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地小说作家的废土废都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作家论文,废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历史地理学家考证，黄土高原在历史上曾有广茂的原始森林，植被相当理想，山青水秀并非神话。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天灾人祸，尤其是人为开垦砍伐的不当，这些植被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再生的机遇不断失去，遂造成了大西北最多见的荒山秃岭、沟壑纵横和沙漠旱土（注：详参史念海：《河山集》（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至147页。）缺水少雨，而一旦雨水降临，又顿时泥沙俱下，水土俱失，沿黄河滔滔东去。于是，一代代黄土地的子民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贫瘠与干旱等灾难的折磨。面对着经常寸草不生的苦焦无水的黄土地，那种靠天吃饭、忍苦无奈的精神麻木，亦显出人之生命绿色的匮乏。至少，这种荒芜的黄土地“视象”不是完全欺蒙人的感觉，那里在生态层面和心态层面都存在着再明显不过的“废土”现象。面对废土，喟叹常常冲撞得人心窝窝疼痛难忍，作为黄土地的作家，避不可免在这种焦虑忧思中生成出趋向反思忧患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同样易于被“废都”现象所诱发。伴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不断攻伐与掠夺，到20世纪末遍及全国的生态危机（据联合国发表的报告，全球都市化严重加剧了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途径）已经再难让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这种破坏生态的惩罚在大西北已经得到了印证（如大面积森林植被的失去），在秦地也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不仅是陕北黄土高原，而且在关中、陕南也不同程度地印证着生态恶化的可悲后果。当年繁华的大唐首都哪里去了？迢迢逍逍响着驼铃的丝路哪里去了？八水绕长安的绿波轻浪哪里去了？司马迁曾说过的“天府上国”的秦川大地也陷入经常性的相对贫困之中。如此说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其它地域转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于是，当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古都西安，自唐以后便由繁盛的皇都地位跌入了实际已趋荒废荒凉的“废都”之境。这是一种相当尴尬的处境。就像富家大户转成穷家小院，那滋味极为苦涩难受（较那种穷苦人转成阔佬的滋味尤有悬殊！），巨大的失落必然造成迹及“阿Q”式的自大自卑相交织的复杂的心态。以致于“长期以来，伟大的‘长安’竟成了‘保守’的代名词”。“关中辉煌的历史，使这块土地得以炫耀，关中先祖的勤劳、勇敢、威武、争胜，使这块土地富饶丰盛，富饶丰盛的土地却使它的子孙们滋长了一种惰性，惰性的滋长反过来又冲击着古老的习俗”（注：《贾平凹散文精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202页。）。这是贾平凹1983年对关中的看法，这种敏锐中也透露了他的敏感和忧思。正是这种敏感而忧郁的气质的进一步发展使贾平凹敏锐地揭示出秦地的“废都”现象。
废土废都现象是三秦历史文化景观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由此滋生的废土废都心态，在作家，其实质是反思忧患心态，即使带上了某种颓废的情绪，那也迹近本世纪初期的鲁迅的“颓唐”、“彷徨”和郁达夫的“沉沦”、“消极”，其内潜的探索精神、省思力度当是更值得注意的方面，由此常可引出真正的清醒，达到深刻的境界。在侧重写“废土”现象及心态方面，当推年轻作家杨争光为代表；在侧重写“废都”现象及心态方面，当推中年作家贾平凹为代表。除他们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涉入相应的描写领域的秦地作家还有一些，如冯积岐、黄建国、麦甲、峭石、沙石、韩起、李康美，等等。