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政治#183;书卷风流#183;人文气象——宋代文学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官论文,书卷论文,宋代论文,文化背景论文,气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5-0055-08
文章气运，与世推移。正如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生存兴衰，精神世界的气候变化也决定了这种或那种文艺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1972年，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中首次提出“宋型文化”的概念，以高度成熟、发育定型及向内收敛作为其基本特征[2]。宋型文化的高度成熟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从形成这种人文气象的文化心理渊源探究，文官政治是构成宋型文化人文气象的精神基因；而文官政治之贯穿宋代始终，起初，是由其军政格局决定的。
一
公元960年春，北汉纠合契丹南侵，后周归德军节度、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奉命北上御敌，军次开封东北部之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推翻后周政权，建立赵宋王朝。此后又用了16年时间，南征北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但它再无力向外拓展，不但难以从西北劲敌辽国、西夏、吐蕃手中收复失地，而且北伐屡战屡败，连年割地赔款，以妥协退让求得偏安的暂时安宁。宋祚绵延三百余年，始终笼罩着异族南侵的阴影。南宋末年，元兵入侵，宋室南奔，后宫殿臣载于一船，史有“楼船载国”之称。公元1279年，8岁的末代皇帝赵昺被赶至广东崖山一孤岛，元兵勒马岩上，四面胡笳悲鸣，赵昺投海自尽，宋于是亡。可见，终宋之世，始终没能摆脱“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被动局面。这种军政格局决定了宋王朝只能采取守势，守成，是宋朝帝王心态。真宗景德三年(1006)，“邵晔上邕州至交趾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图，帝曰：‘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3]（卷七《真宗本纪》）这就决定其“安内”基本国策的制定，或可概括为八个字：守内虚外，重文轻武。
守内虚外，即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制，防止叛乱，对外采取守势甚至妥协。立国于干戈不息的晚唐五代之后，宋代统治者最关切的是一个“治”字。司马光著史书成，“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4]。一部史书，由帝王赐名“资治”并作序，其中涵义，值得深思。它发生在宋代，绝非偶然。鉴于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教训，加之自己黄袍加身的切身体会，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杯酒释兵权”，收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的官职设置，次一级的军官以资历浅者充任，且时常更换，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为避免宰相事权过高，其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晚唐五代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分取其财政大权，枢密使和三司的事权与宰相等，以相互牵制。枢密使有发号施令之权，但不统领军队；高级将领虽统领军队，但无发号施令之权。这样二者都不可能重演“陈桥兵变”。宋王朝始建，南北受敌，太祖和赵普等审时度势，共同商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对南方割据政权采取攻势，对北方异族政权则采取守势。但在两次北伐均为辽军所败之后，宋王朝对外开始采取守势，维持一种偏安局面。
守内虚外的必然结果，就是重文轻武。乾德三年(962)蜀平时，太祖已有“作相须读书人”之语，并“由是大重儒者”。[3]（卷三《太祖本纪》）淳化三年(992)，太宗又谆谆告诫天下士人：“尔等各负志业，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也。”[3]（卷一五五《选举志》）全国统一后，为防止“藩镇权重，君弱臣强”的局面再现，宋政府规定军队高级将领必以文人充任，并削减州郡长官的权力，严禁其兼任一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财权和兵权收归中央政府。又规定州郡长官改由文人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以相互钳制。并分全国州郡的财赋司法诸事。此种情形，正如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5]（卷一二八）“于是使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收其权。朝庭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6]（卷二《收兵权》录引）这种强化内部控制的用人制度必然导致重文轻武，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3]（卷一五五《选举志》）要实施这种“十得一二”金字塔式的选拔思路，就要扩大“招生”规模，为“致治”提供可靠的人事后备保证。据统计，北宋一代共开科69次，取正奏名进士19281人，诸科16331人，合为35612人，如加上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总共取士约61000人，平均年360人，“名卿钜公，皆由此选”[3]（卷一五五《选举志》）。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97)，因郡县缺官员，一举“拔士几五百”[7]，又“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3]（卷一五五《选举志》）。这不仅与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差悬殊，且为元明清所不及，堪称空前绝后。除进士外，尚有九经、二礼、三传、明经、明法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这种取士规模无疑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为大批贫寒士人提供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正如太祖所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8]（卷十六）宋代科举实行锁院、弥封及謄录试卷之法，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其间”[9]。