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美经济未来差距的两个基本因素——虚拟经济视角下的大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经济论文,视角论文,差距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引领世界经济的主要优势有两个：第一，战后绝大多数重大科技进步都来自美国，它是迄今为止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科技发源地。但是，当下美国经济再工业化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前景却检验着美国此项优势是否依旧，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会被新产业革命再次边缘化，以致再次落后几十年吗？中国具备产业创新能力的希望何在？第二，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构建的，这个体系短期内会改变吗，它会保障复苏后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其世界霸权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人民币却依然是小货币，二者可以持续相安无事吗？中国靠金融项目不放开躲过了两次金融危机，可以永远躲下去吗？了解中美经济各自的长期发展趋势将帮助我们清晰地判断哪些政策是逆势而为，哪些措施是顺势而为，从而了解中美这两大方面差距的未来走势，它们不但决定着中国的前途，也决定着世界未来的格局。
一、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再工业化与新产业革命
美国最显著的长期趋势就是其经济的“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它引起了美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质变。看不到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质变，就很难对美国未来做出恰当的判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市场化和工业化长期趋势之中，迄今为止，其持续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引进和学习型科技进步推动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还没有任何高技术产业是中国创造的。如果新一轮产业革命从美国再次启动，中国会再次被边缘化，从而再次落后几十年吗？
（一）虚拟经济视角下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背后都有规律支撑。逆长期趋势所做的任何宏观调整政策不但见效甚微，还往往引起“顾此失彼”的其他问题，使情况越来越糟；顺势而为的政策随着时间推移不但效果显著，还会使非主要目标的困难也“迎刃而解”。因此，对长期趋势是否有清醒认识，是能否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依据，无论对于“急功近利”的短期调整，还是“功在千秋”长期战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虚拟经济”这个词有争议，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没关系，按照美国官方统计分类方法将其称为“高端服务业”就可以暂时回避这个争议；如果不愿意接受“经济虚拟化”这个词也可以用“服务业的高价值化”来替代，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基本结论。本文使用“虚拟经济”一词只是为了强调这部分经济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和其他服务业自行膨胀的性质，以及短期内其价值可以蒸发殆尽，其“物质内容”也可以化为乌有的特征。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分类，将农林鱼牧、采矿、公共事业、建筑、制造、仓储运输、信息、批发、零售归为实体经济（real economy），只需在服务业（service industry）中将金融、房地产与职业服务业归为虚拟经济或高端服务业，将余下的餐饮娱乐、教育医疗、政府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归为低端服务业或消费服务业，就可以看到美国经济长期趋势中的四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第一，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的事实。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由20世纪50-70年代的66%～55%，下降到2010年的38.43%;其中，制造业GDP占比从22%～27%，下降到2010年的11.72%。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从15%～19%上升到32.97%。其中，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比从11%～14.6%上升到20.7%。美国经济不再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来支撑了，而是靠金融、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来支撑。
第二，美国从对外贸易持续顺差转变为持续逆差的事实。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70年代以前，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顺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逆差，70年代废除固定汇率制度前后，美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逆差和顺差各有5年，显示出70年代是美国经济转型的10年。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近30年（仅1991年除外）。现在的美国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25年完全相反，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却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从“世界工厂”的“产品净生产者”到“世界净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的根本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从世界的债权国向世界债务国的转变。
第三，美国经济高价值化取向的大趋势。美国全部15大行业中，GDP占比最大的行业是金融房地产业，它的GDP占比高达21%，其人均GDP创造高达38.88万美元（2010年），而就业岗位创造占比高达47.4%的低端服务业人均GDP创造仅6.07万美元，其中餐饮娱乐业的人均GDP仅为4.2万美元。人均GDP的倒数就是单位GDP的就业人数。例如，美国金融房地产业每增加100万美元GDP可以增加的就业人数是2.6人（2010年），而餐饮娱乐业的每增加100万美元GDP增加的就业人数是23.8人。越是高价值创造，就越是低就业岗位创造。资本是逐利的，任由资本自由发展，就必然是高价值化发展趋势，低价值经济被逐渐边缘化，就业岗位创造也就随之被市场经济边缘化。
第四，美国就业岗位创造与GDP创造逐渐分离的事实。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美国GDP创造的支柱，也同时是美国就业岗位创造的支柱，其GDP占比66%，就业人数占比62%。其中，制造业的GDP占比和就业人数占比几乎相等（都在27%～22%）。这表示GDP增长就是就业增长，二者同步。低端制造业（高就业行业）移出美国之后，实体经济GDP占比下降到38.43%（2010年），实体经济的就业人数占比下降到34.5%，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大幅度下降为8.45%，对就业的贡献率已经无足轻重。实体经济中只有零售业从9.3%略升到10.8%（2010年）。而GDP创造大户金融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也就是就业岗位创造贡献率）仅为5.67%（2010年），大大低于其GDP占比20.7%。职业服务业是高端服务业中就业与GDP创造同步部门，就业占比和GDP占比都在12%左右。传统服务业（教育医疗、餐饮娱乐、政府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虽然仅维持在25%（2010年）左右，但其对就业的贡献率却高达47.4%。制造业淡出美国经济使得GDP创造与就业岗位创造不再同步，美国经济形成了GDP创造主要靠虚拟经济，就业岗位创造主要靠低端服务业的二元结构。于是，GDP上升能否推动美国就业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GDP的支柱产业与就业岗位支柱产业之间的联系状况如何。2008年以前，次级贷款就曾经是将低收入人群与虚拟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当华尔街不愿向低端服务业投资，也不愿贷款给低收入人群的时候，就业增加就与GDP增长被分割开来，这使得美国就业的恢复比其工业化时期要困难得多，这是美国工业化时期所没有问题。
