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劳动关系论文,轨迹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1；F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2—0054—06
纵观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从主体论的视角看，它同时也就是一部劳资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劳动问题成为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好劳动问题，使劳资关系和谐稳定，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对西方近代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作一探讨。
一、劳动问题与劳资关系的出现
(一)劳动问题的产生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个时期，劳资矛盾尖锐，劳动问题成为影响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因素，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是否合理，以及劳动条件是否人道等等，都成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美国劳动经济学家C.A.摩尔根指出，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若干劳资关系问题(工资、工时、工作条件)，进一步出现了劳动者的经济无保障问题。[1]
所谓劳动问题是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劳资双方就生产控制权和收入分配权展开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引起的冲突。劳工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2] (P3—5)
第一，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的、官僚机构式的企业组织的出现。从1870年到1920年，美国工业部门产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大多数产业里从事制造业的工厂的平均雇工人数成倍增长。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半熟练和非熟练的操作工及流水线工人代替了有技艺的工匠，标准件和相互替换件取代了特制件。最后，经济组织中的公司形式越来越普遍，出现了工薪管理层。这些变化和发展拉大了雇主和工人之间在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从而使各种劳工问题与劳资冲突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第二，货币工资的下调压力加大和劳动条件的不断恶化，而这与19世纪后30年里劳动力市场上的周期性的失业浪潮紧密相关。这些劳工的大量失业与当时劳动市场供给需求的状况有关。一方面因为经济本身的不景气而致使对劳工需求不足，同时另一方面各国兴起了移民潮，特别是从欧陆各国移往新大陆美国的移民更是数量惊人，这更增加了劳动的供给量。特别是这些新移民有许多是无技术的工人，他们在规模生产结构下被更进一步地压低工资水平，雇主总是千方百计地削减工资，加速生产节奏，取消劳保和安全措施。由此引起的社会对立更因两极分化和收入、财富分配不均而加剧，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劳工问题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问题。
第三，来自企业内管理者或雇主对于劳工随心所欲的制裁、非系统化的而且独断专行的人事管理手段。这也就是马克思等人在19世纪对于企业内的管理结构的观察，雇主通常将员工视为资产的一部分，如同雇主投资的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土地一般，是可以随时丢弃的。而雇主的生产要素的重心在于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产出。在这样的心态下，所谓的人事部门或管理规章在当时的企业内是不存在的，管理者将所有雇佣、薪资、解雇、升迁及工作量之决定的任务授权给现场的工头，他的工作并非协助劳工如何熟悉工作环境进而熟练其技术，而是想尽方法如何快速地淘汰员工，找到新的更廉价的替代者。
(二)劳资关系的发展
劳资关系是生产活动中直接从事劳动的人与雇佣这些劳动力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总称。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任务中产生的指挥与被指挥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利益不同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或对立关系，这是劳资关系的根本前提。劳资关系的最初形成，是在这两种地位的人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分离的时候产生的，即阶级社会出现的时候。但是，这种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指提供“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工人与“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资本家以及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劳资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因劳资关系的发展阶段不同，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而不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在其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劳资冲突与斗争的角度分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3] (P122—123)
第一个阶段，劳资关系表现为单个的资本家和单个工人之间的关系，即原始的从属的劳动关系。在这一阶段，历史性地产生了大批的、经常的“产业后备军”。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相反，资本家则取得了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以专制、蛮横的态度对待工人。这就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原始劳资关系。工人不仅分散而且互相竞争，拥挤在资本家的指挥棒下，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这时的工人反抗，仅是采取怠工、离职等个人的非正式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劳资关系表现为单个的资本家与组织起来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即从个别到集体的劳动关系。工人们组织的工会，制止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互竞争，也就是说，它垄断了劳动力商品的供给，并希望由此而增加工人的收入。工人通过由工会发起的有组织的罢工等一系列手段，加强了同资本家的斗争。相应的，资本家也通过制定“团结禁止法”、对单个工会的瓦解破坏以及后来的“温情主义”劳务管理等措施，来对抗工人组织。
第三个阶段，劳资关系表现为资本家的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即从集体到社会的劳动关系。在孤立的资本家对抗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时候，工会的要求和各种政策一般都能得以实现，但随着资本家组织的发展，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资本家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工人组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积累和垄断发展的需要。由于资本家组织和个人组织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渐渐具有了普遍的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第四个阶段，劳资关系表现为劳动者及其组织(就业群体)、雇主及其组织(用工群体)和政府及其组织(劳动关系的协调者)三方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劳动关系。社会劳动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政府作为一个主体介入其中，形成以工会为代表的劳方、以雇主组织为代表的资方以及政府方的三方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社会劳动关系涵盖整个社会层面，通常是指一个组织或产业(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一个国家或地区(the National Context)、甚至国际范围内(the Global Context)的劳动关系，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①
总之，在劳资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和斗争手段各不相同。劳资双方总是随着具体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以尽量争取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使得劳动问题业已从国内问题演变成为跨国性的问题。劳动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但影响劳资双方、家属、社区，也会波及到整个政治、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所以劳动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劳动关系与劳工运动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劳工运动思想
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全书贯穿了主张让资产阶级自由地追逐个人利益的自由放任思想。
