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文学的内迁题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寇入侵，中国大片国土遭受战火的威胁，中华民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大迁徙，人员、机关、学校、厂矿、物资等纷纷向内地迁移。据统计，仅“由东南及中部迁至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人员就“在千万人左右”①；至1940年底，内迁的民营厂矿即达448家，机料70941.2吨②；“在抗战八年间加入内迁队列的全国高校累计达100余所，搬迁校次近200次之多”③。这场历时长久④、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内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⑤，也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鉴于迄今无人对抗战文学的内迁题材予以关注，本文拟在较为充分地搜集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初步论析，希望能够对认识抗战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有所助益。 在内迁的人员构成中，知识分子占有很大的比例，“据某处非正式的统计，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⑥。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群体亲历了内迁的颠沛流离，对内迁有着丰富的认识和体验，自然会运用手中的笔，以各种形式记录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茅盾在“八·一三”事变时曾由上海护送一双儿女内迁长沙，后来又曾取道昆明、兰州到新疆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茅盾适在香港，他在东江纵队掩护下，经惠阳转移到桂林。丰富的内迁经历使得茅盾对内迁题材情有独钟，其短篇小说《虚惊》《过封锁线》和散文《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脱险杂记》等如实记录了其由香港内迁桂林的过程，长篇小说《走上岗位》及抗战胜利后据此改写的《锻炼》则表现了淞沪会战时上海工厂向内地的迁移。 巴金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前往广州编辑《烽火》《文丛》，直到广州沦陷的前一天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偕萧珊等人离开广州，历经艰险，取道梧州、柳州，内迁桂林。其散文集《旅途通讯》中的一些篇章，包括《广州的最后一晚》《从广州出来》《梧州五日》《民富渡上》《石龙—柳州》等，记述了他们一行内迁的经历。 老舍在济南即将陷落之时，经徐州、郑州抵达武汉从事抗战文化工作。武汉战局紧张之时，“文协”总会决定西迁。1938年7月底，老舍携总会印鉴，溯长江西上，到达重庆。其散文《别武汉》《船上——自汉口到宜昌》《八方风雨》记叙了其内迁的大致情况，写作于抗战胜利不久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则以不少的篇幅对难民内迁的细节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李广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济南中学，1937年8月随学校迁往山东泰安，又迁河南南阳赊旗镇，再迁湖北郧阳，最后迁往四川罗江，行程七千里。其《流亡日记》(《出鲁记》《杖履所及》等)、散文集《圈外》(《西行记》)和诗歌《奠祭二十二个少女》《我们在黑暗中前进》叙写了该校内迁的历程。1940年10月，李广田夫人王兰馨携带幼女，化装成商人眷属，通过日军封锁线，辗转到达罗江。李广田完成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长篇小说《引力》即取材于王兰馨的此次经历，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内迁的书。 丰子恺于1937年11月其家乡浙江崇德石门湾遭到日军空袭时，携一家老小辗转内迁，途经江西、湖南等省，于1938年6月到达广西桂林，任教于桂林师范学校，1939年4月又到广西宜山，就浙江大学教职。从浙江到广西的内迁经历，丰子恺有“避难五记”系列散文(《辞缘缘堂》《桐庐负暄》等)加以记述。9月，日军进攻南宁，浙大再迁贵州，师生各自疏散。丰子恺一家开始了再一次的内迁，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贵州都匀、遵义。关于这一段内迁经历，丰子恺写作了散文《艺术的逃难》。 施蛰存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1937年9月自松江出发，耗时二十余天，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四省抵达昆明。次年7月，在《宇宙风》发表《西行日记》，叙写此次内迁的经过。 穆旦1937年10月作为护校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进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⑦，1938年2月又参加长沙临时大学为西迁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3500里，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途中，穆旦写下了组诗《三千里纪行》。 