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风云际会与士林风尚
嘉庆、道光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府统治已由强盛的巅峰走向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殆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处处可见。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全国人口由一亿五千万猛增至四亿三千万，资源、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加剧，流民无以为业，士人仕途拥挤，成为国内政治不安定的重要根源；由于承平日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令不行而禁不止，贪污成风，威信下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举步维艰，弊端重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贸易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蓄势待发。
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的消息，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角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破。生活在嘉道之际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长龄、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方东树、沈垚、潘德舆、鲁一同、徐继畲等人，是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名流。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由盛转衰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热情，施展才华抱负和治平理想的巨大冲动，使他们不愿放弃眼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契机。他们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以耸听之危言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山雨欲来的危局，共同表现出救世的警觉和入世的热忱，并自觉地把这种警觉和热忱演化为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呼唤，对新的士林风尚的设计。他们努力寻求与陶铸一种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急切期望学风、士风由宋学之高蹈、汉学之烦琐向立足现世、通经致用方向的转换。对于新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学与治之术不分”（注：《龚自珍全集·对策》，第114页。）；魏源称之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注：《魏源集·两汉经师今古文学家法考叙》，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页。）。这些概括蕴含着明确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第4页。），学、治统一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要求学术立足于天下之治，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士人本身不是高头讲章与琐碎饾饤的生产者，不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注：《魏源集·学篇九》，第22页。）的书蠹，而应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
学、治一致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得到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超越各流派门户畛域的学术选择。对新的学术精神的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奔走呼号，促使嘉道之际新的士林风尚形成。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具有以下特征：
——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和主宰精神的确立与恢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正是封建士人阶层多梦的季节。平常时期，他们苦于阶级太繁，尊卑有定，文网恢恢，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而非常时期，则以为可以跨逾等级，破除旧例，大显身手，一展雄才大略。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热情与梦想，激动着一代士人之心，他们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并开始充满自信地重新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所应承当的社会角色。“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的包世臣以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注：《艺舟双楫·赵平湖政书五篇叙》，《安吴四种》，同治壬申重刊本。），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注：《中复堂全集·复管异之书》，同治六年刻本。）。其间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且充满着天下艰难，舍我其谁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拯道济溺的英雄气概。林伯垌作《任说》，以为“自任以天下之重则固天下之士也”，以天下自任，虽为布衣，“而行谊在三公之上”（注：《修本堂稿》，《修本堂丛书》刊本。）