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宗教_中国宗教论文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宗教_中国宗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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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宗教有五个层面:1.古代小说通过宣扬佛道及佛道内部的斗争,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佛道的认识;2.小说作者对佛道教中人采取一分为二态度,揭露其贼民者,表彰其爱民者;3.宗教能掌握民众,民众也利用宗教鼓动造反,达以自己的目的;4.封建统治者宣扬佛法、宣传道术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并得以光耀教廷;5.《红楼梦》融合佛道二教,加以升华,在宗教思想上有所独创。我们从小说中的宗教,可透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与文化心理。

【关键词】 古代小说 宗教 文化心理

自魏晋南北朝起,统治阶级大都与佛教、道教结盟。唐代以后,统治阶级或崇道或敬佛,或两者兼尊,一直到清王朝结束,没有哪个王朝不与佛道两教结下不解之缘。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推行宗教;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旧时代里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加之,他们在自然力量和盲目的社会力量面前感到无助,于是,便有大批民众信奉宗教。这一社会存在,反映到古代小说里,从魏晋六朝小说开始,大量古小说都与宗教有关,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曲折地反映了生活中的宗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宗教,可以见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人对宗教的独特态度。

仙道神奇,佛法无边,是我国众多古代小说讴歌宗教的内容。在这些小说作者看来,天上神仙,无所不能;诸佛菩萨,法力无边。一个人只要能修道成仙,或因信佛崇佛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永世不朽,与天地同寿,享受到人世间享受不到的一切欢乐了。东晋干宝《搜神记·董永妻》中的“天之织女”,十日间能“织缣百匹”;《搜神记·天上玉女》中的仙女,“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托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丁令威》中的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功,化鹤归辽,他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象垒垒。”“高上冲天”而去。这些都是有意无意为道教张目的。

道家神通,但佛法更是无边。东晋荀氏《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便是一篇宣扬佛法的小说。作品中的外国道人,实为一佛徒,“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他嘴中可以藏人,还能把好马收入“五斗罂中”。他作法是为了“大富贵”者觉悟,使之“周一方穷乏”,“以饴百姓穷者”。这是一篇宣扬佛教徒能耐的小说。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是因为它传入中国后,即吸收中国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东西,与佛家思想相结合,开始了佛教的“中国化”。《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一《樱桃青衣》,写天宝初有范阳卢子者,“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穷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众甚众。”卢子诣讲筵,在听讲中入梦。梦中备极荣华富贵。“后因出行”,又到昔年讲筵处,“升殿祀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和尚作法,使卢子产生了“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却又是道家思想。所以卢子梦醒后,“寻仙访道,绝迹人世”去了。于此可见佛教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道教起初并无经典。后见佛教经典从印度源源而入中国,便也造作经典。《三国演义》第一回所写的南华老仙授予张角的那部天书《太平要术》,就是这一类道经。南华老仙说:“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这里的“普救世人”和因果报应思想,就来自佛经。《封神演义》里的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其实是西方的佛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本是佛教中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经道教改造后,都成了道教中人。佛道二教,是相互渗透又相互补充的。

自然,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就以艺术的笔墨反映了道、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道教赢了佛教。道童罗公远说:“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尊之妙,非术士所可得而知。适来使玉清神女取之,虽有菩萨金刚,连形也不得见他,去取若坦途,有何所碍。”道教在唐代一度得势,是因为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把道教的宗师老子李耳视为同宗,拉拢道教为其统治服务。但到中唐以后,唐王朝又极为崇佛,于是乃有韩愈的《谏佛骨表》。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中的韩湘子因其叔父韩愈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为雪所阻,乃扫雪救韩愈,最后并度韩愈成仙,也曲折地反映了佛道之争。

至于佛道内部的斗争,中国古代小说家也有觉察,并有所反映。《庐山远公话》申远公与道安在说经问题上的斗争,是佛教内部斗争的反映。《封神演义》中的阐教与截教之争,是道教中的南派道教和北派道教内部斗争的反映。

