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研究——基于广东产业集群案例和458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机理论文,绩效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和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尤其是广东等沿海地区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但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的是，这些集群及其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没有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大多还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方面寻找价值有限的比较优势，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为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企业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和越来越狭小的市场空间，企业间过度竞争加剧，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1-2]。当前集群内的企业急需突破这个技术路径锁定、网络优势缺乏的瓶颈，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和核心竞争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先对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规律进行研究，从而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决策依据。
本文将宏观(集群与网络层面)研究视角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视角结合起来，探讨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因为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网络化组织。对于像美国硅谷等创新型集群，其集群网络与创新网络高度一体化，集群网络以创新为最重要特征，进而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企业地理邻近带来了可以维持并强化创新网络的支撑因素，如文化认同和相互信任等[3]，而相互信任是构建企业网络和形成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一样是一种财富，能带来经济效益，能够促进集群内创新要素扩散，增强产业集群创新能力[4]。存在于组织与外部机构联系的社会资本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研究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产业集群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这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但尚未明确并取得共识的问题。现有文献大多只考虑到其中某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理论框架，也缺乏在中国转型经济体情境下的大规模实证研究。
2 研究理论模型及假设
2.1 两个玩具业集群的启发
玩具产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产量占全球市场70%以上，其中广东省玩具出口额占全国70%。在2008年席卷而来的国际金融风暴中，国内玩具产业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传统产业之一。据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共4211家，比2007年同期减少3829家，同比大幅下降47.6%；同期，广东企业出口玩具57.2亿美元，增长4.7%，增速比2007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广东的玩具产业，又主要集中在东莞市和汕头市澄海区两大基地。令人惊讶的是，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东莞玩具业和澄海玩具业的表现有如“冰火两重天”，前者遭受重创，后者繁荣依旧。
2008年10月，以中国最大玩具代工厂——樟木头镇合俊公司的倒闭为标志，东莞玩具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2008年东莞出口玩具14.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7%，首次出现负增长，2008-2009年东莞玩具业有1000多家企业倒闭[5]。然而，同样以产品外销为主的广东汕头市澄海玩具业，却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实现持续稳健发展。2008年前后，澄海近3000家玩具企业中，倒闭企业数几乎为零。2008年，全区玩具产值162亿元，出口额约3.9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7%和33.5%。2009年，全区玩具产值182亿元，出口4.043亿美元，分别增长12.3%和14.7%。期间，奥飞动漫在A股成功上市，星辉车模在创业板上市，澄海玩具业拥有国内三家玩具行业上市企业中的两家。早在2007年8月、9月间，世界最大的玩具企业美泰公司(Mattel)在短短一个月内，三次宣布在全球召回近210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理由是玩具的涂料中铅含量超标和存在磁铁易被儿童吞食隐患，这立即引发了中国玩具出口的信任危机。但在这场风波中，澄海也没有一家企业生产的玩具因质量问题被列入召回名单。
关于这两个玩具业集群的强烈反差，业界认为关键因素在于自主创新。澄海玩具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绩效，尽管还不能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例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技园等相提并论，但在普遍以廉价劳动力、资源能源及环境保护成本为竞争基础的我国沿海经济区中，澄海走出一条与其他玩具业集聚区不同的路子，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澄海是广东玩具生产企业最为集中、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之一，它与其他部分玩具产区贴牌生产或来料加工模式有很大不同。澄海玩具产业起步早，承接港台地区产业转移少，加上潮汕地区浓厚的文化及工艺美术底蕴，使澄海玩具产业形成了较强的新产品开发、工艺流程创新能力，数字化、智能化开发设计和制造加工技术得到广泛应用。2007年以来，澄海区多家玩具企业与央视动漫合作，迅速向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在国内外玩具市场中居领先地位。据统计，澄海的玩具业月均推出新花色品种就达1万多个。2009年该区玩具专利申请量达到1167件，授权量达到994件，比上年增长34.2%。澄海玩具的行业及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在澄海设立粤东玩具技术检测中心，为玩具产品出口提供检验检测服务。全区玩具行业拥有各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5个，拥有高新技术企业7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7家。
