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年之于公共外交的战略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于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战略意义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就已经对在各国青年中间培育“民族间和平、相互尊重及了解之精神，当有助于国际信任之增强与国际关系之改善”形成了广泛共识。而伴随着公共外交实践的丰富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兴起，“青年与公共外交”也日益成为了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积极而富有前瞻性的话题。所谓青年外交，是指以政府的规划为背景的青年群体与青年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而在我国共青团及青联系统的公共外交实践话语体系中，青年外交又被称作青年外事，其在实践维度不仅包括青年公共外交政策、项目与活动，亦包括政府外交的公共性维度——政府间青年合作。
一、青年是公共外交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力量
青年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就公共外交而言，青年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公共外交是青年政治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是提升青年社会化、公民价值养成的重要途径；青年同时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客体，面向青年的公共外交活动最具前瞻性价值，它着眼于未来收益，有利于增进了解与认同，促进了国家对外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青年外交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需要始终关怀对内对外两个维度。
对外而言，青年群体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社会力量，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日益呈现青年化社会的重要特质，后喻文化的特质使得年轻人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判断不仅可以影响朋辈群体，其向上亦可以影响年长的一辈，向下可以影响未来的人群。特别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人的虚拟化存在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强，当代社会正日益呈现出青年化社会的特质。谁能赢得青年，谁就能赢得未来。我国公共外交早期推动者赵启正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已经落后于青年了。从长远来看，青年人的交流最重要，因为你们的交流刚刚成熟，你们可以维持几十年，我也许只能维持五年到十年，我的概念已经落后了，所以我们寄托于青年人的交流。”因此，青年是公共外交的年轻力量，面向青年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最具有未来价值。争取国外青年群体的支持，培养一大批“知华”、“亲华”、“友华”的青年人士，奠定我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未来青年民意基础，对于有效发挥我国文化软实力、营造我国和平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当然，青年之间的交流不仅构成了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亦可以形塑包容、开放的青年新文化，这样一种青春与文化的气息融入到国际政治活动的精神中来，亦对我们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大有裨益。
对内而言，青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是一个民族未来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等各行业领军人物的源泉，“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时期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与中老年人的确定性相比，青年的思想与价值观的可塑性较强。扩大青年人在外交事务中的参与，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社会化进程的内容和形式，帮助他们形塑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懂得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差异，进而更加懂得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发展道路的多元化，会不断增进包容观念，而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交流更能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对自己一生形塑影响巨大，对于提升国家和社会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青年广泛深入地参与本国及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活，必将对全球的和平和发展带来长期和深远的影响。”[1]韩国学者Hae－Sub Oh和Young－Ju Woo在Black，Morrison和Gregersen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现：青年全球领导力提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与来自其他国家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因为这将帮助参与者“向不同的观点和文化敞开心扉，建立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际网络，协调和成就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有利因素，在世界舞台上以一个更广阔的视角面对挑战”[2]。青年参与公共外交可以使他们广交各国朋友，客观上也不断积累社会资本，形塑人脉关系网络，为将来在各行业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打下坚实基础。
事实上，无论中国或是其他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都十分重视青年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参与，并探索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模式。