亚当·斯密指出，财富是由一切生产部门创造的。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指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并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考察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研究了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并认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由此他接触到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亚当·斯密用大量的笔墨关注劳动分工、社会分工和社会公正。并认为：第一，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分工的发展，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在劳动分工中表现为高水平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他认为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第二，劳动是价值的标准与源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人类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专业化。一方面，劳动分工促成了复杂的经济结构的产生，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又成为把全社会整合起来的力量，限制着个人的利己之心。第三，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竞争和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释放经济动力，导致劳资之间更为公正的收入分配，从而达到社会普遍富庶的目标。政府的作用是维持法制，过量的规制和政府干预是有害无益的。
亚当·斯密指出，由于工人要求多得到工资而老板却要少付工资，这两类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便更有力地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过，这两类联合的性质不同，工人协会往往是防守的，而不是进攻的；雇主协会则会采取进攻措施来压低工人的工资。他认为，由于相对来说，工人在经济上的维持能力总比不上老板，因此，工人的联合或工人协会往往更具有暴力性和侵犯性。
可见，亚当·斯密对18世纪后期英国早期劳工运动的解释，完全是出于经济性质的分析。他关于早期工人协会的认识和讨论，对于后来劳工运动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二)马克思的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理论
继亚当·斯密之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系统研究了欧洲的劳工运动问题，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亚当·斯密观点的认识。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欧美主要国家占了统治地位，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上升到首要地位。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社会和生产，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理论宽广而精深，他从历史过程的角度论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异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资本论》实质上就是劳资关系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的分析。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全面系统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解剖，揭示了劳资关系的实质。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劳资关系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社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劳资关系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体现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关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主要是立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上。这样，马克思就从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是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实质。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
2.劳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经济关系看，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家是资本的所有者，工人在劳动环境和劳动产品中被异化了，劳动力成为“最受摧残的商品”。[4] (P247)马克思通过劳动力成为商品、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论述，对这种劳资关系的性质作了透彻的揭示。
3.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马克思的劳工运动理论强调阶级组织和阶级对抗，核心是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基本形式是暴力革命，终极目标是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自主劳动。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指出了工人运动的方向，这就是通过无产者的组织进行暴力革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
4.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是重要的革命策略原则。合法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第二国际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俾斯麦政府“非常法”的斗争中，具体制定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原则。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善于识别统治阶级策略的转变，适时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和手段。
5.关于工会运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是合乎规律的、必然的现象。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家的日常斗争，对于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会不仅要在各个民族国家内，而且应该通过工会的国际联合，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同时，马克思认为工会要与政党在政治斗争中协同动作，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努力。
总之，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劳动关系。马克思的劳工运动理论揭示了劳工运动更为广泛的背景和更为深远的意义，将劳工运动视为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因，其影响十分巨大。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人仍然沿着这样的思路加以研究。直到今天，这种研究还代表着劳动关系和集体谈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学派或一种研究方法。
(三)韦布夫妇的产业民主理论
在马克思之后，对劳工运动开展研究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是英国人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58—1947年)。韦布夫妇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他们是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1884年)的创始人，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者，也是西方劳工运动理论的先驱。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工会运动史》(1894年)和《产业民主》(1897年)。
韦布夫妇最先提出了产业民主思想，他们的理论被称为“产业民主理论”。该理论的中心主张是，劳工运动既要有政治方向，又要有经济方向。在政治上，他们希望劳工运动把政治范围内的代议制民主原则扩大到产业范围中去；在经济上，他们希望劳工运动的活动将“使工人摆脱竞争”，从而消除由于自由劳动市场和个体工人交涉权利的不足，而使产业工人所处的那种仆从状态。
按照韦布夫妇的观点，劳工运动的真实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方面要求提高自己在工业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只要这种社会还存在，劳工运动的存在就必不可少。他们也是工会主义的信徒，支持以工会运动和团体协商来解决劳工问题的模式。他们认为传统的雇佣关系是违反民主概念的，因为工人的声音被遮蔽，无法参与关于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决定过程，工人也无法参与管理者在解雇、惩戒或其他关于工人权益事项上可能采取的歧视性决定。韦布夫妇认为工会是能够将民主带进产业内的主要机制。他们认为，民主国家要想达到最充分、最完美的发展水平，关键在于有关人员的需要应成为决定就业条件的主要依据。这样，我们在此可以发现工会在产业管理方面的独特职能。韦布夫妇一方面赞同产业的社会主义化，另一方面也相信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可以共存。