倘更宽泛一些来看，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注意到“废土废都”现象及心态而表现出相应的反思忧患心态的作家，在秦地近些年来的作家中，则是相当普遍的。如果在整个20世纪秦地文学的范畴中来考察，当年那些对旧世界旧中国旧生活旧势力持有怀疑、批判、否定、暴露心态的作家，大抵也应视为拥有彼时时代特征的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比如在抗战期间，国际上有强寇入侵，国内有新军阀掠夺和各类吸血虫的榨取，广大民众陷入到绝非夸张的“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的危机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处于这样的赤地千里、赤县危机的时代氛围之中的大小知识分子以及民间的李自成式人物，便不可能无动于衷。延安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危机忧患意识与反思批判精神也实际成了延安作家们文化心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间无疑渗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精神，亦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世精神；也无疑拥有了来自民间、来自黄土地深处的反叛精神，从而对敌寇和统治者给予了最激烈的批判，甚至是最“疯狂”的攻击。恶势力的巨大压力逼人太甚而使人不能不“疯”（这对那些神经有些脆弱的人们来说，包括今天的，确实难以承受）！大规模的武力对抗和精神对抗按常规必然会留下很难避免的或重或轻的后遗症。其中对个性或个人权益的抑制乃至牺牲也许就是明显的一种。这种后遗症后来终于酿成了新的灾难，与其它方面的原因“合谋合作”而造成了同样令人震惊的“十年内乱”。所不同的是，八年抗战而使人心凝聚，十年文革却使人心涣散。后者造成的精神荒芜实更令人触目惊心。于是针对革命文化中“左”倾幼稚病（不是革命文化整体）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一支，成为至今犹在深化的文学现象。从伤痕抚摸到精神反思，从精神反思再到国民性的剖析或批判，作家们忧思重重，不堪重负。于是就有作
家逃回商海、逃向人生“游戏厅”，但秦地那些严肃的作家并不如此。他们宁愿负重而行，甚至带着一种反抗绝望的执拗与悲壮的心境艰难地匍匐而进。即使是那位较多“现代”或“后现代”意味的比较潇洒比较贪玩的杨争光，也有着对“小说家”角色的深切认识，他说：
如果一个人指着一堵水泥墙说：我要把它碰倒，你可能不以为然；如果他说：我要用头碰倒它，你可能会怀疑他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如果他真的去碰几下，你会以为他是个疯子，你会发笑。可是，如果他一下一下地去碰，无休止地碰，碰得认真而顽强，碰得头破血流，直到碰死在墙根底下，你可能就笑不出来了。也许你会认为，尽管他做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并不一定可笑。
真诚的小说家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他进行的是一场无休止的、绝望的战斗。他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做。（注：杨争光：《小说家及其它》，《美文》1996年第9期。）
就是这么个内心很执拗、很沉重的西北汉子杨争光，总爱写一些“废土”地上的干巴巴却又意深深的故事。他的瞳孔里失去了具体的历史年代的印记，只放大了黄土地上生命的挣扎、生命的萎琐的灰色视象。即或写到带有英雄气的传奇（如《流放》），也终必落笔于英雄气的消蚀。于是关于英雄的神话和传奇本身也变得黯淡无光，历史上的崇高被消解了，从而走出了出于某种政治观念而精心建构的历史神话（《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的结尾部分也都有这种意向的流露）。既然对英雄传奇之类的东西失去兴趣，似乎应该转向优美的人情风俗了吧？没有。杨争光对“废土”的记忆太深切、太固执了。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子：
《从沙坪镇到顶天峁》中写的“景”：
