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知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理解科学和科学的进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给出了种种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为了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进步，我们也应该认真探讨并努力给出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
由于迄今为止尚没有诞生过一个关于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由于经济学研究与经验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差异，这里不得不就模式研究本身先谈几句。首先是，模式研究是一种哲学研究。但在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构建关于经济现象的模式（model ）或模型。他们以存在于经济现象之中的常量和变量的区分为前提，给出有结构的能够把握被考察对象的特有属性和演化趋势的模型或模式的研究是实证研究，尽管这种研究的“实证性”究竟如何是有分歧的。一些学者鉴于这种实证研究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提出经济学就是一门按照种种模式进行思维的学科，优秀的经济学家就是利用“清醒的观察”以选择良好的模式的经济学家，并且经济学的进步差不多完全在于逐步改进对种种模式的选择的观点，这就涉及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进步的理解问题。〔1〕本文认为，该观点不仅十分片面， 而且距给出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还甚远。
其次是若从人类经济知识发展的整个历程看，显然涉及到经济学流派的生死和纷争，从而也就涉及到经济学观和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转型问题。显而易见，这种转型涉及到诸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转型问题。诸如从价值到效用和行为选择；从常量分析到边际分析，从个量分析到总量分析；乃至从具有完全自动调节功能的市场观念，到并不具有完全自动调节功能的市场观念转换都涉及范式的转换问题。由于“范式”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库恩自己就从范式中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所以我们表明：本文关于经济知识增长模型的考察，并不考察这种作为具体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方式的范式及范式转型本身的问题。本文考察的仅仅是，占主流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知识在增长中的模式是如何的问题。
一
考察经济学知识增长的模式， 不得不考察经济学知识的性质。 从30年代迄今，关于经济学知识是先验分析的，还是后验综合的；或是任何经济学知识（命题）既是先验分析的，又是后验综合的；在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学术界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辩。无法取得统一认识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涉及到深奥的哲学问题，也在于经济学知识本身的异常复杂性。就后者而言，未能将经济学中的种种假定清晰地区分开来，特别是未能清晰地区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经验假设，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直接原因。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针对经济哲学界在上述问题上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明确提出：“对一项假设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并且认为，经济学家们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的”。〔2〕弗里德曼虽然深化了经济学知识与经验关系方面的认识， 但他在谈到“假定”时通统都打上引号，丝毫不去考察不同种类的假定所具有的不同逻辑特征，这就必然将产生众多的问题，甚至迫使他最终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并再度引发了急风暴雨式的大论战。
首先是他关于不必使假定“成为现实的”观点，反面引发了什么是“现实的”问题；其次是众多的假定是否应该和如何进行分类的问题，以及种种假定在推理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否有不同的问题等等。
阿奇博尔德于1959年指出，经济学中的假定可能涉及到：（1 ）如效用和利润的极大化这样一些关于动机的说明；（2 ）关于经济主体的公开行为的说明；（3）关于某些函数关系的存在和稳定性的说明； （4）关于应加考虑的变量的限制条件；（5）该理论适于应用的边界条件。〔3〕显而易见， 上述五种假定在逻辑特征和推理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重大差别的，区分上述假定对于理论的经验检验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阿奇博尔德并没有对不同假定的不同逻辑特征给以哲学说明。经济学家梅利茨从假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应把假定分为“辅助性的”和“增殖性的”两类，前者用来配合一项理论假设以便演绎出它的逻辑结果，后者用以衍生出该项假设本身。尽管严格说来每个假定依据所讨论的某种预测可以起到上述两种身份中任何一种的作用，然而经济学中某些经常使用的假定，确实通常只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发挥作用。诸如“其它情况不变”，按照梅利茨的划分法就是一项突出的辅助性假定；而“利润极大化”则明显地是增殖性假定。