二、青年外交的中国经验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青年组织就开始派代表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和国际学联的活动，可以说得上是我国早期青年外交活动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青年外交经历了建国初期、冷战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六大以来等四个历史发展时期。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对青年和青年组织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殷切的期望。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我国留苏学生代表时就对青年学生们表达了殷切期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003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也曾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希望。世界人民友好合作要从青年人做起。”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俄访问期间再次明确提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要面向未来，培养青年一代的友谊。要让青年人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在，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心灵的沟通。只有多交流、多接触，认识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由此可见，对于青年外交的重视已经成为了党的青年观甚至政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尤其明确提出：要“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仅为青年外交活动指引方向，亦在国际关系活动中积极推动将青年交流列为发展国家间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并在一些外事活动中亲自接见国外青年代表团，“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亲自参与到青年外交活动中来。[2]我国青年与青年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正推动着青年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流话语，使其呈现出从边缘走向中心、由补充走向主流、由双边走向多边的显著特点，形成了诸多品牌项目，构建了青年外交的中国STYLE。在这里，我们着重选择其中的两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以尝试呈现青年外交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乒乓外交
谈到中国的青年公共外交活动，大家最难忘记的应该算是1971—1972年中美两国之间青年运动员的“乒乓外交”，进而推动“小球转动大球”、“小球震动地球”的故事。在彼时世界正处于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又都有建交的强烈愿望，而此时意识形态的隔阂以及政策框架的桎梏都使得双方难以展开政府间的直接对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就在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在华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发表了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轰动了国际舆论，成为彼时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这次友好交流活动在两国营造了积极的社会氛围，大大加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成为了两国建交的一次热身。在今天，公共外交的实践形态越发丰富，而“乒乓外交”所带给我们的启发依然十分深远。2012年恰逢乒乓外交40周年，中美两国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亦有学者对从乒乓外交到今日的体育外交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例如在中美两国公众都非常熟悉的篮球明星姚明如今就受聘担任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和形象大使，因为“在异国、客乡、外国友人眼里，这个身高2.26米、幽默、机智、善良、勤奋的篮球中锋，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容易深入人心”。作为新时期青年体育外交的意见领袖，姚明曾经说过：“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日益成为展现国家形象，促进民间交流的有效手段，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乒乓外交’，我的前辈在这方面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乒乓外交”其核心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一个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动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和解的成功模式，而这种外交模式的载体正是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障碍的青年体育交流。
(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青年合作
东盟各国所处的地缘区位和国际地位对于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国际航道要冲，承载着全球最为繁忙的两条航线，在地缘上具有重大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东盟各国又是我国合作型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地理指向，是我国在多边舞台上发挥作用，倡导和平发展、实践和谐世界的价值理念的重要场域。在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深入、新海上丝绸之路复兴面临难得契机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我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和南海战略部署，凭借蓬勃发展的经济贸易、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地缘优势，依托区域合作机制，特别是“10＋3”、“10＋1”等多边合作框架以及我国与各国建立的双边合作框架，全面、深入、持续推进面向东盟各国的青年合作交流，意义十分重大。中国与东盟的青年交流合作可以说是我国周边青年外交的典范，机制健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层次多元、影响广泛，形成了一系列青年文化交流活动的品牌。