看不见人影，看不见树影，也没有庄稼，满眼都是山梁、山坡。坡上有一些梯田，秋收后留下的玉米根直乎乎对着天空。山顶上是种小麦的土地，光秃秃的，像一顶顶贫瘠的帽子。太阳还有一阵才能跌进不知哪一架山梁的背后。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那些帽子金灿灿的，赤裸裸地袒露着，让人寒心。背阴处长着些草一样的东西，已经干枯了，像一片又一片垢甲。
《黄土》中写的“人”和“地”：
他光脚踏在犁沟里。地有些热，好长时间不下雨了，地里就有些热。富士一直等雨，可等不来。富士挽着裤腿，他的脚底下也冒烟尘。地太干了，富士知道。富士不往下看，他抬着头，他额颅上有几道纹理，让土填满了。尘土在空气里飞来飞去，看不见，可它飞来飞去，填在那些纹里边，汗水水一浸，就那么粘在富士的额颅里。
在这样的“废土”上活人自然活得艰难沉重干枯乏味，连最易滋生激情柔情的两性之爱也变得格外简单枯燥无滋无味，只有那些粗野的骂语和摸么弄么的动作能给人留下些迹近动物的印象。诗意的玫瑰从爱情的原野上消失了，连在崖畔悄悄开放的山丹丹也难见到一朵。于是，杨争光便瞪着贼亮的眼睛，瞅着生命的绿色在怎样消失，瞅着黄土地上各种形态的死亡景观，他似乎很爱写“死”。比如《鬼地上的月光》写窦瓜在鬼地用石头敲死了她的丈夫莽莽，原因很简单：她16岁时有一次上茅房，被莽莽偷看见了身，她父亲便将她嫁给了莽莽，“白生生的卷心菜，莽莽一晚上拱三次”。毫无爱恋的性虐待使读过书的窦瓜无法忍受，意欲摆脱，却又被父亲窦宝的羊鞭抽回，她绝望中走向鬼地，当莽莽来找她时，她想：“莽莽，是你把我糟蹋了。”于是就抓起手边的石头敲向了莽莽的脑门。莽莽便死了。“窦瓜就干了这个”。一个农村少女成了杀人者。可是她为何会走向鬼地、为何会拿起石头呢？作品已经有了喻示。又比如《高坎的儿子》写棒棒因父亲当众骂了他便上吊而死；《盖佬》写盖佬（戴绿帽的人）把嫖客（揽工汉、偷情者）打死了；《干沟》写在一个炕上滚大的哥因嫉妒和性欲的折磨杀死了妹妹拉能，他自己也躲进干沟“干”死了；《死刑犯》写“他”一时冲动一时气愤便用砖头拍死了一个人而成了死刑犯；《赌徒》写骆驼为成全甘草和赌徒八墩毅然代替甘草死去了，但他的死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甘草还是失去了自己的“想头”八墩而拼命戳死了那匹原属于八墩的马，她疯了……。记得圣人曾言：“未知生焉知死？”到了杨争光笔下似乎便变成了“未知死焉知生”？从枯焦的土地上那些“死”得远非“重于泰山”的庸凡的死灰色的死荒唐的死，便可看出“生”得多么贫乏多么窝憋多么无味。然而就杨争光笔下的那些走向死亡、走向生命枯萎的人物来说，却无法“知死”——无论如何苦思冥想到底也他妈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被杀死或杀人。于是这也必然由“未知死”而“未知生”，生存也只是愚昧、盲目的生存，生存的精神支柱常常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信念、习俗或本能。生存者受此支配而浑然不觉直至最后“在一棵树上吊死”。《老旦是一棵树》就写老旦在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中要把本村人贩子赵镇当作仇人，于是便集中精力千方百计地要整倒赵镇，其中甚至将好不容易给儿子娶的媳妇也借给赵镇，想用“女人计”（谈不上“美人计”）来整倒自己心目中的仇人。但浊世滔滔，老旦终于没有整倒赵镇，无可奈何中的老旦便站在赵镇家的粪堆上企望自己变成一棵树。这种奇怪乃至荒诞的意念和行为，如果让精神病医生来诊断，大抵都属“偏执狂”之流。当然，作为小说艺术，杨争光的这些与乡土有关但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其荒诞意味与象征意味一样浓厚，使人往往能够感到他那反思忧患的心态更充满了一种异样的沉重和紧张——不仅涵容着他对乡土乡亲的独特观照，而且涵容着他对畸形政治畸形人生畸形传统畸形风俗等近乎绝望和无奈的思考。
在秦地年轻作家中，侧重于描写废土景观的较有成就的作家还有冯积岐、黄建国等人。比如冯积岐的《日子》、《丈夫》、《断指》、《断章》等小说，皆着意写生活中那种荒唐、可耻而难自知的人生，或为了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失掉起码的“人”的尊严（如《日子》中的屠夫和他的女人、《丈夫》中的丈夫等），或显示非常岁月里政治的荒诞荒谬，人为地制造仇恨制造迫害而陷入难以止息的混乱和压抑之中（如《断指》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极端化给予了消解，《断章》也形象地展示了那种畸形政治给人留下的心灵创伤）。黄建国也着意在反思中触摸那些卑微而麻木的灵魂，对那种低级原始层面的粗陋人生，那种麻木蒙昧的生命样态给予了相当充分的描写。