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重组——析凯尔纳批判的全球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技术革命论文,析凯尔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作为一种话语其历史起点可能早于20世纪80年代，但作为一种强劲的全球性思潮却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解上，美国著名批判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①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当前世界正被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趋势组织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统治得以强化；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正取代国家(政府)的主导地位；全球性文化逐渐瓦解了地方文化及其传统”[1]。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张发展一种批判的全球化理论，该理论试图把全球化置于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重组这一宏观背景中进行分析，辩证地揭示全球化所包含的两种相反方向的运动：即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和自下而上的反全球化。本文拟对凯尔纳批判的全球化理论进行评析，揭示其与激进政治的内在关联。
一、全球化的左右轮：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重组
面对全球化这一当前社会令人瞩目的现象，理论家们分别做出不同回应：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这是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展；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这是后福特灵活积累体制的特征；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这是一种全球资本主义；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这是网络社会的表现；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帝国。尽管不同理论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赞同派和反对派。赞同派通常将全球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自由、民主和幸福，“全球化将带来新的经济机遇、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一个令人激动的新世界”[2]。反对派则将全球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化是资本和市场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化，是对人们日常生活深一层的殖民。在他们看来，作为帝国主义的替代物，全球化将人们的视线由发展中国家的被统治状况移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沿着自由主义的路线以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掩盖原有的剥削和奴役。另外，反对派还认为全球化有损于民主进程，其文化同一原则将有碍于差异文化的成长，甚至可能会引发生态方面的危机。
在凯尔纳看来，无论赞同派还是反对派在全球化问题上都陷入了片面，他主张发展一种批判的全球化理论，“在一种辩证的框架下探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转换，并区分其进步解放的特征和压迫否定的因素”[3]。这种批判的全球化理论将有助于澄清全球化概念的混乱用法，指明其本质、作用和趋势，并把它视为“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其中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4]。总之，凯尔纳认为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重组是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关键，他发现，很多全球化论者之所以陷入片面的观点，原因就在于没能把握好科学、技术、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等事物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要么忽视了技术革命和新技术对全球化的作用，要么以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方式解释全球化过程，忽视了经济维度和资本主义组织对全球化的影响。
更进一步，凯尔纳还分析了全球化问题上的四种决定论倾向：(1)技术决定论A：这是一种肯定全球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将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小企业和个人将从中获得更多的商业契机，边缘组织和个人将被赋权，民主、教育等水平将会增强。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连线》杂志社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两人都热情赞扬新经济的到来，前者认为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带我们进入了“无摩擦资本主义社会”(friction-free capitalism)。在这个社会里，先前的一切矛盾都被超越了；后者则将社会自然化，认为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可以自动获得增长，并声称我们进入了“软资本主义社会”(soft capitalism)。②(2)技术决定论B：这是一种否定全球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新世界体系由均质化的技术统治体系控制，全球化不过是异化、物化在新空间的扩展。其实，这种技术决定论有着深刻的哲学根源，它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二元论，其特点是把技术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以前者反对后者，如海德格尔对技术与存在的区分、哈贝马斯对工具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区分等。(3)经济决定论A：这又是一种肯定全球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自由市场、民主、个人自由的胜利，其代表人物有福山和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中，福山预言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必定胜利，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弗里德曼则在《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中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他用“凌志汽车”代表全球化，代表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更自由的资本流动、更广泛的合作、更尖端的科技，这是令人着迷的一面；“橄榄树”则代表更传统的家庭、民族、地区性、传统文化等更为传统的因素，它为人们提供内心需求中稳定的一面。弗里德曼乐观地认为，“凌志汽车”(全球化)把一切都抹平了，它允许世界各角落的人们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合作或竞争，而抹平了的世界就是公平的世界。(4)经济决定论B：这又是一种否定全球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并非新事物，不过是先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即资本的逻辑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内的扩展和延伸，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它带来的只能是剥削和奴役的加重。
