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论要——解读《红楼梦》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红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楼梦》是一部既浅易又艰深，既易读又难懂的书。二百多年来，《红楼梦》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谈，而且愈演愈烈，一部封建时代的小说，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非但未见冷落，反而比以前更热，这正好说明此书的可读性、易读性的一面。但是二百多年来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也同样是愈演愈烈，这其间，除了一些人物的爱憎、情节的理解上的异见外，也含有关于对《红楼梦》深层内涵理解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是很难取得一致的。曹雪芹自号“梦阮”，“阮”，就是阮籍，是正始时期的大诗人，他有《咏怀诗》八十二首，世称难读。钟嵘说他“归趣难求”（钟嵘《诗品》），李善说他“常恐罹谤遇祸”，“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下难以情测”（李善《文选》注）。曹雪芹自己也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这可见他与阮籍有同样的隐忧。这“真事隐去”，并不是说把“真事”隐没有了，而是说把“真事”隐在“假语村言”的故事里。他还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满纸荒唐言”也就是“假语村言”，可其中却隐着“一把辛酸泪”，“辛酸泪”当然是说自身的悲惨遭遇了。后两句是说怕读者不能理解他的这番苦心，不能看出他“隐”在故事里的种种悲惨的遭遇，是感叹后世有谁能理解他的苦心。
所以《红楼梦》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书面上的故事情节、成败兴衰、悲欢离合，这大家是能看得懂的；另一层是隐在故事背后的情节，而且还只是事实的一点端倪、一鳞半爪，这是人们不易看到的。曹雪芹生怕他苦心隐藏的“一把辛酸泪”这一鳞半爪的隐情，没有人能看出来，那末他就白费苦心了。但是，刘勰曾经说过“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只要沿着水流去寻找源头，尽管最隐避的源头，也能被显示出来。刘勰的话是对的，我们对《红楼梦》的认识，也应当作如是想。
一、《红楼梦》的时代
衡量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首先要确定作品或作家的时代。时代是衡量作品或作家的一个座标。《红楼梦》的时代，也就是曹雪芹的时代。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和他的年寿，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曹雪芹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① 还有1968年北京通县张家湾出土曹雪芹墓石，上书“曹公讳霑墓壬午”。“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除夕”是二月十二日。另一种说法是“癸未”除夕，根据是敦敏《懋斋诗钞》有《小诗代柬寄雪芹》，诗是约曹雪芹于上巳节前三日来喝酒。此诗无署年，但在此诗前三首《古刹小憩》题下有“癸未”两字纪年。“癸未”是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说者认为乾隆二十八年春敦敏还邀曹雪芹于上巳节前来喝酒，可见此时雪芹还在。但这条论据十分脆弱，经不起分析的：第一，如果雪芹还在，应该有诗答谢，现在却无他的答诗；第二，在《小诗代柬》以后整整癸未、甲申两年，未见曹雪芹的信息，连其他朋友们的诗集里，再也没有雪芹的影踪了，到了第三年乙酉（乾隆三十年）却又有了关于雪芹的诗，但已经是悼念他的诗了。所以用癸未年的《小诗代柬》来证明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除夕，是不可靠的。从当时的通信条件来说，雪芹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死去，敦敏到第二年的二月中或末还未知道，中间隔了一个多月，这是并不奇怪的。因此曹雪芹的卒年，大家认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 2日）比较可靠。
关于曹雪芹的年寿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敦诚《四松堂集》里的《挽曹雪芹》诗，一开头就说“四十萧然太瘦生”，后来此诗又经改作，首句作“四十年华付杳冥”，诗题下又加了“甲申”两字，这是癸未后的一年，已是雪芹去世一年后的事了。因为两句诗都作“四十年华”，所以有的研究者就认定雪芹只活了四十岁。但是雪芹的另外一位朋友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诗却说“年未五旬而卒”。也就是说还没有到50岁就去世了。没有到50岁，也总得有47、8岁吧。张宜泉的这句话是诗题下的小注，文字准确性较强，敦诚的“四十年华”是诗句，文字受诗律的拘束。坚持“四十年华”的认为活了48、9岁就不能说整数“四十年华”，这是把大的年岁说小了。最近，沈治钧同志作了统计，年近50而诗语称40者并不乏例，所以不能把“四十年华”看死了，何况张宜泉与雪芹同住西郊，用的又是注语，其准确程度应该是可信的，职是之故，目前一般都定雪芹大约活到48岁左右，从壬午除夕上推48年，则雪芹的生年应该是康熙54年（1715年）。关于曹雪芹的父亲，一般认为他是曹颙的遗腹子，是曹寅的嫡孙，但也无确切的根据。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曹頫的儿子，但也无可靠的证据。所以只好两说并存。
我们用逆推法大体推算出雪芹生活的年代以后，则可以看到他是生活在18世纪初期到中期。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18世纪初期到中期，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第二次高潮了，第一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它们的资本主义化是在康熙之前，到了曹雪芹的时代，18世纪的中期，已经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化了。大概在乾隆25年，也即是《红楼梦》庚辰本的年代，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已大量投入生产，英国的工业革命发展到了高潮，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得到了确立，这也就是说，世界上已有若干国家、若干地区，冲破了中世纪封建制的樊篱，世界的历史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了。这就是《红楼梦》的外部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特征。