一是多层次。无论是在联合国和整个亚洲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青年合作，还是在中日韩—东盟“10＋3”、中国—东盟“10＋1”框架下的青年合作，抑或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青年合作，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的双边青年合作，中国地方(广西、云南、贵州等边境省份)与东盟国家地方的青年合作，从多边到双边，从国家之间到地方之间都十分频繁、普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对于青年交流十分重视，并在许多重要多边与双边的外交场合表达了推动青年合作交流的意见，他们还多次亲自接见各国青年代表，听取他们的呼声与诉求，对他们提出建议与期望。
二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政府青年事务部长会议、青年政治家与公务员培训交流、青年企业家论坛、青年文化交流、青年旅游合作、青年志愿服务、留学生交流、青年人才流动等等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诸多领域，既有青年精英的巅峰对话，也有青年公众的日常交往。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亦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教育领域的连续五届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举办、“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孔子学院与汉语教学活动的普及、汉语热与东盟小语种热潮在双方的兴起都是重要见证。
三是制度化建设到位，做到了有机构、有空间、有舞台。有机构，比如说成立了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协会，定期举办交流互访、联谊酒会、项目推介等活动，建构青年企业家合作的社会资本；推动建立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提供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给青年人创业；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两会”提供的舞台为青年企业家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了诸多机会；中国—东盟青少年艺术节、中国—东盟青少年夏令营也为中国与东盟青少年交流提供了共同的场域空间。
三、青年外交的海外经验
青年外交作为一种以青年群体为行动主体与目标指向对象的公共外交活动，一方面符合公共外交活动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需要契合青年人特定年龄阶段的群体特质、审美诉求与价值偏好，这就使得青年旅游外交、志愿服务外交、体育运动外交、教育修学外交等具体形态都成为了青年外交的常见形式。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国交往的日益复杂以及现代性的显著影响，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公共外交活动的传统、目标、资源情况选择适合本国、本地区特色的青年公共外交形式和策略，亦形塑了不同青年外交模式。
(一)依托青年人的就业创业发展公共外交：欧洲联盟的全面青年外交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摆脱弱肉强食的价值观，通过合作达成和解、互利和维护和平的目的，欧洲联盟和欧洲委员会都推动开展了广泛、持久的青年交流合作活动。欧洲委员会设立了针对全欧洲范围的青年中心，为青年人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并为全欧洲范围内的青年交流合作提供经费支持和政策支撑；欧盟则出台了内容广泛的青年白皮书与青年报告，以推动青年发展与交流。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在《青年为了欧洲》、《欧洲志愿服务》和《欧洲青年纲领》三个文件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2007—2013年欧洲青年行动计划》。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个400万欧元的政策试点项目以支持成员国青年跨境就业，根据这一项目，凡是年龄在18岁至30岁的青年，如愿意到欧盟其他国家工作，都可以通过申请得到该项目的支持。例如，跨境求职青年可以获得300欧元旅行费用补贴，也可以得到900欧元的搬家费。为鼓励年轻人到中小企业求职，中小企业主可以申请该试点项目的资金扶持，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和安置。诸如此类的青年发展项目客观上增进了青年人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培育了他们“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与欧盟一体化相适应的价值观，强化了他们参与欧盟建设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后来，东盟内部的青年合作也就是借鉴欧盟的青年外交模式以塑造其共同的“东盟意识”，推动东盟各国之间更紧密的关系。
(二)依托青年人新媒体使用普及的特征发展公共外交：美国的社交网络外交
美国的网络外交由来已久，特别是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web2.0技术迅猛发展，SNS社交网络快速普及，带给了其外交“巧实力”以新的发展契机。可以说从竞选开始，奥巴马就不遗余力地运用SNS社交网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与对外政策服务。首先，他在众多候选人中首先使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发表讲话、表达祝福、与公众交流，这些举措树立了他的亲民、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形象气质，使得其深受青年喜欢，并成功赢得了2008年的总统选举。之后，他和他的政府又进一步将社交网络运用到对外政策中来，并通过常用的SNS直接与国外青年对话，这种沟通方式客观上拉近了美国政府与各国青年的距离，美国的价值观输出通过一种更生活化、更贴近实际的方式得以实现，特别是中东、北非的社会动荡后来又被称作推特革命，其背后也带有SNS社交网络的影子。尽管这个例子作为青年外交活动的负向作用而被讨论，但是它的确建构起“青年”与“网络”这两个工具变量与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价值观传播等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如何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限制其负面效果，美国的网络外交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三)依托青年人热衷于志愿服务的特征发展公共外交：英国的海外志愿服务外交