如他的《蔫头耷脑的太阳》、《梆子他妈和梆子婆娘》、《乡村故事》、《一个没出太阳的晌午》等，都将冷峻的笔锋切入昏昧的乡村厚土，将那种蚁虫般卑琐的生不如死的生存真相剖示了出来，“乡村苟且的生命外现，亟切地传达出作者对这个民族生存危机的焦虑思考，这其中也包含了作家与心中那份美好的乡土传统情感的残忍撕碎。它的深度，更在于以近似荒唐的形式揭示出普通乡土人物生命过程的乏味、受动、无聊和麻木不觉，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堕性力量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注：赵学勇、汪跃华：《守望乡土：经验与悲愤》，《小说评论》1996年第3期。）。从秦地年轻一代作家的乡土或农村题材小说中，似乎可以看出他们对黄土地上废弛的人生景象最为敏感最为焦虑最为悲愤也最为冷峻，由此呈示的反思忧患的心态也更明彻地显露出一种义近反狱的绝叫和不惮前驱的批判。拯救失去绿色的土地，拯救生命枯萎的花朵，让废弛尽久的土地焕发出葱茏美丽的青春光彩。这是秦地年轻作家不愿口中说明而愿藏诸小说深处的企盼。
从秦地20世纪文学来看，其总的走向与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的走向是相当一致的，作家的文化心态也有相通的地方。延安文学时期爆发出来的那种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大激情，在“白杨树派”文学时期仍然保持其强劲的冲发力，使作品不是充满暴风骤雨，就是阳光高照，必要的冷峻深沉的反思批判、忧患警示型的文学失去了存身之地。这就缺乏精神上的参照系，失去精神生态的多样化和平衡态，片面强调和倾斜发展的结果，就是陈忠实所说的：“最暗淡的日子当属‘文革’，从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到编辑和工作人员，全给一锨铲起抛到炼狱中去了。当然，这不单是陕西省作协的个别性灾难，所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注：陈忠实：《陕西名家作品精选·序》。）。历史地看，在“文革”之前的秦地文学“巢”虽未倾，但也有“斜”的迹象，亦可谓“斜巢之下岂有全卵”，于是当年的作品明明显显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或许也可以这样提问：上述的新时期后期的“废土文学”是否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从宏阔的文学视野来看，似乎也应该承认这一点。但在整体上，秦地文学的多样化倾向可以造成生动的互补，无论今后社会和文学怎样发展，都易于从这多样化的世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或有选择的继承。而那些以个人体验为支点、以秦地客观存在的生活及文化为依据的秦地小说，无论乍看上去怎样灰色、怎样颓废，只要不游离反思忧患的文化心态，也都会以其“片面的深刻”的新锐特征而获得相当长久的艺术生命。
当贾平凹投入以西京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创作时，他已从习惯性的讲求全面、典型、本质和细节真实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的笼罩下基本脱出，由此更行放诞了自己的个人体验和对西京历史文化传统及现状的观察和想象。其创作心态在反思忧患的意向牵引下，开始以相当奇异的方式触摸这一太古老太复杂的古都文化和变形的现代形态。他似乎不再顾虑是否正确，是否典型，是否全面，他要表达的就是自己真切的体验和观察，他宁可游离某种中心话语也不愿隐匿自己痛苦的真切体验，即使他只能是“片面的深刻”，无法顾及齐全，但他是诚实的，他的忧患焦虑呻吟以及神秘的梦呓，都从他的“古都三部曲”（《废都》、《白夜》、《土门》）中流露了出来。
古老的西京以它独有的文化魔手，搬出老底，采来百草，搀和着黄土，给我们塑造出了一个新的贾平凹。