在凯尔纳看来，上述四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没能揭示全球化过程中成本和收益的冲突，没能把握当前时刻的新奇性和含混性。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将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革命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独立因素，过分强调了当前社会的断裂性和新颖性，忽视了市场资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作用；而经济决定论则普遍忽视了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强调时代连续性的同时忽视了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凯尔纳在这里重申了他对“技术资本主义”的分析。认为一种批判的全球化理论必须兼顾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这两方面因素。③ 就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他赞同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的如下论述，“全球化并不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而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广度(地理范围意义上)和深度(不断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上的扩展”[5]。凯尔纳还认为霍克海默“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探讨都离不开对全球化的探讨”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即“任何对全球化的探讨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探讨”。总之，在强调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上，凯尔纳与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者④ 十分相似，有时他甚至直接借用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概念来描绘当前社会的特征。
在提及技术革命(新技术扩散)对全球化的影响时，凯尔纳强调了两点：首先，由于新媒介和通信技术的推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消除了先前的时空界限，形成了全球文化村落，全球性的力量渗入世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6]。时空压缩是我们这20多年来正在经历的事情，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1964年，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提出“环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认为“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媒介已实现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一个弹丸之地”[7]。如果说麦克卢汉对时空压缩的论述比较模糊且带有推测性质的话，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则用了一章的内容专门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压缩”一词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8]。凯尔纳基本同意哈维对时空压缩的界定，不过与哈维的经济学探讨不同，他主要强调技术革命对时空压缩产生的影响，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达到麦克卢汉的理解水平。⑤ 其次，劳动过程中的新技术代替了活劳动，灵活生产成为可能，新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一些地区出现非工业化，生产日益变成跨国的。⑥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哈维的影子，在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征时，哈维曾指出，一种灵活积累的经济体制正浮出水面，它标志着与刻板福特主义的对抗，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彻底的重构，这主要表现为“从常规就业向着日益依赖非全日的、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进行明显的转变”[9]，同样，凯尔纳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也没有达到哈维的深度。
二、批判的全球化理论：一个方法论的探讨
我认为，凯尔纳在全球化问题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提出了一种关于全球化的批判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理论既关注全球化压迫、统治的消极面，又强调全球化促进民主、正义和重建社会、政治、文化的积极面。限于篇幅，我们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坚持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
在对全球化的分析中，与只看一面的片面论者不同，凯尔纳始终坚持连续性与断裂性统一的辩证观点，在他看来，“全球化既标志着与过去、现代性、现代化的连续，也代表着现在与即将到来的将来的新奇性”[10]。一般地，当我们论及全球化时，一定会介入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迈克·费塞斯通(Mike Featherstone)和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等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全球时代”是一个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11]。凯尔纳发现，无论是现代性的支持者还是后现代性的支持者都极力拉全球化的选票，不同的是，前者强调全球化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继续，而后者则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奇性是后现代的标志。凯尔纳并没有轻易地站到任何一边，他主张对全球化作出辩证的考察，这里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正本清源，返回到问题的源头，探讨经典现代理论家对全球化的理解。
我们知道，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理论家们就对全球化的趋势、性质和作用展开了激烈讨论，当时或许没有直接用到“全球化”这个词，但内容却是大体相当的。在所有古典现代理论家中，对全球化有重要预见的人当属斯密(Adam Smith)和马克思。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从经济学角度预见了全球化的端倪，在论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时他提到，通过使世界大部分遥远地区互相依赖对方、互相增加娱乐、增强工业发展，它(全球化，笔者注)的总体趋势是有益的[12]。显然，斯密对全球化现象作了正面的理解，当然，他也看到了市场扩张带来的灾难，但关键问题在于他宁愿把这些现象看成是偶发的，而不是本质的、必然的。总之，斯密将世界市场体系的建立视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并认为它将给整个世界带来福音，就这样，不平等的权力和关系被彻底掩盖了。或许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斯密还是列举了不少殖民化带来的灾难，但在总体上他却乐观地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将会被克服。凯尔纳对斯密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分十分厌恶，他发现，当前社会出现了许多斯密理论的代言人(如比尔·盖茨)，与斯密相比，他们通常表现得更加犬儒化，更加不易识破。问题倒不在于凯尔纳对斯密的批判，而在于他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追随斯密陷入了“全球化”乐观主义，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果真是“全球化”乐观主义者吗？让我们先来看凯尔纳的分析。他首先引述了马克思的两段话：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
