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立于人类历史的奥林帕斯山上俯瞰数千年伦理文明的传承演变与发展之时，最激动人心的恐怕莫过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却又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没有一个世纪能够像20世纪那样既对传统伦理作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也没有一个世纪象20世纪那样因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及其风云际会的伦理境遇提出了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并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纵贯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史全过程，至今仍影响着人们道德生活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各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运思方式及其价值探寻，思考着中国伦理现代化的路径与战略方案，写下了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思想史的重头篇章。而今，当我们身处世纪之交亦是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批判性地省察三大伦理思潮的内在机理及其本质特征，剖析其优长缺失与正误对错，不仅是系统地清理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建构跨世纪的新型伦理文化的需要。
三大伦理思潮的同源与并生
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三大伦理思潮，虽然本质上属于三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但由于它们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而它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注：史华慈：《论保守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点。
具体来说：（1 ）三大伦理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反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外交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等问题困绕着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中诞生的，它们的兴起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道德挑战的反映。它们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都希望中国伦理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建立适合于现时代要求的新型民族伦理，因此他们都赞成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的口号，把加强道德建设、推进中国伦理的现代化当作自己伦理思考的中心，本质上都具有伦理启蒙的性质和特点。（2 ）三大伦理思潮对伦理问题的思索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谓民族主义，一般而言，是指一个民族的各分子对本民族的一种心理认同，或是个人对本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包括对民族精神的拥戴、民族文化的珍惜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心，等等。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主体，关注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兴衰存亡问题，这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性质。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大伦理思潮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他们那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共同关心的中心主题。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对传统伦理的否认和批判以及全盘西化的要求，现代新儒家对儒家伦理传统的认同以及对儒家伦理精义的阐释发挥，马克思主义者的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就其道德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富国强民的伦理文化出路的考虑。三大思潮的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深沉的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这种情结推动着西化派论者、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去思索，去行动，汇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伦理现代化运动。（3）三大伦理思潮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 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伦理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点和弊端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伦理，全盘引进和输入西方伦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伦理的现代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亦不讳言传统儒家伦理的严重缺陷，他们同样主张吸纳和学习先进的西方伦理并对传统儒家伦理作出新的反思和阐释，以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贺麟认为，思想道德现代化是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假如思想道德不能实现现代化，单求实业、军事、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主张吸收西洋伦理文化的优长之处以促进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并且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设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注：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以陈独秀、李大钊、 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力主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伦理文化。李大钊主张建设新的伦理价值观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进而再造一个“青春中国”。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文化。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也具有同一性。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伦理问题是“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和光大中华伦理文化？”围绕这一问题，他们在伦理学领域里开展了古、今中西之争，从而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如何在向西方寻求伦理现代化建设思想武器的同时避免西方伦理文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伦理现代化之路？”等问题。总之，20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并不是毫不相干或水火不容的。由于他们处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时代，面对差不多的民族伦理问题，因而必然决定了他们会有某些同一性。随着三大伦理思潮彼此切磋琢磨、沟通和交流的发展，也许还会形成较多的伦理共识。当然，这绝不是说三大伦理思潮彼此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分歧和斗争，没有原则的差别和对立。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较之同一性而言则是更为主要的。
三大伦理思潮的斗争和对立
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舞台上活跃的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三大伦理思潮由于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观察伦理问题的理论视野和立场不同，对中国伦理现代化所作的设想不同，因而相互间展开过错综复杂的价值论争或伦理问题的斗争。
（1）三大伦理思潮相互间的斗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未曾停止过。