但是，《红楼梦》的内部世界，即当时的中国，却与外部世界大不相同。康、雍、乾的时代，还被称为封建时代的盛世，还在做着封建皇朝的好梦。然而，进一步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中、后期起，已渐渐孳生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状态的经济因素，而且到了明代后期有了新的发展。正在这时却爆发了明金战争，在这一场战火中，明代覆亡，后金统一中国，改国号为“大清”。这一场战火，使原来较为发展的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政策调整，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了康熙晚期，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社会经济的繁荣已超过了明朝末期，至乾隆中期，即曹雪芹的时代，社会经济更有所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也有了相应的复苏和发展。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当时从总体来说还是封建的盛世，但从微观来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成分，已有了新的经济因素的萌生，社会在开始着缓慢的变化。由于社会经济构成上的新的因素的出现，在意识形态上，自然也相应地出现了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思想。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并不是等量的、等比例的发展的，而且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往往会先于经济基础的发展。道理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产生的，相反，它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和完成的。所以在封建社会内部，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当新的经济因素出现并发展以后，有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思想的产生，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正常的现象，而且初期的这种微弱的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混杂着传统的旧意识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要善于去分析这种新旧混杂的思想文化，从中看出哪些是新生的幼芽，哪些是腐朽的旧枝。我们在研究《红楼梦》时所以一定要认真研究《红楼梦》时代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就是要分析《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复杂的思想状况，从中区别出它的新旧来。
二、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诞生
曹雪芹的家世，是一个典型的百年家世，他的六世祖曹锡远（世选）和五世祖曹振彦，是明代驻防在沈阳和辽阳的中下级军官，籍贯是辽阳。曹锡远曾任沈阳中卫指挥。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和辽阳，曹锡远和曹振彦归降后金，此后曹锡远即无记载。曹振彦则归后金驸马佟养性管理。佟养性死，曹振彦即转到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佐领）。是带领三百人的战斗部队的首领。以后就随多尔衮打进山海关到北京。顺治初年，又随多尔衮平定山西大同姜瓖之乱，立功，任山西吉州知州。从此曹家即从武职转为文职。曹振彦此后又任山西阳和府知府、浙江盐法道等职。他的儿子曹玺，曾从征山西，曹玺的妻子孙氏，当了康熙的媬母，康熙八岁登基，即简派曹玺为江宁织造。曹玺的儿子曹寅，曾为康熙的伴读和侍卫。康熙二十三年曹玺去世，由曹寅接任江宁织造。从曹玺开始曹家即成为康熙的近臣，曹寅则更为康熙所器重，曹家也从此走上了飞黄腾达的仕宦之途。曹寅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才，文的方面，诗、词、歌、赋、戏曲、书、画、琴、棋件件皆能，而且办事能力强，在江南和京城，团结了不少遗民和文人，他极为康熙所信任。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在扬州病重，康熙特派快马专使送药，限九天送到，但药未到曹寅已去世。曹寅去世后，康熙即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不想三年后曹颙又病逝。康熙为保全曹家，又亲自命曹寅之弟曹宣的第四子曹頫过继给曹寅，然后继任江宁织造。康熙于六十一年去世，雍正即位，曹頫仍任江宁织造，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骚扰驿站案”爆发，此案十一天后，即十二月十五日，曹頫被革去织造之职，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产被查封，雍正六年初被抄家迁回北京。当时迁回北京的，有曹雪芹的祖母李氏，曹雪芹（约14岁）和家仆三对，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房。曹頫则枷号收监，到乾隆元年大赦才获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从雍正五年十二月被查封，雍正六年二月抄家遣返北京，终于彻底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家从天命六年（1621）归顺后金，到雍正六年（1728）彻底败落，前后共108年。
在这108年中，曹振彦是以军功起家的，曹玺和曹寅两代，是曹家飞黄腾达，及于顶点的时代。但曹寅的晚年已是曹家败落开端的时代了，到曹頫就彻底败落。曹寅的妻子李氏，既经历了最繁荣的时代，也经历了彻底败落的时代，曹寅的过继子曹頫则经历了一小段败落前的繁荣，但主要是悲剧的承受者，曹雪芹童年的时候，曹家尚未败落，十四岁那年抄家北返，从此一直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
曹家败落的原因，笼统地说是“织造亏空”，但亏空的原因始终没有人提及，亏空的数字则一直没有一个定数。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李煦亏空三百万两，康熙则说：“不至三百万两，其缺一百八十余万两是真。自简用李陈常为运使以来，许多亏欠银两，俱已赔完，并能保全曹寅、李煦家产，商人等皆得免死，前各任御史等亏欠钱粮，亦俱清楚。”② 康熙为什么对曹、李两家的亏空了解得如此清楚呢？根本的原因是这笔亏空与他的关系最大。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都由曹寅、李煦接驾，请想想接待封建皇帝在封建时代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而且不是接待一次，而是连续接待四次，这笔帐如何算得清呢？康熙当然冠冕堂皇地说：“明白降旨，……官不宿民房，食物皆由光禄寺买给。”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曹寅第三次接驾，康熙早在一年前就通知曹寅了，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硃批说：“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③ 这不明明是示意曹寅、李煦要准备接驾吗？于是随即就有当年十二月十二日曹寅的奏折，报告康熙：“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内河船只，预备年内竣工，臣等应于何处伺候，伏俟圣旨，臣等慎密遵行。”还有盐商修建宝塔湾行宫，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等的事。④ 盐商建行宫实际上也是借个名头，真正建行宫还是曹寅、李煦的事。造船建行宫固然费钱，但比起整个接驾全程，那花费又不知要大多少，幸亏有《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作了记录，单是在扬州十一天，就是两次御宴一百桌，还有每天的摆宴演戏，进献古董、器玩、书画，老人恭进万民宴，晚间看灯船，“行宫宝塔湾上灯如龙，无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计其数，月夜如昼”这是何等的场面，何等的花费？此外还有随从人员皇太子、阿哥、嫔妃、宫眷、执事太监、护卫人员等等，都要供张应酬，而且这种需索无止无休，更不能有所凭据，据记载皇太子允礽一次就向曹寅索取五万两银子，其他阿哥等也有索取者。连康熙都说“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⑤ 他还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⑥ 可见康熙南巡给曹、李两家带来的亏空是难以想像的，康熙心里是明白的。无怪当时的诗人张符骧要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欲奉宸游未乏人，两淮办事一盐臣”了。