这个贾平凹近期曾说：“有人说上帝用两手统治世界，一是耶稣；一是魔鬼，而扮演耶稣的人很多，如道德家、科学家、宗教家，那么扮演魔鬼的角色呢？恐怕只有文学艺术吧。文学艺术可以来扮演耶稣，但满街是圣人的时候，能扮演魔鬼的却只有文学艺术。”（注：贾平凹：《〈美文〉四周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美文》1996年第9期。）由这里透露的信息表明这个贾平凹确实有点钟情于“魔鬼”了，或者说有点偏爱“魔鬼”式的文学了。这也容易使人想到本世纪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弘扬的那种“摩罗”文学，那种充满激情的浪漫文学亦是战斗的文学，对世间假恶丑进行殊死抗争的文学，从本质上讲则是站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立场上的“狂人”式的文学。在某种表现形态上看，贾平凹的“魔鬼”式文学与鲁迅的“狂人”式文学是有点相似之处的，比如鲜明的反思批判的特征和焦虑痛苦的心态等等。但区别也很明显，鲁迅是积极入世的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立志要肩起黑暗闸门的启蒙者，持匕首握投枪地出入战阵的斗士，贾平凹则仍深受秦地（尤其是陕南秦头楚尾的商州）的民间文化和古都传统文化（如重伦理和人文等）的影响，对道、佛文化濡染颇深，睁着有点迷离的眼睛，怀疑而忧虑地打量着当今有点怪胎之嫌的西京，其反思批判的深度大抵还仅限于“质疑”而非“战斗”的层面。他最近在《土门·后记》中解题“土门”，便归之于老子《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并坦然介绍说：“知道我德性的人说我是：在生活里胆怯，卑微，伏低伏小，在作品里却放肆，自在，爬高涉险，是个矛盾人。……既然是文人，写文章的规律是要张扬升腾，当然是老虎在山上就发凶发威，而不写文章了，人就是凤凰落架，必定不如鸡的。路遥在世的时候，批点过我的名字，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交合体。他是爱戏谑我的一位朋友，可名字里边有阴阳该能相济，为何常年忙着生病，是国内著名的病人？……”（注：见《土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35～336页。）贾氏的这段自述将一个“矛盾人”或“阴阳交合体”或“病人”的真实情况透露给读者，表明他没有鲁迅那种峻急坚强的斗士精神，但他看世事看人生却有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并在一定程度或范围内，也能“放肆、自在、爬高涉险”，也正是由于这种“德性”，他有了自己的“魔鬼”式文学，如从描写对象来看，亦可名之为“废都文学”。
废都，狭义上讲，即为历史上曾为首都而后废弃了的古都。这样的古都在秦地较多，有一些在地面上早已湮灭，惟地下尚有文物可资考证。仅关中地区，就有多处（除西安现址之外），如周时的周原“京”城、镐京，秦时的雍城、栎阳等。如果更宽泛些来讲，就全国而言，作为古都而现今仍为首都的只有北京，其它或久或暂为首都的，皆成了“废都”。而古时曾兴盛的都市后来却衰败下去的广义上的“废都”则更多。于是相应地就有了废都文化现象及相应的研究。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古都学会就是研究这种文化现象的。但从文学角度，透入古都文化心理的深层，在古今中外文化汇通的大背景上来写活古都人生的成功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些写古都的大抵属于歌颂当时尚为首都（或陪都）的古都如何繁华气派的作品，倒有一些，如班固的《西都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等便是。在叙事文学中有较大规模、艺术上较为成功的废都文学向来少见，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和《红楼梦》等都不是废都文学。《红楼梦》敏感地透露出清朝的衰败的信息，但那“都”毕竟还没“废”。直到20世纪民国成立，首都设在南京，北京作为清廷的都城才被“废”掉，然而仍在较长时间里是北洋军阀政府盘踞的城市，混乱中，似乎总处在半废半立的状态中。当其时，有老舍出来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京派小说，也许可以看做当时带有较多废都文学气息的小说。那批判的锋芒和京城文化的开掘都独步一时。但当时西京（西安）却并无与之相仿相当的小说。当年虽有如今之贾平凹的乡党周述均（陕西丹凤人）写的长篇小说《小雯的哀怨》（注：连载于1948年～1949年的《西京日报》。）等，也并未在文坛上产生多大影响，至今早已鲜为人知。其它在西京露脸的小说，情形大抵也如此。西安作为赫赫有名的古都和废都，在整个20世纪少有写它而又与它相称的“大作”而非“小作”出来，这应该被视为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直到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问世，这种状况才被改变。仅从这一点看，也不能忽视贾平凹的贡献，尤其是对秦地文学的贡献。