。梅曾亮写于道光初年的《上汪尚书书》抒写心志道：“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注：《梅伯言全集》，咸丰六年刊本。）进则攘臂以治乱，退则治学以培道，先觉以觉民，此种人生取向，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一代士人踌躇满志的躁动心态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士林中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风气的形成。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和学、治一致的学术指向，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他们更崇尚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求。在整个社会士气复苏、议论风生之际，姚莹以东汉与晚明士人作为前车之鉴，向激情四溢的士林提出忠告。姚莹以为，志士立身，有为身名，有为天下，“自东汉以虚声征辟，天下争相慕效，几如今之攻举业者，孟子所谓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也。当今笃行之士，固已羞之。明季东林称多君子，天下清议归焉，朝廷命相，至或取诸儒生之口，固宜海内澄清矣。然汉、明之季，诸君子不能戡定祸乱，反以亡其身，无亦有为天下之心而疏于为天下之术乎？”（注：《中复堂全集·复管异之书》。）此种忠告，显示出作者在士风高涨中的冷静思考。以史作鉴，则宜摒却虚名，不尚空谈，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的研究与探求。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社会参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清谈议政，而是自觉地致力于当世急务的研究与实践。包世臣留心于“经济之学”，闻名遐迩，“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注：《清史稿》卷486《包世臣传》。）龚自珍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的同时，又留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使得“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榘矱（注：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年刊本。）。精于边疆史地者如张穆、徐松、沈垚等人在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中，对经济开发与防务提出建策，以备当事者择取。管同、方东树等宋学信仰者，在高扬性理主义旗帜的同时，于“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注：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柏堂集》，光绪七年刻本。）。正如李兆洛所言，嘉道士人“怀未然之虑，忧未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注：《养一斋文集·蔬园诗序》，光绪戊寅年夏重刊本。）。这种重视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构成了嘉道士林风尚的显著特征。
——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盛行。嘉道之际士风的复苏与高涨，促使有志之士走出书斋，广结盟友。他们聚谈燕宴，问学议政，使管同、龚自珍著文批评过的“今聚徒结社，渺然无闻”（注：《因寄轩文集·拟言风俗书》，道光二十四年刻本。），“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注：《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一》，第29页。）的局面大大改观，士林之中，朝廷学校之间，不再是昔日“安且静也”的处所。这种志士间的交往，是一种声气之求，它超越了学术宗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以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互相推重，砥行砺节，以培植元气，有用于世相瞩望，又以学问议政、道德文章相切劘，并具有培植共同政见的意义。姚莹作《汤海秋传》记述其道光初年京师之交游道：
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指汤鹏）。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黹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注：《中复堂全集·汤海秋》。）
“慷慨激励”、“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的气度，使得他们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丁晏在《津门会棣庄诗集序中》记述京师文人聚会之盛况道：
京师为天下文人之薮，台阁之彦、胄监之英，四方才俊之士，毕萃于斯。己卯之岁，余年二十四，见举于萧山师。庚辰以朝考入京师，主同乡汪文端家。嗣后，公车留滞，所识多魁士名人，樽酒论文，于问学深有助焉。丙申之夏，宜黄黄树斋爵滋、晋江陈颂南庆镛、歙县徐廉峰宝善、甘泉汪孟慈喜孙，仿兰亭宴集，为江亭展禊之会。吾友汤海秋鹏、王慈雨钦霖、郭羽可仪霄、黄杏铁剑、许印林瀚、张亨甫际亮、姚梅伯燮、蒋子潇湘南、斌秋士桐及同乡潘四农德舆、鲁兰岑一同暨余凡四十二人，各为诗文纪之，固一时之盛也。（注：《熙志斋文集》，民国三十八年刊本。）
此次江亭展禊是京都文人的重要聚会。聚会士人议论时政、探讨学术、联络情谊。聚会的参与者大都为京都名宦、名士，其中黄爵滋、徐宝善、朱琦、陈庆镛等人，充任了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改革吏治的主将。稍后以黄爵滋名义上呈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据说即是由吴嘉宾、臧纡青、张际亮等人共同起草的集体性作品。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称他们“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可见京都文人聚会，虽还称不上“聚徒结社”，但已具有联络声气、培植共同政见的意义。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的盛行，是士人由噤若寒蝉走向意气风发的重要标志。嘉道士人“力挽颓波、勉成砥柱”（注：姚莹：《中复堂全集·汤海秋》。）的风尚，造就培养着士人跌荡放言、傲俗自放的做派，而嘉道士林的人物品藻，又将傲俗自放与慷慨任事者推为上品。