具体来说，现代新儒家不仅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思潮，而且也大肆抵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在抨击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也竭力非难，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拉开了三派斗争的序幕。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坚持东方伦理本位主义的立场，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梁漱溟等人对中国伦理文化的高度肯定相反，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则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传统伦理文化的丑陋方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其所不同的是全盘西化派对中国传统伦理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古代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主张超越偏于“灵”的东方文明与偏于“肉”的西方文明而寻求一种灵肉结合的新型文明。
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后期，还爆发了“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及“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主要发生在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玄学派的立场实际上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立场，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伦理价值之学不同于科学事实之学。丁文江、胡适等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可以支配也应当支配人生观，道德领域亦应受科学真理所支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介入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对双方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更多地肯定和支持了科学派的进步主张。问题与主义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西化派胡适之间展开的，胡适从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立场出发，认为主义的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效果如何而定，真理、道德都是人造的并供人使用的工具，因此研究实际的问题包括道德问题是比侈谈主义（包括道德学说）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为了驳斥胡适的谬论，李大钊论述了问题与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政治、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定思想学说的指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作为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理想的主义的宣传，即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40年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创造了新唯识论、新理学和新心学等伦理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伦理本位主义和复兴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主张。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伦理思想依据“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把道德事功并重当作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并由此阐发了“内圣外王”的伦理观，讨论了道德价值的源头、理想人格的培养等问题。冯友兰承接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传统，借用中国古典伦理学的固有范畴，将经过他自己理解的西方新实在论伦理思想，浇铸于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框架之中，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的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境界说是新理学伦理思想体系中最具有特色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贺麟的新心学伦理思想则从“心”、“理”、“价值”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道德决定经济和对理念尽忠、理欲调和等主张，并在对“三纲五伦”作出新的诠释的基础上公开倡导复兴以三纲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针对现代新儒家的诸种伦理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者胡绳、艾思奇、王亚南等曾著文和他们论战，对其净习断染的修养论、天地境界的伦理观以及道德决定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与斗争。
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取得了伦理价值观的统治地位，为了清除西化派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影响，曾发动过对这两大思潮的各自代表人物胡适和梁漱溟的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在香港和台湾等地，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在他们之间不断展开斗争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在谈到现代中国伦理文化花果飘零、风雨飘摇的危机时不仅谴责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而且也将其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伦理文化的摧残。
总之，三大伦理思潮既相互斗争、相互冲撞激荡，又在斗争中结成暂时的联合以对付另一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成内外交织、色彩斑斓的思想斗争画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是在与西化派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西化派伦理思潮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也始终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成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现代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伦理作为外来伦理加以反对，西化派则把本属于西方伦理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排斥出了西方伦理文化之外。同时，西化派伦理思潮与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也进行过剑拔弩张的斗争，这种斗争从20年代一直延伸到当代，例如60年代台湾就发生过西化派李敖同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传统派之间的激烈论战。80年代中国大陆就有围绕《河殇》为代表的西化论倾向的批判与斗争。三大伦理思潮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
（2）三大伦理思潮之间的理论分歧与对立。
从根本上说来，三大伦理思潮代表着三种伦理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取向。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主张照抄照搬西方伦理文化和死心踏地的去学习和吸取西方伦理文化，并认为西方式的个人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就是中国伦理现代化的有机构成或必由之路。在胡适等人看来，西方近现代的道德是空前社会化的新道德，西方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它较之中国纯粹私人化的旧道德和知足的伦理文明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既然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文化不如西方近现代的道德和伦理文化，那么中国的伦理现代化就不能指望复兴旧道德和传统伦理的自然转型来完成，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实行全盘西化。现代新儒家批判了西化派的中国伦理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观点，向往一条东方式伦理文明的新路子，即在弘扬儒家义理之学和心性本体的基础上吸纳西方伦理文化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实现返本基础上的开新。因此，现代新儒家的伦理现代化是力图在保持以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为本位和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来接纳和会通西方伦理文化，以回应西方伦理文化的挑战，进而超越和征服西方伦理文化。