除了这一笔最主要的亏空外，其次就是曹寅、李煦代表朝廷向商人发放皇恩浩荡的恩贷。康熙四十三年，曹寅的奏折说：“去年圣驾南巡，蒙恩赏借两淮商人库银一百万两。”⑦ 这是一种特殊的恩赏借贷，还有两淮盐商平时向曹、李织造借贷的，这也是属于官方与盐商的借贷关系，以示朝廷对盐商的恩庇。但是盐商的借贷，往往拖延归还，甚至久借不还，临到还时还要有各种折扣，如以九十两充百两的，有以八十两充百两的，甚或有七十两充百两的，但曹、李向朝廷交纳的都是足两，历年来这样的折耗也就相当可观了。李煦败落时最后的亏欠是三十八万两，但两淮盐商自愿承担的就有“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名称叫“少缴秤银”。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各种折扣所短缺的银两。两个数字对照，李煦实际只亏空一千一百六十两。李煦抄家后官方查弼纳的估银是十二万八千余两，李煦的亏欠，连他家产的零头数都用不上，何况这一千余两的亏欠，也没有证明是李煦个人的贪污或挥霍，但是，皇法无情，李煦在雍正元年就被革职抄家了。家属共二百余名口，在苏州变卖，后来又弄到北京“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卖。”李煦本人因为曾为允禩买过苏州女子，被目为奸党，判斩监候，后来又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雍正五年，七十三岁的李煦被流放到东北，两年后在那里冻饿而死。很明显，曹、李两家的败落，是由于康熙的南巡。从实质上来说，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去世，曹家已是败落了。曹、李两家的巨额亏空，所有文书里都没有提出亏空的原因，连曹寅的政敌噶礼也只说曹寅的巨额亏空而不说这亏空是怎么造成的。实际上大家很清楚，是康熙造成的，只是不敢说破而已。然而，也不是没有人说破过，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曹寅第一次接驾以后，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亏空库银，经两江总督阿山审理，审理结果，阿山说了实话，说是为“供办南巡所致。”奏折上去，遭到康熙一顿狠批，阿山被革职留任，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亏空的原由了。曹寅在去世前一年，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臣身内债负，皆系他处私借，凡一应差使，从未挂欠运库钱粮，臣自黄口充任犬马，蒙皇上洪恩，涓埃难报，少有欺隐，难逃天鉴，况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懼，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敢不竭蝼蚁之诚，以仰体圣明”⑧。 再看看曹寅临终时的情况，曹寅“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当其伏枕哀鸣，惟以遽辞圣世，不克仰报天恩为恨。又向臣言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又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官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零，而无貲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此皆曹寅临终之言。”⑩ 这是李煦向康熙报告曹寅去世的奏折里说的。前段所引曹寅自己说的“臣身内债负，皆系他处私借”，是指曹寅个人和家庭的费用，所负的债项是向朋友商借的，与公款毫无关系。“凡一应差使，从未挂欠运库钱粮”。这是说所有公家常规的差使，从未亏空，也从未动过运库钱粮。这两段话，说得清清楚楚，正常的公事来往，从未有过亏空，个人的私人开支，遇有不足，也是从朋友处商借。那末剩下来的大量亏空，当然只有南巡接驾的费用了。曹寅说“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终于一年以后，曹寅病死了，实际上曹寅是被泰山压顶般的债务压死的，他想“脱离此地”，也终未能脱离此地。到雍正五年底六年初曹頫抄家时，“封其家貲，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恻然。”⑩ 实实在在的，曹家早已彻底败落了。雍正原以为他还有多少家产，还防止他转移家产等，抄家的结果，终于使他也“闻之侧然”了！
看了上面这许多材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李两家的巨额亏空，实际上是康熙造成的。《红楼梦》里说：“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11) 这看来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具有千斤的重量。
曹雪芹抄家北归时，是虚岁十四岁，雍正元年李煦抄家，家人二百余口在苏州标价发卖，当时雪芹九岁，雍正五年七十三岁的李煦流放东北时雪芹已十三岁。据说，雪芹幼年，李煦非常喜欢他，那末，少年的曹雪芹对李家的败落和自家的败落，两家共四百来口人的飘零星散，其中有不少自家的亲人和舅祖家的亲人，应该都是雪芹所熟知的，还有可能是自己父亲的曹頫被枷号，(12) 舅祖李煦的流放和二年后的惨死，这种种惨变，他应该已有很深的感受了。大家知道，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自己家庭的历史和李煦家庭的历史为创作的生活素材的，那末，也就是说，一部《红楼梦》也混和着两家的百年家世和这许多人的血和泪。
曹、李两家的大量亏空，以至于家破人亡，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桩冤案，这些人的彻底被毁灭，也是这桩冤案的结果。那末，作为这桩冤案的残存者，能对这桩冤案无动于衷吗？正是由于这样，这场噩梦式的灾难，就给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冲动。其实，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的“作者自云”里就把他的创作动机和目的向读者作了交待的，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字狱的密布，他不能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他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这就是说他的百年世家，经过了一场像黄粱梦一样的变幻，从荣华富贵变成了茫茫白地。他又说：“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这就是说他忘不了在这场噩梦般的冤狱中死去的亲人，所以他要“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他还说：“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这说明他是经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日子的，并不是有人说的生于雍正四年，生下来的第二年就抄家了。他还说：“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这更说明抄家之前他已入学读书，他写这本书，是与父兄的教育相背的。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父兄的教育是指程朱理学，曹寅曾有诗教训他的子侄“程朱理必探”，(13) 一定要学好程朱理学。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却是大反程朱理学。可见雪芹在他的“作者自云”里交待得非常清楚，他的反程朱理学是自觉的清醒的，是主观作用而不是客观作用。
所以，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与曹、李两家的百年家世和蒙冤被毁分不开的，是与他的反程朱理学思想、反正统思想分不开的。他的写作，不是消愁，更不是消遣，而是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对自己新的人生理想的憧憬。
三、《红楼梦》的思想