据《宋史》，北宋166年间有传者凡1533人，以布衣入仕者为844人，占55%；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平均数为53.7%，而至北宋末已达64.4%。另外，宋代宰辅大臣中，除了吕夷简、韩琦为世袭士族外，如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多数起家布衣寒门。而唐代科举虽比魏晋门阀制度大为进步，但士族势力仍很强，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占全部唐代宰相369人的1/15。为最大限度网罗才学之士，两宋的士大夫政策较为宽松，太祖曾定三条戒律，“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二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人”。故“终宋之士，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10]文官俸禄之厚，赏赐之多，亦空前绝后，这在《宋史·职官制·俸禄制》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11]（《宋制禄之厚》）。要之，有宋一代，推行的是一种在中央集权控制下的文官政治，这是实施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基本国策的必然结果。
文官政治，是理解宋型文化的入手处，也是理解宋代文学的第一把钥匙，宋代文化及文学思想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与“官”的结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宋代文学的基本面貌，浸润到宋代文坛的方方面面。大批文人入仕，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有文化的官僚阶层，其好恶取舍左右着一代社会风气，其价值取向塑造着一代世风。宋代社会的崇文风气，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宋代文学浓厚的人文意味、思辨气质及忧患意识，都可以从中寻觅到踪迹。
二
大批文士通过科举途径进入政界，使宋型文化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书卷气息，文教风流，浸润两宋。元人曾称宋代与汉、唐为“后三代”[12]（卷十《温公画像》）。以国势气魄论，宋代显然不及汉、唐，但若以整体文化实力而论，宋代文化超越前贤，且为后世所不及。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3]邓广铭亦云：“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4]王国维也赞扬“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并描绘了一幅宋型文化全景图：“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于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15]（第四卷）仅就文学而言，宋人就创新多多，诗歌有“宋调”，与“唐音”双峰并峙；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席；词，滥觞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方蔚为大国，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遂成“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标志。史学方面，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首创编年一体，与传统的记传体遥相辉映；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为第一本纪事本末体史书。另外，如上所说，宋人在哲学、文学、艺术、金石学诸领域，成就皆粲然可观。
宋世文教大昌，基础在开国之初就已打下。洵如史家所言：“（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3]（卷三《太祖本纪》）宋人之守内虚外，强化文治，既有如上所言实施文官政治，还有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前者是外在制度上的落实，后者是内在精神上的保证。内外结合，才能保证中央集权制的长治久安。太宗尝云：“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8]（卷三二）所谓“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的一层意思就是提高修养，端正心术，关注文治。真宗也重申“崇儒”国策，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曰：“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已镂板文集，令转运司择官看详，可者录奏。”[3]（卷七《真宗本纪》）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就是振兴文教，太祖赵匡胤将朝庭正殿命名为“文德殿”，礼遇士大夫，优渥读书人，扩大科举名额，广开仕进之门。史载“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他从周世宗平寿州，聚书数千卷，“世宗亟召上喻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慧也。’”[8]（卷七》）太祖亦有诗才，其《咏月》诗有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颇有宏大帝王气魄！太宗自幼喜好读书，文化素质也很高，据《贡夫诗话》载：“太宗好文，进士及第赐文喜宴，常作诗赠之，景祐朝因以为故事。”他即位后更热衷于文化建设，其子真宗称赞他：“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术而撰《神医》；次复刊广疏于九经，较逢阙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洪猷不显，能事毕陈。”[16]真宗踵事增华，又修撰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显示了盛世修典的宏大气魄。
