙中山符号随着国民政府统治力量的渗透而深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遭遇”孙中山符号，实际上是潜移默化地接受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促使台湾民众在精神信仰上与大陆接轨。国民党已经将其统治手法完全移植到台湾，加速了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强化了台湾民众原生的孙中山崇拜情结，并将其升华为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
然而，国民党一方面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另一方面并未真正实践国父遗教特别是民生主义，光复初期许多官员在台贪污腐化，引起台湾民众强烈不满，最终酿成“二二八事件”，这使台湾民众原本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崇敬有所淡化。但总体而言，台湾民众还是认为孙中山本身的思想是有价值的，由台湾人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台省政治建议案三十二条”，第一条即以国父的名义“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83)，可见，孙中山的积极影响是值得肯定的。1949年后，蒋介石政权迁台后，更加全面地推广孙中山崇拜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孙中山崇拜的意义逐步开始发生转化。
注释：
①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台湾政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③《接受总理遗嘱宣言》，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1,85页。
④《中国国民党党章》，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157页。
⑤孙明经摄影、张鸣撰述：《1939：走进西康》，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第23页；西康省政府教育厅呈《为呈复遵令主办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并转令各县同时举办请核示由》（1943年10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5-11312，《教育部通知各省市教育局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社教扩大运动有关文件》。
⑥《谁配称为“国父”？》，《中美周报》1948年第278期。
⑦五河党务整理委员会编：《为孙总理逝世八周年举行植树典礼告同胞书》，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22-7-716，《安徽省各县纪念中山逝世造林卷》。
⑧《歙县各界为总理逝世八周年纪念举行造林运动大会宣言》，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22-7-716，《安徽省各县纪念中山逝世造林卷》。
⑨《国父诞辰感言——其何以仰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国讯》1948年第439期。
⑩参见何标：《孙中山四赴台湾》，《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11)(32)参见陈立文：《孙中山与台湾》，〔南京〕“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纪念会”会议论文。
(12)《与大阪〈英字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5页。
(13)《与戴季陶的谈话》（1925年2月11日），陈旭麓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
(14)《蒋总裁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词（节略）》（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版，第1-2页。
(15)《总裁在台湾省光复周年纪念会训词》，《中央党务公报》1946年第17期，第197-198页。
(16)谢光南：《怎样建设光复后的新台湾》，《东南海》1944年第6期，第10页。
(17)《台湾调查委员会座谈会记录》（1944年7月13日），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8)汉人编著：《台湾革命史》，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第72页。
(19)(28)蒋朝根：《民族正气长存——台湾先贤蒋渭水纪念特展》，《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第23期，2009年5月16日。
(20)(21)(25)(27)庄永明：《台湾纪事：台湾历史上的今天》，〔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62页，第262页，第263页，第263页。
(22)《“台湾有志”的孙先生追悼盛况》，〔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6日。
(23)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哀思录》第二编，上海：1926年，扉页照片。
(24)《悼孙中山先生》，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26)台湾《民报》1925年4月11日，转引自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搞，1925年1-6），第374-378页。
(29)刘碧蓉：《孙中山塑像在台湾》，《“中央”日报》2004年5月8日。