（二）美国眼下经济复苏是虚拟经济带动的
美国眼下的经济复苏依然是靠恢复虚拟经济。美国官方向金融业注资，新兴市场国家的富人帮助美国政府向房地产业注资（仅2012年，外国人在美国购房就达682亿美元）。经过四年多的持续注资，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得以缓慢恢复，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增长带动了职业服务业的恢复，而职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创造的贡献率超过12%（2010年），大于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贡献率8.46%（2010年），带动了美国就业状态缓慢好转。但是，美国就业要恢复到危机前繁荣时期的水平，依然要依赖于能否重建广大公众参与虚拟经济的机制，以刺激低端服务业增长。从统计数据看，最近两年美国制造业GDP占比虽有回升，却并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12.1%水平（2007年）。美国眼下的经济复苏并非低端制造业大规模流回美国所致，更谈不上“再工业化”，而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下由虚拟经济（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和职业服务业）复苏带动的。
（三）美国经济增长推动力的质变与美国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依赖
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是所有经济理论公认的逻辑。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其背后的真实因果关系不但影响了美国此前20年的经济增长，而且对美国未来走向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科技在经济中是有载体的。如果说农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信息业等实体经济承载着科技进步，是顺理成章的；说餐饮、娱乐等一般服务业承载着科技进步就有些勉强了。如果说金融房地产服务业是技术进步的主要经济载体，美国的科研成果主要是通过金融房地产业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似乎就是胡说了。但事实是，美国金融房地产业创造的GDP占比长期持续增长，而承载着科技进步的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却在大幅度下降。
实体经济GDP占比下降、虚拟经济GDP占比上升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实体经济的GDP增长率是负的，虚拟经济的GDP增长率是正的，长此以往，实体经济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就会下降，虚拟经济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就会上升。如果实体经济增长率是负的而科技又在实体经济中，科技进步怎么会导致实体经济GDP负增长呢？这表示美国经济增长不是科技进步推动的，而是金融创新推动的。二是实体经济的GDP增长率小于虚拟经济GDP的增长率（这是真实情况），长此以往也会产生同样结果。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不是科技进步推动的，而主要是金融创新推动的。科技创新成果更多的是被当做金融活动的题材和金融创新加工的原料，金融业利用它们可以创造出比科技进步直接创造的价值更大的纯收入（GDP），否则就无法解释虚拟经济GDP占比不断上升、实体经济GDP占比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
实体经济占GDP的比例下降、虚拟经济占GDP的比例上升的事实也说明，在美国虚拟经济不是单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虚拟经济是单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在实体经济占GDP比例下降的长期趋势下，虚拟经济占比就不可能上升。这个事实表明，虚拟经济在美国相当程度上是独立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因此金融创新活动也是独立于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不是说科技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没有推动作用，而是说科技进步本身直接推动的GDP增长远远小于金融创新直接推动的GDP增长。这使得美国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的依赖超过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依赖。可以得出结论：第一，美国金融房地产业的恢复比制造业的恢复对美国经济重要得多；第二，美国就业的恢复不但依赖于虚拟经济的恢复（特别是职业服务业的恢复），还依赖于能否重建（类似于次贷那样的）将低端服务业与虚拟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纽带；第三，除非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否则美国不可能改变依赖虚拟经济和主要依赖金融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状态。
（四）美国再工业化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前景
美国再工业化是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提出来的政策，而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则是美国资本逐利的规律性结果。我们首先要判断，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如果是，再工业化就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势而为。其次，是美国能否恢复低端制造业，美国高端制造业能否带动美国的再工业化。再次，当美国再次发生新产业革命时，中国会被边缘化吗？
1.再工业化政策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为
如表1所示，美国制造业下降和金融房地产业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现在，制造业GDP占比几乎是一条缓慢下降的直线，而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GDP占比则是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长达60年的长期趋势绝非短期波动，如果历史趋势背后是规律，与规律相抗衡就不可能成功。即使不考虑再工业化是否是在与规律逆势作对，这至少是要扭转美国长期的自然发展趋势。扭转这个长期趋势不会像调整通货膨胀率那样简单，也不是货币政策或税收等财政政策的短期调整可以奏效的，甚至不是美国一两届政府所能改变。
2.美国恢复低端制造业等于坐实了“衰落”
如果美国要再工业化，无非是恢复低端制造业和发展高科技从而掀起（或等待）新一轮产业革命这两个途径。先来看美国恢复低端制造业的条件。奥巴马曾经问乔布斯，能否将海外工厂迁回美国？乔布斯说“不”。企业家都很理解，如果美国劳动力足够便宜，美国的工厂就不会外移。除非美国大部分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下降到足以吸引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进入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恢复低端制造业。这不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还有泰国、越南和拉美等许多国家。恢复低端制造业需要美国变得更穷或其他国家变得与美国一样富裕才有可能。低端制造业对于9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意味着从贫穷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和经济繁荣，而对今天的美国则意味着衰落。衰退是可以复苏的，衰落则是不可逆的（如当年大英帝国的衰落）。如果美国真的衰落到与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地步，它当然要接受低端制造业。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美国制造业占比会上升，衰退越严重，持续时间越长，低端制造业恢复的就越多，制造业占比也就越高。如2009年制造业GDP占比有史以来最低，为11.02%，连续四年的经济衰退使美国制造业GDP占比恢复到的11.9%（2012年）。如果美国真的会全面恢复低端制造业，无非就是说是美国普通劳动者已经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一样“贫困”或一样“富裕”，这对美国其实就是衰落。