嘉道之际风云际会和士林风尚的更新，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群体带来了新的精神气象。他们由埋首经籍、读书养气转向“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4页。），由谋稻粱而著书视议政为畏途，一变而为“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注：范麟：《读安吴四种书论》。），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在经世实学思潮崛起，知识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加强的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嘉道之际文学，显示出独异的风貌和耀眼的光彩。
二、言关天下与自作主宰的文学精神
漫步在嘉道之际的文苑诗海之中，扑面而来的是一代士人浓烈郁结的救世热情，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炽热旺盛的政治参与精神，以古方出新意的变革呼唤，起衰世而入盛世的补天情结。当然，也有先觉者独清独醒的孤独，前行者“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以及不见用于世的种种痛苦与自我慰藉。
这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与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独异的风韵和色彩。这里很少有对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被忧患意识浸泡过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这里很少有对人生短暂、时光不永、逝者如斯的喟叹，更多的是对建功立业、渴求有用于世的心态的表白；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文学像一只被政治参与热情与人生自信同时鼓荡起的方舟，责无旁贷地负载起嘉道士人救世与自救的双重期待。
动荡的时代和士风的高涨，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在构筑人生理想和思考自我存在价值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倾斜，他们并不安分于在纵恣诗酒、白头苦吟中打发一生。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品十分推重两个历史人物，一是汉代盛世而出危言的贾谊，一是南宋衰世而倡王霸的陈亮。他们议论风生，言关天下社稷，为帝王之师的潇洒风采，令人神往，而无形中被奉为追寻效仿的楷模。在嘉道士人对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的认同中，其对立功的渴望，远远超出立言、立德。他们以“国士”而不以“诗人”自期，以为“儒者当建功立德，而文士卑不足为”。（注：管同：《因寄轩文集·方植之文集序》，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在这种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中陶铸与造就的嘉道文学精神，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参与意识的强化和自作主宰意识的扩张。
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字。文章通过对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文章以为，霸天下者，不能无私，故而有种种愚民之举。“士人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好议论，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因而霸天下者于士，便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塞天下游士心志的手段之一：
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大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注：《龚自珍全集》，第117页。）
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即已废除。龚自珍在此文中大力挞伐之，实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乐籍如此，学术研究中或专注于训诂校勘、辑佚辨伪，或空谈义理、高蹈世外，文学创作中寄情于山水，玩味于声韵，同样是士人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士人不通古今，思乱志偃，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益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不作，这是霸天下者之幸，却是天下士人的悲哀。此文的言中之意、弦中之音，即在于呼唤豪杰之士奋发崛起，识破人主类似乐籍的种种钳塞之术，冲破拘囿思想的牢笼，恢复“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振刷议论图度、指天画地的精神，摒弃奁体词赋、一切游戏不急之言，奋力而为议论军国、臧否政治之雄文。因而《京师乐籍说》所体现的内在意义，并不仅仅是对霸天下者心术的揭露，它还包蕴着对学风、士风转换的渴望及对新的文学风气、文学精神的追寻，这便是留心古今，参与国事，议论军国，臧否政治。