要准确认识《红楼梦》的思想，必需先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红楼梦》的时代，前面已经说过，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还是封建盛世，但在这个封建盛世的内部，也已孳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因素，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微弱的新的思想。二是《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它不是哲学著作，它是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人物语言来表达作者的思想的，因此，作者的真实的政治思想，是用人物的日常生活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真实的思想是被故事情节、人物的生活语言包裹着的，必须透过这种外部的包装，才能看到它的真实思想。这两点是认识《红楼梦》思想所不可疏忽的。
我曾经说过，曹雪芹的“批判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的，他的理想却是属于未来社会的。”(14) 所以《红楼梦》的思想，也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他对旧社会的批判，二是他对未来的理想。
一、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一〉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的批判
曹雪芹的时代，是一个文网密布的时代，曹雪芹却用巧妙的办法躲过了并且在《红楼梦》一开头，就借“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闲话的方式，大胆地提出了批判封建皇权的思想。他借冷子兴和贾雨村闲谈荣国府的情况，提出了“成则王侯败则贼”的说法。这本来是一句俗话，又用两人闲谈的方式说出来，显得非常平常，但实际上这句话是有政治斗争的背景的，清初的黄宗羲就强烈的反对皇权思想，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15) 与他同时的顾炎武则说：“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16) 这就是说天子是与公、侯、伯、子、男一样的一个爵位，并没有什么“绝世之贵”。他还主张要把天子的权分散，不能独裁。他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17) 到了比曹雪芹略早一点的唐甄，则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8) 与唐甄同时的王夫之则更提出了人的天赋自然权利，他说：“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19) 与曹雪芹同时的袁枚则提出了反封建皇权的正统观念，他说：“夫所谓正统者，不过曰有天下云耳。其有天下者，天与之，其正与否则人加之也。”(20) 上引这些材料说明，自清初一直到曹雪芹的时代，思想界一直在批判皇权思想，甚至说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袁枚说的那段话，说白了，就是说，谁当了皇帝，谁就说自己是“正统”，是“授命于天”，究竟是否是“正统”，是否是“天与之”呢？实际上是“人加之也。”这不就是说“成则王侯败则贼”吗？
上面是说关于“成则王侯败则贼”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背景，这说明曹雪芹在这里用这句话是有深意的。另外，这句话还有更现实的历史背景，这就是雍正即位的斗争。大家知道，康熙晚年，诸王子争位，各立党派，斗争非常激烈，雍正即位后，对与他争位的诸王子，杀的杀，关的关。这事离曹雪芹的时候，才不过二十多年。这件事对于雍正来说，当然是“成则王侯”，但对于允禩、允禟等来说，那就是“败则贼”了。因此，曹雪芹这句话，说他也是针对这段历史来说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红楼梦》一开头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实际上是有着带有血腥味的背景的，无怪后来怡亲王府的抄本，要把“王侯”的“王”字改为“公”字，成为“成则公侯败则贼”了，因为他是亲历过这场斗争的啊！还有，在雍正的政敌，皇十四子允示题的孙子永忠的《延芬室集》里有三首咏《红楼梦》的诗，永忠的堂叔，乾隆的堂弟弘旿读后，在诗上批了一段话：“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可见，经历了成王败寇的血淋淋的斗争的人，看到了这句话，还是有点忌讳，有点恐惧感的。但曹雪芹竟毫无顾忌地把它写进书里了。
〈二〉批判了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官僚大家庭
封建社会，是以家作为社会的最基层的单位的，曹雪芹选择了一个封建贵族官僚大家庭贾府作为他的特写对象，这样的家庭当然具有更高的典型性，同时与他自身的经历也比较切合。
曹雪芹一开始就提出了“四大家族”，这个“四大家族”，按照门子的说法“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而且“各省皆然”。这无异是画出了一张封建社会的政治势力网，而贾府就是四大家族的总代表，也是这张网上重要的一环。
“四大家族”被提出来，是伴随着一桩人命案的，这就使人感到四大家族气焰熏天，权势嚇人。在这样的铺垫下曹雪芹才展开了对贾府的描写。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府是上通皇帝，下结贪官的一个世家大族。从可卿出丧、元妃省亲两桩大事来看，贾府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但实际上贾府是用锦缎包裹着的一具腐尸，它的腐烂，首先是表现在贾府的这些人身上。在贾府的男性主子辈中，没有一个象样的男人，淫丧天香楼的事，正照风月鉴的事，私会多姑娘的事，偷娶尤二姐的事，种种脏事丑事，接连不断。焦大醉骂，是死寂中的一声惊雷，表明这个一贯以诗书礼仪为标榜的官僚家庭，实际上已经腐烂到臭气熏天了。贾府的贾政，表面上是方正不阿，实际上是按照封建主义模子刻出来的，只会打一副官腔，没有一点实际的本领。其他如贾珍、贾赦、贾琏、贾蓉等等，都是腐烂透了的人物。曹雪芹写贾府这个贵族官僚大家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清代的二知道人就说：“雪芹记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21) 这就是说，曹雪芹以他生花之笔，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乾隆盛世时的一个贵族官僚之家的腐朽情况，也就让人认识到曹雪芹时代清代上层官僚社会普遍的腐朽情况了。
〈三〉对科举制的批判
《红楼梦》里的典型形象贾宝玉，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就是不肯读书，坚决不走“仕途经济”之路。所谓“仕途经济”之路，也就是科举考试、读书做官的道路。这是明清以来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道路，它是封建政权选拔自己的接班人，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措施。反对科举制度，大家都不参加考试，岂不是让封建政权后继无人。但是科举制度，实在是毒害人心、禁锢思想、扼杀人才的一条害人的道路。因为考试限定在“四书”范围以内，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八股文），这样读书人只要死背“四书”，特别是康熙御定的朱熹的注，就能博取功名，享受荣华富贵。为了猎取功名，不少人揣摹题目，事先做好成篇文章，夹带入场。有的还把“四书”用细字抄在内衣上，要用的时候随时摘取。这样读书人的头脑便为“四书”和朱注禁锢死了，而且社会风气和学风文风，都充满着虚伪浮夸。因此，明清两代的著名学者都反对科举制度，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甚至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22) 所以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坚决反对“仕途经济”，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反科举思潮的曲折反响。