3.美国高端制造业不能带动美国再工业化
失去大多数低端制造业以后，对科技市场化的需求会大幅度削减，这一方面会减少企业界对科技部门的需求，减少来自企业的科研项目；另一方面也会减少来自企业界对科技部门的资金注入。就目前情况看，美国境外企业与美国科研部门的联系开始加强，一些在美、欧科研单位寻求项目的中国企业也正在增加，美国的过剩科研能力也开始“外流”。
产业革命会创造新产业，增加美国的高端制造业，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原来的高端制造业后来会变成低端制造业是个规律。如个人笔记本电脑，10年前在美国是高端制造业，现在已经作为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来了。手机、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也是如此。只有在创造出新的高端制造业的同时，转变为低端制造业的产业不再外移，美国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才可能增大。单纯靠高端制造业拉动经济不会使美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再工业化也就无从谈起。如果美国新转化为低端制造业的产业不再外移，就等于是在恢复低端制造业。而大规模恢复低端制造业不过是衰落的同义词。
对美国经济更大的威胁在于：新一轮产业革命何时发生并不确定，但高端制造业变为低端制造业的脚步不会停下来却是肯定的，如果美国长期没有产业创新，而各发展中国家学习高端技术的能力不断增强，美国的产业优势就会逐渐丧失。美国所有10年以前创新的产业几乎都在由高端变为低端，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学走，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如果10年内美国再没有大规模产业创新，其产业优势就会迅速丧失。这是深藏美国经济内部的最致命的危险。
4.中国会被隔离于新的产业革命之外吗？
不管怎样，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高技术产业都来自美国的科技体系。美国移出的不过是低端制造业，它的科研体系依然完整，科技队伍依然庞大并占据着绝大多数的科技制高点。美国的科技体系每天都会有新的创造，其中哪一个或那几个会引领下一次产业革命虽然说不准，但至少可以肯定：如果有科技革命的话，其技术发源地在美国的概率要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概率虽不至于很靠后，却也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虽然美国发起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概率超过所有国家，但是它单独完成和独享产业革命带来经济增长利益的概率却几乎为零。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科技创新阶段，这是一个花钱的阶段，二是产业化阶段，这是一个赚钱的阶段，只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赚钱阶段，才能形成新产业，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任何技术一旦进入赚钱的市场化阶段，也就进入了技术扩散的阶段，专利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扩散。中国学习先进科技的能力不断增强，其他国家这种能力也在迅速提高，新技术、新产业被学习模仿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只要新科技在欧美成熟或接近于成熟，这种越来越强的学习能力就可以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形成自己的产能，完成从加工者到竞争者的蜕变。这一方面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变成低端制造业的转变速度。
在新的科技创新出现的时候，中国和其他具备一定科技水平的国家不会被排斥在产业革命的过程之外，美国独立完成科技创新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过程已经不再可能了，美国也不可能独享产业革命的好处。一些学者担心美国一旦发起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会像计划经济时期一样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其实，中国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正拿着钱在眼巴巴的等着美国的产业革命，中国一些“世界二流科技人员”也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怎么会错过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呢。他们有钱，也有足够的能力不使自己置身事外。只要中国的民营资本足够大，一次产业革命就可以让中国落后几十年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来源及产业创新的希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工业化，另一个是市场化。它们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其制造业创造的GDP占中国GDP的比例长期在32%以上，工业增加值一直占GDP的40%左右，这与英美的“后工业化经济”有重大区别，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技术进步，不可能主要依赖金融创新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一）中国经济的科技推动力与中国科技体系
中国经济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其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科技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绝大多数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科研成果，而是对国外成熟技术的引进。除去航天、航空和部分农业之外，中国的家电、汽车、手机、计算机等绝大多数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都不是自己科研成果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引进（或加改造）的成熟技术。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在引进技术之后其产量和销量不是按两位数增长的，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性原因。
由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主要来自于学习和引进，这使得中国自己的科技体系长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它们虽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方式还主要是帮助企业消化和改造外来技术。如果引进技术的成本比研发创新更低，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会对国内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感兴趣。在中国企业还有大量成熟技术可以引进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尚没有发展到主要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长期得不到企业青睐，企业对其创新的需求小于对改造已经市场化产品生产技术的需求，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创新能力就不可能得到长期有效的锻炼，中国产业创新能力就无法与美国等长期站在产业创新顶端的国家相比。只要中国的产业更新依然可以靠学习美国和欧洲来实现，中国科技体系就不会有美国科技体系那样充分的发展机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财政有钱了，科技系统和高校的拨款随之大幅度增加。中国的科技体系有钱又不必实战，就助长了其“自娱自乐”的畸形发展。许多专业科研系统和高校自己设定评价标准，以自拟的指标和是否能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论文为最终目标。于是中国科研经费年年大把花，自评的“世界一流”科研成果也不少，却很少有市场化可以赚钱的成果。这显然不是中国科技与中国经济增长应有的关系，这种状况也使得中国的科研体系滋生了腐败，学术目标背后隐藏着利益目标，“专家评审”标准和方式形成了利益圈子，如果延续下去，将妨碍我国科技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随着中国学习能力越来越强，可学习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由依靠引进向依赖自己的科技创新转型。
