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著名的左翼学者戴维·施韦卡特倡导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模式。他认为，市场机制能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案例”成功实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私有化过去不是今后也不应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他甚至有时把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与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等同。其研究对于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定位这一全新的课题，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一、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戴维·施韦卡特是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戴维·施韦卡特自称市场社会主义是其“学术生涯的核心问题”。是他“分析和倡导了十余年”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民主的、有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秩序”。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存在深层次缺陷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看来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因此这种模式就是千疮百孔的现实资本主义的替代型社会，“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它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性能还要优越”。① 戴维·施韦卡特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瓦解和崩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伦理上也得不到辩护。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他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案例，对“中国案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肯定，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看法和建议。从而戴维·施韦卡特从理论建构、实证分析和现实未来关注上构筑了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
1.理论建构
戴维·施韦卡特所提出的“替代方案”的核心是“经济民主”理论。他从理论依据、理论模型和理论、实践意义对该理论进行了论析和建构。
理论依据：
（1）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民主批判。20世纪交织着市场与计划、 物质与精神激励的争论和尝试。详细的中央计划和纯粹的精神激励是社会主义20世纪经济史上的两个教训。究其原因是对马克思批判的误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民主批判，即工人对工作条件缺乏民主控制；社会缺乏对社会剩余的民主控制。后者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发展路向。
（2）马克思批判的不是市场本身。资本主义的市场并非是一个单一体， 而是涵盖产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三重市场。事实上，马克思批判的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其中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
理论模型：
（1）产品服务市场。基本上和资本主义下的产品服务市场相同。
（2）工场民主。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的计薪劳动制。
（3）民主控制投资。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
理论、实践意义：
戴维·施韦卡特指出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权利、国家对投资的重要调控等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他证明“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不仅是现实资本主义的最佳替代方案，而且在实践上正确实施也是完全可行的，在工场民主和投资资源配置上更具效率和活力。
2.实证分析
戴维·施韦卡特认为“东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结束，不仅仅包含传统的苏联模式，还有那些有着市场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实验”。② 他指出，当时本来有更为理性的措施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之所以要么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要么扼杀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其中就在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也有西欧国家——强制性的冲开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门户，剥夺它们最优价值的资产，斩除它们所有的社会主义因子”和“摧毁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即便是那些“没有道德上的人格，也缺乏知性上的自信心”的“拥抱资本主义议程”的学者们也“当然得到了美国和西欧政治和财政实力的支持”。③
戴维·施韦卡特还从前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国家的试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卓然成效、现实资本主义的举步维艰以及市场社会主义与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实质对比对“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必然替代方案进行了论证。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深入剖析和描述而得出了世界局势的进展是和“经济民主”理论完全相吻合的结论。
于是，戴维·施韦卡特通过对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历程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制约的梳理和总结，为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包括最好的）、乃至市场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并进一步表达了市场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可能受到腐蚀的忧虑以及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迎接挑战的应对方案。
3.“中国案例”
戴维·施韦卡特对“中国案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热情的赞许。他预测“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并且断言“如果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④
他特别指出担纲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头”。如果中国的现实改革若“融入主流”（追随资本主义），则必将陷入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和阶级（阶层）斗争等诸种制约因素的泥潭。如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兴，将必然导致失业、贫穷、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生态灾难和公民的政治化攀升。因此避免陷入“俄罗斯式的深渊”，“中国这场正在进行着的阶层斗争的大结局”才会真正是“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真实而持久的利益必将战胜一切”。
（1）“中国案例”对于“经济民主”理论的意义。
“中国案例”为“经济民主”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戴维·施韦卡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农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工场民主”的成功。同时中国改革成功表明，不放弃生产力的公共所有权即公共控制资源配置能够创造性的、有效的利用市场。苏、东盲从西方的失败实践恰恰为此提供了反例，其实质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驱动的结果。俄罗斯遭受了现代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崩溃。
（2）“经济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案例”的意义。
戴维·施韦卡特认为“经济民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现实实践提供理论视角和启示。在路径选择上，中国的发展必须跨越资本主义。否则无法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失业、发展不平等以及环境恶化等迫切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蔓延于资本主义的不治痼疾。在实践途径上，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允许一些资本主义因子的发展并不错，尽管这些因子对于中国这个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发展代表一种明晰的现存的危险；中国应鼓励发展工场民主的多种形式；中国政府不应放弃对投资资金配置的重大控制；迈向民主：中国在优化经济体系的同时必须创造一种优化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最优状态即社会主义体系，政治体系的最优状态是一种民主体系，这种民主体系是真正人民本位的，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最大化，是非西方的，西方式民主是极权而非民主。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评析