青年人朝气蓬勃、富有奉献精神、对于探求世界新知和帮助弱势群体充满热情，因此，青年志愿服务当然成为了青年外交的重要形态，美国的和平队、日本的青年海外协力队、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韩国的海外志愿团等等都是这一形态的呈现形式。以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为例，它倡导“把人们聚合在一起，分享技能，提高能力，加强国际交流，促进相互了解，改变生活，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该机构从1981年开始亦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并且主要在华从事义务阶段的素质教育、艾滋病防控等领域的志愿服务工作。他们的志愿者深入到云南、甘肃、陕西等西部内陆地区开展工作。不仅如此，他们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发挥支持型志愿组织的作用上来，积极发现与培育合作伙伴，他们通过推动本土的志愿组织发展、提高其管理能力，以发挥本土志愿组织在减少贫困、推动健康等方面的作用，增强自我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社的志愿者在合作中得以与中国的志愿者们并肩作战，他们深入条件艰苦的乡村社区开展工作，以一种“接地气”的形态与中国基层社会公众亲密互动，亦塑造英国的国家形象与软实力。
(四)依托青年人流动性强的特征发展公共外交：澳大利亚的青年旅游外交模式
青年旅游作为兴起于16世纪末欧洲贵族青年当中的一种叫做欧陆壮游(Grand Tour)的青年文化方式，经过了几个世纪，历经了近代的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s)、19世纪末的德国候鸟运动(Wandervogel)，如今形成了一种叫做“间隔年”(Gap year)的青年文化时尚与社会化渠道，并实现其特征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嬗变迁移。其规模庞大而又喜爱流动的背包族具备典型的旅游时间“长”、行程挑战性“高”、与人文社会互动“深”的特质，他们四处游走，彼此之间交换信息、交流旅行故事、分享审美取向，其在经由“探寻者”、“冒险者”的角色扮演而实现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文化与价值的广泛传播。因而青年旅游也逐渐被澳大利亚、新西兰、我国台湾地区等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而加以推动和发展。澳大利亚是全球背包旅游的主要地理去向之一，在其官员眼中，“这些背包族旅游范围广，旅游持续时间长，消费也相对较多。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多次到澳大利亚旅游”。其适宜于青年背包客的交通膳宿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体系、旅游指南以及跨界合作体系等政策都较为完善，因此其依托青年旅游发展公共外交具有特定优势。而澳大利亚也自1995年起制定了国家背包旅游战略，近些年来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青年打工度假协定。这一协定推出了旨在面向具有协议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18—30岁青年人一定数量配额的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这一签证允许青年一生中有一次机会申请在澳洲从事长达12个月的一边做临时工作一边旅游，以支撑自己的旅行生活费用的机会。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将青年旅游政策与其文化外交、留学教育等结合在一起。澳大利亚还积极广泛地参与世界青年学生教育旅游大会等相关国际会议平台，行销澳大利亚的青年旅游项目及产品，并与世界青年学生教育旅游联盟、国际青年旅社联盟等国际青年旅游组织机构以及各国青年旅游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强化相关青年旅游合作。有针对性的引导已然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世界背包客的主要目的地。
四、完善青年外交之中国模式的前瞻性思考
(一)从主体角度看：要完善青年外交的顶层设计，建立协调性机构、完善协同机制，与青年外交相关的共青团、教育部、旅游局等各个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机构应当做到相互协同、相互配合，使得不同机构的青年外交项目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形成“1＋1＞2”的合力，避免因项目重叠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努力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因为青年外交的资源分散，所以建立协作机制，实现协同创新，对于扩大青年外交的实践效果作用重大。应当将青年外交与其他青年政策、其他政府公共政策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相互支持的政策网络。
同时要积极发挥青年社会组织以及以青年市场需求为满足的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在青年外交中的功能，努力探索如何运用市场化运作的项目以及社会力量运作的项目在青年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项目与非官方项目在青年外交中的协同功能。政府主导的青年项目有时会因较强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而在实践中被加以防范。而通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运用市场机制或公益活动的形态开展的活动往往更能深入人心，取得信任，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青年外交活动一定要避免将青年过度工具化的老旧观念，而应切实转变观念，使得青年成为青年外交活动的主人，应注重发挥青年在青年外交活动设计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设计青年外交项目时应当听取青年特别是青年意见领袖的意见，将他们喜欢、关注的问题融入其中。