（二）中国产业创新的希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战后的主要科技创新，它们大都来自美国军工技术，计算机、互联网都不例外。技术创新源于军工，成功则是通过市场化（包括孵化器、风险基金等等）形成新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提到军工，航天、航空则首当其冲。环顾世界，顶级的航空航天科技体系只有四个：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欧洲。比较之下，美国最强。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前苏联的遗产，但其完整程度已经大不如前，休克疗法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科技系统，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新恢复尚需时日。欧洲不如美国，与俄罗斯各有所长。
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被分成了两大系统，航天由于是国家一直重点扶植的行业，其经费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难。但是，航空系统不同，在90年代，中国经济市场化初期的时候，国家没有钱再支持航空工业，于是它们被迫市场化。大量军工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科技人员被迫改行，等等，它们经历了“凤凰涅槃”，学会了利用市场，利用虚拟经济来发展其实体经济，形成了高度市场化的意识，也积累了宝贵的市场化经验。这个系统既有国家队的全局观念和全球视野，又有市场化的运作能力。它所包含的科研方向之完备是任何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它有多学科、综合技术合作攻关的能力，也有一批“摆过地摊”同时也指挥、组织过歼-20这类一流攻关项目的过硬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在这里，产权、不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个人名誉、经济利益等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处理，计划经济时期“合作攻关”，“不计得失”的传统依旧与市场化理念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着航空工业的发展。这支队伍有高科技领域中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的统帅、谋士、战将和士兵。航空、航天科研体系（特别是航空）是中国经济资源中最宝贵的财富。总结它们市场化的经验，总结其技术合作攻关的经验，对改革我国科技体系和高教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科技体系改革成功，中国就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民营企业也在发展其科研创新能力，华为和英利公司都在努力，但它们积淀不足，缺乏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合作和协调的机制。总之，改变自娱自乐的科研体系，总结航空、航天科技体系的经验，兼顾民营科研力量，通盘考虑科教体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三、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美国利益
中美差距源于它们处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同阶段，中国处在初步工业化阶段，美国处在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处在初步市场化阶段，而美国已经处在市场化的高级阶段——经济虚拟化的阶段了。分析美国从工业化到经济虚拟化的演化过程，有助于理解美元与美国经济之间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将有利于我们理解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了解美国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对美元从而对国际货币体系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从而判断国际金融秩序演变的趋势和方向，这也是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空间和条件的前提。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及其演变的基本逻辑
经典的国际经济学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确定在汇率制度上，但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的问题既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动力，也不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各国关心的核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关系，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动力也是利益关系，汇率制度则是这种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定义为被固化（制度化）了的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决定这个利益格局的是经济实力格局。只要这个实力格局不变，被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可以继续维持，利益相关各方也大致相安无事，国际货币体系就稳定。当经济实力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总会有国家发现旧的国际货币制度障碍自己的发展，于是就会提出新的利益要求。随着实力格局的变动加剧，不满意的国家会不断增加，旧有既得利益国会尽量维持旧有体制，不到万不得已不希望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冲突加剧，直到一些国家不再顾及既得利益国家，凭实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新方式，签订新协议，绕开旧有体制的某些障碍，解决各自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便会进入剧烈动荡的时期，直到新的实力格局形成并逐渐稳定，不再有逆势发展的任何可能。这时，一方面，各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之间的真实空间，不切实际的要求就会让位于理智和冷静的谈判；另一方面，合作共赢的新方式不断涌现，其中包含的新原则、新理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于是，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真的提上日程。在此之前，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一个空前动荡和危机频发的时期，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将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二）美元霸权建立的实力基础及其运行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之所以美国的怀特方案能够战胜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根源在于美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英国。美国将美元推向世界货币的经济实力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第二，美国具有当时世界上4/5的黄金储备；第三，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利益是接替英国对世界的统治，同时废除旧的殖民主义，以掌控国际价值系统（价值标准调整、资金国际化配置、国际交易规则和定价权等）的方式来确立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帮助美国迅速做到了这一点。美联储充当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发行世界货币，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同时使美国利益在战后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达到最大化。美国政府也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子中央政府”，维持战后经济秩序，援助盟友，惩罚挑战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家，等等。