钱锺书也有内迁经历，他1938年由法国回国后即由香港赴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短期任教，次年11月又与徐燕谋等人从上海前往湘西宝庆，任国立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其长篇小说《围城》对内迁多有表现：赵辛楣、方鸿渐等人由上海奔赴设在湖南平成的三闾大学任教，小说以第五章一整章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旅程，此外与内迁有关的情节还有苏文纨的父亲苏鸿业“随政府入蜀”、唐晓芙经香港转重庆继续学业等。 内迁题材的作者不限于作家，而是整个知识群体，其范围相当广泛：有青年学生，如长沙临时大学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参加徒步西迁的“湘黔滇旅行团”，其记述旅行经历的长篇散文《西南三千五百里》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政府官员，如曾在湖南省政府任职的薛建吾，出版了记载其由湘入川行程的作品《湘川道上》，并于旅途中吟得《湘川道上杂咏》组诗⑧；有军人，如曾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的周俊元，写作、出版了散文集《宜渝道上》；甚至还有家庭妇女，如银行职员李孤帆的妻子李施葆真在上海租界被日军强占后，携子女历尽艰险，由沪抵渝，写作了较长篇幅的散文《内迁纪程》。 散文灵活自由，是内迁题材的首选形式。上文提到的不少作品就采用散文的形式来记载自己的行程。此外还有靳以的《旅中杂记》和《沉默的旅车》、蔡楚生的《龙江吟》、王冠青的《半阕西行曲——汉宜途中散记》、程万里的《流亡散记》、梦石的“流亡散记”系列(《第一次旅程》《宜昌剪影》《夜渡南县》《慌乱中的安静》《在沅江里》)等众多作品。但内迁题材的文体是多样的，诗词、小说、戏剧等形式都被广泛运用。新诗除上文提到的穆旦的《三千里纪行》组诗、李广田的《奠祭二十二个少女》《我们在黑暗中前进》外，还有邓颖超的《敬悼新陞隆轮廿五位死难烈士》、袁勃的《悼十六个》等。旧体诗除上文提到的薛建吾《湘川道上杂咏》组诗外，还有叶圣陶的《宜昌杂诗》组诗、林庚白的《西迁四首》、何香凝的《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王蘧常的《闻国都西迁》、温麟的《西行杂诗》、姚伯麟的《首都沦陷国府西迁》、周舒的《金口目击寇机狂炸》、罗世文的《别汉入蜀》等。词如余道南的《满江红·迁滇道中羁旅沅陵》：“托迹遐荒，且休教、豪情萧索。羁旅处、江楼几日，风寒雪作。白浪惊翻春水涨，玉峰环抱孤城暮。向黄昏、击揖渡中流，争先著。萦乡思，伤夷祸。前路杳，关河阔。又清宵梦醒，鸡鸣雨过。百代金瓯终不缺，五溪衣服宁沦落。似传来、水上四弦声，无人觉。”歌诗如《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小说除上文提到的茅盾的《走上岗位》、李广田的《引力》、钱锺书的《围城》等外，还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国力西迁”、“木兰入蜀”结局)等。戏剧有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张俊祥的《万世师表》、张亮的《抢运》等。内迁题材还有一种特殊的文体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日记，施蛰存、浦江清都有《西行日记》，李广田有《流亡日记》，余道南有《三校西迁日记》，杨式德有《湘黔滇旅行日记》。日记在文学性方面或许略有欠缺，但却保留了更多“原生态”的东西。 内迁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对内迁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书写，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内迁的历史。 其一是迁与不迁的矛盾斗争。 不做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奔赴大后方参加抗战工作，当然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但由于故土难离、谋生困难、对时局的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间或还有私心杂念作祟等诸多原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真心实意地赞同内迁，迁与不迁之间往往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斗争。一些作品剖析了人们面对内迁时的复杂心态，表现了迁与不迁的矛盾斗争。张俊祥《万世师表》第三幕中，以林桐、管声洪为代表的师生坚决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张将学校由长沙搬迁到云南，可是刚刚死了太太的系主任郑楚雄却因为追上了本地银行家的女儿而反对内迁，双方展开交锋，郑楚雄以不具备搬迁的条件为由头搪塞管声洪等人的内迁请求，最后因在长沙的校舍毁于日军的空袭才不得不勉强同意。陈白尘《大地回春》中，实业家黄毅哉在江南老家的恒丰纱厂因搬迁不及沦入敌手，在武汉新办的新中国纱厂又面临着内迁的问题，其儿子黄树坚、女婿钱少华却百般阻扰——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黄毅哉抽出在纱厂的股本，到上海去做投机生意，在黄毅哉和另一股东章式如的坚持下，新中国纱厂才得以迁往重庆。