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历史的记录——访罗尔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尔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和我们谈谈你自己。你是怎么对哲学产生兴趣的?
答：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对某个东西产生兴趣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 兴趣。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去了普林斯顿，最终选择了哲学专业。在 我上大一的9月份，希特勒入侵波兰，随后欧洲战争就笼罩了一切。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阅读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关于战争问题的资料。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早晚会卷入战争。正是这场战争的经历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和现在的一代人完全不同 。我在军队呆了三年，从1943年初到1946年初，在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 和日本等地呆过一段时间。我无法准确地说这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但肯定有影响。战争 结束后，我在1946年春回到了普林斯顿，开始读研究生。
问：当你进普林斯顿的时候你想过要学哲学吗?
答：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会去做什么。我在康涅狄格州肯特郡的一个私立学校肯特学校 读书，但我并没有对任何学科有过特别的兴趣。我曾想过几个不同的专业，包括化学和 数学，但我很快就发现它们都离我太远。最后，我确定了学哲学。
问：请你谈谈你在军队里的丰富经历。你后来关于正义的观念是否受到了你关于我们 所面对的社会观念或者你对军队生活的情感的许多影响呢?
答：我说过，我认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做事或者究竟是什么影 响了我们。我在军队的三年生活肯定会对我有些影响，但我不能说这些年的经历有多么 丰富。当我考虑哲学上的观点时，我逐渐感到，这些观点并不能追溯到我在这些年中的 经历。我常常以为一定会有某种联系，但我的确无法确切地指出它们。这或许是由于我 的迟钝。当然，我像许多人一样，是由于完全不喜欢军队才离开那里的。而且我认为， 军队的重要性应当在于服从文明社会的政府。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问：你是在读研究生时才逐渐对这个哲学领域产生兴趣并最终变得名声大震的吗?
答：我一开始是对道德哲学感兴趣，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对宗教也有兴趣。肯特学校是 一个教会学校，由西奥神父(Father Sill)创办，属于基督教圣公会成员，学校通常会 有几个圣公会的其他成员。我们每天都要去教堂，星期天去两次。我不好说它是一个具 有宗教精神的特殊学校，但你的确无法完全避开宗教。你得对它作出反应。
问：你原籍在哪里?
答：我是在巴尔的摩长大的，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每年我们都要去缅因州度 夏。当然，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我父亲是北卡罗 来纳人，我母亲是原来的马里兰人。我一家大多数人都在那里，我的岳母一家也在那里 。我的许多老朋友现在仍然在那里。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思考和写作《正义论》的?
答：我是在大约1950年秋完成了我的论文之后开始收集资料的。当时，我已经阅读了 一些有关的经济学资料。那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由鲍摩尔(W.J.Baumol)组织的研讨班 ，他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试图做所有的事情。我们读了黑科斯(J.R.Hicks)的《 价值与资本》，我竭力要掌握这本书。还读了一部分萨缪尔森(Samuelson)的《经济学 基础》，其中关于福利经济学的章节促使我去读了关于所谓的“新福利经济学”的文章 。这些都是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做的，后来在1950—1952年我继续做这项工作，其间我担 任了两年的普林斯顿的辅导员。我还读了华莱士(Walras)的《经济学原理》，研究了一 点博弈论。冯·诺伊曼(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书在1944年刚刚 出版；这是奠定了博弈论基础的巨著。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竞争伦理学》 中的几篇文章对我有极大的启发；他对社会哲学与对经济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兴趣。所有 这些的结果，再多少加上我在博士论文中讨论过的关于道德理论的材料(不要问我这个 过程)，导致我在1950—1951年萌生、后来最终形成了“原初状态”的观念。这个观念 就是要设计出一个讨论的机制，由此可以产生合理的正义原则。我当时有一个比后来提 出的更为复杂的步骤。在整个那段时间我还得教哲学课，但我一直尽力保持着对经济学 的兴趣。随后我们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去英国做了一年的福布莱特访问学者。
问：你发表了那个最初的更为复杂的公式吗?
答：没有，我并没有完成它。我只是把它记在了原来家里的废纸上。
问：你能和我们谈一点那个公式吗?