我们了解戴维·施韦卡特并梳理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义，对于深入了解80年代以来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无疑具有启迪作用。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化产物，尽管不乏学术大家的洞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学者经院设计的固有瑕疵。正如另一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所说：“从马克思的角度看，不妨说，市场社会主义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好（或者说，更好一点）水平。但是，作为终极目标，参照人类的动机和潜能，它还极为缺乏效率，极为不公平，极端不成熟。”
（一）不足
作为西方左翼学者，戴维·施韦卡特及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立场和理论设计上。
在政治立场上戴维·施韦卡特及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本位的，是对资本主义现实弊端的批判，但没有也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的根基，没能跳出改良资本主义的固有窠臼。正如戴维·施韦卡特本人所说，“经济民主”理论倡导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工场和投资配置的民主化，是对资本主义现有经济结构再设计以及对资本主义现有政治体制的不满及其替代方案的探寻。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完善的起点和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理论和西方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一样，是不能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划等号的。前者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立足点，而后者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出发点的。
在理论设计上，戴维·施韦卡特论述了其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指令性社会主义以及不发达后殖民国家过渡而来，其观点之明确、论据之充分和论证之严密的确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并表现出作者本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逆潮流”的社会进步理念。但是，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毕竟是其在远离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书斋里的指点江山和理论建模，因而具有先天的缺陷：缺乏实践的实际结合，只是一个经院学者理想的理论推断。于是其坚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效率、民主等就失去了源于实践并能复归实践的基本前提，更不能整体辨证地把握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乃至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且只是更多地以市场（手段）为中心寻求与社会主义（目的）的结合，因而也就不能找到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行的实现途径。
（二）启示
我们分析不足，并非为了苛责作者，而是旨在规避可能的理论乃至实践误区，并进一步挖掘出该理论有价值的启示，服务于我们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戴维·施韦卡特作为西方著名的左翼学者，在建构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方法论、价值观的运用和坚持上，还是在理论前沿、现实问题的把握和关注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可资借鉴的启示。这也是成就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并进而对西方社会科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根本原因。
一是方法论，戴维·施韦卡特在建构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梳理，世界范围内正反实践案例对“经济民主”理论的辨证考证，“经济民主”的替代方案与现实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乃至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探析现代阶级（阶层）状况，无不显示出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和娴熟驾驭。更为重要的是，戴维·施韦卡特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方法论真正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效工具，而不是作为不变教条而机械套用，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极强解释力。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科学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把握和运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的正反实践反复论证了这一点，而且也一再昭示我们现在和未来仍要坚持这一基本原则。
二是价值观，戴维·施韦卡特把“是否能够持续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作为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核心关注的问题，而且数十年始终如一。他把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权利、国家对投资的重要调控等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直关注和恪守。尽管由于自身局限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正确和系统把握难免失之偏颇，仍能在固守其“社会主义价值”的前提下，从前市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瓦解崩溃中总结教训，探求和完善自己的“替代方案”，而从“中国案例”的卓然成就中推进理论，汲取和充实理论内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戴维·施韦卡特以其学术大家的深邃和国外学者的超然，提出了“中国案例”成功背后的潜在问题和面临挑战以及发展路向选择上的建议。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目的），并寻求其实现的载体和形式（手段），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三是现实关注和引领理论前沿，作为其“学术生涯的核心问题”，戴维·施韦卡特的确是自从在他博士论文中提出“经济民主”概念开始，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他不仅能够利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做出新的理论解释，而且能够充分运用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对当代资本主义乃至“中国案例”等做出深入的理论剖析。现实关注和引领理论前沿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现实动力和理性选择。远离社会主义实践的西方左翼学者尚能如此，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肩负着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我国学者，就更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和成就了。
因此，梳理和剖析戴维·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进一步论证一个重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要基于科学的价值观、方法论，在现实关注和引领理论前沿中，在实践中，去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因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构建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⑤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定位
通过对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探析，若将对其的批判性结论置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现实背景中比较考查，我们发现，无论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发力求寻找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尽管存在着这种立足点和视角的差异，但其核心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而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二者的辨证关系，才能真正找准和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定位。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既适用于经济学领域又适用于政治学领域的有效分析工具。我们探究社会主义和市场的辨证关系，借助博弈分析有助于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所承载的基于个性的共性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和本质所在，而市场机制借以经济运行的自主性、平等性和有效性来实现资源配置、价值创造最大化的运行方式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手段。
