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对新文化运动的三大责难——献给“五四”8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三大论文,周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连绵不断。与以往不同，这一波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责难概括起来有三条：
1、新文化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根源。
2、新文化运动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
3、新文化运动导致极端思潮泛滥和国民党专制体系的建立。
这些观点的始作俑者是林毓生教授。去年林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重申旧说；今年2月23日朱学勤教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承袭和发展了林先生的观点。两位都是笔者素所尊敬的老朋友，但因事关重大，不能不有所申说；敬希林、朱两位和读者谅解。
背道而驰的两种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文化革命”的根源呢？
不！“文化革命”的源头是义和团运动。两者的文化基础都是迷信和排外，共同的手段是用暴力解决文化问题，践踏文明，摧残人的尊严和权利。至于新文化运动继承的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其基本内涵是人的尊严和权利，相应的诉求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手段是自由讨论。同一切思想文化讨论一样，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各式人物的文章中找到各种错误观点。但是，由于没有政权和暴力介入，这类观点通常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和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而且在多数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日趋理性的状况下，其市场也十分有限。
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都伴随着文化的变革和变迁。问题仅在向那个方向变？对中国这样的古老的专制国家来说，不“改造文化”，冲破文化专制主义，现代化最终会化为泡影。新文化运动及其各种形式的延续，正是针对文化专制的强大的冲击波的体现。而义和团、“文化革命”之类的狂潮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反扑。两者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后者能够得逞于一时，说到底不过是启蒙——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恶果。
海内外学者之所以会出现不应有的混淆，一个重要原因是不重视处理文化问题不同方法（自由讨论和强迫改造）的内涵；没有正视方法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广义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包括粱启超、鲁迅等人提出的“新民”、“改造国民性”，是对以圣贤教导和经典为是非标准的思想奴役制度的反抗，是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反抗，是启迪人树立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的呼喊。绝对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呐喊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它只能通过自由讨论，靠自身的理据吸引读者，信与不信，悉听尊便。这类言论越多，意味着思想文化自由空间的扩大。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这些先驱坚持不懈地播种和耕耘，愚昧在中国的张狂，不知还要厉害多少倍！这种以自由讨论拓展自由空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
从19世纪满汉权贵坚持华夷之辨、支持义和团剿灭外来文化，到20世纪的“思想改造”、“学术批判”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摧毁启蒙，强制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这些都是专制主义文化的反扑。
新文化运动与无政府主义
一个新的指控是说无政府主义主宰了新文化运动。
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主流。
除了世纪初的零星介绍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成为略具群众性的思潮，是以1907年6月《天义报》和《新世纪》分别在东京和巴黎创刊为标志的。那些热心人高谈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关注的主要是公平、平等一类抽象原则；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是实现公平的途径。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中国知识阶层对体现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无政府状态的认知。《新世纪》的张静江、张继、吴稚晖一直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后大都以混迹政坛为荣，早就把“政府是万恶之源”一类吓人词句抛到了九霄云外。办《天义报》的刘师培、何震夫妇则在1907年末，就投靠了两江总督端方；辛亥革命中差点丢了性命，捡回一条小命后只好在故纸堆中了却残生。辛亥革命后，当时最活跃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是晦鸣学舍，始终是无足轻重的小团体，其首领刘师复在1915年临终时便哀叹：“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中国无政府主义已是奄奄一息；直至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前，这个状态没有改变。说那时“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实际情况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十月革命后，1918至1920这几年，随着关注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增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复苏并发展至顶峰，先后办了60多种刊物，相应地出现了一批标榜无政府主义的彼此独立没有什么联系的小团体。“这些组织一般人数都很少，有的甚至只有两三个人……通常都很涣散……一般存在时间都不长，有的几个月就瓦解了。”当时言论比较自由，办报刊十分容易，各地新办报刊多达一千种。刚刚冲破思想桎梏的年轻人喜欢尝试各种新奇的思想，无政府主义就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但是，这不等于它对新文化运动有重大影响：
1、即使在它的颠峰时期，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它既无全国性的思想领袖，亦无有重大影响的报刊，更谈不上可以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相提并论的思想阵地了。
2、几年一过，这个极端思潮就逐步衰微了。
3、就个人来说，分化也非常迅速，多数人很快就摆脱这类以极端和激进为标志的政治青春病，日趋平和。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北大的学生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等人，慢慢都成了平和的学者（如朱谦之），或在学校和官场游走的政客（如黄凌霜、区声白）。真正继续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是少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由无政府主义者蜕变而来的也是少数。说“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陈独秀、李大钊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信奉过无政府主义。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国民革命导致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建立。人们责难新文化运动应该对这一扭曲历史进程的事件负责。可是，不应忘记：
1、国民革命从思想教育到制度设置，都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后者的基本诉求是个性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及其保障，而前者则绝对否定个人自由。
最足以体现国民革命文化取向的是黄埔军校和作为国民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工农运动。
黄埔军校是以怎样的政治思想教育它的学生呢？孙中山在《来校最后训话》中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它的《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肯遵从党章与军纪，便是叛党叛军的行为。”此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吹的都是这个调，而这正是和把个人自由放到至高无上位置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的。