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吸收和接纳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观念，并不是要以此来重建新的中华伦理文化，而是为了补充和辅助传统的儒家伦理，使之更完善和更全面，进而成功地实现由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转型或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伦理现代化就是西方伦理化或东方伦理化的斗争中主张将先进的西方伦理学说与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的道德思想结合起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现代化路子，即建设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核心，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伦理和西方乃至全人类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从伦理价值论上看，三大伦理思潮向往和追求的是三种不同的伦理价值理论类型，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伦理价值导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推崇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学说，主张以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不同，他们抨击西方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学说，主张恢复和弘扬传统儒家重视道义和精神境界的伦理价值学说。梁漱溟认为，西方以功利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虽在改造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因此受了伤，道德上产生了危机，“这是19世纪以来不可掩的事实”！反之，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顺天理而无私欲”的伦理价值学说却表现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恬然自得的品格，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人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也是西方伦理文明发展所应走的唯一正确道路。（注：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65～166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现代新儒家割裂功利和道义关系，宣称一种超功利的绝对道义论的思想倾向，同时也批判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的狭隘功利主义，主张一种革命的功利主义，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谋利益当作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种革命的功利主义摆脱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狭隘性，融铸着革命道义论的精神，无疑是一种崭新的伦理价值学说。
此外，三大伦理思潮的对立还表现在对伦理道德作用的不同认识上。虽然“五四”时期三大思潮都有强调道德伦理的革命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的一面，都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但从三大伦理思潮发展的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过多地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决定论。西化派则主张弱化道德，认为道德的本质不过是供人使用或借以达到幸福生活的工具，如果无助于增进人的幸福，道德就不仅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有害。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道德决定论，也反对道德无用论，认为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道德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先进的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起促进作用，落后的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起阻碍作用。一般地讲，道德不仅有其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及预测其历史趋势的认识功能，也有协调人的行为及其诸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还有褒贬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现象的评价功能以及规劝人们趋善避恶、改恶从善的教育功能，等等。
三大伦理思潮的整体性反思
1.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教训与启示。
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虽也走着艰难曲折的道路，却能一直维系存续下来并不时掀起轩然大波，不是一件纯粹偶然的事情，这其中除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的特定历史际遇所提出的种种超越传统伦理的要求外，当然也包含着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本身所内具的某种合理性：即对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崇奉，对个性解放的执着以及对新型人际关系的向往。正是这些，支撑着自由主义伦理思潮从萌生之日起就受到一部分关心社会变革人士的青睐，为一部分痛恨传统伦理文化所造成的恶果而激切渴盼建构新型的伦理文化之士所拥戴与认同，使其历经曲折而未彻底倒下，越过重重险阻仍顽强地存活下来。需要指出的是，崇尚科学、民主与个性解放，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也是文化世界化的内容。而世界化也许同西方化有某种历史的契合关系，但它绝不仅仅等于西方化。世界化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同时展开，又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渗透融合。世界化并不排斥民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伦理文化的现代化都有一个把世界化与民族化统一起来，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增强民族化，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推进世界化的问题。
然而，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的失足恰恰在于，它把世界化和现代化都简单地归结于西方化，因而只重伦理文化的移植灌输，忽视民族自身伦理现代化的创造，忽视中国特有的伦理道德国情。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伦理全盘西化论不仅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特有的国情，而且严重地缺乏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与辩证性理解。它对传统伦理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与对西方伦理文化采取顶礼膜拜、盲目崇拜的态度，既违背了伦理文化世界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历史趋势，也不利于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和唤起人们从事道德创造的勇气。
从总体上看，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态度上是既不科学又不理性的，与其崇尚科学的价值取向大异其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并不适应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它对西方伦理文化的盲目崇拜与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全盘否定，既不是基于理性的省察，也不是出于科学的态度，这就造成了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所特有的内在矛盾或困境，即崇拜科学精神与伦理文化上的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出发点与非科学主义的伦理学结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自由主义伦理思潮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同时，自由主义伦理思潮试图以个人本位主义或利己主义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恰恰是选择了最不适合救亡图存目的的手段。按照救亡图存的内在要求，需要的不是个人本位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价值导向，而是群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伦理精神。可以说，自由主义伦理思潮一直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不谐音符寄存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乐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任务及其发展路径，决定了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悲剧性命运。