社会参与激情与言关天下社稷的精神，合成了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文学期待视野。这一点仅从他们对诗文表现题材的分类与价值评判中即可窥知。管同将古文辞分为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穷而后工”，“得乎山川之助者”为文士之交，“穷则见诸文，达则见诸政”（注：《因寄轩文集·送李海帆为永州府知府序》。）为圣贤之文，主张以全力为圣贤之文，而以余力为文士之文。梅曾亮以为：文有世禄之文与豪杰之文。“模山范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者为世禄之文，“开张王霸，指陈要最”（注：《梅伯言全集·送陈作甫叙》，咸丰六年刊本。）者为豪杰之文，而推豪杰之文为尊，世禄之文为卑。张际亮把汉以下诗分为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力倡“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注：《张亨甫全集·与陆心兰方伯书》，同治丁卯春刊本。）的志士之诗。对隐含着注目人间、拯时救世价值取向的圣贤之文、豪杰之文、志士之诗的推重，反映出嘉道士人文学宗尚与审美情趣向社会功利方向的归依。经术、治术文章合一，立言而为帝王百姓之师，这种人生目标，对大多数文人墨客来讲，比吟咏性情，描摹风月更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嘉道士人把诗文创作视为畅抒理想、昌言建策、慷慨论天下事的利器和排遣社会参与冲动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不能出将入相，亲挽狂澜的情况下，企求在议论时政，抒写感慨，作人间清议，写书生忧患中，获取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龚自珍“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估评论”（注：《龚自珍全集·夜直》，第455页。），“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注：《龚自珍全集·歌筵有乞书扇者》，第490页。），张际亮“著书恸哭敢忧时”（注：《张亨甫全集·阳廓外守风阻涨慨然口号》。），汤鹏“非争墨客词流技”，“微词褒贬挟风雷”（注：《海秋诗集·后慷慨篇》，岳麓书社，1987年，第286页。）的诗句，都不啻为一种自励，一种号召，它包蕴着旺健的入世精神。
在推尚志士之诗、圣贤豪杰之文的同时，嘉道士人还有意提倡与培植一种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如果说，参与现实、参与政治的文学价值取向，是嘉道文学精神的直观显现，那么，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则是嘉道文学精神的内在蕴藉。两者共同显示出士风振刷的实绩。
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首先表现为作家对于自身在文学创造过程中独立地位的确认。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凝聚着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理解、判断，龚自珍称之为“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注：《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四》，第15页。）。心无力者，不足以立世，不足以言创造。而不才者治世，则以摧残士人心力为要领，“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第6页。），致使天下才衰。欲起衰救敝，治世者当改弦更张，而被戮者，当振奋“心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担当起社会、历史及文学创造的责任。龚自珍在用于自励的《文体箴》中写道：“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尊尚“心审”、“心察”，鄙夷人云亦云，是进行思想与文学创造的重要前提。
文学创造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们的情感世界。如何看待与表现作者的自在情感，是与崇尚心力紧密关联的问题。与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气概相一致，嘉道士人主张诗文写作应言必已出，直抒胸臆，袒露性情，表现真我。魏源在《诗古微序》中提出“循情反性”之说，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以为：“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姚莹认为清代诗坛，大都剪彩为花。范土为人，缺少天趣天籁。而龚自珍的“宥情”、“尊情”之说，更是神采飞扬，脍炙人口。龚自珍在《宥情》一文中，设甲、乙、丙、丁、戊数人就“情”这一问题互相辩难。对于纷纭众说，作者未明确置之可否，只是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萦怀于童心，留连于母爱，斩不断袭心之阴气，言不尽少年之哀乐的感觉。此种无可奈何，无力拔却的情根，“则不知此方圣人所诃欤？西方圣人所诃欤？”（注：《龚自珍全集·宥情》，第89页。）距作《宥情》15年后，龚自珍作《长短言自序》，则一改《宥情》中的闪烁其辞，理直气壮地宣称“尊情”。“情之为物，亦尝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孰为尊？无往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之为尊，在于它以无住无寄、变幻莫测的形态参与着文学准备、文学创造和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它既是文学创造者的内在凭藉，又是文学接受者的感应媒介。当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发为声音时，作者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而文学创造亦得以完成。当凝聚着作者情感的声音文字作品叩击着读者心灵时，遂使读者沉浸在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中。正因为“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而宥之尊之。
尊情之外，真与伪，也是嘉道士人使用频率极高的批评词汇。真者，得天趣天籁，读其作，知其人、其世，知其心迹；伪者，揖首于古人与成法，饰其外，伤其内，害其神，蔽其真。真者，是心力强健、蕴藉深厚、充满自信的表现；而伪者，是泯灭本真、摧戮性灵，丧失自信心的结果。嘉道士人之崇真黜伪，意在恃崇真而一无遮拦地泄发幽苦怨愤、忠义慷慨之气，借黜伪而讨伐扫荡拟古复古之俗学浮声。崇真黜伪促使他们将目光超越纵横交错的流派门户间的庭阶畛域，而理直气壮地树立起“率性任情”的创作旗帜。姚莹自称：“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注：《中复堂全集·复方彦闻书》。）龚自珍为汤鹏诗集作序，以“诗与人为一”，“其面目也完”（注：《龚自珍全集·书汤海秋诗集后》，第241页。）为诗的最高境界，都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自作主宰的气度和风范，它传达出一代士人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渴望。