梅利茨的划分实际上触及到了经济学知识与经验的特殊关系问题。然而由于他仍纠缠在假定的现实性问题上，终未能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对经济学知识的增长模式给出更深刻的理解。经济哲学家马克卢普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区分了假定和假设，对于一些基本的假定，“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以任何经验为依据的独立检验。”因为诸如“利润极大化这样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4 〕虽然马克卢普上述关于基本假定的观点几乎令人将其断定为迪昂的不可辩驳性论点，但是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基本假定是不可侵犯的，即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被利用时，它就可能随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摒弃。
应该说，马克卢普的上述深奥见解并非空穴事风。诸如效用最大化基本假定，一方面它仅仅是一个直观推断的先决条件，虽然推断的结果可能同观察资料很不一致。然而倘若人们能象假定那样采取行动，就能依据经验检验人们的行动结果，仅仅因为假定的非现实性而拒斥基本假定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效用最大化状态是最后一单位货币所购买到的边际效用相等的状态，即，
MU[,1]MU[,2] MU[,n]
────＝────＝……＝────。
P[,1] P[,2]P[,n]
由于边际效用的值是不可测量的，显示偏好理论通过选择行为表现偏好，再通过偏好表示效用。这就使得“效用”的含义从“满足感”变为“对交易结果的期望”，并且使得“效用”概念归根结蒂成为空洞的概念，最终使得与命题相结合的最大效用假定随着理论的更替而实际上被废弃了。
但是马克卢普并没有给出上述清晰、确切的论述。相反，人们总感到难以理解这种既不被经验否证又可能为经验否证的深奥见解。1958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奥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围绕同一课题的另一种考察。他关于模式和理论的区分观点，正是对梅利茨假定分类观的进一步考察。而他关于模式是不可能被驳倒的，因为它们有关的“社会空间”并未被恰当地描述出来的观点，关于理论是获得辅助假定或“对应法则”补充的，从而它的变量同现实世界联系了起来，成为可以反驳的“扩大了的理论”的观点，也是对上述疑难的一种哲学说明。〔5〕遗憾的是，由于作者的论点似乎深埋在一套理论性语言底下， 由于这种区分和用语欠恰当欠准确，很难据此进行系统清晰的考察。所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部不被理解的著作。
二
帕潘德里奥虽埋怨经济学家们不是去系统地阐述“扩大了的理论”，而是满足于实质上不可驳倒的事后解释性的图式或“模式”。但他不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第一是，经济学家们普遍地不知道或不理解经济学基本概念有两重性，经济学知识体系内部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从而第二是，他们也就不可能将不同性质的知识转化问题作为重点考察的课题，并注意给出语言上恰当的思维上清晰的假定划分：基本假设和经验假设（当然在此之外还有辅助假设）。所以，他们既说不清经济学知识的复杂性质，也不可能给出经济学知识增长的模式。
什么是基本假设？基本假设不仅仅是设有给出精确的“社会空间”问题，它实际上是对经济世界的规范和设定，它给出的是“应当的”或“理想的”经济世界。“经济人”和“效用极大化”是一种假设，它并不否认现实人的欲望和动机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它也不否认现实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它只是强调假若这样，那么经济行为将怎样。它使得由此派生的经济学命题仅仅只是“应当如何”和“可能如何”的命题。提出这样的假设，一是认为有助于对现实经济行为的理解；二是认为有利于对经济行为展开深入精确的研究。
说基本假设是人为设定的，就使得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经济哲学家把经济学的知识和命题看作是先验分析的，然而基本假设归根到底是从经济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并且经济学知识和命题又是关于经济行为“是如何”的陈述，这就使得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经济哲学家把它看作是有经验意义的或说是经验的。产生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区分日常经验和科学经验。相对于经济资料、数据等等依赖统计手段获得的“一般”经验——科学经验而言，基本假设是先验的，由基本假设派生的命题是分析的，即它们似乎是从抽象的人类心理、抽象人性出发的逻辑命题。但这种赖以形成基本假设的人类心理和人性本身，仍然起源于对人类经验的概括，即它是关于人类无穷的日常直观经验的概括。就此而言，基本假设在起源上有经验性。问题在于日常经验与科学经验有着重大的差别。第一是，日常经验是关于具体现象的直观经验，科学经验是关于现象“一般”的精确的有可重复性的，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经验。这就是说，由某个或某些日常经验形成的常识不具有普遍性。即使是通过对日常经验和常识进行分析产生的结论，也往往与科学经验不一致。诸如，亚里士多德关于“重物比轻物下落得快”的结论，就与伽利略考察自由落体时形成的科学经验不一致。这就是由基本假设派生的命题的结论，说与经济学资料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二是，科学经验是关于特定领域的经验，日常经验不受领域限制。