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兼论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历史性论文,难点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 事业的思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 展为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 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所以，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而产生、 存在和发展。对马克思以上论述的理解人们恐怕不会产生太大的歧义，故暂不多泼笔墨 。我以为，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在阐释他关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思 想的过程中似乎有两种在意思上相悖的表述(以下简称表述Ⅰ和表述Ⅱ)。
表述Ⅰ：“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plus ou moines(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 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同上书，第69页)，“由于同工 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 家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而对某一经 济相对落后国家的革命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 极端的地步”。(同上书，第83页)这无疑是在肯定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有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的可能性。表述Ⅱ：没有“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搞所谓的 社会主义，“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穷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 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同上书，第39页)这好象又是在否定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不少人往往各摘取马克思以上两种表述 中的一个，来借以阐发自己的观点。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详评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观点，而 仅想探明马克思这两种表述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解读”出它们的真实含义及其相 互关系。
我以为，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总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在 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这里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来看，马克思的表述Ⅱ是基 于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针对当时“小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发的。
先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总的思想文化前景。西欧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西欧文化中的小资产阶 级(或小农经济)社会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西欧，直到马克 思主义产生以前，代表着小农经济理想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已留传了几百年：从莫尔的 “乌托邦”、康伯内拉的“太阳国”和“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到 “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再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基于这种思想文化 传统，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西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已构成了强大的思想文 化力量。当然，这也与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分不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 工业革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相继展开，行会式的小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在总体 上仍占有统治地位，即便在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式的小工 业组织在绝对量上也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由于小资产阶级在当时西欧城市中的绝对数 极大，并与小农和刚刚产生不久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被 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式的小工业组织所“包围”，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势力也相 当强大。特别是在当时正处于“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的 德国，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另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往往能在文化心理方面最大 限度地迎合广大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情绪，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强的渗透力。 所以，以“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为“最后结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思潮对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在思想观念上的危害最大。
可以说，对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贯穿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 克思一生的著述活动中。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对“粗陋的共 产主义”(指德萨米和魏德林等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 的平均化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 )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同 上书，第119页)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的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 人……非自然的单纯倒退”(同上书，第118页)。这种共产主义“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 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 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 决不是真正的占用。”(同上书，第118页)如照此行事，“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所 以，这种共产主义“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在初步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 立后，马克思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继续深入批判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例如，《在 共产党宣言》中，他在揭露“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充当“僧侣、学监、顽固 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的过程中指出： 这种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 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 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 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评(德国的社会 主义不过是这种批评的可怜回声)原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物质生存 条件和相当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页)当然，马克思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批判远不止于此(见下文)。
再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在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在1846年，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的 主要对象就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切地说，“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部书稿有个副标题即：“对费尔 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 主义的批判”。这里所说的“德国社会主义”就是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奥·吕宁、海·皮特曼等。马克思当时把“德国的或‘真 正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大体上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使然。首 先，“布鲁塞尔”时期，在深入工人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 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他们所制定的科学理论。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德国的 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泛滥成灾，“冒充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流行的东西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这一类龌龊、令人萎靡的东西(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 会主义——引者注)”。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在 英法两国也有一定的“市场”。再则，在“布鲁塞尔”时期，与恩格斯相会，马克思有 了新的想法，暂时放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这同时也与出版商延误出版该书有 关)。他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 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 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3 页)