“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在盛衰交替的历史瞬间，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龚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抒写了他对新的文学精神的憧憬与向往：
龚自珍曰：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狭隘，无诗也；适市者，其志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天下之山川，莫尊于辽东。辽俯平原，逶迤万余里，蛇行象奔，而稍稍泻之，乃卒恣意横溢，以达乎岭外。大海际南斗，竖亥不可复步，气脉所届，怒若未毕；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则尽此矣。诗有肖是乎哉？诗人之所产，有禀是乎哉？自珍曰：有之。夫诗必有原。《易》、《书》、《诗》、《春秋》之萧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峍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揪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则夫辽之长白、兴安大岭也有然。审是，则诗人将毋拱手欲矾，肃拜植立，挢乎其不敢议，愿乎其不敢大言乎哉！于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畅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自然。
不屑为孱弱纤细、平庸世俗之声，而欲肖巍峨山川蛇行象奔之逶迤，禀承其恣意横溢之气脉，取原于经史子集，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磅礴浩汹，放言无忌，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这不正是一代士人孜孜以求的文学精神的形象化写照吗？道济天下的志向，敞开通达的心灵，使嘉道之际士人充满着蓬勃朝气。他们奔走海内，联络声气，广结同志，或形交，或神契，不论师承、出身、地域，以砥砺志节相标榜，以道义文章相吸引。尽管其艺术造诣有别，审美情趣不同，而彼此间以诚相见，互相推重，互相勖勉，共同促进嘉道之际文学冲破封建专制的重重禁忌，终使嘉道士人从拟古复古的泥淖迷雾中走出，而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
三、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
与清代清淳雅正的文学风貌相比，嘉道文学所显示的最鲜明、最基本的总体特征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这一总体特征在惊秋救敝、忧民自怜两大文学主题中得到展示。
当嘉道士人渐次恢复了“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将审视与批判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时，清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现状，使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学风士风转换与文学精神确认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在严峻的现实危机面前，顿时化作阵阵忧愤悲慨之雾，弥漫于纸上笔端。他们以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穷形极象、痛快淋漓的衰世披露，为封建末世留下有形的存照，为天朝上国撞响夕阳西下的警钟。这类旨在撩开天朝盛世帷幕，以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富有形象性与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并谋求解救方策的作品，其主题可称之为惊秋救敝。惊秋救敝主要表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代士人的敏感心灵与思想锋芒。它的存在，使嘉道之际文学具有自身的不可复写性。
清王朝曾有过国力强盛的历史。19世纪初，这一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开始走向江河日下的颓败之境。危机如同凛然秋气，逼近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统治者尚沉醉于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中时，留心古今的知识群体，已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嗅到萧瑟秋气的逼近和山雨欲来的气息。漕运、盐务、河工，被清人通称为三大政。漕、盐、河三政均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经济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因循旧例，经营管理不善，三大政至嘉道之际弊端丛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难以堵塞的三大漏卮。漕运包括征粮、运粮、入仓等多项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官吏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最终导致粮价飞涨，使运抵京师的漕米为当地价格的十数倍。盐务如同漕运一样，由于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盐官得盐商之贿赂，给予盐商以种种方便，盐商一方面哄抬盐价，一方面逃避缴税，使生产者、消费者利益受损，而国库盐税收入大减。至于黄河治理，更是困扰清政府的大事。由于黄河长年失修，河底淤泥日高，嘉道之际数十年间，河堤几乎年年溃决。政府每年拨巨款治河，但多被官吏贪污挥霍。薛福成《庸庵笔记》追记道光年间南河总督衙门滥用治河经费及其奢侈之举道：“每岁经费，银钱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以宴席而言，厨工常以数十猪之背肉，为豚脯一碗，余肉皆委之沟渠；又驱活鹅数十只奔走于热铁之上，取其掌食之，而全鹅皆弃。至于食驼峰、猴脑，以河鲤之鲜血作羹，无不取其精美，极尽奢华。“食品既繁，虽历之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宴席之外，车马、服饰、交游莫不挥金如土，“新点翰林，有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者，河帅为之登高而呼，万金可立至。举人、拔贡有携一纸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至。”（注：《庸庵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丛刊》影印本。）如此暴殄天物、挥霍钱财，国家虽岁糜巨币以治河，河何可言治！