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在宏观经济体系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这一前提包括以社会主义宪法为核心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贯穿完善市场体系基本规则的社会规范体系，它构成了市场主体都必须遵从的制度基础。即这一前提对任何市场的契约行为都具有约束力。这样，社会主义的宏观层面就通过合作性博弈达到一种宏观均衡。这种宏观均衡的具体化就是：行为主体的市场对等性、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有序运行以及政府、厂商、个人（公众）的三维互动的良性合作性博弈状态。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的是共性的要求，而且是基于个性的共性，要达到的是宏观合作性博弈及其均衡状态。
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从行为动机看，市场行为中惟一有约束力的协议是自我实施的协议。市场行为主体都谋取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存在着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或追求企业、个人利润最大化的类型区别。从而在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经过互动、调适形成以自我实现为基础的非合作性博弈状态，达到一种微观均衡，即纳什均衡。换言之，在微观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现的是个性的要求，又必然需要共性的保障，目标模式是非合作性博弈及其均衡状态。
这种宏观均衡与微观均衡之间具有根深蒂固的内在一体化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源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导引和驱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系统模式维持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支持和承载。其中社会主义是目的，系统模式维持和市场资源配置是手段。这种内在要求也决定了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合理性和规律性的目标诉求。
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就是宏观均衡和微观均衡的统一。市场行为的前提是市场主体的市场对等性。市场行为植根于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有序运行。市场行为良性运行需要政府、厂商、个人（公众）三维互动。实践中应避免宏观面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及微观面的当事人行为异化。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实现由国家体系向世界体系的逻辑延伸，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体系的目标模式就是宏观合作性博弈与微观非合作性博弈的双重体系，是宏观均衡与微观均衡统一的双重均衡。进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目标模式的核心就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并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定位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以及公平和效率兼顾并重的本质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定位必须贯彻的核心追求是目的和手段统一，公平和效率兼顾。
1.目的和手段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定位的本质要求
目的和手段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涉及目的、手段以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三个范畴。一是目的，即社会主义的目的体系，是指基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所承载的价值和行为取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基于个性的共性，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将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目的，把握住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和“本”；二是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基础配置资源，国家宏观调控。根据戴维·施韦卡特的观点，20世纪是实验市场和计划、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世纪，结果是市场、物质激励胜出。我们说市场和计划是宏观层面的手段，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是微观层面的手段，这两类手段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具，应该综合使用，扬长避短，有效规避“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三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及计划机制的关系问题，它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机制以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三重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目的和手段具有天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关键是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科学把握这组辨证关系，切实避免目的异化与手段异化。著名经济学家刘海藩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一是经济运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二是经济性质属于社会主义，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市场机制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三个最根本的内涵：“1.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3.在国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宏观调控下，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⑥ 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和手段辩证统一的精辟阐述和具体展开。
2.公平和效率并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定位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效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公平和效率兼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定位的核心价值。一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和计划机制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即达成效率的最大化；再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为了在环境友好前提下推进人、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公平的最大化；最重要的，公平和效率之间具有内在的悖论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均衡。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打破绝对平均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必须及时实现向“效率和公平并重”的目标模式转变，全面综合看待和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对困难群众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并且，在切实将蛋糕做大、构筑积极的福利政策和照顾弱者的同时，应积极抓好三个环节：完善市场体系以保证起点公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实现结果公平；贯彻经济民主以推进过程公平。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经济民主与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不同，后者只是单维度的理论建模，而前者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主题。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已引起学界和实践上的广泛关注，它包括两个层面：宏观上包括宪法中“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在经济领域的贯彻以及市场主体一律平等；微观上涉及市场导向和工人参与管理。经济民主是已被证实的现代管理的最新成果。它不仅有利于公平的保证和实现，而且实践证明对效率的提升更具有积极的表现。
注释：
①②③④⑤ 戴维·施韦卡特著，李智译，《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8页。
⑥ 刘海藩：谈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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