这样，某些对无所不包的日常经验的概括，反而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和极高的抽象性，而这种抽象的普遍适用性就使得概括结论具有不可证伪性。上述“重物比轻物下落得快”的命题尽管与科学经验不一致，但是第一，它构不成亚氏关于“自然运动”和“非自然运动”两分法基本假设的否证；第二，基本假设的高度抽象性使得有理由将该派生命题变更为：“比重大的物体比比重小的物体在非真空中下落得快”。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通过追溯基本假设的起源去论证基本假设的合理性的做法，是不是在坚持“本质先于存在”的哲学观念。波普在《猜想与反驳》中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首先他指出，认为起源能决定一个词项或语词的真正意义，能对事物本质或本性给出描述的观点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是权威的，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追溯一个源泉去断定知识的正确性。这也就是说，从定义产生初始命题，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观点不存在。然而从基本假设出发的经济学研究似乎正是这种情况。而上述关于基本假设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和不可证伪性的见解，是不是犯了如波普所说的“康德错误”？康德认为，我们生来就有期望，而在这些先于经验的期望中，最重要的就是寻找规则性的“本能”期望。由此他进而说，“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波普分析说，康德认为存在着在起源上又在逻辑上先于经验的期望，是对的；但认为我们强加于自然的这些规律必然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必然会成功地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时，就错了。因为自然常常成功地拒绝我们，迫使我们放弃那些遭到反驳的规律。〔6〕有待说明的是， 我们并没有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真实的经济世界的模式，也决不认为从基本假设出发必然可以获得关于事实的真理。因此，波普关于起源问题与事实真理之间的逻辑链条是断裂的论点，并不构成对我们观点的反驳。相反，波普关于“世界3”的观点恰巧是承认有一个独立的知识世界， 从基本假设出发也的确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世界，但由于出发点的人为成份，我们并不保证存在于这个知识世界中的知识都是事实真理，前述的“效用”概念的空洞性和歧义性正显示了这一品格。
三
尽管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总是可被用作对每个新经验作出解释，并且只允许每个新经验证实它而拒绝否证，但这并不是经济学知识真正的经验意义所在。科学知识的经验意义归根结蒂在于对现象的预测。这就使得经济学不能停留在基本假设及其派生的命题的研究上，从基本假定中增殖出具有经验性质的假定，或从模式中发展出扩大的理论的说法虽不确切，但确实接触到了经济学知识增长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从基本假设出发构建出既能说明又能预测经验的假设。从假设到假说的转化，在陈述性质上是从“应当如何”或“可能如何”到“是如何”的转化。然而人们都把“应当”陈述看作属于评估领域的陈述，把“是”陈述看作属于事实领域的陈述。我们姑且不论从“可能”到“现实”的转化中的问题，“是”与“应当”之间有一把被布莱克命名的“休谟铡刀”。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当’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包含其它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这就产生了从假设到假说的转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应该说“是”和“应当”的两分法不是没有问题的，对此，内格尔在社会科学中区分了描述性价值判断与评价性价值判断，描述性价值判断实质就是方法论判断，企图以此来保护休谟的这把铡刀。〔7 〕然而与内格尔的初衷相反，不仅存在着一些长期制定的、经过充分考验的调和不同的方法论判断的方法；而且我们注意到，即使是体谟也不会否认“应当”受到“是”的强大影响的，我们持有的价值判断几乎始终取决于整整一系列的被作为真实的信念。这就使得至少是那些“非基本的”或非纯粹的价值判断的争辩，会采取一种求助于事实的形式。诚然，依赖理性的辩论消除非纯粹价值判断的杂质，使得“事实”概念和“价值”概念水落石出是困难的。这里有一个始终被人们注意的关系是：正如波普指出归纳与演绎在逻辑上不对称那样，从“是”到“应当”，与从“应当”到“是”也是不对称的。说从“是”推不出“应当”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因为“应当”还包含“是”所没有的“价值”部分，这个推理过程是综合，并且使综合赖以实现的已知条件不充分。说从“应当”推不出“是”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是”属于“应当”的一部分，这个推理过程是分析，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进行这种分析，如何评价分析的正确性。
由于带有“应当”色彩的经济学基本假设不仅不是纯粹的价值判断，甚至也不是描述性价值判断。尽管这个“应当”的价值含义是确定的，即功利主义的，但我们的分析所得只能是“应当”和“可能是”两部分。也就是说，由于人为设定性，基本假设中除了“应当”的成份之外所剩的是“可能的是”。而从“可能的是”寻找“是”的逻辑活动是综合的，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观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关于“是”的模型。不言而喻，从经验出发构建的关于“是”的模型是经验假设。这就是说，这种分析反而是通过综合完成的，这也是以往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对这种“分析”结果的评估也决不只是理性的辨析，而是经验检验。所以，从基本假设到经验假设的转化，既是经济学中知识性质的转化，也是经济学知识增长的关键的第一步。