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中迁与不迁的矛盾比较单纯，那么茅盾《走上岗位》、李广田《引力》则将这种矛盾表现得丰富多样。在《走上岗位》中，不同阶层的人在迁与不迁的问题上都存在矛盾：就资本家而言，爱国企业家阮仲平抱定长期抗战的宗旨，紧锣密鼓地推动着工厂内迁的工作，而强民厂老板朱兢甫是个主和派，他认为战事不会长久，因此一方面假装要内迁，拿着政府补贴的装箱费，一方面却偷偷将机件运到租界避风头；就管理层而言，罗工程师出生入死，坚决支持阮仲平内迁，蔡永良却因“脚踩两只船”而推三阻四，不肯首批内迁，姚绍光甚至因为内迁行程的危险，在途中卷款私逃；就工人而言，“歪面孔”石全生的家已经毁于战火，住在难民收容所，他唯恐工厂内迁不带上自己一家人，而周阿梅的老婆金宝因自己怀有身孕、上工的纱厂又有开工的可能而不愿意内迁，她觉得“一定要做难民，就在上海做好了，干么还要辛辛苦苦跑那么远的路呢”。《引力》也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对待内迁的不同心理。庄荷卿和米绍棠本来已经随着他们工作的学校离开了家乡，走上了内迁之路，结果却中途折返了。庄荷卿是因为他的未婚妻施小姐留在沦陷区，他要回来寻找他的“爱情”，然而施小姐已经同一个日本军官要好，庄荷卿被借故杀害。米绍棠本想在内迁中“抓住更好的上进机会”，不料获得的却是“吃不饱与睡不暖”，与他做官的理想背道而驰，于是他返回家乡大做其伪官，被游击队处决。主人公黄梦华的心理更为丰富细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性，她不愿意在敌人的刺刀下屈辱地生活，然而她又依恋家，依恋家里的母亲和弟弟，依恋家里的每一件东西，这种依恋使她迟迟难以下定内迁的决心。不过“自由中国”的“引力”最终战胜了这种依恋，她艰难地开启了自己的内迁行程。 其二是迁徙过程的艰险。 内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战时交通不便，有限的运输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汹涌而至的人流、物流，徒步跋涉、肩挑手提是免不了的，滞留旅途的事情经常发生，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是家常便饭。发生意外或是受到土匪骚扰、日军袭击时，生命也毫无保障可言。迁徙过程的艰险，是内迁题材作品重点表现的。 巴金的《旅途通讯》写了旅馆的难找，初到梧州时他和朋友只能睡在一家小旅馆的过道里，另一位“年长的朋友”⑨则只能在骑楼下坐了一夜；也写了船票、车票的难买，他们多方设法，依然处处碰壁，一位到四川的朋友，按照登记的顺序，要等三个多月才能成行；还写了日军空袭给旅程带来的不便，船只只能在夜晚航行，白天则要找地方躲避敌机。 浦江清的《西行日记》写了通过日军警戒线的惊险，船夫将封锁航道的铁丝网的木桩拔下，迅速将船摇过，再回来将木桩安放，“此时间不容发，倘为日哨兵窥见，我侪皆无死所矣”；写了运输的困难，驮行李的骡子被军队索要，只得让轿子抬行李，人则勉力步行；写了旅途中的患病，胃病发作后只能吃面和粥，打摆子更是苦不堪言；写了道路不通导致的“搁浅”，仅在屯溪就滞留两个多月；写了旅费用尽的窘迫，除向昆明发电请求汇款外，还得多方奔走，向有关部门申请救济、垫款。 茅盾的《虚惊》《过封锁线》《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脱险杂记》等作品记载了由香港撤出的人员在游击队护送下通过敌占区的传奇经历。《走上岗位》则形象地表现了工厂内迁的复杂过程：拆机器、装箱、找船、办护照，每一件都很困难；好不容易都办好了，闸北已经失守，苏州河不能走，又得绕道，办好的护照失去了效用；总算出发了，一路上又要提防军队扣留船只，又要躲避日军空袭…… 李广田的《圈外》等作品记山东部分中学师生行程七千里的内迁经历，其中既有山高路狭、滩险流急给行程带来的困难，也有沿途受到土匪的惊吓、保长的敲诈，甚至还有舟覆汉水、二十多个学生葬身江中的悲剧。⑩《引力》中黄梦华的内迁之路也并不平坦：在学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办好购买火车票所需的各种证件；在火车上又受到日本军警的怀疑，差点被抓起来；道路泥泞，她赤着脚，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抱着孩子，艰难地行进，“胳膊几乎痛得要断下来”；孩子发烧口渴，没有水，一连喝了三大碗黄泥汤…… 周舒的旧体诗《金口目击寇机狂炸》记江兴轮在内迁途中被日机击沉的惨剧。诗曰：“朝辞黄鹤址，溯水载雷舟。金口临空敌，江航目国仇。邻舷千弹落，赤浪万尸浮。惨望东流杳，生遗哭荻洲。”《新华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搭乘新陞隆轮内迁时，也遭到日机轰炸，二十多人遇难，《新华日报》于1938年12月5日辟特刊纪念遇难者，发表的部分作品如邓颖超的《敬悼新陞隆轮廿五位死难烈士》、袁勃的《悼十六个》、铸夫的《血流》、郝启文的《脱险自述》等，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其三是迁徙之后的境况。 众多的人员、机关、学校、厂矿等历尽千辛万苦，迁徙到了内地，那么迁徙之后的境况如何呢？部分内迁题材的作品对此进行了比较真实的反映。 在茅盾的《走上岗位》中，不愿内迁的朱兢甫对坚决内迁的阮仲平说过这样的话：“你一个厂，搬到汉口，难道半空里挂起来么？……厂，不是一间市房，只要块地皮。交通是不是方便，有没有动力，工人如何招募，原料如何购买存储：千头万绪，没有半年六个月不会弄出个眉目。”看来茅盾已经考虑到工厂内迁之后的出路问题，可惜小说未能终篇，未及展开。