〈四〉反“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
封建社会忠君思想是至高无上的最高原则，衡量人臣的好坏，“忠”是第一标准，反之，不“忠”就是大罪。但贾宝玉却说：
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
……
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汗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23)
曹雪芹让贾宝玉这样强烈地反对忠君思想，是为什么呢？要弄明白这一点，还是要从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着手。其实这种反忠君思想，晚明的李卓吾就已经明确的提出来了，他说：
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
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臣福耶？(24)
夫忠、孝、节、义，世之所以死也，已有其名也。(25)
这两段话的意思，与贾宝玉说的“那些死的都是沽名”的意思完全一样，前面已经引过，清初的黄宗羲也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他还说“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与他同时的顾炎武和稍后的唐甄等都有相同的思想。由此可知，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反映出来的反忠君思想，实际上也是当时先进的社会思潮的反映。
〈五〉反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自明以来，一直被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到了康熙时代，更把朱熹尊为十哲之次，配享孔子。雍正和乾隆完全继承康熙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七年，谢济世撰《大学注》《中庸疏》不遵朱注，以毁谤程朱遂成大狱。乾隆朝的文网更密，其中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家淦奏稿”案，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均是雪芹著《红楼梦》之时。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曹雪芹居然还让贾宝玉说：“更有八股时文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73回）“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36回）他还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3回）上面所说的“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官定文体，其内容就是依朱注四书阐发成文，所以反对八股科举，自然就是反对程朱理学，下面说的“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这“别的书”也就是指程朱理学之书，因为不好直指，只好采用隐晦曲折的笔法。同样，“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这“杜撰”也是指的程朱理学。所以上面所引的三段话，似乎词意表达得不很明显，但实际上确是写贾宝玉反对程朱理学，这只要看一看当时思想界反程朱理学的斗争就可以明白了。晚明的李卓吾说：“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26) 康熙时期的颜元则说：“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27) 他还说：“必破一分程朱，方入一分孔孟。”(28) 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则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29) “其所谓理（理学）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理学）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0) 我们看了这些激烈的反对程朱理学的言论，再来看贾宝玉的话，就不难明白了。实际上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童言无忌，看似胡说八道讲出来的这些话，都是与当时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
曹雪芹对自己时代的批判，除了上举这些最主要之点外，他对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妇女的守节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社会的浮夸之风问题等等，在《红楼梦》里也都有所批判，总之，他从封建政权的实体封建贵族官僚家庭到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红楼梦》里统统作了批判。
二、曹雪芹的社会理想
如果说曹雪芹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非常清醒、游刃有余的话，那末，他对自己心目中憧憬的理想社会就有点朦胧了，过去我们只把他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他的理想，其实这是片面的。曹雪芹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虽然不可能很清晰，但也并不是一片模糊，可以说，他对有些问题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追求的目标也是明确而坚定的，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在模糊之中，还在摸索和寻求。
例如，他对婚姻自由的想法就是十分清醒和坚定的。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尽管千回百折，困难重重，包括着其他因素的引诱，但最终他还是百折不回，“俺只念木石前盟”，这表明贾宝玉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曹雪芹的《红楼梦》八十回后虽然没有了，但结局早已透露了，贾宝玉的结局是“悬崖撒手”，出家为僧。这就是说宝、黛爱情是彻底的毁灭，是大悲剧的结局，其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红楼梦》里宝、黛爱情的描写，是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的，是具有新的时代也即是未来时代的意义的。它与《西厢记》《牡丹亭》的爱情描写都有鲜明的时代区别。元代《西厢记》里的张生和莺莺是一见钟情，自我择配，在这一点上是突破了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樊篱，但最终还是状元及第、皇帝赐婚，纳入了封建婚姻的规范。明代《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连一见都没有，只是梦里相思。汤显祖所强调的是“情”，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但最后还是封建的大团圆。这是元明两代的爱情描写，他们都突破了自己时代的某种束缚，但都没有彻底挣断封建的锁链。惟有《红楼梦》，它不是一见钟情，而是长期的共同互相认识，而且还有过误解，还有过同样条件的竞争，到最后贾宝玉的标准还是志同道合。“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指劝他读书做官）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就和他生分了。”（32回）可见确定宝黛爱情的根本原因，还是两人的志趣相同，思想一致。