答：我说过，那只是尝试使人们的讨论机制公式化，人们可以就此对我们所认为的合 理的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他们必须是对某个核心的仲裁人做出建议，而这个仲裁人还要 对其他人提出的内容一无所知；还要对可以继续进行论证的时间提出限制，以便可以达 到某种一致。还有许多其他的细节，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最终，我把所有这些都归之于 一种“无知之幕”，并极大地限制人们所知的内容；我使这种协议变成永久性的。所有 这些都是极其简单的工具。最初的方法是非常复杂的。某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无法解答的 ；例如，要有多大的压力才会使人们达成一致，我们这样做需要多少时间，以及类似的 问题。记住，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某种哲学的论证。后来提出的原初状态，优 点就是避免了使我最初产生兴趣的那些问题，比如博弈论和经济学家使用的普通均衡， 我对这些东西了解甚少。于是，我想到，“好了，我得扔掉这些了。”回想一下，我觉 得这就是我做过的事情，虽然我想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也的确有其他方式。例如，( 哈佛大学的)斯坎龙(T.M.Scanlon)教授并不使用类似“无知之幕”的东西；(他的论证 中)有类似“原初状态”的东西，但他的观点实际上截然不同。所以，他的观点是另一 种可能。同样，就我所知，你也可以设计一种讨论机制，它可能是更现实的，成功地弥 补了我的过失。我并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问：在《正义论》和《正义新论》之间究竟出现过什么样的重要变化呢?
答：我想用《正义新论》一次性地包含和表达所有的内容，虽然是以纲要的方式。顺 便说一句，我并不喜欢这个题目，但现在没有更好的，所以我就只能凑合用它。我是希 望它比《正义论》更容易被接受，更好读些。我希望它能很快出版，但我还有些部分没 有完成。(注：《正义新论》于200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姚大志翻译，2 00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译者(Samuel R.Aybar,Joshua D.Harlan,and Won J.
Lee,“For the Record”,原载Philosophers in Conversation,edited by S.Phineas Upham,Routledge,2002,pp.1-13))我试图做三件事：一个是重新安排关于原初状态的论 证，用更为简单的形式表述它，修正《正义论》阐述中的错误；另一个是回答各种批评 ，解释我为什么要放弃某些在其他人看来是必需的具体的变化；最后，我试图把该书出 版后我所写的一些文章的观点与书中的观点结合起来。
问：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其他人批评的回应吗?
答：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的确回应了一些人的批评，所以其中有一些是回应 性的东西。但我在这些文章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提出我的观点，这样它们就不再是前 后不一致了；当然，我是这样来理解我所写的东西，实际上，你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你正 在做的事情，除非事情已经发生了。这里要解释一下：该书在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时， 通篇使用了“秩序良好的社会”的观念，这个观念假定，这种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接受了 相同的全面观点，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我逐渐认识到，这绝不只是民主社会中的情况 ，而那却是该书的原则自身所需要的一种社会。这就是一个内在的不一致。所以，我必 须改变对“秩序良好的社会”的论述，这就带来了“重叠共识”及其相关的概念。这些 就是我在后来的文章中所讨论的东西。这开始于《哲学杂志》上发表的三篇讲演稿，那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认为这些文章主要是对他人批评的回应，虽然我在某个地方以及脚注里也 答复了一些重要的批评。如果人们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可以合理地讨论的，那么这样的 批评就是值得答复的。只要是在从事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人的责任。但该书的主要 目的是要提出其他的观点，并把它们与《正义论》的观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主要的变 化是来自内部的，就是说，我逐渐看到有些东西是错的；所以，我得去修正它。当我刚 开始提出重叠共识的观念以及其他相关的观念时，我以为会很简单，甚至有些无聊。我 以为这样一种共识的观念是显而易见的，不会有问题；但后来证明它远比我所预料的更 为复杂；我现在还没有完成它。同样，在《正义新论》中，正像我指出的那样，我想在 论证上做些改进。某些地方还不太清楚，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是明显错了。
问：你说你感到有“责任”去答复批评，如果你可以合理地这样做的话。那么你认为 自己作为一个作者在实现这个责任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有许多事情。我认为首先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你有义务去答复人们，如 果这是可以合理地去做的话，并以推进讨论的方式去做。你希望避免争论以及无成果的 纠缠。有些人的批评是非常好的，值得去答复。这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民主的 社会里，就像我们的社会，尽管在应当做的方面还令人遗憾地存在缺陷，但我把政治哲 学看作是强调了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利，就是说，不是你正在强调的其他人的 权利，而是包括你在内的所有选民的权利。在最深的层次上来从事政治讨论非常重要， 应当尽可能清楚地做到这一点，以便可以为广大的人民所了解。以这种间接的方式，一 旦他们发现你的观念是可以相信的，你就会更好地改变社会，或许更为实际的是，你可 能会防止使它变得更遭。当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政治哲学并不具有任何权威性； 但它可以努力赢得人类理性的权威。并不存在判断你在这上面或在其他理性探究上是否 成功的制度上的法官，这不同于科学中的判定。但这却是政治哲学可以承认的惟一权威 。
问：据说，你的理论影响到了东欧的民主运动。对此你知道吗?