韦布夫妇的劳工运动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应。他们关于集体协商活动的理论以及私营和国有企业共存的理论，对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和混合经济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如今，由产业民主思想而演进成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整合思潮，成为欧洲劳工运动的主流。
(四)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理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美国成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 School)应运而生。约翰·R.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年)是制度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被称为制度的“社会法律学派”。
康芒斯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5] (P2)最主要的是法律制度。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道德的、经济的和法律的三种制裁来实现。“法律的制裁是暴力，或者可能施用的暴力，那有关的机构是‘国家’。”[6] (P96)在他看来，社会关系包括三层：一是冲突，二是依存，三是秩序。虽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但他们也相互依赖、相互维系。冲突、依存互相制约，社会秩序赖以维持。而由冲突和依存达到秩序的建立，需要国家的法制调节，关键是法院的裁决。康芒斯特别重视和强调国家和法律制度的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主张依靠法律来管理经济，即所谓“法制先于经济”的思想。
康芒斯不承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他说：“世界上不仅有两种阶级，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而是在利益相同之中有多少不同就有多少经济上的阶级……这些经济阶级和他们的冲突……或者产生一种可以行得通的利益协调、或者产生僵局、或者引起大崩溃。”[6] (P134)康芒斯认为，既然劳资双方在进行着无休止的竞争，那么社会就应该建立规则和制度来缓和这种冲突。康芒斯相信，劳工运动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但起码在美国，劳工运动的方向是非革命的。与马克思不同，康芒斯认为美国的工会和劳工运动本质上并非具有阶级意识，而是具有同雇主阶级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合作的工资意识。康芒斯主要从制度角度来研究工会，并试图将工会行为纳入到经济活动的一般理论中去。他将工会看做是工人们联合起来的一种特殊力量，同时，也将它看做是一项经济制度。当工会作为一项经济制度的代表就工资和有关雇佣问题与雇主进行谈判时，便可以将其界定为“双边集体行动”，也就是集体谈判。
总之，康芒斯采用制度分析方法，描述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宣扬社会改良，极力主张包括国家干预在内的“集体行动”，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
(五)马克斯·韦伯的工业资本主义理论
作为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同样关心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意义。韦伯在1892年和1908年分别发表了《易北河以东德国的农业工人状况》和《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物质原理》等著作，对工人的职业构成、社会出身、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同劳动生产率以及整个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研究。韦伯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文化解释，他又在《经济与社会》(1922年)一书中，强调科层制为工业生产经济活动提供了最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
工业资本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理论和工业主义理论的某种形式的融合，它的劳动关系内涵十分清晰。一方面，产业冲突尽管反映了投资者和劳动者之间更为广泛的冲突，但它却以劳动者与管理方之间的冲突为表现形式，并且按照一种已经被细致规划好了的规则和过程来进行。而且，个人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高度的工作保障，拥有较多的晋升机会。从这个角度讲，工业资本主义理论说明劳动关系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经济的核心和主流。另一方面，劳动者受到大型官僚组织的雇主、工会和政府机构的统治，无法从工作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基于这种原因，韦伯认为官僚制不是没有效率，但最主要的缺点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忽视，被动地接受已经建立的规则和过程。
总之，工业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官僚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使得个人力量不断削弱，找不到生活意义。韦伯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推翻，他并不认为激进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相反，韦伯认为，社会主义促进了官僚制的发展，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多，并为官僚制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条件。
现代观点认为，在一个高度变化和不确定的世界里，官僚制度已经过时，业已被组织以更可接受的形式所取代。在新的形势下，个人的主动性和认同意识是关键。无论情况是否如此，工业资本主义理论对于理解整个20世纪劳动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六)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采用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激化，企业开工不足和大量失业成为经常现象。特别是1929年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更趋严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于1929年提出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伊始便实施“新政”(New Deal)，推行了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由政府向社会注入购买力的反危机政策，来应付严重的失业问题。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正是出于医治失业和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迫切需要。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其就业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有效需求理论、乘数理论和利息、工资理论。在凯恩斯看来，一国经济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三大基本心理因素，经济机制既与之无关也无能为力，因此，国民经济的调节自然需要由政府来进行。凯恩斯还运用乘数原理，即增加投资可以引起成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凯恩斯认为，只有实行政府干预经济，才能使现行的经济形态免于全面毁灭，才能使个人的动力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中心在于有效需求管理，实行逆经济风向而行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办法是具体通过提高私人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公共投资和赤字财政以及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的“相机抉择行动”，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接受，并奉为国策。凯恩斯也因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者，他的影响遍及西方经济理论界，并导致西方一些经济政策和思想的形成，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现代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的创立者邓洛普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经济思想，就深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Bruce E.Kaufman,2002年)。[7]
总之，回顾近代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的发展历史，资产阶级的经济家、社会学家们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框架内，寻找解决劳资冲突的良方；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政治的变革，建立新型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目前，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值各种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劳动关系问题业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成功经验，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社会劳动关系虽然也是一种集体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劳动关系的范畴，由于政府的介入，不仅在层次上扩大至整个社会，而且在性质上也具有了社会政治的意味。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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