与澄海玩具业比较，东莞的玩具企业则以“三来一补”加工模式为主，港资企业占60%以上，90%以上为出口企业。许多全球知名玩具品牌产品都产自东莞，如迪士尼、芭比娃娃、史努比等。尽管东莞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玩具业生产群落，但其劳动密集程度之高、技术含量之低和品牌之缺乏却是惊人的；东莞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八大支柱产业中，只有玩具行业没有任何名牌名标；东莞的玩具企业，如合俊、冠越等都有上千人的职工规模，但都没有任何研发投入，没有开发设计能力和自主品牌，企业只是从中赚取在整体商品售价中占极小比例的加工费[6]。
2.2 影响创新绩效的原因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角度和不同研究方法出发，对企业在集群中的创新行为进行了多样化的理论解释。其中包括：企业空间集聚促进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联结形成了集群网络，并通过网络结构获得创新资源和要素；企业之间空间集聚，促进了相互信任和认同，形成了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可见，关于企业集聚、网络结构、社会资本等三个变量，已经存在于对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有关研究的理论架构中。换言之，企业的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外部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绩效这些主要变量之间应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和密切的关联，形成了整体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
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也提示，澄海玩具集群及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相对较高的原因，可能与企业集聚程度、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网络结构等因素关联紧密。结合案例特征及有关理论文献，提出相关假设。
(1)关于企业合作和创新网络。澄海区的企业基本是土生土长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产业网络是内生型的且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当前，澄海区已基本形成了造型设计、原料供应、模具加工、零件制造、装配成型、包装装潢和销售、运输等专业分工协作的产业群体，产业链不断配套完善。如奥飞动漫公司拥有100多家配套企业，全宇公司拥有40多家配套企业，骅威公司在澄海拥有30多家配套企业。该区企业还与汕头大学、广东商学院、陕西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形成技术创新网络。而东莞的企业网络则是从香港产业转移基础上形成的，当地企业通过接受香港的订单，直接与境外产生市场网络关系，而不是倾向于构建本土化的集群网络，产业和文化的根植性较差，合作网络尤其是技术创新相关的合作网络相对不完善，企业间的合作紧密程度不如澄海的玩具产业集群。集群内部中小企业和组织能否建立紧密而灵活的创新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共享技术信息知识，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和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它们能否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7]。为此，提出假设H1：企业网络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2)关于企业的集聚程度。东莞市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是澄海区(面积345平方公里)的7倍。东莞的玩具企业分布于各个镇(街、区)，相对分散，没有形成玩具专业镇。澄海区的玩具企业则高度集聚于凤翔、澄华、广益等专业镇，产业集聚度较高。一般认为，企业集聚程度越高会正向地促进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而这也得到不少文献的支持。例如，Brett Anitra Gilbert[8]研究发现，位于地理集群的企业能够从当地环境中吸纳更多的知识，并且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和创新绩效。当然，产业集聚也可能会导致路径依赖，大量的中小企业相互模仿，相互影响，形成空间“近视”，降低了对集群外部新信息、新技术的敏感性，无法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和陈旧文化观念的束缚，反而不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尤其是根本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为此，提出假设H2：企业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关于相互信任和社会资本。潮汕人历来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遇事多能够“团结对外”，同行企业间区域文化认同及相互信任程度较高。这种从集群及企业的起步阶段就开始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认同和依靠关系，为澄海玩具集群社会资本的形成起到很大促进作用。有了长期的社会资本积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澄海的玩具企业才能够“抱团取暖”，通过相互融资支援、共享集体品牌等途径，发挥了产业集群的综合优势。相比而言，东莞的玩具企业多为港资企业，少部分为台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国外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东莞企业大多各扫门前雪，大难临头各自飞，像合俊玩具厂这样企业主撒手外逃的现象时有发生。总的看，企业需通过外部社会资本来获取资源最终实现公司利益，外部社会资本的联结关系、市场地位、信任等因素不仅有助于其从这些相关机构中取得及利用知识，而且有利于产品的创新及增加技术的差异[9]。为此，提出假设H4：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关于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关系。