由于上述原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但是否能由此确定马克思的表述Ⅱ指的就是“德国的 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呢?这还尚作进一步的考证。“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是一种以“德国哲学为基础”的特殊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以歪曲的形式再 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它诅咒德国资产 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向封建专制主义政府呼吁防治赤贫化即无产阶级的增 长。它不仅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而且“也成为直接表 现反动的利益，即表现德国市刽的利益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 会主义”在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的同时，却又把自己同包括法国空想 社会主义在内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大言不惭地说其他空想社会主义是“粗陋的 ”、“不文明的”。就此，马克思尖锐批判了“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狭隘 的民族性(地域性)：“……把德国的民族标榜为模范的民族，把德国的市刽推崇为人的 模范，它给这班市刽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一种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 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同上书，第497页)可见，“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它拒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 遍发展”，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大潮而动。恩格斯曾在1890年德文版的《共产党 宣言》中对其中有关“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论述加了一个注，即：“ 1848年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指“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引者 注)扫除净尽，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不高兴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同上书 ，第498页)我以为，恩格斯的这段话就是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讲的“交 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的那句话真实涵义的诠释。因为，“世界交 往的普遍发展”本身就包含着“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的依存关系”。欧洲的18 48年革命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种典型表现。
由上可见，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总的思想文化背景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在当 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来看，马克思的表述Ⅱ无疑是针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而发的(虽然马克思的表述Ⅱ是直接针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发的，但 其方法论意义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表述Ⅰ是基于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 发展”，针对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 而发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世界越来越成为有机联系 的整体，即历史越来越向“世界历史转变”，其特点是(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有关论述加以概括)：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越来越成 为一个总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各种形式或方式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关系系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都可以用总的系统内出现的矛盾来解释；外部动 力有时甚至是某些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历史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对各 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因此，被 资本主义大工业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 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言之，对于某一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以发 生的绝对前提不是生产力和交往在本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而主要是生产力和交往在世 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即这个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一 个特定环节而存在，所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矛盾必然会以各种形式渗透 到这一国家中)。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表述Ⅰ和Ⅱ是针对不同问题而发的，但又同是基于对“生产力的 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科学考察而作出的，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 区别在于：马克思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旨在阐明社会主义的产 生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程度，离开了这一前提， 所谓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具有狭隘民族性或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这种地域性的社会 主义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的死灰复燃。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 遍发展”必然会消除“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马 克思对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旨 在说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有可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 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抑或说，只有被纳入资本控制的国际生产和世界市场的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才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其联系在于：马克思 的表述Ⅰ和Ⅱ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与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以为，这也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世 界历史性事业思想的最为本质的方面。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表述Ⅰ和Ⅱ 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是 否还具有影响的问题，但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总的思想文化背景和马克思对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由以产生的经济和思想文化根源的剖析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方法论 启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即便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小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不同程度的干扰。
二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 客体角度上看，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 的普遍发展”的产物；从主体角度上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适应“生产力 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 是中国人民所做出的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这一点应 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能动摇的。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 会主义实践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是由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特 别是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且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更是 如此了。以下笔者侧重就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这一问题。
1.适应“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的内在规定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切工作的核心。邓小平将其上升为社会 主义的本质来认识。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视野问题。为了搞清楚这方面的问 题，首先有两个论断需要加以简要说明。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 定阶段上，像在中国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力 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这里所讲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是指象中国这样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和交往的 普遍发展程度，而主要是指它被卷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 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作为已 经初步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仍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程度。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 的普遍发展”是指，按照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发展的一般准则，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身 努力而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参与或介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 往的普遍发展”的程度。按照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发展的一般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积极 、主动和有效地参与或介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 展”的程度愈高，说明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也就愈高；反之，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愈高，说明它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参与或介入全球范围内 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程度也就愈深愈广。