答：我真的不知道。《正义论》已经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主要语言。但我不知道它 在东欧的知名度有多广。我得知《正义论》的某些部分被翻译为俄文，但我还没有看到 。我还得知某些部分已经被翻译成了匈牙利文。我还没有听到有波兰文译本，但可能有 些部分被翻译了。前一段时间它还被翻译成了中文、韩文和日文。有人告诉我，他听说 有人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它。
问：你想过《正义论》会得到这样的反响吗?
答：没有。我的确没有想过，但这可能是件好事，否则我可能就无法写它了。我是说 ，你会感觉人们在注视着你，你就会非常小心谨慎了。
问：它是怎样变得这么有名的?它出版于1971年，很快就变得闻名于世了吗?
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合适。要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看 法是，我敢担保《正义论》的确有些优点。我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这也不是由我来回答 的。假定是这样，我认为它获得了各方面的关注。你得记住(这种历史背景)。这是很久 以前的事情了，可能你们不记得了。为什么应当是你?我在你的位置也不会记得。这正 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在民权运动后不久。它们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当时 并没有关于政治正义观念的最新著作，可以说，没有对这个观念的系统论述。很长时间 以来一直相对缺乏政治哲学，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在道德哲学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东西 ，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我是在说，例如，哈特的《法的概念》以及他的其他著作，柏 林的《四论自由》和他的许多文章，培里的《政治论证》，所有这些都发表于20世纪60 年代。但却没有一本与这本书的范围和篇幅一样的、关于在当时被反复提及的正义观念 的书。它的篇幅和范围实际上有些可笑。我在写它的时候猜想大约有350页；当它被排 成校样时，出版社告诉我已经接近600页了(准确地说是587页)，我感到很吃惊。无论如 何，我会说，“政治思想”就需要这样大篇幅的书。例如，第六章关于良心反对和公民 不服从中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当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但当时却没有一本书系统地讨论过 它们。当然，也有一些以前的书和一些当代人写的文章。我是指沃尔泽收集在他的《义 务》一书中的那些漂亮的文章。所以，《正义论》是在严重的政治冲突之后出现的第一 本篇幅较大的书。而严重的政治冲突也表明是需要政治哲学的，通常会导致它的产生。 所以，《正义论》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遇。但你知道，实际上我不可能对此给出一个客 观的看法。但这就是我的解释。这是一种偶然。如果是在15年以前或以后，情况就会完 全不同。当然，你知道，它也遭受了严厉的批评，许多都是很公正的批评。但人们却继 续在读这本书。我并不是说它逃避了这些批评。
问：当你受到批评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答：人们必须学会接受批评。批评有时会是来者不善，出于某种误解。我竭力去忽略 这些。但有些批评却是非常好的。我并没有为它们而感到非常高兴，实际上我非常尊重 它们，试图把它们融合在我后来所写的东西里面。我会给你一个例子。哈特在1973年对 我关于基本自由的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他绝对是正确的。我对如何去回答他感到 踌躇，过了八年，我才决定应当怎样去回答。我把它写出来，发表于1982年。那对我价 值无比。它的确带来一些痛苦，但我现在会以更有力的形式来陈述这个观点。
问：哈佛哲学系里你的重要的批评者又如何呢?这使事情变得更紧张了吗?或者你同样 感激他们?
答：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由于这些批评，的确出现过一些紧张的情况。 例如，诺齐克就提出过很有趣的也很重要的反对意见。但这些意见部分地是基于误解， 虽然有些部分也有真知灼见。尽管我没有用一篇完整的文章去答复他，但我在(写于)19 78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在某些观点上回答了他(虽然没有点名)。我现在看问题更清楚了 。《正义新论》中有一节是关于作为公共资产的自然天赋的分配观点。这就是为了解决 他的问题。所以，即使你认为这个反对意见并不完全正确，它也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使你更好地理解事情。
问：当你与某人，比如诺齐克，有批评上的相互往来时，这些只是在主要的哲学杂志 上出现呢，还是会一起坐在你的办公室里对此展开辩论?
答：这视情况而定。但在涉及到同事时，我们会先就此交谈。至于涉及到哈特的情况 ，他住在英国，我们就有些通信，他偶尔也会来这里，我们一起交谈。每种情况各不一 样。我总是把哲学看作一种谈话的事情。人们会从谈话中学得更好，而写作也应当是属 于谈话和批评的。有时，谈话在被付印之前会是无止境的。
问：它变得如此有名你有什么感觉?