这样的爱情描写在以往的小说、戏曲里是从未出现过的，不仅如此，曹雪芹还通过尤三姐的嘴说：“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的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65回）尤三姐的这段话，实际是对宝黛爱情的补充，因为这样直白的话，只有尤三姐来说才附合她的身份和性格。这段话里最强调之点，一是自由选择，二是要“可心如意”，要心里“进得去”，不能“白过了一世。”这里已经十分明显地认识到爱情的价值和人的独立的生命的价值了。这实际上也同样是宝、黛爱情的思想内涵。所以，细读《红楼梦》里宝、黛爱情的描写，他们相互的爱情原则，已经接近于近现代的爱情原则和爱情方式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还有其他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曹雪芹的时代，虽然封建的制度和社会毫无变化，但它内在的社会意识，已经在开始缓慢的逐渐地变化了，新的意识孳生了，旧的意识虽然还很牢固，但已开始有先知先觉者逐渐加以抛弃了。但这种新的恋爱和婚姻观念要真正成为一种新的制度和普遍承认的方式，还有着遥远的路程，因此，连尤三姐的理想，也只能一并毁灭。所以我说曹雪芹的社会理想是超时代（他本身的时代）的、超前的意识，他的这一恋爱和婚姻原则，就是到现在也并未过时，甚至有些地区还未能实现。
恋爱和婚姻，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曹雪芹在十八世纪中期，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恋爱和婚姻的理想蓝图，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未来世纪的贡献，而他让他的这个理想彻底毁灭，这正表明他的爱情婚姻理想，已与元明两代有了质的区别了，他的这一理想的毁灭，正是他对这个理想的坚信和坚持，同时也正是他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一个重重的批判。
伴随着他的新的恋爱和婚姻理想，他还提出尊重妇女、女尊男卑的思想。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笔。这是对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的批判，这也同样表现了他的社会思想的先进和伟大。在这个前提下，他当然反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妇女守节观念。他写的李纨，虽然没有让她殉夫，但是写她从此“心如槁木死灰”，写她的守寡“枉与他人作笑谈”，写她的贞节的名声“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这就根本上批判了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三姐的自杀，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写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实例。应该认识到曹雪芹尊重妇女的思想，也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一道耀眼的闪光，而且他的这些思想，同样是与李卓吾以来的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是这个时代先进思潮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记住，曹雪芹生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左右，下距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还有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这一点来说，他的这些思想，也是十分可贵的了。
贾宝玉还有对人际关系的友好平等的思想，对人的泛爱的思想，“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27回）这虽是林黛玉的诗句，但同样也是反映了他们寻找理想世界的思想。这一切，正好证明了他们对未来，对理想还是在朦胧中，因为他们的时代，毕竟还是封建主义的沉沉午夜，距离黎明还很遥远啊！
三、《红楼梦》的人物
据统计《红楼梦》里共写了774人，这是有名字有绰号的，如连没有名字的也统计进去，则写了975人。这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凡是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不管怎样，脑子里至少会留下几十个人的印象。
《红楼梦》的人物创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个“新”字。这个“新”字有两层意思：一是人物形象的新，这是普遍的，二是人物思想的新，这是个别的，只有贾宝玉、林黛玉两个正面典型具有新的思想。现在先说第一层意思，红楼人物形象普遍的新。尽管《红楼梦》里写了这么多的人物，但你却找不出一个雷同的形象来，不仅《红楼梦》自身的人物形象没有雷同，就是与《红楼梦》以前的小说、戏曲人物比，也找不出任何一个雷同的形象来。例如贾母。贾母是一位老夫人，在以往的小说、戏曲里，老夫人的形象多矣。《西厢记》里有老夫人、《牡丹亭》里也有老夫人，但与贾母这个老夫人却完全不同。前两个老夫人可以重叠起来，但与贾母却无法重叠。试想想你能从以往的作品里找出第二个类似贾母这样的形象来吗？不能。当贾母初次出场见黛玉时，她是一位“鬓发如银”慈爱的老祖母，但以后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她的形象、她的性格内涵就愈来愈丰富了。当她训斥贾政毒打宝玉时，“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这一声断喝，具有雷霆万钧之势，下面对贾政的训斥，其言辞锋利如刀，令贾政毫无立足之地。这时她是一位家庭的最高权威者，当他训斥邢夫人为贾赦想娶鸳鸯作小老婆来请求贾母同意时，她不等邢夫人开口，劈头就说：“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一句话，把邢夫人弄得满面通红，尴尬至极。这时她是一位邢夫人的婆婆，贾赦的母亲……但贾母实际上是一个极会享乐的人，她性格开朗，喜欢热闹，喜欢听闻说奉承她的话，她在听戏时，能单点《寻梦》，而且指定只用“提琴（胡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可见她是听戏的行家。她到了潇湘馆，见窗纱的颜色旧了，立刻命凤姐去取“软烟罗”来糊窗屉，“软烟罗”是银红色，潇湘馆满园翠竹，所以她说配银红色的“软烟罗”好看，这时她又是一位懂得装饰，懂得色彩的调配，懂得环境艺术的人，特别是芦雪广赏雪的时候：
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少了两个人，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50回）
这一段描写，可见她的鉴赏力多高，她的审美情趣多高，这时她又是一位具有赏鉴水平的人。但是在宝、黛的爱情婚姻上，她尽管疼爱自己的孙子，也疼爱自己的外孙女，却不能逾越封建的婚姻原则，更不能不尊重元妃的示意（八十回前，宝黛婚姻尚未结局，但其发展趋势已不利于木石姻缘）。终于让宝黛的木石前盟彻底毁灭了。这时她又是一个封建婚姻制度的卫道者。《红楼梦》里关于贾母的描写十分丰富，不可能一一尽举，但仅举上面数例，已可看到这是一个身份很高，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有着较好的审美修养，并且性格开朗乐观，又善于享受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是以往的小说戏曲里从未有过的形象。