美国在战后到70年代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经济”可以定义为“其绝大多数产品的产能都超过自己的需求的经济”。如果一个经济体仅仅是自给自足，就谈不上工业化。这个定义意味着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必然内需不足，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就是企业自行寻求海外市场，而不是靠市场之外的力量——政府的干预政策来提高内需。也正因如此，持续贸易顺差就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事实。无论是金本位时期的英国，还是固定汇率时期的美国（70年代以前），以及浮动汇率之后的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都不例外。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只与工业化程度有关，与汇率制度无关。工业化国家经常项目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金融项目国际收支持续逆差是一个经验性规律，值得中国决策者高度重视。
工业化时期的美国经济是通过金融项目国际收支逆差输出美元（对外援助和贷款），境外美元则会形成对境内工业品和技术装备的有效需求流回美国，导致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每一次循环都会增加美元的国际货币供应量（金融项目逆差扩大），而境外美元的增加会增加对美国出口的需求，扩大美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刺激美国实体经济增长。这种状况在战后持续了大约25年，直到70年代。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使得这个对外经济循环方式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
（三）黄金储备的功能和美元支柱的虚拟化
美元霸权是在其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美元有美国强大的工业化经济做后盾；第二，美元有充足的黄金储备支持其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但是，70年代后，这二者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美元支柱完全虚拟化了。
1.黄金储备的功能与黄金非货币化
人们通常认为，当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是为应对35美元1盎司黄金的承诺而准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也是因为美国黄金储备大量外流不得不停止兑换黄金。这种“黄金不够”的观点至今误导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至今依然主张恢复金本位，只要黄金储备足够多，货币的含金量规定的足够少，恢复金本位就不成问题。其实，这是对当年美国黄金储备功能的误解。
当年，美元的含金量为35美元1盎司黄金，这也是黄金的固定价格，要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实际上就是维持世界黄金市场价格长期不变。美国为了控制黄金价格，只对各国中央银行实行兑换黄金，不对个人、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兑换黄金。这样的制度设计将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需求量压缩在极小的范围内。但真正的威胁却不是来自境外其他国家的央行兑换黄金的行为，而是来自黄金市场的价格波动。战后初期，因各国受战时体制的影响和物资匮乏，普通人的黄金的消费量还相对很少，加上各国战时曾长期对黄金市场的严格管制，在世界范围内将黄金价格维持在35美元1盎司并不十分困难。但是到60年代，随着欧洲经济恢复，黄金市场上的个人需求迅速恢复，黄金价格的控制日益困难，美国多次大量动用黄金储备干预黄金市场价格无果，导致黄金价格失控。黄金价格随行就市，投机活动推波助澜，黄金市场价格与美元官价严重脱钩，美元再也无法与黄金保持固定比例，自然要崩溃。从中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当年美联储黄金储备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干预黄金市场价格的，其次才是应对外国央行的黄金兑换要求。相应地，今天外汇储备的基础功能也是在动荡和危机时刻用来干预本币汇率的。第二，要恢复金本位，黄金价格就不能随意波动，谁要恢复金本位，谁就必须具备控制世界黄金市场价格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连猪肉价格都无法控制，保持世界黄金价格长期不变就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恢复金本位的主张只能是空谈。
2.美元支柱的虚拟化
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使得美元支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导致美元彻底虚拟化（或符号化），美元债券和美国的其他金融资产替代黄金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第二，美元的经济基础已经由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转变为以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了。
虚拟经济是高价值创造行业，对资本的吸引力比低端制造业大得多，虚拟经济越发达，美国的低端制造业就越是要移出美国，于是“去工业化”与“经济虚拟化”此消彼长。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低端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少，以致许多生活必需品和低端制造业产品必须进口；另一方面，经济虚拟化导致货币收入却越来越多，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这些虚拟经济创造出来的巨额货币收入可以在境外购买任何产品，于是便出现长期贸易逆差。长期贸易逆差导致境外美元增加，境外美元增加会导致对美国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境外需求增加，刺激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并使美国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出现长期顺差。由于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的根本改变，美国迅速由世界的净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化。这样，美元最初确立为世界货币时的三个实力基础都已不再存在了，它不再是世界工厂，美元也不再有含金量的保证，美国也不再是世界的债权国。
3.美国经济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依赖