长篇小说《废都》是199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在此之前两年，贾平凹写过一部同名的中篇小说《废都》，同年(1991)还获得了《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但这部中篇却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写的也不是西京，而是“黄河岸边的土城”。这个“土城”是何朝代的古都，作者并未点明，只说它现在是个县改市，秦地一个不大的小城。但它确曾是个古都。小说中写道：
……雄心勃勃的市长一来到土城，就立志要做出一番政绩出来，提出了前人从未提出的口号：振兴古都。一个几乎成了遗弃的废都，多少年里人们只叹着它的败落和破旧，现在，当市长令文化馆的干部在街上树立了“为古都的振兴你贡献什么？”的巨型标语牌，人们似乎一下子才发现这个破烂的土城原来曾是一个辉煌的皇都所在！有的人自大起来了，脑子里已想象出不久的将来壮丽景象，有的人却又自卑起来，以古都的现在比古都的往昔，比别的并不是古都的新兴城市，觉得皮影毕竟比不得电影，老鼠的尾巴既然生成，还能生出多大的疖子出多少的脓呢？市长仍然是激情满怀，他不断地在广播上、集会上，以手势配合着语言，大讲一个现代化都市的美丽的前景。……
在这里作家已开始自觉地触摸“废都”心态了。除了比较笼统的描叙，作品主要写了土城里送水的老汉邱老康和他的孙女匡子，写出了邱老康的纯朴勤谨慈祥而又守旧的文化心态，在历史变革、土成改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让人感到可悲，也感到可笑；匡子则纯真、热情而又孝顺，深受爷爷的疼爱和影响，但她的“贞操”却被代表新兴城市消费文化的玩狗家“小狗王”九强夺去，而她的“爱情”却属于那位迷恋人头古化石的程顺，这使她依违两难，陷入困境，怀了九强的孩子的匡子终不知何去何从，并疑虑孩子即使生下来，“也一定是个很丑很恶的怪胎了吧”。显然，当时的作者已经进入了自觉反思废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文学领域，但其困惑质疑的声音还较微弱，以致未能引起人们怎样的注意。但到了长篇小说《废都》于两年后推出，便将这种声音放大了许多，甚至有点声嘶力竭，绝叫一般，歇斯底里一般。于是就有些惊世骇俗，纷纷扬扬的议论、讨论已经很多很多。但人们大多忽略了作为“先声”而存在的中篇《废都》。而且这中篇《废都》不只是长篇《废都》的“先声”，也是整个“古都三部曲”的“先声”。在这一系列城市（独特的废都化城市）题材作品中，作家最关心的是“人”，是人的命运、人的感觉和人的差异等，但这“人”是文化的活体的复杂的人，是历史与现实、个体和社会、男性与女性等诸多相对相关因素矛盾冲突而又融合统一的“人”。这样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总承担着人生残缺的沉重，尤其处在“废都”这种本不健全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中篇《废都》写天空出了“四个太阳”的异象，长篇《废都》也写了这种异象，那对作品的主人公来说都并非是吉祥的征兆；中篇《废都》写社会转型期像邱老康、匡子这样纯良之人的精神苦痛，长篇《白夜》所着意写的也是主要人物（夜郎、虞白）在人生途中寻寻觅觅却终难有安栖之处的精神苦痛；中篇《废都》的主干情节是土城的改建而要拆修一条街，这引起了邱老康的不满而竭力予以阻止却终未成功，长篇《土门》的主干情节是西京郊区一个叫仁厚村的村子，为守住村子不被拆迁而进行的一系列挣扎，主要人物成义（村长）和梅梅等进行的艰苦努力也终未成功。总之，在我看来，中篇《废都》是“古都三部曲”的“先声”和“前导”，“古都三部曲”则是对中篇《废都》的深化与展开。作为一个奇突怪异而平常直白的概念，“废都”有着多层多面的涵意。远逝的古都令人怀想，近逼的废都令人惶然，变化的废都令人感叹……。日本学者藤冈谦二郎曾在《人文地理学》中指出：“以太平洋战争为契机，许多国家发生了变化。”并感叹道：“国家和领土就是这样容易变化的东西。”（注：藤冈谦二郎：《人文地理学》，王凌云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对国家来说如此，如文明古国古希腊、古罗马的消失；对地区来说也是如此，许多曾经富庶发达的地方甚至成了沙漠。曾经繁荣的地区并不意味它总能保持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战争”这一人类怪兽的袭击下，愈是繁华似锦的地区，就愈像块肥肉那样易于遭到无情的吞噬。