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文章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回顾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向人们展示了学术生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辨证关系。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作者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紧跟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把研究主题从村，到镇，到城，最后一直延伸到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作者坚信，社会学离开了人们的生活实际将不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发展 社会学 社会人类学方法
听说北大新办了一个教授俱乐部，这是一个新的设施，教授之间可以在此互相接触。搞一个学术性的俱乐部，创一个新制度出来，我很赞成这个事情，也自愿来参加这个聚会。思想上的交流，现在实在太少了。学术的发展，北大的风气要提高一步，这个俱乐部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今天问我讲什么好，我说讲讲社会学吧。我是60多年前进入这个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的，隔了一个甲子，能和同事们一起讲讲社会学，我很高兴，题目吗就叫“社会学与社会发展”。这个题目看来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从社会学出发来讲对于社会发展可以作出什么贡献，做些什么事。今天我想反过来，讲讲“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就是讲社会学怎么从社会发展中吸取养料来发展自己这个学科。同时我也不讲别的，讲我自己，用自己做标本，看我如何从社会发展里边来构筑我的学术工作，在当前的激烈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中间，来发展我的思想。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重建社会学。这是我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正逢公社制度结束，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公社制度。当时我们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需要走新的路子。这就是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是一个大转变。小平同志这时出了个主意，要恢复社会学，要补课，要在各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可是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并不容易，要教师，要教材。当时我就想，教师呢，从全国各大学的文科教员里抽调出来加工。因之我们办了几个短期学习班，请了美国和香港的学者来讲他们是如何搞社会学的。教材呢，自己去找，自己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编。这是八十年代重建社会学的开始。
说起来，我们过去的社会学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到最后一年，才有一个外国教授Robert Park来讲学，这是1933年。他说，社会学的资料在哪里呢，是在人的生活本身。每个人都在社会里边生活，没有一刻能离开它。他这一点提醒了我们：社会学不能只在书本里边去找资料，那是第二手的材料，而是要同自然科学一样，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说你们要下到人里边去。他还带我们到天桥去，叫我们去看看和末名湖畔所见相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下子改变了我们整个的对人文科学的看法。现在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叫联系实际。你不能关了门，在沙发里边讲，不行。要直接去看，直接去听，同人们接触，同人们谈话。所以Park带我们到监狱里，到八大胡同去见见世面，让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熟习的世界里。他对社会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们直接去看社会，也就是要学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就是深入群众的生活，去了解社会活动的真情，然后去分析它的道理，多问几个为什么，要我们多动脑筋。这同你们自然科学一样，你要掌握很多数据，然后看出里边的规律来。
从Park得到这一点启发之后，结果我说我也要念点人类学。当时清华大学有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有个教人类学的俄国籍教授Sherokogorov，中国名字叫史禄国。他1910年从法国的大学里毕业，进入莫斯科的科学院，主要在西伯利亚从事通古斯人的研究。通古斯人居住在西伯比亚，那地方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后来给俄国并吞了。1917年，十月革命后，史禄国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里边教书，后来又来到中国教书。他在学术上有着很好的训练，同时又有很好的调查资料，写了好几本关于通古斯人的书。这时候我就找到他门上去了，安心地跟着他在清华念了2年体质人类学。我从清华毕业以后，于1936年到英国去学文化人类学。我的英国老师，是Malinowski。他和史禄国一样也主张实地调查。他说我们要进入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里边去，同他们一同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在当时他是开了一个新的为学方向，新的风气。从这一个风气里边建立了现代人类学，它的方法就是"field work"，我们叫作“田野工作”。
我在英国一直呆到1938年，根据我在江苏本乡农村里的实地调查写出了论文，才回国。当时正值抗战，我经越南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已经开始了。我就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两个地方教书。我们还搞了一个调查研究所，住在呈贡乡下的一个魁星阁里边。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下乡调查；沿昆明湖跑一圈，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那是张之毅同志和我一起跑一起写的。《云南三村》就是讲内地农村的发展。从一个主要是农业的村子，叫禄村，到一个有简单的手工业如造纸、竹子编织等的村子，叫易村，一直到市镇附近的玉村。从一个完全是农业的，到有手工业的，一直到有商业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的村子，去看它们不同的地方。《云南三村》后来翻成英文，叫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工作，一个开头，还不是有意识地跟着社会发展在走，但是我们在理论上是把从农村到手工业到商业，都作为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希望从实地调查中吸收养料来丰富我们的社会学。