总之,我国古代小说中对道、佛的宣扬,对道佛互补又互争的反映,对佛教、道教内部斗争的反映,从一个层面表现了古代中国民众对道佛的部分认识。

宗教的创立者,无论是佛教的释迦牟尼,还是道教的张道陵,其动机确有济世度人的一面。但当某一宗教流传开以后,宗教中人自是形形色色,好坏都有。特别是某一宗教为统治阶级尊奉给以优待之后,其中的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者也大有人在。鱼肉乡里者有之,仗势欺人者有之,奸淫妇女者有之,包揽诉讼者有之。他们的恶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也影响了小说家们对这些宗教职业者的看法。小说家们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情绪,在小说里对这些不法僧道加以揭露和鞭挞。关于宗教这一层面的描写,往往成了某部作品里的精彩篇章。

在《水浒》里我们看到,和尚裴如海诱奸潘巧云;蜈蚣岭上飞天蜈蚣王道人杀害了张太公一家四口,还霸占了张太公家的女儿;二龙山上宝珠寺的住持邓飞“还了俗,养了头发”,“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但却不肯接纳鲁智深入伙。这些僧、道在小说里都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

《金瓶梅词话》里的僧道,除极少数外,几乎都受到《词话》作者的讽刺和谴责。为武大郎亡灵超度的那些僧人,见了潘金莲,“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都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为潘金莲魇胜的道徒刘理星是个贪财的、以“朱砂书符”招摇惑人的道徒。为吴月娘“说经”的尼姑王姑子是个弄钱吹牛的好手。玉皇庙道士吴宗嚞则是位溜须拍马、巴结权贵的无耻之人。他的徒弟也学会了这一套,西门庆给他师父“先封十五两经钱,另外又封了一两酬答他的节礼”,他的徒弟竟喜欢的“屁滚尿流,临出门,谢了又谢,磕了头儿又磕”。为西门庆提供淫药的胡僧,他的药丸最后送了西门庆的一条性命。道士金宗明,“常在娼楼包占乐妇,是个酒色之徒”。这些和尚、尼姑、道士、道徒,丢尽了佛教、道教的脸,出够了佛教、道教的丑。《词话》的作者告诫大家:“但凡大小人家,师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记休招惹他,背地什么事不干出来。”还写了这么一首诗讽刺这批人:“最有缁流不可言,深宫大院哄婵娟。此辈若皆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另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僧尼孽海》,是专门揭露淫僧荡尼的。他(她)们的恶行秽亵百端,不堪入目。《三言》中的简贴僧、假二郎神,宝莲寺中的一帮花和尚,《二拍》中夺风情的老和尚、西山观的黄道士、因术成奸的何道士以及翠浮庵里的庵主,《禅真后史》中的嵇西化和尚等等僧、道也都不是好东西。于此可见,以佛教、道教为职业的宗教职业者,在民众中间很多是不得人心的。

自然,僧、道中自有高人在。中国古小说作者也并没有对他们一棍子打死。《古今小说》内,《张道陵七试赵升》中的张道陵与赵升都是有道有德之人。赵升求道意志坚定,经受了种种考验,终于得道成仙。《陈希夷四辞朝命》中的陈希夷,是个高士,放着高官不做,厚禄不取,还是过他的隐居生活。《杨谦之客舫遇侠僧》中的侠僧,行侠仗义,令人钦敬。《明悟禅师赶五戒》中的明悟禅师恪守戒律,对违戒的五戒毫不容情,称得上是一位高僧。《警世通言》内《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的癞道人外形不雅观,却是个除怪的能人。《旌阳宫铁树镇妖》中的许真君道法精通,为民除害。《吕洞宾飞剑斩黄龙》中的吕洞宾更是神出鬼没,法术广大。《李道人独步云门》中的李道人在瘟疫中为人医病,品行也属上乘。这些小说又表明,古小说作者对佛教、道教中人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揭露其贼民者,表彰其爱民者,其爱憎之情是十分鲜明的。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对佛、道二教的文化心理。

宗教能够掌握民众,民众也就运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古小说对此也作了艺术的反映。