自古以来，秦地就多兵荒马乱，战争毁灭了最豪华的宫殿，也经常将民众推到死亡线上，使那些侥幸活着的人为了艰难的生存而向每一片绿叶伸出枯瘦颤拌的双手。久而久之，绿色从三秦大地上消减了，古都的繁华也在战火中饱受摧残。面对劫难频仍的土地和都市，秦地小说家似乎最易感到那种历史与现实交迭的沉重。加之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性的某种幻灭情绪的影响，秦地作家心头滋生那种复杂的“废”的意绪，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贾平凹，只不过是较典型地表达出了这种“废”的意绪罢了。
关于长篇《废都》，说都纷纭丛集，已有被说滥了的感觉。但党圣元先生近期著文又说之，题目即为《说不尽的〈废都〉》（注：见《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其中确有新颖独到的见解，令人首肯。比如说《废都》“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个‘城市魔魂’，并借以抒泄作者自己在这一‘魔魂’纠缠下的孤独、寂寞和无名的浮躁”。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兼之已有的评《废都》、炒《废都》的文字甚多，在这里也就不想再说什么。而《土门》，笔者以为是对《废都》（中篇）的改写与扩写，在文化心态上更接近新道家（与新儒家相对而称）的文化观念。而从“土门”这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透露的文化信息，也正是在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带有悲凉意味的文化回归。小说最后写主要人物梅梅在幻觉中重返母体，即表达了一种“原始意象”或“文化恋母情结”，将其文化回归的题旨已较为鲜明地显示了出来。
在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中，作家的心态都处在相当紧张、忧愤的情境中，某种深潜的挑战意识和批判冲动总在支配着他的创作。记得在接触《废都》的时候，曾听到有人讲“假烟假酒贾平凹，废人废都废作家”，意思是讲贾平凹堕落了。但如果将这两句话的前二者（即假烟假酒与废人废都）作为第三者（贾平凹和废作家）产生的前提条件，不是恰好可以悟到为什么会有贾平凹的反思批判或剖析暴露（包括对他自己）么？贾氏实际是痛感种种异化现象才如此下笔的。故当时笔者读《废都》后曾写了这样几句：“香风习习满人间，废都里面无耕田。赵公元帅成大神，‘二虎’已难守长安”（注：“二虎”指李虎臣、杨虎城。此处借用了“二虎”于1926年合力抗击军阀刘镇华围攻长安的故事。）。后来读《白夜》，则想起了古人刘溥的《题“钟馗杀鬼图”》一诗：“如今城市鬼出游，青天白日声啾啾。安得此公起复作，杀鬼千万吾亦乐！”由此似乎便可获得进入“白夜”的钥匙。该书开篇便写“再生人”这个有情有义之“鬼”的死亡，“死过了的人又再一回自尽死了”。躯体之死是一种死，精神之死是一种死。这后一种死是人的二度死灭，是更可怕的死，其死因就在于再生人的那把钥匙再也打不开爱情之门幸福之门——永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归宿。正是这样一把再生人留下来的钥匙，仿佛附上了鬼魂，跟定了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夜郎和虞白，使他们情不自禁地落入人不人、鬼不鬼的边缘境地，难以把握自我的命运。其飘忽迷离、魂无所寄的生存样态，透现出了一种刻骨铭心而又万般无奈的悲凉意绪。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夜郎的生命历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夜郎亦人亦鬼的形象愈益清晰。他嫉恶如仇，但有时也捣鬼有术，如他与贪官宫长兴的斗法就是如此；他放诞追求，却又近乎漫无目的，如他由农村闯入城市后的种种盲流式的冲动或冒险就是如此；他本能地渴望得到爱情，却又终不知爱情为何物，如他在假面美人颜铭和灵异才女虞白之间的徘徊失措就是如此；他既洞察社会的暗昧，却又耽于阴阳交界处的暗昧中逍遥，如他混迹于鬼戏班，在艺术和骗术之间流连忘返就是如此。《白夜》不惜以浓墨重彩去状写“鬼戏”及其相关的“人事”，尤其是状写夜郎与鬼戏的契合关系，其间确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味。夜郎不仅在白夜里搬演着鬼戏里的角色，与鬼官鬼卒们同台亮相，同时也在实际生活中扮演着“活鬼”、“人鬼”的角色，其人鬼的特征如此鲜明，着实堪称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那位与夜郎相当投契的鬼戏班主南山丁