前面已经阐述了美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虚拟经济，而美国虚拟经济则高度依赖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对外的美元循环方式是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创造大量美元收入，随着美国制造业外移，大量收入用于购买外国产品和资源，导致贸易逆差，而境外美元则多数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导致美国金融项目国际收支顺差。这个循环的关键就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如果美元突然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这个循环就会停止：一方面美国金融资产不再有巨大的境外需求，从而虚拟经济不再有外部注入的资金支持，导致虚拟经济萎缩；另一方面，美国也无法将虚拟经济创造的纯收入通过国际购买（贸易逆差）变为真实消费品和其他资源。一旦如此，虚拟经济的膨胀会与货币发行过度（津巴布韦）一样，导致国内商品价格上涨，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就会多数化为乌有。这也是我们坚持“虚拟经济”一词，而不是“高端服务业”的主要原因。美国与津巴布韦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效果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津巴布韦货币不是国际货币。这种由于经济虚拟化产生的美国经济对美元国际地位的依赖在美国工业化时期并不存在，美国工业化时期是美元霸主地位对美国实体经济（工业化经济和黄金储备）的依赖，现在则完全相反，美国虚拟化了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元霸主地位。
（四）欧元撕裂了美元一统天下格局：双本位体制形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自1999年在欧盟国家发行欧元之后，欧元在已经标明币种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就越来越大，从2000年的18.3%上升到了2009年的最高点27%;此后由于欧债危机，该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26%，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7%。而仅次于欧元的第三大货币英镑的占比不过3.8%，第四大国际货币日元占比不过3.6%（2011年）。欧元占比远远超过一般国际储备货币，成为可以与美元相匹敌的第二个“国际本位货币”。欧元不再是当年里拉、法郎（马克也许除外）那样只是单方面接受美元冲击，不能反过来对美元产生影响的小货币了，美元对欧元的任何变动都不能无动于衷，必须做出反应。它们相互不能忽视的情况说明，这两大货币都不是一般的储备货币，它们都是本位货币。这种情况类似美国19世纪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这是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缺乏稳定性的货币制度。由于当代美元和欧元都不再有“含金量”，也都不再有发行量的自然约束，它们的数量控制又分别属于不同的经济体和不同的央行，当代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就是一种更加不稳定的货币制度。
（五）双本位国币体系的不稳定性与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欧元的出现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形成了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其运行方式加速了全球空前的流动性膨胀；二是对欧元区国家产生了经济虚拟化的效应，同美元与黄金脱钩对美国经济虚拟化的作用异曲同工。经济虚拟化反过来会腐蚀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
1.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新机制
一般储备货币与本位货币的重要区别是它们的从属地位。而双本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两种货币分不出主次，它们相互影响，处于大致平等的地位。在双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如果美元增发，欧元就必须跟着增发，如果欧元大规模增发，美元也不能无动于衷。当两个本位货币相继增发引起世界流动性“螺旋型膨胀”的时候，相对更小一些的储备货币也必须跟进，否则就会被套利活动“狙击”；如果单独升值，就会导致国内的经济紧缩直到发生经济危机。一般储备货币和其他小货币无力抗衡如此巨大的滥发货币的“漩涡”，世界正在陷入“滥发货币的陷阱”，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阻止这个巨大的流动性膨胀。
2.欧盟经济的虚拟化
欧元区国家改用欧元以后，各成员国金融业务迅速“泛欧洲化”和国际化。原先一些小货币国家的银行业可以靠经营欧元金融业务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使得欧元区的一些小货币经济体的虚拟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欧元区多数国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份额都在增长，制造业GDP占其总GDP的比例却都在下降。这刺激了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的迅速增加，而赤字增加导致了欧洲债务的迅速膨胀。现在，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外债都超过其GDP。多数国家外债占GDP的比例都在150%以上，爱尔兰达到了1 072%，葡萄牙为234.7%。欧洲经济的虚拟化发展为欧洲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虚拟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趋势性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善。
3.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基本判断
第一，美元与欧元的经济基础正在被经济虚拟化腐蚀，使得当前国际货币的基础空前不稳，这为金融危机频繁出现和流动性膨胀埋下祸根。第二，欧元出现之后，打破了美元一统天下的格局，世界随之进入更加不稳定的双本位体制。第三，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为了恢复经济，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增发货币，而为避免受到严重损害，其他小货币不得不采同类政策。世界正陷入全面流动性膨胀的空前动荡时期。第四，当前美元霸主地位的维持不是美国经济比金融危机前更强大，而是因为欧元区和其他发达国家更糟，这是美国从来没有过的状态，靠别人更糟来维持自己的优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表现。现在还没有人相信人民币会成为美元的威胁，但是如果有一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相匹配了，抑制人民币的国际化影响就是美元维持其地位所必须的政策选项。
四、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放开
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迅速发展，资本市场放开也在进行中，但反对之声依然很大，直到将此看做是引进金融危机和卖国。让我们来说明资本市场放开为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无法回避？此外，我们还需要将资本市场放开的最大风险以及可能带来的损害做出必要的估计。
（一）“金融防火墙”与中国经济的大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没有放开，被许多人看做是横在中国经济与境外金融冲击之间的“防火墙”或“拦洪坝”，正是这道防火墙使得中国安然渡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高度依赖外需，这种状况与人民币仍然是小货币的状态不相适应。将经济体变小以适应小货币无非是“削足适履”，谁也不愿意人民币永远是任人宰割的小货币，更不愿意看到人民币成为金融大鳄用来吸取中国人血汗钱的工具。唯一的出路就是硬着头皮迎上去，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并使其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如果比较中国与各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经验，我们不难看出，在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和英国、50年代后的德国和日本，在其经常项目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时候，其金融项目国际收支会持续逆差但中国却是持续双顺差，且持续长达13年，不但创历史纪录，也是世界唯一。持续双顺差意味着中国经济被持续“灌入”流动性导致M2超过GDP 一倍，这也是世界唯一。持续的双顺差导致人民币在境内贬值，境外升值，其间的利益空间形成了资金流出的动力。大规模的资金进入一个国家就像“洪水”来袭，治水通常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堵，二是疏。如果既堵不住又不疏导，资金“洪水”只进不出，堤坝内“水位”就会越来越高，直到累积的“洪水”漫过堤坝自行流向海外。中国2012年出现了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168亿美元，这就是一个“水漫堤坝”的先兆，预示着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和日益严重，该是顺势推动资本市场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了。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实力基础