体现当时的革命文化风采的又一层面的是工农运动。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可对农民运动的文化状况略窥一二。工人运动的文化风貌又如何？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许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极普通的。”总之，工农运动中流行的是暴民专制或“全面专政”文化，与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民主、自由、法治势同水火。
2、那么，是不是新文化运动中普遍认同的“个性解放”导致这些“无法无天”（暴民专制）的现象出现呢？
个人自由——“个性解放”观念从19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之日起，就被正确地阐明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和法治为前提的。至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个性解放”，主要是批判三纲特别是痴男怨女追求婚姻自由，它体现的是利益诉求（如婚姻自由）和制度选择（抛弃专制，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何况从《青年》杂志创刊号开始，人权、法治和宪政的诉求，一直是它的不变宗旨。这些与后来的城乡“造反”行动完全不搭界。
3、从人员的构成看，也不能断定国民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首先是进入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已经分化。虽然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参加了国民革命，但他们这时的思想观点已经与前一时期迥异。而坚持新文化运动固有追求的，却是蔡元培、胡适以及集结在他们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及1927年以前的鲁迅和周作人等人。
其次，从国民革命的领袖到中下层骨干（如黄埔学员），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极为有限。例如，国民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只是从新文化运动看到宣传有很大威力；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至于那些学员则绝大部分是激进的中学生。
我们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回答上述三个具体问题的层次。这些问题后面涉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思想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哈耶克和他的学生谁对谁错？
早在20世纪80年代，林毓生教授就认为康、梁等启蒙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走上“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无视更加根本的制度问题，是中国后来许多灾难的根源。朱学勤教授也认为新文化运动忽视了制度选择。
同林、朱两位先生的论断相反，康有为在戊戌后念念不忘的是“勤王”、“立宪”、“物质救国论”；梁启超除追随其师外，还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政治制度、财政改革等问题，组建了以实行政党政治为诉求的中国第一个政党——政闻社。至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政治主张，只举一个具体例子就够了：1920年8月1日，胡适与李大钊、高一涵、蒋梦麟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限制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恶法，要求“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不得滥行宣布戒严”。“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1，育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结社自由；4，书信秘密自由。”并“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吸收普通法系的宪政经验，改革中国社会制度的迫切愿望表露无遗。
与此同时，这些思想家们确实把思想启蒙放到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思想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林毓生教授的老师哈耶克的重大贡献之一是阐明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坚决反对建构论。但他却毫不含糊地指出：“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些似乎是矛盾的论断，正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许多学者一再证明，由于中国和西欧传统社会的差异，中国传统的宗法专制社会不可能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不但如康德所说：“启蒙就是……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而且要敢于睁开眼睛看世界，敢于普及和吸收人类文明已有的成果，重新评价本国的传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看，这个认识和普及人类文明已有成就、重新认识本国固有文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说到底，19、20世纪中国历史的曲折，无非是认识和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所付出的代价。其中还包含着东方社会转型中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笼统说“文化不能改造”，不但与各国历史实际不符，而在实践中则对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东方各国非常有害。在像中国那样学习西方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大谈“文化不能改造”，只能成为抗拒外来的现代文化的藉口，而这是与林、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
显然，对思想文化作用的评判，正确的是哈耶克，而不是他的学生林毓生。在参加WTO和签署联合国两大人权公约后的中国，观念变革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冷静地考虑一下不难明白，此时此境提出“文化不能改造”显然不合适。
百年文化讨论误入歧途的关键
包括林毓生教授、朱学勤教授等不少学者认为，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的意见，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总是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这是中国现代化迟迟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
现代化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不触动传统是不可能的。问题仅在于应该反对和不应该反对的是哪些传统？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是不是反传统？这些运动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料，不能改变思想革命的实质。清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比附民主，把古代的乡校说成是议会，诸如此类的“西学中源”说比比皆是。这何尝不是力求从中国古代寻找思想资源，“以复古为解放”（粱启超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和《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疗救。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19、20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扫除制度变革的思想障碍。世界各国的现代制度文化的内核，如共和、民生等，只能大同小异，否则WTO和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无由建立。接受这些普世性的规则，就必须接受相应的现代文明核心价值，改造一切与之格格不入的固有文化。非制度文化则纯属个人的爱好、选择，理应多能并立，并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演化。
20世纪中国侵犯个人思想自由和文化爱好的事件屡见不鲜。饱受其害的知识阶层对这些事件的反感非常强烈，“文化不可改造”的呼声体现着对这些迫害的抗议。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忘记，中国的制度文化非改不可，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提倡和坚持的那些普世价值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才导致那些迫害。
离开这个大背景，笼统说要不要“反传统”，要不要“改造文化”，就会不得要领，乃至带来鼓吹者完全不愿看到的后果。笔者曾反复阐明，无论新文化运动诞生之日起高举并且长期坚持的“人权与科学”，或者1919年以后改称的“民主与科学”，其基本精神都是呼唤自由、法治、宪政和理性。现代化和国家的统一是当代中国人普遍关注的两大主题。离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追求，这些问题能正确解决吗？这是评论新文化运动时千万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