2.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困惑与出路。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是作为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灵根”的一种伦理文化思潮。面对近代以来儒家伦理文化所遭受的空前厄运，新儒家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忧心如焚，他们试图在区别儒家伦理文化与封建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上，挖掘儒家伦理学说的真精神，希望以弘扬儒家伦理学说来对全盘性反传统伦理的思想与文化运动作出直接的回应。在他们看来，伦理文化的现代化是不能脱离民族化和自身特有的伦理传统的，“无源的水，不能成江河”。如果说伦理现代化是所谓的开新，那么这种开新必须有自己的根，必须以返本为基础。返本即是返回到儒家伦理的真精神上去，继承儒家一脉相传的道统，努力用儒家道统来凝聚人心。基于对返本的强调，他们极力推崇儒家伦理文化，甚至认为儒家伦理文化“本是中国文化之精英，其价值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注：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应该看到，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不同于伦理文化中的复古主义思潮，它主张科学地吸收、继承人类伦理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并给以创造性地转换与消化，并且主张在学习、吸取西方伦理文化优秀成果的过程中，避免西方伦理文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就此而论，它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伦理，反对伦理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启迪我们立足于民族伦理的现实，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西方伦理文化的挑战，吸纳西方伦理文化的长处，建构既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文化。
但是，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毕竟是一种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以高扬返本、弘扬儒家伦理文化为己任的思潮，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困惑和严重缺陷，这集中地体现在返本开新或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纲领上。它之所谓返本实质是返回到儒家道统的地位上，它之所谓开新，是站在对儒家伦理文化价值高度肯定的基础上来谈论的。既然对儒家伦理文化一切价值都要予以肯定，那么伦理开新的依据又在哪里，又有什么必要开新？！总之，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并未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而是充斥着浓厚的伦理本位主义和伦理至上主义气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认为中道高于西器，没有道德作根基的科学、民主是无本之末，只有以伦理为本、科技为末才能结出现代化的果实。他们主张，西方社会欲摆脱危机与混乱，就必须向中国伦理文化学习；中国固然应该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但必须以中国伦理文化为土壤，肯定中国伦理精神的完善性和至上性。现代新儒家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一特殊国度却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为设定前提来反衬儒家伦理文化的优越性和完善性，实在是离开了中国伦理现代化的主旨，未免给人一种中国伦理无需现代化、现代化倒还不好的感觉，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同其所谓伦理开新说背道而驰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集中地表征出他们理性上向往未来，情感上却眷恋过去的矛盾情结，反映出他们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浓厚的恋旧心理和所持的保守态度。
我们认为，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必要的，但绝对地肯定儒家道统、强调返本却并非是必要与合理的。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优秀传统必然地包含着抛弃儒家伦理文化的封建性糟粕。儒家伦理文化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对儒家伦理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需要在理性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进行筛选、清洗和全面系统的总结，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家做得极为不够，同时也造就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的致命弱点。
3.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中国人民在20世纪之所以会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和行动指南，并不是中国历史和伦理文化的偶然，而是基于深刻的理性选择和伦理文化比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人们价值认定相契合的产物。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实质是在儒家伦理文化无力于救亡图存、锻造出国富民强的国魂、民魂，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暴露出种种弊端的情势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如何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崭新思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人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之后又萌生了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失望情节，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际遇使中国人民从心灵深处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真正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不仅在于它依据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而且在于它精确地把握了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道德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坚持个人同社会和谐发展的集体主义原则，主张超越传统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建立一种功利与道义并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型道德观。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和人自身的思想武器，同时也熔铸着人类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反映着人类道德生活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在自己的传播与发展、壮大历程中，曾经历了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尖锐斗争，最后在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那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就在于他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科学领悟和系统把握的基础上能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与中国优良的伦理文化传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同时，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了卓尔不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毛泽东伦理思想。从其理论个性上讲，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性超越。这种创造和超越既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独特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实现了从西方经由俄国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了中国伦理文化价值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光明路径。邓小平伦理思想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与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又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教条化理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时代在飞速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大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必将更有效地指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社会的大发展，试看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大放光华，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卓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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