与漕、盐、河弊政同为士人忧者是鸦片的泛滥。在鸦片贸易日益扩大，成为漕、盐、河之后国家财政的又一大漏卮的时候，魏源比较明清两代政事之得失，痛心而言：“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贷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从容不迫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第161页。）病漕、病鹾、病河、病烟、病吏、病民，财物匮乏，人才出于无用之途，清王朝已是多病缠身，国事危如积卵，怎可再高枕无忧，讳病忌医，作优游不急之言？
生计日蹙，漏卮不塞，天下多事，固然使人触目惊心；而官僚政治腐败，贪污渎职成风，奉职为官者，无有为进取气象，中央行政权威，处处受到挑战，诸种政府机制的无能和国家机器的朽腐现象，更令天下人失望。将明哲保身，不思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奉职心态与贪赃枉法、有罪不惩、有冤不伸、铺张粉饰、欺上罔下的官僚行为，归咎于高度集中而走向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代士人的共识。
造成吏治腐败、政府官员无所作为的根源何在？龚自珍四篇《明良论》揭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俸禄过低，志向为贫困所累。二是上以犬马役仆相待，志向磨灭殆尽。三是用人唯论资格，志向无所施用。四是权限芥微，束缚沉重，志向无从实行。姚莹著《通论》，痛斥“习委蛇之节，而忘震惊之功，仍贪冒之常，而昧通时之识”，“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之士，是“坐视大厦之鼓而不敢易其栋梁者”（注：《中复堂全集·通论》。）。士气摧荡至此，并非国家幸事。国家一旦有难，则普天之下，无有挺身而出，拯道济溺，备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中，以其特有的扑朔迷离、雄诡杂出的文字，揭示霸天下者摧残士气之用心：“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注：《龚自珍全集》，第20页。）一夫为刚，万夫为柔，一人号令，万众臣服，不允许有独立思考，不允许于号令之外有所作为，这正是封建政治走向僵化、走向极端专制的标志。霸天下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而霸天下者一旦失却王霸之气，进入“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的困顿之境，则于何处可求有廉耻之心、凛然气节之臣？霸天下者可谓是咎由自取。
嘉道士人在凭藉理性的目光揭发社会弊端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还以重重叠叠、饱蘸情感的笔触，勾画出对这个没有黄钟大吕，没有勃勃生机之没落世界的估评与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注：《龚自珍全集·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第441页。）“天地有沧桑，知己以为宝。不见秋风吹，辟物已枯槁。万变亦寻常，消弭恐不早。槭槭无时终，耿耿向谁道。”（注：汤鹏：《海秋诗集·秋怀九十一首》，第263页。）“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注：《龚自珍全集·秋心三首》，第479页。）“秋气已西来，元蝉鸣未休。笑彼不知时，讵识中多忧。”（注：潘德舆：《养一斋集·寓感五十首》，道光二十三年刊本。）纷纷纭纭的咏秋诗句，传达出一代士人对人间秋事降临的悲切。龚自珍写于1839年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扬州繁华已去而人心不觉、承平依旧的景象，抒写了深沉的感慨。龚氏以四时更替为喻，以为初秋时节，人沉溺于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而无睹于秋象，无闻于秋声，昏昏然不知悲寒将至，这正是人们承平日久，茫然不辨衰世之象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正是令识在机先的惊秋之士悲愤交集、惶惶不可终日之所在。“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疲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第6页。）龚自珍以准确隽永的语言，表露出一代士人叶落知秋时节最难将息的忧愤心境。
在嘉道士人中，龚自珍善于以旁出泛涌的文思，雄诡杂出的语言，扑朔迷离的隐喻，表述他对形势时运的洞悉与评断。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演绎为治世、衰世、乱世，而以人才的盛衰境遇，作为三世推移的标志。衰世介于治、乱之间，其外表类似治世，但有才者却因无以自存而纷纷生背异悖悍之心，此距乱世已不远矣。龚氏以瑰丽神秘著称的《尊隐》将一日分为三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会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聚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如果说，龚自珍以衰世和昏时暗喻他对社会时局的总体评价，其意象稍显晦涩朦胧的话，姚莹的“艰难之天下”说，则将一代士人的社会总体感受表述得直截了当。姚莹在《复管异之书》中，同样把天下分为三种类型，称之为“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其论“艰难之天下”道：“及乎承平日久，生齿日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其“艰难之天下”所列举的种种杂症，不正是清王朝嘉道之际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吗？而“开创”“承平”、“艰难”之说，又何尝不是治世、衰世、乱世与早时、午时、昏时喻意的直接破泽！