自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 史的转变”，随着全球化在更高程度上的发展，仅从一国的范围来认识和把握生产力的 发展是远远不够了。如果从全球的视角而不仅仅从一国的范围内来理解“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那么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解决和发展生产力就有一个如何适应全球范围内的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问题。这当然也是“生产力的普遍 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曾在考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指出 ：“正如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一样……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 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 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 38页)我以为，马克思界定“世界市场”范畴的方法论，同样也适应于对社会主义中国 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间关 系的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性是一种开放的、不断革新的生产方式，它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因此，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 适应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抑 或说，只有把适应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视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规定，我们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而言之，只有在实践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与适应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有机联系起来 ，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基础才能越来越牢固。
不过，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要适应全球范围 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丝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生 产力的发展不应具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所说的“适应”不是消极、被动的“迎合”，而 是说，在把握和遵守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特长，去 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不断地从其中获得使自身发展的新的能量，从而最终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确立 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地位。此外，这里所说的“适应”也不是无原则的“融入”。众所 周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掌握着国际 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一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故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 则往往被扭曲。这里仅举美国为例。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 立到2000年初，美国在世贸组织提起的诉讼达49件，是在世贸组织打官司最多的国家， 而在世贸组织已裁定的涉及美国的案件中，美国多数获得胜诉。所以，这里应注意两种 错误倾向：一是，因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掌握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一般规则的“最 终解释权”，就拒绝遵守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则，把所谓“国情”绝对化 ，从而游离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之外(而这实际上是不 可能的)；二是，为了“适应”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 遍发展”，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丢掉自己的特长，无条件的“融入”( 这实际上已不能称之为适应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 展”了)。我以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适应全球范围内 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与为建立和发展平等的国际经济新 秩序而进行有效的斗争，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只有通过这种有效的斗争，真正的国 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准则才能被共同遵守，从而平等的合作和国际交往才能在 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得以发展。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上对我国在加入WTO后的 对策研究，实际上这也就是从一个侧面对笔者上述观点的印证。
2.要适应“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清除封建 传统势力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影响
中国封建历史漫长，缺少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封建传统势力及其影响根深蒂固。这 一状况对中国社会在未来的发展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会因它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 得到根本改变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肃清封建传统势力及其影响将是一项 长期、复杂的任务。其重要性就在于：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封建传统势力及 其影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从而也是从内部阻挠中国适应“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如果放松或不能 有效地对封建传统势力及其影响进行斗争，一旦封建传统势力及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或 范围内蔓延开来，那么在某个阶段内或某些地区“许多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 是已被现实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
目前学术界有的人认为，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矛盾的主要方面)与传统封建势力(矛 盾的非主要方面)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矛盾，而传统封建势力又包括两个 方面：小农意识和封建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一观点虽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在方 法论上却给人们这样几点启示：其一，中国现阶段封建传统势力相当强大，它是阻碍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产阶 级的腐朽没落方面的思想不同彻底肃清封建传统势力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影响 有机结合起来，是行不通的。其二，在传统的封建势力中，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又是更 为根本的，它是封建传统势力及其影响的文化心理基础。在我国，封建官僚主义的统治 被推翻后封建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仍然大量存在，归根结底是由于支撑着封建官僚主义 的文化心理基础即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的根深蒂固所致。其三，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虽 然产生于小农经济，但它一经产生，就绝非是某一阶级或阶层所特有。在我国，它深深 地影响着社会的广大阶层。
因此，从思想文化层面上看，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适应“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危害最大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 济的文化心态“诠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是封建主义文化的 心理基础。由于我国以宗法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当以小农经济文 化心态为心理基础的封建主义文化所直接服务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被摧毁之后的相当长 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和其他封建主义残余仍然深深地积淀在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中，并往往与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方面的思想紧密纠缠在一起。任何有利 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针、路线和政策都会被这种文化心态所扭曲，如： 现阶段在一些地方或单位，在市场经济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的政府适当的宏观指导转变 为“官商结合”、“权钱交易”，企业人员的“优化组合”转化为“任人唯亲”、“拉 帮结派”，“权力下放”转化为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保护落后的“地方主义”或“小团 体主义”，增强企业“自主权”转化为大搞“家长制”或“独断专行”，强调分配关系 的“能力本位”转化为大搞“身份本位”或“等级本位”，合理的“定岗、定编”转变 为抵制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效手段”，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文化层面上看， 大量的触犯或不触犯法律的腐败行为正是由此繁衍出来的)。显然，这极大地干扰了社 会主义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积极、主动和有效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 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从而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在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今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重新认识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从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上正确、全面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 的发展与适应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间的内在 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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