这两段话都来自《共产党宣言》，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生产”、“全球的生产”等提法，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却为我们分析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当马克思宣称“历史正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他无疑是站在全球立场上的，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根据马克思以上两段论述，凯尔纳认为：“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都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随着资本主义市场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相同的生产关系、商品和文化也被带到各地，所有这些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对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来说，资产阶级经常革新生产工具，而且世界市场又大大促进了商业、航海、通信、工业等行业的发展，这一切创造出一个富足、多样、繁荣的新世界”[14]。当然，凯尔纳并没有忽视马克思与斯密之间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全球化的态度更为含混。在这里，“含混”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与“辩证”同义，其实，“含混”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想一下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就明白了。具体到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与斯密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它的，除了谈论全球化的积极面外，他还揭示了全球化给无产阶级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他认为世界市场将造就一个新的工业无产阶级，剥削和贫困会逐步增大，而斯密则过多看到的是全球化对资产阶级的负面效应。尽管如此，凯尔纳还是认为马克思的落脚点是乐观主义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始终相信无产阶级将在全球范围内发动革命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马克思与斯密一样，分享了众多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错误地认为自由贸易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消除国家主义，这就忽视了国家的重要性，两人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强调共产主义，后者强调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斯密都将市场社会的全球化和殖民化视为不可避免的物质进步过程，尽管他们也意识到殖民暴力可能会给非西方人民和文化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总体上却乐观地把这一过程视为“文明的”，并在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之间做出了区分。
必须承认，凯尔纳的上述分析在某些方面的确切中了马克思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要害，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15]。但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偏颇主要是由时代原因造成的，马克思那个时代正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所以，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偏重世界性恰恰正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趋势，考虑到晚年马克思对落后民族国家走另类社会主义道路的强调，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没有忽视民族国家的作用。
那么，把全球化视为物质进步过程是否就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知道，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是亚当·斯密，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干预，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在这一前提下，斯密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进步过程，它将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马克思尽管也承认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进步过程，但却扬弃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他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问题有三：过分强调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对行为者之间的经济互动，采取了静止的、非历史性的观点；其理论中有关市场、信息、理性等的完美假定完全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见，承认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进步过程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赞同经济自由主义，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凯尔纳在这里对马克思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凯尔纳否认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进步过程的做法是否正确。在我看来，此做法乃是一种偏见。诚然，全球化带有很多负面效应，就本质而言它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全球化，凯尔纳站在激进左派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也是情理中事，但这并不能成为他否认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进步过程的理由。其实，凯尔纳在这里犯了一个较为明显的错误，即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并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使其成为衡量事物好坏的唯一标准。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也曾一度陶醉于价值判断，而在他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以后，纯粹的价值判断就不再是理论的出发点，而是让位于科学的事实判断。必须指出，我在这里突出事实判断并不是要否认价值判断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价值批判不能成为我们分析事物的出发点，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判断必然内含一定的价值因素。就全球化而言，马克思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首先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确认了全球化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事实层面上对全球化给予了肯定；同时，他又对全球化扩大资本剥削和奴役的消极面进行了批判，在价值层面上对全球化作出了否定的判断。