“昏时”与“艰难之天下”的社会总体评价，无疑仍是依据盛衰、治乱、王霸的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在中国历史纵向坐标上进行的。在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密，而又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条件的农业国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尚未惊醒东方帝国强盛之梦的鸦片战争前夕，摆脱昏时的梦魇，重睹宜君宜王之景象，由艰难之天下，重新步入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似乎是无可选择、顺理成章的现实演进道路。一代知识群体危言耸听，筹谋策划，大都出于对封建盛世、仁政王道芳菲重现的渴望与坚信。这种渴望与坚信，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蒙上了一层虚幻与乐观色彩。无数个补天情结，构成了梦幻的大网，使富有理性和现实深度的社会批判，在转向社会救敝改革方案的探寻时，突然变得充满浪漫气息。对兴衰治乱历史循环论的迷悟，过分相信封建肌体的再生性与重建能力，再加上知识群体目光视野不出中土华夏范围及思想创造力的贫乏，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时虽然显得勇猛无畏，深刻有力，但在讨论变革途径时，却变得书生气十足，甚至迂腐浅薄。批判意识的深邃宽广与革新意识的平庸纤细，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这恐怕是光绪年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场散乱的、自发的，由补天情结所支配的救敝改革骚动。支撑着改革热情和自救信念的是对帝国盛世再现的憧憬与渴望。以“国士”‘医国手”自期的知识群体，无不希望通过对旧有政体和思想文化体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来消除危机，应付世变。他们根据最深切的自我感受，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武库中，寻求着救世的灵丹。文人的天真和浪漫气质，恰恰在这充满空想与梦幻色彩的寻求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希望通过读经、注经，把经籍中的普遍原则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的办法来振兴政治、文化；或鼓动重新高扬性理主义的旗帜，“兴起人之善气，遏制人之淫心”，从而改善道德、风俗；或主张培士气，重人才，简政放权，发挥士及师儒的辅政作用；或强调以农为本，解决好河、漕、盐诸政，缓和经济危机；甚至建议按宗法血缘关系分配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在连篇累牍的政论之文中，仁政得施、王道实行，帝王得道多助，臣者惟德是辅，弊绝风清，朝野声气相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固末盛，物阜财丰，成为众笔所重重描绘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盛世强国之梦，不久便彻底破灭。步入封建末世的东方帝国，已是老态龙钟，再也没有雄风重振的机会。鸦片战争之前，封建帝国在封闭状态下的虚假繁荣与强盛，使清政府与全社会并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生存危机的存在。知识群体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革新呼吁，常被视作杞人忧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封建王朝盛衰治乱的历史循环也因此趋于紊乱以至于中断，这就使一代知识群体所开具的种种“以古方出新意”的救国之方，失去施用之所。不为世人理解的救世热情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使一代志士深为叹息。鲁一同在《复潘四农书》中，曾以医者、病者作比，揭示了救世者与政府、社会之间的隔膜。病者于病情并不自知，但凭起居燕笑、充好如常便讳疾忌医；医者虽有救国奇方，却无法为病者所接受、所理解：“医者既苦于不信，病者又苦于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医。”病者、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由不信任而造成的紧张，使医者无从措手而病者愈趋沉重。作为医者之一，鲁一同和呼吁救敝改革的知识群体一样，一方面表现出救国救世、舍我其谁的自信；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不见用世的惆怅与无奈。自信使他认为：“虽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式，然善吾方，谨藏吾药，必有抄撮荟萃获效者。”无奈又使他承认：“天下事深远切至者，非吾辈所宜言。纵言之善，及身亲多龃龉，不易措手。”（注：《通甫类稿》，咸丰九年刊本。）魏源是以海运代漕运的积极主张者。在道光初年海运一度实行后，他曾兴奋地称赞此事是“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注：《魏源集·海运全案跋》，第412页。）。但随后他就发现，救敝之事并不如此简单和值得乐观。鸦片战争后两年，他在谈论黄河治理问题时，慨然叹道：“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注：《魏源集·筹河篇》，第373页。）步入颓败之境的清朝帝国，杂症并出，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方一药所能奏效。从救世的自信走向救世的无奈，虽给一代士人带来失望的痛苦，但也带有几分历史发展的必然。满足于“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不足以应付世变，解救残局。