(30)刘启光：《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诞生》，《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诞生》，《台湾先锋》1940年第2期，第34页。
(31)李炜：《台湾少年团之组织及其工作》，《台湾先锋》1940年第2期。
(33)《狂喜民众当街挂黑板教中文》，《广州日报》2005年10月24日。
(34)台湾中华总会馆编、许嘉馨整理：《台湾中华总会馆十年纪念特刊》，1936年11月铅印本，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7辑第9册，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9、52-53、166、238、240、260-261页。
(35)(39)子健：《光复一周年的台湾》，《时代周刊》1946年第20期，第16页，第16页。
(36)《狂喜民众当街挂黑板教中文》，《广州日报》2005年10月24日。
(37)《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总报告》（1946年4月），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第162页。
(38)和平日报《台湾光复一周年》，《边铎月刊》1946年第7-8期合刊，第39页。
(40)《总裁对巡视台湾之感想——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党务公报》1946年第17期。
(41)《嘉义纪念周在中山堂举行》，台湾《民报》1946年2月1日。
(42)《基隆郡公务员举行宣誓典礼》，台湾《民报》1945年12月10日；《台中民选区长宣誓就职》，台湾《民报》1946年11月14日；《台中乡镇长宣誓就职》，台湾《民报》1946年12月2日。
(43)《全省教育者团结创立新生教育会》，台湾《民报》1945年10月13日；《誓以技术救国台湾科学振兴会成立》，《民报》1945年10月12日；《嘉义商业公会举行成立大会》，《民报》1946年7月13日；《台湾省农会召开代表大会》，台湾《民报》1946年12月7日；《霍乱预防座谈会》，台湾《民报》1946年10月27日。
(44)《国父！虽死不死 省民皆热烈纪念》，台湾《民报》1945年11月13日。
(45)《台湾省联合纪念周暨国父诞辰纪念》，台湾《民报》1945年11月13日。
(46)(76)转引自刘碧蓉：《宜兰中山公园孙中山石像》，《中央日报》2004年5月22日。
(47)《省庆祝国父诞辰暨国民大会开幕大会昨晨于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民报》1946年11月13日。
(48)《纪念国父诞辰——陈长官十一日晚广播词》（上、下），台湾《民报》1946年11月12、13日。
(49)《国父诞辰新竹举行大会》，台湾《民报》1946年11月12日。
(50)台南县政府编印：《台南县政二年》，1948年1月，第241页。
(51)《国父逝世日各机关放假一天》，台湾《民报》1946年3月12日。
(52)黄维炎：《植树节的意义》，台湾《民报》1946年3月12日。
(53)《国父逝世纪念日将在中山路植树》，台湾《民报》1946年3月10日；《本省首次举行植树节 积极推动林业》，台湾《民报》1946年3月12日。
(54)李朝根编：中日文解释《中国各种纪念日解说》，台北：民报印书局1946年版，台湾《民报》1946年10月2日；傅伟平编：《孙中山先生传》日文版，台湾《民报》1945年12月26日广告。
(55)台湾《民报》1946年9月27日广告。
(56)《高雄县每月开县民月会》，台湾《民报》1946年10月8日；《凤山镇举行县民月会》，台湾《民报》1946年10月23日。
(57)郑衍荣：《台湾的中等教育》，国立海疆学校第三届毕业同学会编印：《台湾教育》1948年9月版，第9页。
(58)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编、台湾行政长官宣传委员会编印：《台湾一年来之教育》1946年11月版，第4页。
(59)《地方通信·北港》，台湾《民报》1946年3月12日。
(60)吴一莱：《台湾的社会教育》，国立海疆学校第三届毕业同学会编印：《台湾教育》1948年9月版，第19页。
(61)《市公民训练前晚廿五处齐开始》，台湾《民报》1946年11月13日。
(62)台湾《民报》1945年10月13日广告。
(63)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中改会档案，卷宗号：Reel 9-277，6.4.1-277：《国父史迹史纪念馆调查报告》（1950年1月26日）。
(64)台湾省新闻处编印：《台湾指南》，1948年4月，扉页照片。
(65)台湾清华大学所藏，台影新闻史料002卷：《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1949年10月10日）。
(66)狄超英：《对于“台湾光复纪念邮票”的发行日期的商榷》，《集邮博览》2006年第6期。
(67)《限期兴建中山堂》，台湾《民报》1946年11月24日。
(68)彰化市政府编印：《彰化市概览》，1947年，第77、124、144页。
(69)慕尼：《台中糖厂中山堂落成典礼》，《台糖通讯》1948年第3卷第1期。
(70)(77)新竹县政府秘书室编：《新竹县概况》，民生报社1948年3月，第16页，第16页。
(71)(74)台北市政府秘书室编印：《台北市政概况》，1948年2月，第178-179、52-54页，第178-179、203、205页。
(72)(78)(79)(80)基隆市政府编印：《基隆年鉴》（1947年度），1948年，第49页，第121页，第48页，第55页。
(73)高育仁等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二·土地志·胜迹篇，台湾文献委员会1996年版，第145、227、265页。
(75)《国父主席铜像举行奠墓典礼》，台湾《民报》1946年5月4日。
(81)基隆市政府编印：《基隆年鉴》（1947年度），附后广告。
(82)蒋鸿：《民国卅六年本校庆祝国父诞辰演讲录》，《嘉农校刊》1947年创刊号。
(83)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剪报资料，卷号：NTHU-LIB-001-120100040019，《台胞建议案》，194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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