答：我试图忽略这一点，但可能我不会成功。这显示出人们是如何看待我的，例如， 当人们在第一次被介绍给我，来见我的时候。一想到这些，对谁都不会是好事，因为这 会糟糕地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所以我总是不去想它。
问：所以你发现，最值得与批评者共同做的事情是要修正你的思想?
答：是的，我愿意这样认为，是修正了我的思想。说我并不在乎这些反应是不诚实的 。我的确在乎这些反应，我关心的是怎样去接受它们。我以为我会出版《正义论》，某 些朋友会读到它。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写它，最后我从书桌上把它拿走了，然后去干别 的事情。在写这本书的有段时间我对自己说：“这真的非常棒。”我把这当作继续做事 的信念放到一边。倘若这一直被看作是一件不错的工作，那么我想，这就足以使我满足 了。但如果这本书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那么(被接受)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否则就会是很 令人失望的。因为没有关注也就没有批评，而我所得到的批评，尽管有时很痛苦，但对 我却是非常重要。
问：所以，你希望在你最初发表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做新的题目了?
答：是的，我曾计划去做其他的事情，主要是与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有关的事情，这是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关于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题目，而是一个相 关的题目。我从没有花时间去做这件事，而且将来也不会去做了。我以为，只要我花时 间更为令人信服地去陈述作为公平的正义，去答复人们并消除他们的反对意见，事情就 会变得好些。我不能肯定这样做是否是最好的，但那却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实际上有些 偏执。我总是想把事情弄得恰当些。但在哲学中人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一个信心 问题。真正的困难总是存在。
问：我们可以从你这里了解到你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著作或教学吗?
答：我刚过了70岁，所以我得分秒必争了。很快，我希望能够完成《正义新论》。它 将会是现在的篇幅，不到200页。我不想把它扩充。这不会有什么意外，你所看到的就 是你会得到的。我还有些我正在做的讲座，它们是基于我于19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 的讲演。我把后来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又补充到这三篇中，它们最后可能也会出版。这两 本书的篇幅相同。然后，我就没有安排了。有一段时间你应当停止写作，这就可能会是 这样。
问：在课堂上使用的《正义新论》的大纲在最终形成的书中还有用吗?
答：是的，没错。它开始是用于课堂的讲义提纲，我用过一段时间，每次都补充加长 了。实际上，我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写这本书的，它有许多版本，最早是在1963年。我不 知道除了在哈佛之外还能在什么地方这样做。同学们在课堂上也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抱 怨，我对此非常感激。
问：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是怎样选择那些作者的?你要求学生在你的课堂上阅读他们关 于政治哲学的著作。
答：去年我们选了四位。我是在试图表明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的民主 思想传统。这样做的一种方式，就是要阅读一些关于政治哲学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人们 要研究当今的论述是如何试图认真地使用这些文献中的观念的。虽然这些观念以某种方 式发生了变化，但它们仍然是它们。这就是做政治哲学的一种方式。在你翻阅这些古老 的文献，认真地读它们的时候，你就会逐渐明白思想的传统是怎样随时间演化的。当然 ，你同样可以阅读当代人的著作，在某些方面，这样做会更好些。但我通常不这样做。 我可能会在明年去做。我不知道我常常遵循的这种历史的方法对学生会有多大的作用， 但这的确是一种方法。去年我选择的四个人(洛克、卢梭、密尔和马克思)显然是很重要 的，但另选四个也一样。我选择马克思，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而了解 他的思想很有意义。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民主传统的重要部分，我试图尽可能系统地 表述他的思想。我不知道这是否达到了效果，但我试图这样做。我试图认真地对待他们 。他们都是值得研究的。
问：你自己有志于进入政治吗?
答：不，我从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对政治感兴趣，但并不是从事政治生涯。我觉得 我在这方面很糟。
问：你好像过于诚实了。
答：我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因为我可能会学得不诚实。这是人们具有的不同技巧。但 它不适合我的脾气。
问：当你观察一般的时事，你会用《正义论》的框架去思考它们吗?