(二)从对象角度看：处理好重点青年群体与普通青年公众的关系。青年政治家、青年企业家、青年文体明星、青年科技人才是社会当中的中坚力量，是青年当中的佼佼者，是青年外交活动的重要对象群体。要注重发挥青年意见领袖的作用，因为根据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理论，这一群体对于信息和政策向公众传递的效果起着桥梁纽带的中介作用。要注重青年外交中的意见领袖作用，一方面要扩大我们自己的青年意见领袖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参与，同时也可以鉴别、联络国外青年意见领袖，发挥他们在青年外交的传播过程中的分析释疑、议程设置的功能。再者，广大青年公众，他们通过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进而形成利益诉求、公共舆论，对于国家关系和政府外交决策亦有一定影响，因此青年外交也需要鼓励各阶层青年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形塑促进文明对话的青年新文化，建立国家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青年社会基础。当然，我们也应注重青年生存形态与青年组织存在方式的新变化，以提升青年外交活动的应对策略。一个典型的趋势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青年在现实生存之外又建构了虚拟生存，青年组织在现实存在之外亦实现了在线存在，各类青年自组织层出不穷。如何根据我们的公共外交政策目标，因应不同青年群体的特征，选择适合的青年外交政策工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话题。
(三)从活动方式看：应充分体现宏观问题“微观化”、政治问题“去政治化”的青年工作特征。当今世界，要做到贴近青年，就必须要将宏大的价值形态、政策目标、外交战略等分解融入到青年人能够看得见、听得到、感受得着的日常生活领域，亲切、自然、深刻，实现显性化向内隐化转变。当然这种内隐化不意味着要脱离政府和政党的控制，完全自由发展，那就成了纯粹的民间青年交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了。青年作为政治力量间接规划控制下的一种形态，其背后依然若隐若现地带有政府意图和政党价值的烙印。这种内隐化还体现在青年外交更是“心灵外交”，要不断健全和完善青年外交政策、项目与活动的传播控制，实现在培育好感、形塑认同、强化价值方面的功能，而文化情感与价值认同的形成是具有一定规律性需要摸索的。例如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你把介绍它的文本放在那里或者生硬地灌输给他听，青年就可以接受，还需要考虑现实情境与文化背景，以青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态进行传播，才能真正形成实效。比如韩国“韩流”文化、日本的动漫文化、美国的推特SNS文化、澳洲的背包文化都是很好的文化载体；就项目来讲，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欧盟青年行动计划、中国孔子学院项目等也是很好的项目载体。2008年，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在校学生自发发起了中美青年精英互访项目(Initia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Student Exchange，简称IMUSE)，而后发展为由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以及察哈尔学会等社会组织提供组织支持和学术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清华大学学生对外交流协会(ASIC)、IMUSE哈佛大学组委会等高校学生社团举办，旨在通过模拟国际会议、交流互访、热点对话等方式实现各国学生“友好且有意义的亲身互动”，维系世界顶尖高校青年精英个人的网络，并拓展了高校学生社团之间的合作，乃至高校之间的紧密关系，带给社会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应当说这是青年外交方式探索的积极尝试。
(四)从效果评价看：处理好短期活动效果与长期活动效果的关系。青年公共外交是国家的长期工程，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今天的青年外交政策、项目与活动，一些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有些效果可能在几年后、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才能看到。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并在实践中处理好当下与长远效果的关系。其实，日本和韩国在国外青年中培养知日派、哈韩派方面的诸多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如，日本就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依托“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以及高校的留学生中心为每一位在日留学生建立档案，在这些人回国之后依然追踪他们的发展情况，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向他们通报日本学校的最近动态。对于回国后在科研、政府机构担任职务或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人士，这些机构还积极鼓励他们再回日本进行参观交流或者从事短期科学研究活动，并且负担项目的几乎全部费用。其实，我们也开展过许多青年外交项目，但往往是项目做完了也就没了下文，对于项目实践效果如何、今后的项目或活动如何改进，没有及时和长久的追踪分析。因此，要真正将青年外交建设成为培育亲华派的事业，我们还迫切需要完善对青年外交活动的效果评价体系。当然这里的方法有很多种，需要根据我们的青年外交的目标层次(长期、中期和短期)以及活动方式进行科学选择。之前有人尝试使用投入—收益分析法、民意测验法、轨迹追踪法等方法来测度青年外交活动的实践效果。比如投入—收益分析法就是通过青年外交项目的资源(资金、人力、物力)投入与绩效产出(参加人数与活动规模)之间的关系来评价青年外交的绩效。民意测验法可以分为问卷调查以及青年群体投票情况变化分析等具体方式，我国第一份《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就是此类研究方法的开创性尝试。轨迹追踪法就是对青年外交活动参加者中重点人物的活动轨迹进行长时间的追踪，以判断青年外交活动对其影响大小以及相关因素对其效果影响的情况。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中层化与实践化的要求，将公共外交的目标细化为可操作性的系统指标体系，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效果研判，将对青年外交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青年与公共外交”的确是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和实践领域，这一领域的探讨可以更多地基于理论中层化、研究实践化的要求，从外交学、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青年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就青年外交的前瞻性、操作性、实践性问题开展深入、科学的研究探讨，不断拓宽公共外交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为青年外交实践的深入、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