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东方社会历史命运的思考——兼论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世界历史论文,命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历史课题。不论是在19世纪50年代，还是在晚年，他自始至终以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东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深刻领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精神实质，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他所描述的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图景，而且对我们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科学把握其早年和晚年有关思想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的作用
世界历史观念是黑格尔首先提出的，他试图用此证明历史中的发展和内在联系。不过，他是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用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去剪裁历史。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伊始，就批判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的观点，指明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认为世界历史是一种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
那未，世界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它由此开创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显然，在中世纪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还不足以冲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不可能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格局。只有当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创造出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的生产力和生产手段时，“世界历史”的形成才是可能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这样，“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②这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归根到底，是每一个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③所以，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之上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对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世界贸易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世界各国在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等方面互相依赖，工业生产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国消费。”这使得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取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结果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⑤
如果说世界历史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而逐步形成的话，那未，资本主义则为开拓世界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中实现的，自然力的征服，大机器的采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在阐述其世界历史理论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创造物质前提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⑥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时代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及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世界历史的形成是无从设想的。
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他并不象西方学者断言的那样，由此滑向西方中心论，相反，他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种种罪恶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资本主义时代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与此相伴随产生的是人们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并没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消失，而是愈加严重；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冲破了民族之间的隔绝状态，代之而起的不是民族平等，而是“文明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掠夺和战争。资本主义只是不自觉地创造了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历史前提和物质条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真正的世界历史性活动是彻底推翻所有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等一切剥削制度，消灭民族之间的隔绝和对立，建立起完全平等的民族关系，自觉地控制和驾驭那些异己的力量，使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成为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建设共产主义的必备基础，唯其如此，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作为普遍的事实才可能同时发生。所以，任何民族中心论倾向都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误解和歪曲，是和世界历史的本质格格不入的。
二 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以印度为例
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西方完成或正在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民族，还是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走向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生产工具的革命，使其必然也有可能通过强大的生产力改变落后民族的传统走向。殖民地的开拓，世界市场的建立，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日益成为殖民侵略者掠夺原料和倾销产品的场所，并且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冲突和竞争，也被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例如，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这就形成了一种“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象。因此，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差距才前所未有地扩大了，那些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利用先进于其它落后民族的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日益完成了对落后民族的征服、掠夺和统治，东方社会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进行广泛摘录时，他就极为关注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对他了解颇多的印度国家，对其自身陷入英国殖民地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为马克思科学分析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英国殖民主义代表着一种比印度社会的生产方式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印度虽然能够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的征服，但却不能逃脱被文明民族同化的结局，马克思在总结英国征服印度时这样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⑦相反，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却冲破了印度的闭关自守状态，引起了其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虽然印度社会的农村公社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暴而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它固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自然结合为它创造了自给自足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面前却不堪一击，倾刻瓦解，正象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看到，印度社会结构的瓦解并被强行纳入到世界历史体系之中，对印度人民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从纯粹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⑧殖民者丝毫不加掩饰的野蛮本性使印度人民遭受的是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他们对印度人民惨无人道的奴役和统治，给印度社会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⑨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仅仅从个人情感出发来看待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而是以“世界历史”思想为基础，在谴责殖民侵略者在殖民地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同时，指出充满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和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历史首创精神，这一切是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和破坏，“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⑩因此，问题不在于英国所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问提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1)（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即是说，无论古老世界的崩溃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以接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殖民者毕竟不自觉地为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东方社会以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惨重代价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这是否意味着东方社会除了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输入西方的刺激，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别无选择呢？马克思确实肯定了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为世界各民族从历史向世界历史创造了物质前提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并未由此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世界历史本身，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的肯定，也仅仅是指从世界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东方落后民族的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的状态，推动了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客观上为促进东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不过，东方社会能否从实际上收到殖民侵略者不自觉播种其生产方式的果实，并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对殖民地民族的衍化辐射程度，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及以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依据于此，马克思认为，英国资产阶级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12)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3)