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与当年美元国际化类似的三个经济实力基础：一是中国与战后的美国类似，是世界工厂；二是中国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美国是当时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三是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类似，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三个支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三个支柱也是美国经济长期演变的结果。没有美国低端制造业的大规模移出和华尔街大量美元流向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其他商机，就不会有这三个如此显著的结果。它们会抬升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地位，也就决定了人民币的潜在地位。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及利益核算
人民币不但要国际化，还要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大货币，否则就与中国的经济体不相适应。用于国际结算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基础功能。国际货币使用量最大的是国际投融资活动，人民币只有加入这个活动，才可能逐渐增大到与中国经济体量相适应的国际使用规模，并带动中国金融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
1.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方向的定位
国际货币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交易和债务结算，另一个是做国际价值的储备资产。作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必须二者兼备。目前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已经开始了它的发展，2012年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使用量已占国际结算的10%。广泛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就是绕开美元等主流货币利用本币结算的一种做法，人民币弱小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要使人民币与中国崛起的经济体相适应，就必须加入国际货币的主流——国际金融活动。作为国际金融活动的基础货币，除去做良好的结算工具之外，必须具备国际储备资产的功能。国际储备资产的基本存在形式是债券，与此相对应的是灵活便捷的变现能力和发达的债券市场。其基本逻辑就是：大经济体必须有大货币，大货币的基础不但要建立在强大的实体经济之上，还需要发达的债券和其他金融市场支撑起其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这就刺激了国内金融体系必然会朝着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系统发展。美国英国是典型例子，日本和欧盟则正在向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转变。
2.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核算
第一，人民币一旦国际化，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就再也不是问题了。对中国金融当局来说，每一次美元、欧元贬值都是人民币升值，境外人民币升值当然会对冲掉外汇资产贬值的损失。但这还只是“蝇头小利”，更大的利益是对外发行人民币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第二，发行国际货币的直接利益。如果将3.5万亿美元（2013年6月数据）外汇储备看做是对外发行人民币的“准备金”，按1︰1的准备金比例算，中国可以对外发行大约21万亿人民币。这时，原来3.5万亿外汇储备照样可以购买美国债券等金融资产获得利息，但21万亿的人民币对外贷款和债券融资却是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相当于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翻倍为近7万亿美元。这个利益绝非“铸币税”可比。与财政发货币的道理类似，发出1元人民币就增加1元的利益。对外发行人民币的渠道是鼓励中国商业银行对外人民币贷款（包括政府对外援助）和为境外企业（包括中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调节境外银行的人民币现金余缺等。
第三，对外发行人民币不但能“盘活”外汇储备，大幅度缓解境内人民币流动性膨胀，更重要的是境外人民币会形成购买中国境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形成中国的出口收入，刺激国内实体经济的GDP增长以及就业增长。通过本币的对外贷款来刺激境外对本国实体经济的需求，曾经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功能。
从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好处是中国正在崛起的经济有了与其适应的货币地位，中国货币和金融不再被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边缘化。国际本位货币就是国际价值标准，它决定着各种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国际交易规则。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会提高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四）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功能及其特殊意义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无论外汇储备还是美国当年的黄金储备，其基本功能都不是用来经营和赚钱之用的，它们是用来干预本币汇价的，其次是为进口而设的应急准备金。
1.用巨额外汇储备赚钱是否有意义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有3.5万亿美元，高于法国2012年的GDP（2.6万亿美元），也高于德国2012年的GDP（3.4万亿美元）。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是中国，经营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不但要超过一般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要涵盖人民币升值和美元、欧元等大货币相对贬值的亏损。从长期看，以人民币为本币计算盈亏，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无论怎样经营都不可能赚钱。更重要的是：即使外汇储备能够赚钱，对中国经济也毫无意义。赚的美元和外汇既不能分给公众，也不增加中国GDP，更形不成对中国经济的任何刺激和支持，反倒是支持了美国、欧洲的债务经济发展。至于各非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普遍存在的主权基金，则是在世界流动性膨胀日趋严重的条件下，为应对发达国家滥发货币造成的损害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保措施。如果这些国家与美国和英国一样，本币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且持续贸易逆差，就不必如此。
2.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特殊意义