这方面的内容，在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第五幕中新中国纱厂已经内迁到了重庆，然而重庆并不是一块净土，一方面有敌机接二连三的轰炸，一方面有许多人不事生产，专门囤积居奇、买卖外汇，新中国纱厂一直开不了工，黄毅哉不禁有了满腔的牢骚和愤慨。章式如劝告黄毅哉既要看到黑暗，又要看到光明，并以政府提倡工业的决心、措施以及“千千万万的将士在浴血抗战”、“无数的老百姓在修筑国防公路”、“若千万工人在为国家开发资源”等正面现象相激励，黄毅哉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全力投入到工厂的维修、建设中。全剧结束时，黄毅哉炸伤了腿，然而新中国纱厂却终于在“七七”三周年之际开幕了。 《新华日报》1942年5月17日发表的卢谨的访问记《访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迁人员的就业及生活问题。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内迁妇女就业及生活的困难：“在职业向妇女关门的情形之下，身为妇女复流亡到异乡来的姊妹们，既少亲朋，更无依靠，失业，飘流，她们常常找不到出路而陷于彷徨、苦闷、消沉甚至堕落。”另一方面又介绍了有关部门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如赈济委员会设立的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就采取了介绍就业或升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廉价膳宿等措施救济内迁妇女。 其四是迁徙的意义。 内迁虽是躲避战乱的不得已之举，从另一角度来看又是主动的战略转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它提供了锻炼身心、接触民间、了解社会的机会；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它促进了内地的开发，积蓄了抗日的力量，延续了国家的命脉。部分作品对此进行了表现。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通过前后的对比表现了内迁对青年学生体魄的锻炼：“行军的开始，的确我们都曾感到旅行的困难。腿的酸痛，脚板上磨起的一个个水泡，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有‘远莫致之’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行军队伍是两列纵队，一个人须提防踩着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又须提防后面的人踩着自己，两只眼睛脱离不开那狭长的队伍，只好暗地叫苦而已。”“奇怪的是到了第十天之后，哪怕是最差劲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四五十里……脚板皮老了，即使赤着脚穿上粗糙的草鞋，担保不会再磨起水泡，腿也再不会感觉得疼痛。头和手添上一层黝黑的皮肤，加上微微的黑须，更显示出我们的壮健。” 李施葆真《内迁纪程》表现了几个孩子在内迁过程中的成长，做母亲的因病滞留成都，之所以敢放心大胆地让孩子们自行赴渝，是因为“经过这次的长征，他们已老练得多了”。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写青年学生从雪中行军中切身感受到祖国山河的辽阔、壮丽，又从边远地区的抗战歌声中领悟到内迁撒播了文化的种子：“庄严抑扬的歌声随寒风传来：‘旗正飘飘，马正啸啸……’仔细一听，原来是住在邻近房间里的艺专学生的二部合唱。自从故都和西子湖，我们的两个南北大艺术城，沦陷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从火线下挣扎了出来，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我们抗战的第一个收获，便是我们的文化种子散播各地，本来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山谷乡村，今日却遍地是春了。 对于国都南京的沦陷，国人深感痛心，但对于政府内迁的战略意图，一般都能够理解，并因此而坚定了胜利的信心。王蘧常的《闻国都西迁》很有代表性：“北望阵云寒，新亭泪不干。河山塞丑虏，车马走高官。国土缘江尽，牙旗照水残。犹闻新策略，西去战场宽。” 当然，内迁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并不是仅仅只对迁徙本身进行书写，而是通过对迁徙的书写，再现时代的风云，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茅盾的《走上岗位》以迁厂和反迁厂的斗争为主线，主要描写民族资本家阮仲平迁厂的故事，但小说并没有局限于迁厂本身，而是围绕阮仲平一家的社会关系，作了比较广阔的横向开拓，将笔触伸向各个阶层，描写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知识分子的爱国言行、官僚政客的和谈阴谋、各式汉奸的卖国行径等方方面面，甚至还有难民收容所的悲惨状况。这样“八·一三”事件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就全景式地展现出来，也可以说是抗战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又如李广田的《圈外》记的是自己内迁的行程，但作者将沿途的见闻都纳入笔下，内容也很丰富，“贫穷”、“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构成了他笔下的“圈外”世界。