宋江造反,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号。小说里对“替天行道”中的“道”未作解释,但和道教、道家的“道”是一致的。九天玄女娘娘是道教创造出来的,她授予宋江一部兵书;罗真人是道教里真人,他对公孙胜说:“……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梁山泊悬挂的杏黄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四字,不能说与道家、道教无关。108条好汉聚义梁山泊后,如何排座次,不使内部矛盾尖锐,是个大问题。搞得不好,起义事业就要受严重损害。宋江又依靠道士捣鬼,从地下挖出一个石碣,再让何道士辨认石碣上面的文字。“石碣前面,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石碣背面,书地煞星七十二员”。座次前后,安排得清清楚楚。这下,众头领再也无话可说。宋江对众说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108条好汉由是安定下来。可以说,宋江造反,就是依仗道教、运用道教而获得成功的。没有道教,就没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三国演义》里的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也以道教的名义造反。张角自称得天书《太平要术》,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当时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号为“大贤良师”。他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遂私造黄旗,约期举事。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宋江、张角利用道教起义,不失为明智的行动。

《三遂平妖传》里的圣姑姑、张鸾、卜吉、左黜也是以道术助王则起事。

以佛教的名义造反,起义者极少。《禅真逸史》中的林淡然是个和尚,曾结各路英雄好汉,与梁地山寨苗龙、李秀、薛志义三人一起,杀败官军。但林淡然得狐精传褚真人笺示,至独峰山五花洞取《天枢》、《地衡》、《人权》三秘录,习之能排兵布阵、降龙伏虎。所以林淡然又是个道家人物,至少是半僧半道。在佛门中,只有《绣像济公传》和《续济公传》中的济公比较具有反抗精神。他打抱不平,“专管人间不平事”,与大理寺正卿、恶霸王胜仙作斗争,还惩治秦大奸相。但佛祖说他离经叛道,玷污清规。

佛教之所以极少被民众用为造反、起义的旗号,一则佛教教义戒杀生,而造反、起义是要杀人或被杀的;二则中国的佛教虽然已中国化了,但它毕竟是外来的,以之号召,民众响应的不会多;三则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即依靠上层统治者传播其教义,与上层统治者关系密切,较难与上层统治者决裂。相反,道教来自民间,与民众联系密切;道教虽然也主张清净无为,但为了“道”,可献身,可以杀身;道教虽然后来也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它并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和统治者捆绑在一起,而是一手伸向统治者,一手伸向民众。所以,民众利用道教、道术造反、起义者常有之。这一社会现象反映到古代小说里,也就出现了众多的写民众运用道教、道术造反、起义的小说,这是毫不奇怪的。通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民众在宗教问题上文化心理的另一面。

封建统治者对佛道二教则是并加恩宠,交替利用的。他们对佛教,道教中的著名人物,常常给以特别的封赠。对历史人物的追封,亦佛亦道,非佛非道,往往是不伦不类的。例如清王朝累封关羽为“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既是神又是佛,“时以蒙古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惟关羽”(《缺名笔记》,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这一层面,在我国古小说中亦时有反映。

《水浒传》写宋江死后,宋上皇“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楼,御笔亲书‘清忠之庙’。”本是起义头领的宋江,竟被最高统治者封为“神”。“后来宋公明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宋江竟成了亦神亦佛的人物。《说岳全传》里,宋孝宗即位,尽锄奸党。后孝宗传旨,于栖霞岭营造岳王庙宇,有功诸将及岳氏满门皆受封赏。岳飞也成了亦神亦佛的人物。

表现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以巩固其统治者,则见之于公案小说中常写神佛指点以破案。公案小说中的各个“青天”在破案无门时,无一例外地向菩萨、神灵、鬼魂求助。菩萨、神录、鬼魂则在“青天”的梦中出现,给以指示,冤案也就平反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不时写包公梦中神灵出现,告知真实案情,包公也因此破了案。如第二十九回《判刘花园除三怪》就写包公寝牙床,梦游地府,向阎王查询,这才知道系白鸡精、赤斑蛇、白猫精作怪。被害人春春则以魂救潘小员外之故,且阳寿未尽,终得还阳为生。在公案小说中,因果报应的色彩最浓,受宗教的影响也最大。公案小说曲折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以助其长治久安的文化心理。