美国当年抛售黄金储备以干预美元金价时，拿出多少黄金买回多少美元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不直接影响其他任何国家，其他国家可以袖手旁观。但今天的外汇储备则完全不同，特别是中国这样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之后遇到大规模投机，中国央行要干预人民币汇价就必须先卖掉手中的一部分外汇资产收回美元或欧元现金，然后才能买回人民币资产。中国经济规模巨大，素有“中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的谚语，这就意味着中国选择卖什么资产，卖多少会影响所卖资产的价格和货币的汇价。这样，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的重大区别就是：动用黄金储备是黄金储备国自己的事，而动用外汇储备则一定会将外汇资产发行国牵扯进来，于是就一定会造成其他大国央行与人民银行共同捍卫人民币汇价的利益共同体，很容易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签订有关协议。当年美联储大规模抛售黄金的时候，英国人可以袖手旁观，甚至可以幸灾乐祸，如果他们发现美联储是在大规模抛售英镑买进美元，英国人就绝对坐不住了。萨默斯所说的中美之间的“恐怖均衡”其实对中国仅仅是外汇储备缩水的损失，而对美国则涉及其命根子。二者相比，中国外汇储备的盈亏实在是微不足道，“恐怖”二字其实只针对美国如此。这种关系也警告我们，如果决策莽撞，动了人家的命根子，严重损害了其他大国的利益，就会引起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剧烈冲突。
（五）放开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
人民币汇率放开的最大风险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放开后，如果人民币升值，就表示境外对人民币需求增大，人民币和人民币债券等资产主要是中国发行的，适当增加其供给就是了。人们最担心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也就是热钱大规模出入。人民币国际化在近期的最大风险是资金大量外流导致人民币贬值，远期最大风险是境外大规模抛售人民币资产导致人民币贬值。
资金外逃有三类：富人带钱外逃，热钱外流，外资大规模撤出。
1.有钱人带钱移民
第一类是富人资金外流。原因很多，有政治原因，税收原因，逃避惩罚，等等。有钱人将资金转移到境外是最不必担心的。美国人在美国都赚不着钱，中国人在美国就比美国商人还能赚钱吗，显然不是。移民的有钱人大多在境外只是花钱，或投资于金融资产，而金融投资或存款在宏观经济学中就是储蓄。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向金融部门注资，美国物价不上涨，就业增加也不得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华尔街将资金大都投向中国和其他高增长国家。只要中国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资金就会流入，资金流入会继续将技术、资源和人才汇聚到中国。只有经济增长停滞了，才可能发生真正的资金外逃。
2.热钱大规模撤离的主要风险辨析
第二类是热钱外流，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放开资本市场，热钱出入就是经常要面对的问题。热钱大规模流动往往与短期因素有关，自然灾害、宏观政策调整、管制放松还是加强、投机活动和谣言，等等，都可能引起大规模热钱撤出。热钱撤出不是资本大规模外逃，而是投机资金流动，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抛售人民币资产兑换外币或外汇，导致资金大量出境，并形成人民币贬值压力；二是造成国内资产价格暴跌和流动性短缺。前者就是干预人民币汇价问题，中国的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理论上可以应对近21万亿人民币同时兑换外汇（以1美元=6元人民币计）。如果央行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就需要在外汇市场卖出外币资产，美国与欧洲就必须采取共同行动稳定人民币市场的行动，以减少中国抛售美元和欧元资产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这里的最大风险是管理层迟钝，发现大规模热钱流动太迟；其次是没有提前与欧美大国央行（及大跨国银行）之间做好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应急准备。对于国内资产价格暴跌引起大规模呆坏账的问题，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会大大缓解其造成金融危机的风险，使其成为虽然严重却依然可控的经济问题。
3.外资大规模撤离与中国资本国际化
第三类是实体经济中的外资大规模撤离，或中国实业企业大规模外移，俗称资本外逃。首先，这与是否放开资本市场无关，而是与经济大环境和中国政治经济状态有关；其次，要区分中国资本国际化与资本外逃。资本市场放开，会加速中国资本国际化，促进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促进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加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扩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只有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资本外逃才会大规模爆发。而工业化的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停滞的自然条件是：在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世界顶端，不但科技再无可学且其他服务业也再无可学的条件下。中国自己尚不具备产业创新能力之际，经济高增长就会停滞。当然，政治和政策失误、战争等经济之外的冲击不在此列。
4.金融危机的风险及其可控的特殊条件
所有金融风险中，最大的莫过于金融危机导致金融系统崩溃了。热钱大规模撤离也好，资产价格暴跌也好，之所以有风险，就在于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上升，导致其普遍资不抵债，然后银行大批倒闭，直到金融系统崩溃。中国四大银行曾经出现过38%～42%的不良贷款率，其实就是全部国有银行都资不抵债。金融风险再大也不过如此，这样严重“资不抵债”的银行都可以不倒闭，不引起金融恐慌，公众依然高度信任，继续存款，金融系统毫无崩溃和恐慌迹象，贷款照旧，经济增长依然如故，还有什么风险可以让中国金融系统崩溃呢。如果金融危机定义为“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的话，中国过去没有过金融危机，今后也“可以没有”。呆坏账在中国只是一个可以解决的严重经济问题，并不等于金融危机。在中国，即使所有金融指标都恶化，只要四大银行不倒，一切就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没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机打断过，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金融恐慌。如果四大银行倒闭一个，中国人立即就会明白什么是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机。银行是公器，掌握着巨大的公共权利，中国允许民营银行发展，有利于资金合理配置。但是，整个金融系统不能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是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特色，其意义不仅在于比华尔街更公平一些，更重要的是，这个体系对金融风险有华尔街无法比拟的抵抗能力。
任何大国兴衰都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找到明显的原因，既不受人们预期的影响，更不会是唱衰、唱兴所能左右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是再老不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谁都可以对其表示不屑和轻蔑，却是从总统到贫民谁也躲不开的真理。
标签：虚拟经济论文; 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科技论文; 再工业化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美国gdp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实体经济论文; 金融服务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科技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