与文治相应，印刷术方面，北宋发明了活字印刷，较发明于唐代的雕版印刷大为进步，加快了印书速度和书籍流通。北宋之前，印刷落后，限制了知识流通。发明活字后，一书多有复本。复本既多，流传遂广，知识普及速度加快，整体文化素质必然提高。苏轼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今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7]技术逐渐进步，更使宋代文教兴国的战略如虎添翼。北宋初便兴建崇文院收藏图书，仁宗时王尧臣、欧阳修等奉敕编纂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收书凡三万六千余卷。宋室南迁后，淳熙间成《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图书四万四千余卷。另外，太宗至真宗年间，朝庭聚集南北文士，编纂了四部大型文史典籍，后人称之为宋代“四大书”，即：《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均为篇幅巨大，卷帙浩繁，堪称隆世盛典，没有先进印刷术的配合是不可能的。宋皇室本身就十分重视刊刻书籍，成立了“兴文署”。王磐云：“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上层这种重诗书风气对社会的影响是明显的，正如王磐所说：“昔屺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版，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出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18]
读书多，学问广博深厚，宋代士人的身上，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息，并影响塑造着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刘克庄论宋代文学云：“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19]这样批评宋诗是否允当，下面还要讨论，但其中反映出宋人学问大，爱读书，却是真实的，所谓“家藏玉唾几千卷，手校韦编三十秋”（谢逸《寄隐居士》）。浏览宋代文学，倾心书卷的句子俯拾皆是。陈与义名句“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魏庆之《诗人玉屑》将其列入“宋朝警句”中。宋代士人以在书卷里度光阴为乐，陈的另一首诗也说：“向来贪读书，闭户生白髭。”（《正月十二日》）。宋人读书，读得勤奋，如孔平仲诗云“诸生诵弦何妨静，满席图书不废勤。”（《昼眠呈梦锡》），许月卿诗云：“筮仕弗如归亦好，读书未了死方休。”（《挽李左藏》）。清明时节有求讨薪火的习俗，也与读书联系，“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王禹偁《清明》）。家有诗书，以至于“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刘颁《新晴》），山程水驿中也有书影，如“相随小书卷，开读短灯檠。”（叶适《赠高竹有外侄》），“贪寻旧日鸥边宿，露湿船头数轴书。”（武衍《秋夕清泛》）。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更是为人称道，其云：“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如之。”“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20]（卷六○）黄庭坚自己读书刻苦，孜孜以求，所谓“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池口风雨留三日》），并以读书传家“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郭明甫作西斋于颖尾，请予赋诗二首》），他谆谆告诫文人：“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20]《苏轼佚文汇编》翁方纲尚亲见黄庭坚读书摘录35幅，732行，所录“皆汉、晋间事”，并说“尝于《永乐大典》中见山谷所为《建章录》者，散见数十条，正与此册相类。然后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来处”[21]（卷九）。
处于这种文化氛围浸润之中，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人广博宏大。以欧阳修为例，政治方面，他由进士甲科入仕，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曾参与其事；文学方面，他诗、文、词、赋、文论，样样精通，文人唐宋八大家之列，诗词亦佳，理论批评为诗文革新领袖，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说，其《六一诗话》首创诗话这一批评体裁，后蔚为大国，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史学方面，他主持编纂了《新唐书》，并著有《新五代史》。其《六一居士传》云：“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间。”[9]（卷四四）浓郁的书卷和人文气息中，培养出典型的政治家、文学家及学者的复合型人才，这在唐代是少见的。此外，如能代表宋诗风貌的苏轼、黄庭坚，也具备这种三位一体的特点。尤其是苏轼，更是宋型文化孕育出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这与环绕其四周的浓郁人文氛围无疑是分不开的。这对宋人作诗文，讲究学问和功力，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三
受文教风气陶染，宋人的赏玩审美趣味多向负载着文化及智力活动的物象倾斜，这与唐人多崇尚功业、征戍、壮游、羁旅的外向型审美倾向明显不同。宋初，古文运动先驱之一王禹偁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就已透露出这种讯息：“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
辽
，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22]（卷一七）在此，突出的是琴、诗歌、围棋、投壶、《周易》、香等人文意象，自然景致退居次要位置。南宋陆游有诗，即名为《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二首》，题目中就已透露出流连书卷、赏玩人文的消息，诗云：“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又如《临安春雨初霁》云：“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秦观《浣溪沙》词“淡烟流水画屏幽”“宝帘闲挂小银钩”，古砚、矮纸、画屏、银钩，无不暗示着对这些文化心智载体的浓厚兴趣。王国维云：“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中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15]（第四卷）对此结论，李清照著《金石录后序》是极妙的形象诠释，赵李夫妇嗜金石，对人文器物一往情深，其每“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笺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日积月累，其成果“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