(二)坚持“既……又……”的辩证分析方法。
凯尔纳在批判了斯密等人的全球化乐观主义之后，并没有走向全球化悲观主义，而是运用“既……又……”的辩证法逻辑为我们分析了全球化中内含的抵抗因素，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因素包含了丰富的乌托邦向度，促成了民主变革和激进政治的实现。当前，全球化修正主义者赫斯特(Paul Hirst)和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正以支持新国际政府的形式抗击着全球化过程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无约束自由市场的消极实践，在他们看来，国家和政府根本无法有效规制强大的市场力量，因此，民主必然在资本同一逻辑的作用下受损，因此，他们坚决否认全球化是无边界资本主义胜利的“神话”。就反对全球化这一点而言，凯尔纳和他们是同路人，但仅此而已，因为凯尔纳除了意识到全球化的现实面、它的权利和影响外，还主张“寻求那些反抗和抵制全球化，解构破坏面的力量和斗争，以及影响全球化向民主方向前进的力量”[16]。显然，凯尔纳在这里对全球化的分析已经涉及实践(革命)层面，这是难能可贵的。
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就经济而言，世界金融市场使资本在国际范围内任意流通，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日本海岸的飓风会导致纽约股市的涨落。全球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主要表现为非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另外，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公司的重组，失业现象也加剧了；就政治而言，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独霸天下的局面形成了，政治保守主义开始与经济自由主义联姻，一些理论家开始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终极性，如福山就宣称意识形态和历史终结了；就文化而言，媒体信息系统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兜售它们的产品和观念，如麦当娜的歌曲、好莱坞的电影已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现象[17]。凯尔纳强调，全球化的上述影响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本身还受到来自下层的各种抵抗，如墨西哥的农民运动、秘鲁的游击战、法国的劳动联合会、英美的学生运动、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等。除了政治上的抵抗外，文化领域的反抗也从未间断过，这主要表现为各种亚文化的产生，妇女、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等边缘群体对全球文化同一性强制的抵抗。总之，凯尔纳主张对全球化进行辩证的分析，既要揭露其霸权主义的一面，又要指出其内含的乌托邦抵抗因素，同时，还要处理好全球和地方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民主变革和激进政治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凯尔纳批判的全球化理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他确认了当前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全球化的实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重组；从科技变革的角度出发，他认为技术不但推动了全球化的实现和扩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从左派激进政治出发，他认为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奴役和压迫，还代表着反抗和解放；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出发，他拒斥了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为我们客观分析全球化现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凯尔纳的这些思考无疑扩展了我们对全球化和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贵的思想资源。
注释：
①道格拉斯·凯尔纳(1943- )，著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媒体理论家，左派学者，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育哲学首席教授，主攻方向有三个：文化研究、哲学与教育、后现代理论与批判理论。主要著作有《卡尔·科尔施：革命的理论》、《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让·鲍德里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更远》、《电视与民主危机》、《波斯湾的电视战》、《摄像机里的政治：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后现代理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历险》、《媒体奇观》、《从911到恐怖战争：布什遗产的危险》、《媒体文化》等。
②在凯利看来，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钢铁、工业、汽车制造等硬的或有形的生产基础之上，而“新经济”则建立在信息、知识、服务、娱乐等软的或无形的商品基础之上，由此出发，他认为我们已经处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先前的一切范畴均已失效。显然，凯利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而在于割裂了当前社会与先前社会之间的连续性。关于凯尔纳对凯利的批判，请参见Douglas Kellner:Kevin Kelly' s Complexity Theory:The Politics and Ideology of Self-Organizing Systems,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③关于凯尔纳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请参见拙文《技术资本主义：凯尔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8期。
④晚期马克思主义是张一兵教授在国内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界划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在他看来，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已经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沿着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方向前进。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指的就是那些“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有詹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凯尔纳和哈维等。相关论述请参见《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及《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2004年第5期张一兵等人的论文。
⑤我认为这是凯尔纳理论的一个通病，他总是把其他理论家理论中的核心词语拿来武装自己，却又不有效地扩展其涵义，有时甚至理解力还未达到原作者的水平，这不能不算作是一种悲哀。
⑥非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反题首次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指的是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和制造业就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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