(11)再如西南联大师生记载该校内迁的几篇作品(12)，视野都很开阔，举凡山川名物、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尽入笔底：就山川名物而言，沅江的水、湘西的山、沅陵的雪、贵阳郊外供奉王阳明的扶风寺以及贵州镇宁境内的火牛洞、黄果树大瀑布，是几乎每篇作品都要详加描写的；就风土人情而言，苗民得到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是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对苗族各个支系不同的服饰、习俗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就社会状况而言，湘西的匪患、贵州苗民的贫穷以及鸦片的泛滥是表现的重点。 陈钟凡在为薛建吾的散文集《湘川道上》作序时，曾感叹中华民族前三次的大迁徙缺少文字记载，“颠沛流离的惨状，后人无从得知”，而第四次大迁徙(即抗战时期的内迁)却能够为后世所了解，这正是《湘川道上》等作品“有裨于史乘”的文献价值所在。(13)陈钟凡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包括《湘川道上》在内的抗战文学内迁题材作品的价值不限于此，至少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抗战文学内迁题材的作品体现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纠结，是认识抗战文学思想倾向复杂性的典型标本。 抗战的爆发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各派政治力量都皈依到救亡的大纛之下，民族主义成为抗战时期的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但是各派政治力量固有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消褪，抗战语境下得到强化的民族意识与其固有的阶级意识是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相颉相颃的情状颇为复杂，也反映在抗战文学之中，造成了抗战文学思想倾向的复杂性。 内迁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正是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博弈的产物，提供了认识抗战文学思想倾向复杂性的典型标本。内迁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的，因而表达对日寇的痛恨、对祖国的忠诚是内迁题材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内迁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做的，民族意识无论是显是隐，都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如何香凝的《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万里飘零意志坚，怕为俘虏辱当年。河山不复头宁断，逆水舟行勇向前。”表现了作者不作俘虏的坚贞操守，抒发了其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但似乎与阶级无涉的内迁题材作品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有的作品在民族意识之外，流露出比较明显的阶级意识。如罗世文的《别汉入蜀》：“金陵铸鼎梦难圆，赵构君巨走蜀川。龙虎苍茫留国耻，龟蛇黯淡失汤坚。企图揖盗输繒策，忍作焚萁篙里篇。豚犬诸郎难了事，终朝坐食误坤乾。”“秋风夏口望渝蓉，百难蚕丛寓意浓。劫后余生仇禹贡，瞻前乐死反尧封。闇公首义披荆棘，楚女横流布阵容。此去西南偿夙愿，开来继往为工农。”作为先行入蜀筹办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内迁事宜的共产党人，罗世文既为民族的苦难而悲痛，又表达了继承杨闇公、萧楚女等先烈遗志，开辟西南地区革命工作新局面的宏大抱负，他还将河山的沉沦归结为国民政府的无能，视其迁都为南宋朝廷的偏安江南，甚至直斥当权者为猪狗。又如李广田的《引力》，既重点表现了“自由中国”对沦陷区人民的强大“引力”，也花费不少笔墨描写大后方的“昏天黑地”，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也是纠结在一起的。 其次，抗战文学内迁题材的作品以纪实为特色，创造性想象或有不足，但纪实也为其带来了真实细腻等优点，艺术价值不可低估。 抗战文学内迁题材的作品大多是作者亲历内迁之后的产物，因而以纪实为主要特色。作为内迁题材作品主要文体的散文自不待言，就是小说也缺少虚构。李广田谈到《引力》的写作时，说过一番自省的话：“我常常为一些现成材料所拘牵，思想与想象往往被缠在一层有粘性的蜘蛛网里，摘也摘不尽，脱也脱不开，弄得简直不成‘创作’。”(14)所谓“为一些现成材料所拘牵”，正是《引力》纪实性的表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认为《引力》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其实“为一些现成材料所拘牵”在内迁题材的作品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茅盾应该是比较擅长编织故事情节的作家，但在他内迁题材的短篇小说《虚惊》《过封锁线》中也看不到多少想象、虚构的成分，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两篇小说和散文《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脱险杂记》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纪实并不意味着缺乏艺术价值，纪实性的内迁题材作品在创造性想象方面或有不足，但在真实细腻方面却具有很大的优势。