诸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它是从“经济人”和“最大效用”假设中直接派生出的命题，它仍带着“应当如何”和“可能如何”的特征，所以它仍属于基本假设。经济学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设出发，通过“分析”构建了“绝对收入假设”。用拉卡托斯的观点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是绝对收入经验假设的硬核（hardcore），其主要内容有：
（1）现期实际消费（C）是现期实际收入（y ）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函数，即C＝f（y）；
xc
（2）边际消费倾向（MPC）在0和1之间变动，即0≤──≤1；
xy
ac c
（3）MPC小于平均消费倾向（APC），即─＜─；
ay y
（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MPC下降。
显而易见，命题（1）和（2）直接依据着许多辅助性假定，从而使假设有可检验性；命题（3）和（4）则是假设的主要结论。1942年，库茨涅茨考察了美国1869～1933年的有关数据，他通过测算消费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来替代APC，发现在这一长期中，APC大致稳定在0.9 左右。APC 长期稳定的结论后来又由戈德史密斯利用个人收入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并得到了确认。这就表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一个长期趋势并不存在。〔8〕
库茨涅茨反论对绝对收入假设的否证原本是通过对作为硬核的命题（4）的否证而实现的。可是我们看到， 由此森贝和莫迪里安在提出的作为替代理论的“相对收入假设”，不仅没有摒弃命题（4），相反，他们通过摒弃绝对收入假设中的两个隐含假设条件：一个是，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不是与其他人的消费行为无关；另一个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只受其目前实际收入的影响。 并由此从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中求得APC＝a[,0]+a[,1]，（a[,0]+a[,1]＞a[,0]）；通过所谓“制轮作用”解释了整个消费函数曲线周期性地向上移动而形成的“锯齿效应”轨迹。结果是不仅证实了短期中MPC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并且实际上保卫了命题（4）的抽象有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对收入假设”之后出现的作为新的替代理论或补充理论的“生命周期假设”、“持久收入假设”等经验假设，仍然是沿着变更或修正辅助性假定的方向发展的，仍然肯定短期序列数据会产生典型的凯恩斯形式的消费函数，即仍然保卫了命题（4 ）的抽象有效性。
这一考察使我们获得了如下结论：
1.作为“应当如何”和“可能如何”的基本假设，不仅是经验假设的硬核，而且是经验不能否证和替代的硬核。尽管它常常乃至总与“科学经验”不一致，尽管它有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经验意义（但它仍可与经验相关联）成为空洞的概念或命题。就此而言，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硬核，因为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硬核虽然在特定理论中有不可否证性，但它要随着旧理论的摒弃而被摒弃，并且一定有新的形而上学硬核替代它。
2.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表现为：
基本假设→经验假说[,1]→经验假说[,2]……→经验假说[,n]……；也可表现为，应当的经济世界→“现实的”经济世界[,1]→“现实的”经济世界[,2]……→“现实的”经济世界[,n]……。
这里，从基本假设向经验假说的转化，从根本上说属于从“应当”向“是”的转化，属于知识性质的转化。我们已经指出，它本来是在分析中完成的，但由于我们在分析中获得的“是”只是“可能的是”，所以还有一个从“可能的是”向“现实的是”的转化，这就又表现为对经验的综合。然而作为综合基础的经验本身有可错性，对经验的分析和不断获取新经验是认识活动的永恒课题。综观从“可能的是”向“现实的是”的转化过程，它又展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程。
3.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双层结构特征。如果撇开关于知识和命题性质区分的那些过分苛刻的指责，相对于经济研究中获得的资料、数据这些“科学经验”而言，由基本假设及其直接派生的知识和命题的性质可认定为是“先验分析的”；而由经验假说及其携带的定理和直接从资料中概括出的诸如“菲利普斯曲线”、“拉弗曲线”、“库茨涅茨反论”等描述性的定理可以定为是“后验综合的”。“先验分析的”知识和命题处在知识体系的内层，“后验综合的”知识和命题处在外层。内层的知识和命题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它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和人为设定性；外层的知识和命题是可证伪性的，尽管我们知道对经济学假设的经验检验决不是简单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双层结构的内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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