由此可以断定,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世界历史本身,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只有在资本主义模式中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从世界历史思想出发，分析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表明他不是从道德观念和个人情感的价值观出发，来把握东方社会的未来命运，而是看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对东方社会发展不可抗据的制约作用，即不管东方社会在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上面临着多么复杂的局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解体，再也无法回到以前闭关自守、老大自居的社会状态中去，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来把握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没有看到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把它们统统归类于资本主义模式，认为世界历史标志着世界各国包括东方社会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各民族采取何种方式，通过哪条道路，完成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取决于东方社会的现实历史环境，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程度，社会革命的成熟状况等等，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中心论”的本质区别。
三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把握东方社会的命运：以俄国为例
如果说马克思在50年代着重从世界历史理论上预测东方社会未来命运的话，那么马克思晚年更加侧重于从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东方社会的特殊历史道路。马克思晚年在提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主张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道路的同时，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对世界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影响。相反，他认为俄国若想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灾难，逃脱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新社会，俄国只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生产力和文明成果的现实条件中，才可能既减轻历史进程中的阵痛，又完成推动本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程。世界历史思想以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形式蕴含在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之中。
晚年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日益剧烈和尖锐，成为处于或前或非资本主义的落后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契机。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多次谈到，与俄国农村公社同时代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灾难的场所了，到处都处于同人民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这种致命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而农村公社的发展恰好符合这种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当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要求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马克思认为他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指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是和西方“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因而不能把《资本论》中的有关理论应用到俄国村社上，俄国不必重蹈西方的旧辙。
与此同时，马克思强调，俄国之所以存在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就在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14)俄国仅存的农村公社若想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就必须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等种种文明成果，作为改造农村公社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时，着重批驳了他们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否定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形而上学的做法，指出就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这样高的发展水平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谁若否认这一点，“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15)
如果说，俄国公社具有公有因素战胜私有因素，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那么，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仍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俄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程度。马克思通过对俄国社会深入透辟的研究，认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俄罗斯民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革命因素逐渐积累、成熟起来，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其前景令人欢欣鼓舞。马克思晚年迫切期望俄国革命爆发，在于它不仅可以挽救俄国公社，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扫清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使西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从而结束旧欧洲的整个现状，推动西欧的工人解放运动，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会使他们自觉利用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改造农村公社的落后状态，使公社“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1882年马、恩在俄文第二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6)
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的设想及其可能性和现实条件中，不难看出，“跨越论”深刻贯穿着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理解，它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申并发挥了世界历史思想。第一，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世界所有民族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机械论，看到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受其侵蚀和影响的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东方社会，都出现了一种政治、经济上的危机形势，这种形势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形式减轻通常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所不可避免的新社会从旧社会的胎胞中分娩而出的巨大痛苦，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第二，马克思并没有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之外来理解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特殊道路，他批判了民粹派把俄国落后的村社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论，认为跨越资本主义本身恰恰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没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东方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跨越落后停滞的状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在世界历史体系中来认识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不仅要看到东方社会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领域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在生产力和经济领域中不可跨越的另一面。马克思晚年反复强调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是尽可能广泛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充分表明，社会有机体的所有制形态和社会制度可以跳跃式前进，而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形态则只能是拾级而上，第三，马克思把俄国革命和西主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作为俄国实现跨越的现实条件，一方面说明世界各民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相互依存性，具体指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另一方面表明，马克思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把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中来考虑，以东方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彻底完成“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要条件和现实基础。
综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东方社会历史命运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在19世纪50年代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和印度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还是晚年对俄国特殊发展道路可能性和现实条件的设想，都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和把握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中贯彻世界历史思想。当他用世界历史观点把握东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时，并不是完全把东方社会归于西方社会的模式之中，他丝毫没有排除东方社会各民族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只不过是把这种特殊性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当他具体分析一个特定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时，也没有排除世界历史的历程对东方社会各民族所应具有的制约作用，指出无论是西方文明国家，还是东方落后民族，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其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它也鲜明体现了马克思早年思想和晚年设想的一致性。由此看来，那种断言马克思晚年设想是对早年思想的“反思和突破”，甚至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的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42、25、254-255、51、67页。
⑦⑧⑨⑩(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63、67、68、73、75页
(1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32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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