茅盾的《虚惊》《过封锁线》不事渲染，在自然真切之中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李广田的《引力》不以情节的曲折见长，正是真实细腻的心理刻画使小说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以风中种子的落地生根写黄梦华婚后对家庭的经营、以水中行藻的“永久是一个向前的姿势，但永久离不开那个生根的地方”写黄梦华在去留之间的艰难选择，都朴实而真实。又如写黄梦华等人从沦陷区逃出来后见到中国国旗的感受，也堪称细腻传神：“她们看了这些旗帜，一时之间生命中完全被欢欣充满了。又仿佛在外面受尽了野孩子欺侮而回家看到了母亲的孩子一般，有些垂下来的旗子一直触到了她们的头上和肩上，那正如母亲的手所给与那受屈的孩子的抚慰，她们真感到有多少话要诉说，有多少泪要挥洒。几年来在沦陷区所受的凌辱，近些天来在路上所受的委屈和折磨，仿佛都是为了要看见这些旗子，也正为了这些旗子，她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也仿佛都是值得的，都是无所谓的了，就连这最新的伤痕，那个中国队长所给与梦华的屈辱，也已得到了平复。” 内迁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当然有个别是显得简单、粗糙的，但从总的看来，还是有着比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不乏文质兼美的佳构。茅盾的《走上岗位》、李广田的《引力》、钱锺书的《围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张俊祥的《万世师表》等长篇的小说、剧作，都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著作。一些篇幅短小的诗歌、散文，在艺术上也很成熟。诗歌方面，如穆旦的《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抒发远行者融入自然怀抱、祖国原野的欢欣以及勇于征服的青春激情、活力，李广田的《我们在黑暗中前进》通过黑暗中赶路的师生与灯光下其乐融融的人家的对比，传达复杂的情愫(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也有内迁大后方的坚定；既有旅途的艰辛，也有行进在祖国大地上的豪情；既有失去家园的痛苦，也有赢得最后胜利的决心)，都是很好的诗作。散文方面，如丰子恺的《辞缘缘堂》《桐庐负暄》等作品记一家人危急之中的辗转奔波，却写得并不局促，从容不迫的叙述既流露出作者真切的爱憎，又显示了其旷达、洒脱的个性，堪称达到了艺术的极致，又如李广田的《江边夜话》等篇章被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赞为“不止是完美的艺术，而且是社会和时代不可少的留影”(15)。 ①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12页。 ②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数据。见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③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④内迁在“九·一八”事变时拉开帷幕，全面抗战爆发后进入高潮，至1939年底1940年中基本完成，但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1945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又再现余波。 ⑤史特朗、赛珍珠、卡曼、端纳等外国作家均著文反映这次大迁徙，称其为“伟大的中国内迁运动”，赞叹“新的中国开始了”。见史特朗等《伟大的中国内迁运动》，米夫译，《现代中国》第1卷第11期，1939年。 ⑥《许委员长谈救济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5月22日第2版。 ⑦内迁途中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⑧包括《去辰州》《车渡沅江》《茶洞》《秀山》《酉阳》《黔江》《秀彭道上》《彭水》《江口》《巷口》《羊角矶》《北溏溪》《涪陵》《抵渝州》等二十多首。 ⑨即林语堂之兄林憾庐。 ⑩李广田为此还创作了诗作《奠祭二十二个少女》。 (11)李广田：《圈外·序》，《李广田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12)主要有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向长青《横过湘黔滇的旅行》、林浦《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吴澂镒《“长征”日记——从长沙到昆明》、丁则良《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郑天挺《滇行记》等。 (13)薛建吾：《湘川道上》，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3页。 (14)李广田：《引力·后记》，《李广田全集》第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页。 (1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