以上分析可见在东莞和澄海玩具业集群中，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都存在差异，而这三个变量间又会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集群中的企业在达到一定数目时，会触发自我增强机制的启动，集群内企业间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和灵活性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在政府、科教、金融以及中介机构的辅助服务功能的支撑下，构成了具有柔性生产特征的网络式综合体[10]。为此，提出假设H3：企业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网络结构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社会资本通过提供一个共同的社会交往背景和相互信任的机制，促进企业网络的形成。相关研究表明，拥有较高外部社会资本的组织能够在发展中获得新消息和关键信息，因为它经常与自己的供应商、顾客、经销商等进行沟通和联系[11]。而企业间联结网络，则为这种沟通和联系提供了一个大平台。为此，提出假设H5：企业网络结构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由于企业网络成员的区域集聚增加了许多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沟通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网络成员间的关系，为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果集群企业间在适当地理集聚和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合作以获得互补性和异质性资源，就能使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反馈效应为正，并形成良性循环[12]。为此，提出假设H6：企业集聚对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主要测量变量及量表
本文重点参考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已使用过的变量和量表，再依据本研究的目的、对概念的界定做必要的修正，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编制，以正向方式提问，非常同意得7分、同意得6分、比较同意得5分、一般得4分、比较不同意得3分、不同意得2分、非常不同意得1分。
企业集聚程度和企业网络结构的测量量表的研究参考文献[13-15]。企业集聚程度主要考察与企业有业务往来关系的机构在某个区域的聚集程度，测量问题项为：与本公司来往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大部分与本公司分布在同一个地区内(如集群、园区、专业镇等)。
企业网络结构包含了网络密度、网络强度、网络成员互惠程度、网络非重复程度、网络中心性等5个因素。网络密度的测量问题项为：相对于其他同类企业而言，本公司与更多家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有来往。网络强度的测量问题项为：相对于其他同类企业而言，本公司与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来往更频繁。网络成员互惠程度通过“与本公司来往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对本公司非常重要”和“本公司对与公司来往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非常重要”两个方向来测定。网络的非重复程度问题项为：与本公司来往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之间很少来往。网络中心性问题项为：与本公司来往的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科研机构、非科研组织、金融机构以及同类企业，共6个问题项)需要本公司为其牵线搭桥才能/才存在往来关系。
本文以社会资本的“信任流派”学说为理论基础。帕特南(Robert D.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和规范，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16]。根据已有的设计问卷对企业外部社会资本进行测量[17-18]，主要考察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从而将社会资本内涵与网络结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其问题项包括：本公司与交易伙伴之间(如供应商、客户等)，“能够快速并很好地相互理解”，“不会有被误解的感觉”，“一般不会以损害对方利益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通常不会不计代价的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非正式协议和正式合同一样重要”，“都知道彼此的弱点，但没有人趁机利用”。
技术创新绩效分为产品创新绩效和制造工艺创新绩效两个因素，测量量表主要采用已有的研究设计问卷[19-21]。产品创新绩效问题项为：本公司“对顾客需求或市场潮流的把握比同行更好”，“新产品上市的成功率很高”，“新产品或新技术在市场上创造了许多新的商机”，“在产品创新方面是很著名的”，“推出的新产品总是领导产业发展的方向”，“拥有比同行更多的专利权”，“有大量的利润来自新开发的产品或服务”。制造工艺创新绩效问题项为：本公司“经常引进一些可以改善工艺或作业流程的新技术”，“经常构想出许多改善产品工艺或作业流程的新方法”，“产品的工艺设计比同行开发的更快”。
3.2 调查样本及数据处理方法
以2008-2009年申报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广东省民营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型企业为调查对象，通过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政策法规处获得企业基本信息。在调查对象中随机抽样2000家企业，收回有效问卷458份，有效回收率为22.9%。统计分析显示，调查样本以中小型科技企业为主(见表1)，基本上都有技术创新活动(见表2)，且在同行企业中具有相对的规模优势(见表3)。
经分析，调查问卷各变量数据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以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本研究的模型涉及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采用结构方程模式(SEM)进行假设检验。
4 结果与启示
4.1 假设检验结果
将企业集聚程度、网络结构、外部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绩效这四个变量放入一个整体模型中，并运用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整体模型-网络整体适配度是用来检验整个模型与观察数据的适配程度。综合各项指标的判断，本文理论模型的整体模型适配度是可以接受的，整体理论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4所示，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4.2 结果讨论
(1)企业集聚程度对技术创新绩效不产生显著影响。