，就曾不止一次地说夜郎是鬼变的，是“人鬼”。连夜郎自己对自我的“马面”相貌和鬼气外溢的心灵也不无自知之明。即使在他面对女性时，他的那颗不无真诚之意的心灵也注入了痞气，似乎对世俗中流行的“男孩不坏，女孩不爱”的诱惑术心领神会。小说最后写夜郎在鬼戏中扮鸟鬼（精卫），成了剧中目连所说的非鸟非人的“奇怪的异种”，其借古琴以表悲愤无奈之情的怪异形象，俨然是“再生人”的重现。而夜郎周围的那些“人”，也大抵沦入了亦人亦鬼、身心异变的情境之中，尽管有的“人气”重于“鬼气”，有的“鬼气”重于“人气”，但总的来说，却是“鬼气”升扬成汹涌弥漫之势，鬼影憧憧，阴气森森，鬼城鬼都中展示的正是人的受难、人的挣扎、人的无奈以及人的鬼化之类的景观。比较而言，《白夜》中少有鲁迅那样峻切的憎恶和深厚的关爱，更多的流露出来的却是世纪末的悲凉之意和无奈情绪，携裹着一股来自当今尘俗社会的阴冷之气，《白夜》如幽灵一般扑向了市场。然而它与当代著名鬼戏《李慧娘》的命意相去太远。《李慧娘》的作者孟超说：“画鬼云何，而使此渺渺茫茫者形于笔下，登诸舞台，也不过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而已。”这样的激励机制在《白夜》的多维多层世界中都很难找到，相反，《白夜》也许恰是对如此激励机制的消解。小说最后借鸟鬼精卫填海不得的本事，喻示亦人亦鬼的“异种”之于怪胎型生存环境的矛盾关系，即一方面意欲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妥协。如此困境真是令人无可奈何：鸟鬼无从逃逸，似乎只好效法再生人，选择二度死亡；而夜郎于夜幕中的行将被捕被囚，大抵也可以视为一种含蓄的寓言，由此完成了对整部鬼喻体小说的建构，将创作主体的反思忧患心态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表露。
在涉写古都西安的作品中，麦甲的长篇小说《黄色》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这部小说通过对主人公于庆甫的悲剧人生，对古都文化环境给予了相当细腻的展呈，其间也带上了一定的反思忧患的色彩。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于庆甫背负着沉重的文化传统苦苦挣扎，在意欲摆脱旧我的束缚而迎纳现代文明的洗礼的过程中，却不期而然地堕入了深重的罪感（如乱伦）的苦境。这正如阎建滨指出的那样：“作者正是通过于庆甫这个形象对现代社会发出了嘲讽、对传统人格进行了批判。乱伦已成为作家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影射、一种轮回。”（注：阎建滨：《在探索中拓展自己的领地》，《小说评论》1994年第2期。）《黄色》对古都文化的深厚积淀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度，既在精神文化层面有所反思和批判，又对古都的平民文化以及名胜古迹等等给予欣赏和称扬。如果将秦地作家的反思忧患的心态从古都扩及一般城市题材的作品，那么还可以举出一些较好的作品来，比如沙石的长篇小说《倾斜的黄土地》，写的是关中高阳县城中的故事，对官本位的弊害给予了较有力度的省察和批判；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是一部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和悲剧意识的长篇小说，以大学毕业生黎月和梁相谦的人生遭际而显映出一系列流行的社会病；其它又如韩起的《冻日》、安黎的《痉挛》、京夫的《五点钟》、晓雷的《困窘的小号》、王润华的《白天鹅》、文兴的《幸存者》等等，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了作家对生活对人生对苦难的沉重的思考，种种丑恶与庸俗总是袭向人们，常常使他们自身也变色变味。困窘中挣扎的人已伤痕累累，不期而至的悲剧却屡屡发生。在秦地小说中本来城市小说为数就不多；加之又笼罩着如此厚重的冰霜雪雾，也就让人看不出有多少丰富和精彩的地方来。相对而言，这也许是秦地作家的一个“弱项”，倘是，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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