在嘉道之际文学中，与惊秋救敝表现主题构成犄角之势的是忧民自怜主题。同惊秋救敝主题类似，忧民自怜是一种组合性主题。其中，“忧民”重在表现一代士人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恻隐之怀；“自怜”则重在抒写一代士人感士不遇的牢愁和对自我人格高洁、完满境界的内在追求。与惊秋救敝主题着眼于时代风云的追寻和现实课题的思索相比，忧民自怜主题表现出更多的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承接；惊秋救敝主题表现了历史转型期文学独特的情感风貌，而忧民自怜主题则与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人道精神，构成了汇流联结。两大表现主题之间有着互相渗透、交融的层面，它们在一代士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上构成了和谐统一。
民生民瘼，是邦国盛衰的显性标志，是“军国”、“政治”与“天下事”中的大宗。对民生民瘼寄予同情关注，以富有恻隐之心，合于讽喻之旨的笔触，揭示生民病痛，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士人参与社会政治，实现兼济之志的重要方式。嘉道士人秉承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精神，在揭露衰世之象，谋求绸缪之策的同时，对苍生忧乐、黎元困顿别具只眼，萦萦于怀。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的诗文作品中，每每将世情民隐，百姓病痛形诸笔端。在不胜枚举的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诗文中，蕴藏着嘉道士人忧时悯世的情怀和民胞物与的仁爱之心，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风人之旨的追寻。嘉道士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推己及人的心理过程中，还常常转化为“自责”的意绪。同情、讽喻、自责，形成了忧民主题的三大情结。
士阶层的自怜意绪，也是传统诗文中常见的表现主题。自怜主题既包蕴着士阶层对理想人生、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又承载着其追求过程中自然伴随的种种失意与惆怅；自怜既具有士阶层对自我形象、自我行为的爱怜、赞美和心灵自慰的意义，同时也蕴藏着愤世嫉俗、斥奸刺邪的批判锋芒。自怜主题带有最为浓郁的自我色彩，是读者借以窥知创作主体心灵宇宙的重要窗口。在嘉道文学的自怜主题中，对谗谄蔽明、方正不容世象的感愤牢骚和对冰清玉洁、独立特行品格的自我期待，唤醒我们对古典文学长河中佩兰纫蕙、独清独醒高士形象的记忆；而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哀怨感伤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执拗狂放，则又把我们拉回到山雨欲来、衰象层出的特定时代。这里，我们试图借用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之说，概括嘉道文学中的自怜意绪。
在龚自珍的作品中，“剑”与“箫”是两个经常对举的词语。其《漫感》诗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丑奴儿令》词云：“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可见龚自珍平生对一箫一剑、箫心剑名是何等的看重，何等的珍惜。“剑气箫心”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充溢着敢忧敢愤、敢有作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思想意志，它既有悱恻情思，眷眷爱心，“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注：《龚自珍全集·琴歌》，第446页。）的一面，又有“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注：《龚自珍全集·平均篇》，第77页。），放言无忌、狂狷不羁的一面。敢爱敢恨，培植情根，即为箫心；敢作敢为，锋芒毕露，即为剑气。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亦狂亦侠亦温文”（注：《龚自珍全集》，第551页。）的诗句，正是“剑气箫心”品格的注脚。“剑气箫心”又表现为经世抱负和不遇情怀。其《又忏心一首》诗云：“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注：《龚自珍全集》，第445页。）经世的幽光，济民的狂想，汹涌而来，缠绵而去，来须挥剑者，为报国之雄心，去可付箫者，为不遇之哀怨。“剑气箫心”还是一种审美追求。龚自珍《湘月》词云：“怨去吹箫，狂来语剑，两样消魂味。”箫怨多感慨之词，似《骚》而近儒；剑狂多不平之语，似《庄》而近仙、侠。感慨之词，忆之缠绵；不平之语，触之峥嵘。
“剑气箫心”之说所涵括的独立不移的人格理想，不屈不挠的救世意志，亦狂亦怨的审美追求，可以用来概括嘉道士人自我设计、自我期待、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种种追求。在学风士风转换的呼唤，新的文学精神的陶铸及惊秋救敝、忧国忧民的诗文创作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剑气箫心的回荡与搏动。盛衰交替的历史氛围，以天下为己任、拯衰救溺的承担精神与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造就了嘉道士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以一言蔽之，可称为剑气箫心。创造的渴望与艰难，拯衰的躁动与蹉跎，都被涵括在剑气箫心之中。嘉道士人引以自豪者在此，后代继踵者奉为风范者亦在此。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甚至连他们托古改制的策略；歌哭无端的狂放，都被继承下来。一代士人剑气箫心的风采，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身上重现，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嘉道之际形成的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则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家逐渐改变了闲适悠然的心境与花前月下的吟唱，以热切的目光追寻着现实生活万千变化的波光澜影，以敏感的笔触描述着人间可悲可喜、可惊可叹、英勇威武、卑琐丑恶的种种事态世相，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进行的呐喊、抗争及所经历的苦难。从这里起步的中国近代文学，始终紧紧地拥抱着现实生活，注目着人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