再说王熙凤。论王熙凤的形象美，在《红楼梦》里也是顶尖的美人，所谓“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但美并不就是“新”，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并不乏美女。王熙凤的特异之处是她美而又聪明，聪明到“机关算尽”。不仅如此，她还办事能力强，她帮着王夫人管理着整个荣国府，特别是协办宁府秦可卿的丧事时，大展才能，办得井井有条，而下人们也没有少吃她的板子。但王熙凤不仅仅是能干，而且还大胆泼辣放纵，更进而既狠又毒。她玩弄贾瑞引他上钩，直至把他玩弄致死。对于贾瑞来说，死是自己找的，对于王熙凤说，是诚心把他往死路上引的。为了三千两银子，她可以伪造贾琏的书信，拆散张金哥夫妻，双双殉情自杀。为了惩治尤二姐，她可以毒设连环计，先把尤二姐骗进府里，还让贾母、王夫人等见过，以显她的贤德，然后进一步折磨尤二姐，终至使她吞金自尽。除掉了尤二姐，她又转过手来，为了斩草除根，要把受她支使帮她告状的张华在事成之后，派旺儿去杀人灭口，幸亏旺儿不忍，谎说张华已死，张华才算躲过此劫。她玩弄封建司法于股掌之上，她要他们怎么判，县官老爷就怎么判。这一切，都是背地里干的，表面上神不知鬼不觉。她深知在荣府最主要的是要伺候好贾母和王夫人，还有宝玉和黛玉（黛玉初到时），她也深知探春等姑娘们还有薛姨妈和宝钗等亲戚的关系也很重要，所以她把这些方方面面，协调得八面玲珑。
像王熙凤这样多方面性格，特别是阴暗面性格的美人，在以往的小说戏曲中也是从未有过的。以往小说戏曲中的形象，一般都是把美与善结合起来的，但王熙凤这个形象却是把美的极点与恶的极点结合了起来，把聪明的极点与奸诈阴险结合了起来，这确是以往所未见的。是一个崭新的形象。
再说薛蟠。我们初读《红楼梦》时，只是觉得薛蟠是个花花公子，呆霸王。这两个概念，当然都能附合这个人物形象，但只是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也没有什么“新”处。清人涂瀛说：“薛蟠粗枝大叶，风流自喜，而实花柳之门外汉，风月之假斯文，真堪绝倒也。然天真烂漫，纯任自然，伦类中复时时有可歌可泣之处，血性中人也。脱亦世之所希者与！”(31) 涂瀛这一段话，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够确切，不过比起“花花公子”“呆霸王”这类概念化的词要实在得多，可以作为参考。当然“呆霸王”是《红楼梦》的原词，但这个见于回目里的词，并不是对薛蟠的全面定评，如就他打死冯渊，抢走英莲来说，说他“呆霸王”，也还符合事实，不过还应该仔细想想，为什么在“霸王”前面要加一个“呆”字，可见与真正的“霸王”还有些区别。因此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认为曹雪芹创造的这个薛蟠，与以往所见的恶霸式的人物是有所不同的，曹雪芹所以在“霸王”前加一个“呆”字，就是说他还不是真正霸占一方的恶霸，但他的打死人命，强抢民女，却确是“恶霸”的行为。此后薛蟠到贾府以后的行为，多半是花天酒地的胡闹胡搅，用一个字来说是“浑”。例如第26回他假借贾政的名义把宝玉骗出来参加五月初三他自己的生日宴会，当宝玉说他不该用他父亲的名义把他骗出来时，他就说“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这已经够胡闹够“浑”的了，到28回在冯紫英家喝酒，当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唱完《女儿悲》的曲子后，他随即唱一个极粗俗极下流的曲子，惹得大家都骂“该死，该死”，这更显得他的粗俗下流胡闹和“浑”。47回在赖大家喝酒时，他误把柳湘莲当风月子弟，结果被柳湘莲饱打一顿，还罚他喝泥塘里的臭水，这更是他粗俗下流胡闹的结果。特别是33回宝玉挨打后，有人说是薛蟠说了宝玉的坏话，因此宝钗信以为真，批评了薛蟠，把薛蟠惹急了，就说：“越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了命，大家干净。”又说：“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这一下把宝钗和薛姨妈的内心秘密全抖出来了，气得宝钗大哭，薛姨妈气的乱战。这又展示了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不是他的胡闹，而是粗鲁莽撞而率直。之后，薛蟠又与柳湘莲结为兄弟，66回柳湘莲因尤三姐的死而断发出家，薛蟠为他到处寻找，还大哭了一场。但宝钗却说：“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看薛蟠对待柳湘莲的事，倒还有点真感情，比宝钗要近人情得多，这又显得他的性格中还有人情味的一面。79回娶了夏金桂之后，初时喜新厌旧，后来又受夏金桂挟制，弄得家反宅乱，不得不出外躲避（80回后非曹雪芹原著，未评入），这又显得这个呆霸王还有受制于人的一面。综观薛蟠这个形象，他的性格也是多方面的，与以往旧小说戏曲中类型性的单一性格也不相同，也是一个具有新的意义的形象。
再说袭人。袭人是宝玉的贴身大丫鬟，丫鬟这种角色，在以往的小说戏曲中太多了，但是袭人却完全不同，她看起来非常忠厚朴实，温柔善良，循规蹈矩，她以其朴实善良忠厚的外部表现，博得了贾母、王夫人的信任。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阴暗诈伪的人物。明明她自己与宝玉初试了云雨情，她却装作是最纯真最干净的人物，反以此而诬陷告讦别人，宝玉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与她闹矛盾的其他丫鬟如晴雯等的举动，她经常向王夫人诬陷密报，晴雯之死，就是她诬陷密报的结果。本来应该是忠实于主人的丫鬟，在《红楼梦》里却出现了一个监控主人、告密主人的丫鬟，这样的角色，也是以往小说里所未见的。
总之，你如能一一细看细味《红楼梦》的人物，你总会发现它与以往的小说戏曲人物形象不同之处，你会觉得这一大批形象，都具有不同的“新”的特征。但是上面所说的，还只是形象的外部和个性的新，还不是思想的“新”。
下面我们再说第二层意思，红楼人物形象和思想的“新”。
在《红楼梦》里形象和思想都具有“新”的意义的，只有两个人，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是作者塑造的正面形象，作者自己的思想，有时就借用这两个正面形象透露出来，当然是用形象化的语言透露，而不是直白的宣讲。
关于贾宝玉的形象。在《红楼梦》第二回里有一段正面的描写：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这是在黛玉眼中看到的宝玉的正面形象，下面还有二首《西江月》：
一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二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
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西江月》是从世人的眼中看的，充满着对宝玉的不理解，把他看作是不肖子弟，也就是说这两首词都是反面话。按常情来说，这样一个超时代的绝顶智慧的人，他的行为确不是一般世人所能理解的，所以人们有知音之难的感叹。但细读这两首词，在反话里还可参悟到一些消息。第一首词，似乎是写他家庭败落以前的情况，第二首词是写他家庭败落以后的情况。
关于贾宝玉的思想（也即是曹雪芹的思想），前面已经叙述过了，此处不再重复。
这里要解释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小人大思想的问题。有人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还是一个小孩，最大也只有十几岁，能有这样的思想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少人共有的疑问。然而，这个问题只要历史地去看，就能理解了。曹雪芹的时代，离我们已经两个半世纪多一点，那个时代与今天是完全不同了。首先贾宝玉时代私塾里读的书就是四书五经，《红楼梦》里宝玉上学这一节里，李贵不是背了一段“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吗？这虽然是笑话，但说明塾里读的是《诗经》，还有要宝玉背诵的是《孟子》，可见当时人们在学里读的就是这四书五经。这里有一段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思想家戴震幼年的故事。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说：
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周朝、宋朝相距几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32)