、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靖康之难，仓皇南奔，“廼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即使这样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可见其收藏之丰富。[23](p.103)宋人之嗜好人文，可见一斑。
对此，宋人赵希鹄之言可视为一总结：“唐张彦远作《闲居受用》，至首载斋阁应用而旁及盖之属。……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瑞研岩泉，焦桐鸣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24]描绘出一幅典型的宋代人文气象画图，形象地诠释了王国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一语。其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宋代文学的人文优势。以宋诗为例，人文意象上升到突出的地位。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金石、印章、书法、绘画等人文心智的载体，频繁出现，取代唐人所尚的自然意象而占压倒优势，兹不赘举。苏轼曾作《凤翔八观》，所咏为石刻、绘画、陵墓、雕塑、建筑等，全为人文对象；黄庭坚诗中，书册出现了120次，翰墨53次，茶82次，人文对象所占比重亦极大。题画诗，唐人中杜甫写得最多，但也不过2首，而苏、黄二人就写了200余首之多。即使在激愤悲慨的爱国诗中，人文精神亦有所体现。陆游《追忆征西幕中旧事》诗云：“关辅遗民意可伤，腊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敢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随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云：“
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浓烈的爱国情怀凝聚在腊丸、文书、服饰等人文意象上。此外，陆游写农村生活，描写对象也富于人文色彩，如《游山西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箫鼓、春社、衣冠、负鼓说书，十分富于人文气息。
自然意象历来是文学的根基，可在宋人手下，也呈现出人文气。如陈师道《春怀示邻里》云：“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曾巩《雪咏》云：“沙水渺相合，扁舟在画屏。啄草鸟雀踪，篆字遗纵横。”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云：“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刘敞《微雨登城二首》：“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经宋人心灵的过滤，自然风景化作了篆字、画屏、画轴、棋盘等文物载体。宋人笔下，自然意象表现为抽象化、概括化，成为一种负载人格精神的人文符号。唐人写桃花，是一次性体验的具体之象，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题都城庄》），地点，人物，桃花之象，确有其物；而宋人写桃花，则有一种抽象意味，如黄庭坚《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桃李春风，江湖夜雨，是多次人生体验的沉淀迭印，不是一次性的此情此景。其他如陈与义《再登岳阳楼》：“草木相连南服内，江湖异态栏杆前。”陆游《南定楼遇急雨》：“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都有这种写意化、概括化的倾向，与“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的实地、实景及具象明显不同。另外，这种人文化指向在散文和词的创作中亦很突出，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前后赤壁赋》、欧阳修《秋声赋》等，兹不展开论述。当然，这点体现最充分的是对梅、竹、莲、菊精神内蕴的描写。唐人咏物，重在外在之感官经验，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即使写景高手如王维，其名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末？”（《杂诗》）等，对外物的出色描摩，同时不无意趣点染。而宋人注重的是其内在精神意蕴，把品性涵养等人文精神贯注其中。梅与竹，是宋诗、宋词及宋画的描写对象，几乎成为宋人精神品格的集体象征。林逋爱梅，梅花在其笔下，实际已成为一种高洁人格的象征，其《梅花二首》云：“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咏梅不仅描绘外在形状特征，更贵写出内在精神，从此，林逋之梅花就成为宋代士人高洁品格的一种象征。另外陆游有《卜算子·咏梅》词，其云“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虽意绪惨淡，却也不著一字，而得梅花之神，洁白孤高之品性，尽在其中。梅花精神，一脉传至宋末，南宋谢枋得《武夷山中》云：“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廖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在此，梅花又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江湖派大师刘克庄因《梅花》诗被编入《江湖集》中，被污为讥刺权相史弥远，遭受文字狱而免官。史弥远死，刘复出，作《病后访梅九绝》，其一云：“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在此，桃、柳、梅花都富人文内涵。除梅外，宋人亦喜竹，唐人咏竹，重在意趣，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瞑》）；宋人重内里意蕴，文同诗《此君庵》咏竹云：“斑斑堕
开新筠，粉光璀璨香气氲。我常爱君此默坐，胜见无限寻常人。”苏轼《於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以竹寄托人文情怀，以是否爱竹作为雅俗之分界，出语警策，议论精辟，足见宋人精神寄托之高雅。