答：并不真是这样。像其他人一样，我会以某种方式对时事和目前的问题作出回应。 我肯定我的观点会影响到我看待它们的方式，但我不会去问作为公平的正义会怎样说。 这是有限度的。我并不把关于正义的政治思想看作是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思考什么。把它 看作是一种手段，会给你提供答案，并对所有你可以提出的问题都会提供答案，那就大 错特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对具体的政治话题做出回答的一个原因。这提出了一 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可以有某种做事的理论方式，而通常却完全不是这样。我把作 为公平的正义看作是试图回答某些具体的但也是基础的问题。它的范围是有限的。总之 ，合理的观点是重要的，但凭自身开始却是不够的。还需要判断、有见识的意见、应有 的考虑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通常的情况是，当我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我会就它的 长处形成看法。这或许是最佳方式，然后来看这个看法是否合理，其他人又是怎样想的 。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我不会询问这个看法是否适合《正义论》。此外，把某人的原 则运用于所有的情况，这可能是错的。你需要考察其他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空 想家。如果有人说他们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是出自他们所谓的原则，那么他们就是不可 信的。
问：你对关于在宿舍窗户上悬挂南方联盟旗帜的校园争论是怎么看的?
答：我不知道我对此会有什么有用的看法。我不熟悉情况。但这会是对黑人学生的极 大侮辱。造成南北战争的南部各州脱离联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说它没有根据是因为这 种脱离保留了奴隶制。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脱离是允许的；但这样做一定需要有合理的 原因。保留奴隶制显然不是这样的原因。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我们得询问什么样的标 记适合于大学生们展示。我会敦促南部学生去寻找其他表达他们南部文化的标志。因为 无论他们如何解释，南方联盟旗帜的意义是早已由我们的历史确定的，脱离联邦就是保 留奴隶制的方式；而且直到上个世纪，脱离联邦也被看作是脱离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主 制。不可能改变这个旗帜的意义。
问：假如你是大学的行政官，你是会保留博克校长的位置(“我并不赞同这个，但我不 会要求任何人把它撤下来”)，还是感到应当要求从事侮辱行为的学生停止这个行为?
答：我从来没有从校长的位置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区分观点的自由讨论和行为 方式，前者对大学特别重要，而后者可能会被恰当地看作是对其他学生的侮辱，于是就 会以某种方式加以处罚。但假定展示旗帜是一种语词行为方式，或一种言论，那么你就 得确定，这个行为方式在何时何地成为合法的言论。这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我会劝说南 部的学生去寻找其他的标志。学生团体本身就被看作是一个小型的民主社会，在这个团 体中会存在某些言论形式，出于历史的或其他恰当的理由，某些团队会发现有所冒犯或 举止不敬或带有敌意，因此，不应当说那些有失体面和不顾礼仪的话。但如果思前顾后 的话，我的做法可能会像博克一样。大学生中应当有公认的体面举止和礼仪行为，这应 当是由学生自己来确定的，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强加的。他们应当共同具有恰当地尊重他 人合法情感的认识。
问：现在你会对那些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说些什么呢?你会说把它作为一个事业吗?
答：我很少鼓励人们去做哲学。我给他们的印象是在后退。如果你特别想去做哲学， 那是另一回事。否则，你或许就不应当去做哲学，因为它的确有自己的难处和乏味之处 ，而大多数擅长于哲学的人在做其他的事情时可能会做得更好，至少按照社会的标准来 看是这样。哲学的真正好处是个人的，私下的，你们应当理解这一点。我认为，哲学是 一门非常具体的话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严肃的哲学都很少引起关注，即 使是做得非常好。然而，这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这可能是非常好的事情。
问：为什么做哲学?
答：在每一种文明中，都应当有人来思考这些问题。这并不是说这种探究本身是好的 。但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人去认真地考虑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这样 的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有缺陷的。作为文明人就是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尽 可能地回答它们。它们影响到你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做得好的哲学就是要对这 些问题给出合理的回答，有思想的普通百姓都能接受，这也适用于我们的文化。这就完 全像艺术和音乐所起的作用，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或者你是一个很好的画家， 你就会对人们的理智有所贡献。不要问我究竟是如何贡献的。
具体来说，政治哲学有各种形式。社会通常会有非常深刻的问题需要去认真思考。在 一个民主社会里，你总会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冲突。而且，我认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最恰当的宽容基础和基本多元论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 观点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对整个社会的观念。我相信，人们或至少许多人都需要这 样的观念，这就在保护已有的民主制度上产生了差异。政治哲学可以强调这种需要。
注释：
①该编者按是《哲学家们的谈话》一书的编者所加。——译者
②“杰克”是人们对罗尔斯的昵称。——译者
③引自本·罗杰斯的《无知之幕的背后：罗尔斯与自由主义的复兴》，原载《法国研 究》，1999年第9卷第5期。
④他已于2002年11月24日去世，享年81岁。——译者
⑤爱默森楼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所在地。——译者
标签：正义论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