戴震是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戴震幼年读私塾所提的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也会觉得小孩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但放在那个历史时期来看就是事实，何况“此非常儿也。”那末，曹雪芹让贾宝玉以童言无忌，信口雌黄的方式讲出这些话来，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曹雪芹为什么塑造贾宝玉这样一个形象？我认为曹雪芹要表达的那些新的具有叛逆性质的思想，已经不是传统的形象所能承载的了，试想用《西厢记》里的张生行吗？用《牡丹亭》里的柳梦梅行吗？显然都不行。所以要表达在当时来说，正是社会最尖端的思想，曹雪芹不得不创造出这样一个既是贵公子，又是学童，又喜欢顽皮胡闹的全新的形象来，庶几人们看这个故事时，不会太过介意，而在学里读了四书五经，回来信口乱说，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奇怪了。既要躲过文字狱的灾祸，又怕真意太隐蔽了人们看不出来，所以曹雪芹才会发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来。曹雪芹所以要表达他的新的社会思想，归根结蒂，内容决定形式，形象是为思想服务的。
贾宝玉的形象的创作是这样的道理，那末林黛玉的形象的创作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我认为林黛玉的形象的形成，是集中国古代文化型的女性的各种优点孕育而成的，她的聪明，她的敏捷，她的诗才，她的深情，她的妙悟，她的薄命，她的孤零，她的自怜和幽怨，都是古代才女分别有过的，但经过曹雪芹的化育，使它集于一身而且形成一个全新的形象。她的荷锄葬花的形象，恐怕将与屈子楚泽行吟的形象同为百世之所传诵。而她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她的“冷月葬诗魂”的名句，永远会成为她为寻求新的理想而殉身的诗谶！林黛玉实在就是诗的化身！
四、关于后四十回的问题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人们最关心的，一是作者问题，二是评价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并不复杂。关于作者问题，程伟元在程甲本的序里说：“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告成矣。”再看程乙本上程伟元高鹗共同的引言：“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看以上这两篇文字，后四十回的来源写得清清楚楚，是从鼓担上得来，是历年所得，程伟元、高鹗是加以整理出版。有人一口咬定是高鹗所续，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是高鹗所续，那末程伟元为什么要说是他两次所得呢？为什么程、高两人署名的引言里要说“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呢？这个时候，《红楼梦》已经是热门书，并不禁止，而且得到普遍好评，程甲本印后不到一年，就改出程乙本。如果是高鹗所续，为什么不在他们的共同引言里写明是他的续作呢？这里没有任何一点须要隐瞒的原因，所以这后四十回的作者在程高时代已无可考了，只能说是无名氏所作，程伟元、高鹗是整理者。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仅凭猜测臆断说是高鹗所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现在红学界大多数已认识到这点了，不少新出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也署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了。
关于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我认为从当时众多的续书来说，程本的后四十回是高出诸续本很多的，这是它能一直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百二十回的程甲本也是有功的，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活字本广泛发行，则难保原本被后人作更多的妄改，有此印本传世，则《红楼梦》得到了定格。虽然他们也作了若干修改，毕竟改动较少，所以从《红楼梦》的传播来说，程、高是有功绩的。
但是，后四十回毕竟不是原作，所以与原作比较，我认为有三点不如原作。一是续作者的思想离曹雪芹太远，所以后四十回在一些关键情节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尤其是宝玉参加考试，连黛玉都劝他考试，还有贾家复兴等，这是明显违反原意的。二是作者没有实际的生活。曹雪芹是有真实的生活为基础的，所以前八十回作者主观的感情流露得非常明显，而且也很感动人，而后四十回因为缺乏生活，就完全成为对前八十回的模仿，语言的感情色彩大为逊色，有些情节还接不上头。三是后四十回作者的文笔离曹雪芹太远，所以显得捉襟见肘，显得无回旋之力。但是，平心而论，后四十回也偶有写得较好的部分，如黛玉之死等等。因此也有人提出后四十回中是否杂有少量雪芹原稿的问题，这当然是无法回答了。但这个问题也正好帮助说明了后四十回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把程、高本骂倒批倒，是不合事实，也缺乏历史观点的。
2008、3、20夜十二时于瓜饭楼
注释：
① 同样的批语，在夕葵书屋本《石头记》卷一上也有，如果算上此条材料，可算有三条证据。但这条批语明显是过录的，故未列入。此条批语的署年是：“甲申八月泪笔”，这“甲申”的署年很重要，可证甲戌本此条署年之误。
② 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23－12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29－30页
⑤ 见《红楼梦学刊》第一期，张书才《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补 遗》。
⑥ 同①
⑦ 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26页．中华书局1975年 版。
⑧ 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82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⑨ 同上书第99－100页
⑩ 《永宪录·续编》第390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 《红楼梦》第16回第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 曹雪芹的生父，一说是曹颙，另说是曹頫，均无确切史料可证实。
(13) 见曹寅《楝亭集》
(14) 《曹雪芹是超前的思想家》（1997年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开幕词）。见《论红楼梦思想》。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5) 黄宗羲《原君》
(16)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周室班爵录》
(17) 同上书，卷九《守令》
(18) 唐甄《潜书》下篇下《室语》
(19) 王夫之《噩梦》
(20) 袁枚《策秀才文五道》
(21)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册10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22) 《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23) 《红楼梦》36回
(24)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25) 同上书卷三：《何心隐论》
(26) 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27) 《朱子语类评》
(28) 颜元《存学篇》卷一
(29) 《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
(3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31) 《红楼梦卷》第一册141页，1963年版。
(32)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第4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