宋人周围环绕的人文气象，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宋代文学思想的精华，多与绘画有关，如苏轼之“不俗”的思想，就是以竹为寄托对象（无竹令人俗），而竹是宋人丹青的主要对象。苏轼本人爱画竹，并激赏文同画竹，尤其产生了诗中有画及诗画同源思想，审美意蕴丰富，这无疑与宋代士人较高的人文涵养及浓郁的绘画意识有关，而它又是以绘画艺术的繁荣为前提的。宋人绘画，自荆、关、董、巨之后，继之以黄筌之花卉，李公麟之人物，郭熙、米芾及子友仁之山水，崔白之花鸟，皆卓绝一时，郭熙著《林泉高致集》、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从山水人物画的实际经验深入探讨绘画美学内涵，为绘画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宋人的又一功绩，是变唐人画工之画为士大夫之画。对此，苏轼有专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20]（卷七○《又跋汉杰画山二首》）宋徽宗赵佶爱画，本人又是杰出画家，画风承袭黄筌、徐熙、崔白等，在花鸟画方面造诣极高。他于崇宁三年(1104)所建立的画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绘画专业学院，有着完备系统的招生、考试、教学制度。赵佶亲任院长，亲自教学，从而造就了一大批“院体画”派艺术家。皇室上层及士大夫中有如此浓郁的醉心绘画的赏玩心态，对其他艺术门类不会没有影响，且画本身就是沟通不同艺术门类的媒介。宋代画家画院招生，用诸如“踏花归来马蹄香”的写景诗句作为考试题目，要求画家用诗歌的情思来构思境界。徽宗时，蔡京执政，任命著名书画家、苏轼的挚友米芾为书画院院长，把以画为诗的文艺政策落到实际操作。而诗人们也普遍追求画意，笔下出现“江山如画”的思想。在此方面，文同尤为突出，他是画家，观察自然时多具色彩、构图、线条的画眼，寻觅诗意，试看“客路逢江国，人家占画图。”[25]（卷五《江山主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瞑禽图》。”[25]（卷五六《晚妻湖上寄景孺》），“见山楼迥倚晴虚，看展终南百幅图”[25]（卷一三《寄永兴吴龙图给事》），诗情画意，融合一体。如此丰厚的绘画意识积淀，直接催化了画论与诗论、文论的联姻。此方面之集大成者，当推苏轼，所以在此以他为例。除善诗能文之外，苏轼还工于书画，是北宋文人画的中坚，与表兄文同、挚友米芾形成了一个绘画流派。传为苏轼所作的画，如《木石图卷》等，枯竹怪石，箫散空寂，重在写意，人称“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26]。苏轼还明白宣示了自己所属文人画派的宗旨：“东坡虽然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20]（卷六八《题画》）。文同善墨竹，萧散飘逸，为文人画“湖州派”主将；李，即文人画家李公麟，画亦超逸；从“辋川诗”，又可看出对王维的推崇。苏轼本人的绘画素养也很高，对画理进行了细心揣摩，曾云：“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20]（卷三一《净因院画记》），他称赞文同之画曰：“与可之于竹木枯石，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20]（卷三一《净因院画记》）。概括而言，苏氏画论精华有三：
一为神似贵于形似，其《传神记》云：“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形写影，都在阿堵中。’……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遂大似。”[20]（卷一二）又《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二首》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20]（卷一六）
二为诗画有共同艺术规律，其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20]（卷一六《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二首》）又《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20]（卷二一）
三为论物我同一，主客交融，其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丧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20]（卷一六《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又《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百节叶具焉。……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迫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20]（卷三二）这几点都对宋代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苏轼外，其余宋代大家的文学思想亦有此种人文化的倾向，如欧阳修论琴“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惨阴”[9]（卷四《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其《盘车图》论画“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少，不若见诗如见画”[9]（卷六），“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9]（卷一三○《鉴画》）黄庭坚更是直接把书画与文章结合而论，其云：“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人神会耳。”[27]（卷二七《题摹燕郭尚父图》）弃形取神，为艺术共同规律，绘画与文章实有相通之处。打通书、画、诗、文，实为黄庭坚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在《题乐毅论后》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7]（卷二八），就是论书法时而得，在《道臻师画墨竹序》中他说：“与可之于竹，殆犹张（旭）之于书也。”[27]（卷一六）书画共同之处于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引申阐述说：“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镜，岂待含墨吮笔，槃礴而后为之哉？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27]（卷一六）宋人文论，此类例子还很多，如道学家邵雍就有《诗画吟》，探讨诗画共同艺术规律：“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28]（卷一八）其他不一一赘举。很显然，对于书画的品评使宋人对艺术的理解有所深化，从而给文学思想带来一种博大贯通的人文气象。
要之，有宋一代，实施文官政治，优渥士人，使大批文人通过科举渠道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大批文人进入政界，使宋型文化起初就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形成迥异于唐型文化的人文气象。文官政治，是理解宋型文化的入手处；书卷风流，是宋代文人的普遍具备的文化素质；人文气象，反映出宋人审美趣味更趋向内倾式的人文心智活动。这些文化心理背景，是宋代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宋人讲究以议论为诗，以博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与宋人读书多、学问广博深厚就有明显联系。研究宋代文学，头绪繁杂，阡陌纵横交错，从文官政治、书卷风流、人文气象的逻辑联系入手，只是其中之一。望宋代文学专家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