从地理邻近角度看，澄海玩具企业的集聚程度相对高于东莞。但本文发现，企业集聚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都不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可见，企业集聚程度尚不能直接用于解释澄海玩具业创新绩效和竞争力优于东莞玩具业。从东莞玩具业自身发展历程看，也不是企业集聚程度越高时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越好。东莞玩具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玩具企业大幅增加，鼎盛时期在东莞工商局登记的玩具厂有4000多家，还有2000多家与玩具生产相关的企业，随后受到金融危机及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玩具企业数量呈下降趋势。在东莞玩具业企业数量处于峰值时期，集群企业的集聚程度也处于最高位，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和创新能力并不高。从理论上看，这与企业集聚程度本身的理论内涵有关。企业集聚程度主要表征企业与其他企业和机构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地理邻近。但这种地理邻近只是为企业间互动提供了一种物理条件，并不代表邻近就一定会产生相互作用，企业之间还需要建立有特点的联系和互动机制，才能达到促进技术创新的功能。而且，广东以专业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中，存在不少低端发展路径依赖现象，集群的竞争优势基本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能源和环境保护的低成本，企业虽然区域集聚但合作少，创新少，OEM(代工生产)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出现恶性竞争。
(2)企业集聚通过企业网络结构、外部社会资本这两个中介变量影响技术创新绩效。
本文发现，企业集聚程度对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都没有直接影响，但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都产生显著直接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推断，产业集群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关键在于集群的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所起的桥梁纽带作用。
首先，企业网络整体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直接影响效果。这表示改善企业网络整体结构，会直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在广东产业集群实践中，企业的“网络创新”范式日益明显。例如澄海玩具业集群的公共创新和产业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创新网络形成发展，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澄海在全国率先建立“动漫(玩具)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产品展销中心、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等公共平台，促进了知识、信息和技术在澄海玩具集群内的迅速传播，营造相互学习、激励创新的环境，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从广东专业镇产业集群看，中小企业的创新网络构建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托集群(如专业镇)的公共创新平台，形成比较稳定的创新网络；二是组建产业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联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工作。
其次，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也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国内外多数实证研究结论相吻合。在集群中，外部社会资本促进合作、信任和规范的形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稳定可预测的环境，也可帮助企业更方便快捷地从集群网络中获取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进而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提高创新绩效和能力。这从澄海玩具业集群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澄海玩具企业在区域内部形成了网络组织，合作方往往存在某种联系(如同学、亲戚、朋友等)，相互之间常常在口头上就项目合作达成协议，任何一方违背协议的行为很容易在区内迅速传开，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22]。建立在相互信任上的竞争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澄海玩具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22]。
(3)集群的网络结构还可以通过外部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绩效。
由图2可见，存在一条从网络结构到外部社会资本到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路径，即外部社会资本是网络结构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不完全中介变量。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网络关系的确立，而网络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也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两者能够产生促进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以澄海玩具业集群为例，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和市场规则相互交织和渗透，构成了玩具集群内部成员企业之间分工协调的基础；玩具集群(网络)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是“信任和承诺”等人文因素，已成为维持集群内企业所形成的长期关系的纽带，是玩具集群拥有的独特竞争优势；这种通过地方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来获取市场信息、制造资源以及建立营销网络，是澄海玩具集群起步的关键因素[23]。在网络结构和外部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下，澄海玩具集群及其企业逐步走上技术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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