而最能表现统治阶级兼用道教、佛教以治国平天下者,莫过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小说写永乐皇帝任命僧人金碧峰(燃灯佛祖下凡所生)为“大明国师”,任命道家张天师为“大明国天师”,两人助征西元帅三宝太监郑和航海出征。历经39国,遇到诸多困难,不少精怪,但由于金碧峰、张天师之助,均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各国贡品随船带回,且得夜明珠两颗。永乐皇帝论功行赏,敕建碧峰禅寺和龙虎山玉皇阁,以感谢国师、天师。这部作品穿插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且所写各国贡物与历史上的记载也有部分相符之处,所以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小说的主旨是弘扬佛、道,宣传佛法、道术因为统治阶级所用而得以光耀教廷,却是毫无疑义的。

小说不是教义。深知小说三昧的中国古代小说家绝不在涉及宗教的小说中诠阐教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小说家就一点也不在小说中谈自己(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对宗教思想的看法。他们谈了,但不是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成篇累牍地谈他的人生哲学,而是结合人物和情节,抒发他们对宗教思想的若干领会和理解。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七回,写西印度国出身的永福寺道长老,向西门庆化缘,说什么“贫僧记的佛经上说的好:如有世间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钱喜舍,庄严佛教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甲科,萌子封妻之报”。这番话,“把西门庆的心儿打动了”,在疏簿上捐了五百两银子。这在西门庆来说,是他做的难得的好事。但《词话》作者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有一首词,“单道那些施主的事体:佛法无多止在心,种瓜种果是根因。珠和玉珀宝和珍,谁人拿得几阎君。积善之人贫也好,豪家积业枉抛银。若使年龄财可买,董卓还应活到今。”道长老说:为庙宇、佛像施金钱者,定能得好报;而《词话》作者则以为“佛法无多止在心,种瓜种果是根因”。两相比较,《词话》作者仍没有越出果报思想的樊篱,他以普静禅师幻化孝哥,点悟吴月娘为小说作结,还写了这么一首诗:“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有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说明《词话》作者还是受到了佛教果报思想的影响。

《西游记》是崇佛的。但《西游记》中的佛也有道的成份。孙悟空的老师须菩提祖师,你就很难说清他是僧还是道。“菩提”,觉察、觉悟的意思,是印度佛教术语的音译;但“祖师”则是道教中的说法。须菩提祖师说:“‘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傍门”,“傍门”即是道教术语,谓只有“金丹一道是条修行正路”,其作皆是外道、傍门,不能成正果。所以《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也很复杂,佛道兼糅,亦佛亦道。《西游记》第三十回:《邪魔侵正法,意马忆心猿》,从题目上看,即知是宣扬佛法;而第三十三回《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则又是为道家吹嘘。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中的孤直公(柏树)、凌空子(桧树)、拂云叟(竹竿)、劲节十八公(松树)说的都是道家的一套,唐僧则对他们宣扬禅法。但唐僧说:“访真了元始钳锤,悟实了牟尼手段。发挥象罔,踏碎涅槃。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一点灵光全保护。放开裂焰照婆娑,法界纵横独显露。至幽微,更守固,玄关口说谁人度?我本元修大觉禅,有缘有志方记悟。”这里的“元始”、“玄关”又是道家用语。所以《西游记》虽护持佛法,但对道教、道家也是很尊敬的。太上老君固然是道教祖宗,玉皇大帝也是道教炮制出来的天上皇帝。所以《西游记》宣扬的宗教思想是以佛为主,佛道互补。

《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宗主佛教还是道教,而是在谙熟佛家、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参以己意,有所发明,所以《红楼梦》里的宗教思想为曹雪芹所独有。《好了歌》由跛足道人念出,其实是曹雪芹的创造。跛足道人说:“可知世上万般‘好’,‘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甄士隐为《好了歌》作了注释:“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虽然贾宝玉后来出家做了和尚,其实《红楼梦》的主题歌还是《好了歌》,以道家思想为主。难为的是曹雪芹融会了佛、道二教的宗教思想,以自己一生的感受创作了《好了歌》,升华了佛道的宗教思想遂成千古绝唱。《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峰,在宗教思想上的创见,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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