解放之后我是搞民族，因为李维汉同志觉得我是研究人类学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工作正好对口，就把我从清华调出去，参加进少数民族访问团。这一段的经历，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已经做了回顾。后来，1952年搞院系调整，第一个把社会学取消了。到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编入号册，仅仅保留了教授的职衔。从57年开始到80年，这一段三十多年的时间，我是在另一个社会世界里边生活，就是同普通人的社会几乎隔绝。直到1980年，我才改正，才开始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我下了个决心，说我前面大概还有10年时间，我预备再干10年。我打个比方，说我身边只有10块钱了，这10块钱不能拿来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是要买一点我所喜欢的东西。买的什么东西，当时也没有说出来。等到1990年我80岁的时候，朋友们来庆祝我的生日，让我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的想法，我说我总结四个字：志在富民。回想一下，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江村经济》里边就已经说过，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饥饿的问题。因此我说我的一生，如果将来还有10年，那么我这10年就要用来把这个“饥饿”取消掉，可以说就是“志在富民”。
这个新开始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小城镇”。八十年代，我在江苏的农村调查里边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和公社制度之下，小城镇普遍衰弱，人口大大减少。差不多同样时候，胡耀邦同志在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小城镇衰败的情形比江苏还严重，作为农村的中心的市镇几乎消失掉了。原因就在于农产品自由交换的功能已经被国营渠道垄断，造成了计划经济之下流通渠道的不畅通，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于是我就决心要研究小城镇。当时尽管小城镇很箫条，但它本身有个力量在恢复，是它自己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外力作用。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我是怎么抓住这个问题的。我到吴江的一个叫盛泽镇的丝绸中心去调查，同当地的领导一起谈话、聊天。第一个问题我先问他们这个镇上人口。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大概万把人。我说解放之前我来过啊，人家也说万把人啊，怎么别的地方人口都涨了，而你们这个地方还是万把人？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口没有涨？他说原因很多啊，一时也说不清。这个问题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紧接着就到过年了，我到了苏州，住在苏州一个宾馆里边。服务员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啊，好象很不高兴的意思。我说怎么了。她说你来了，我们不能回家了。她是盛泽人。我说怎么回事。她说我们每年都要回去，可是今年过年没法回去。现在这几天挤得不得了，买票都买不到。我说为什么那么挤啊。她说都要回去过年啊。我说这么多人从哪里来的？她说上海的、无锡的这个镇上的人都要回家过节呀，所以不容易买票。而且因为我住在里边，她是服务员就不好回家过年了。这个巧了。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解放前十几年，这个小镇超过万把人，到现在1982年了还是一万多人，我要知道增加了的这些人到哪儿去了。现在我找到人了。他们都出去了，有去上海的，去无锡的，去其他地方的，小镇里边留不住这些人了。但是过年过节他们还是在回老家去的。这就是我跟着农村本身的发展去调查，从人口的变动里边看出一个小城镇的兴衰。兴衰的原因看来也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流通渠道塞住了。本来小城镇是流通渠道的一个基地，一旦塞住了，人们就都跑出去了。可是中国人，他家在哪里，他过年还得回去。这是传统的力量，到现在我们也靠这个东西。外资不断地流向中国企业，靠的是出去的华侨，他们要回家乡啊。
上面说到我就是在和一个服务员的谈话里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开了一个门。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研究一个镇呢。我决定从它的兴衰开始。开始先搞一个提纲，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吴江县的七个大镇和许多小镇。我团团跑了一圈，一个镇一个镇去看，看它们的变化，这样子总结出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吗，胡耀邦同志看了很高兴，就批了，说大家都来看看，所以很出名了。
那么讲这个例子我要说明什么呢。其实我是要用它来说明是社会发展带动了我的社会学的研究。假如没有这个实际的发展，我进不去这个门，不会去搞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小城镇逐渐发展起来了，同时问题也很多，特别一个是关系到人口的布局。我们农村里边几亿剩余劳动力要出来，吸收在哪里呢？当然第一方面要限制人口，要计划生育，就是要少生点。可人还是要生出来，人口还在长。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吸收一个人至少要几万块钱。接收一个人进入北京，给他住，给他行动，工作场所，建筑和道路等等，都要花钱的。没有这么大一笔资本，不可能产生大城市。所以大城市接收不了农村里多余的人口。这批人到哪儿去，放在哪儿呢？我就想，不是可以放在小城镇里边，让它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吗。这就是小城镇现在起的作用。现在看来，过年过节，坐车很挤。可是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截住了不少农村里流出来的人口，不让他们全部到大城市里边去。什么地方截住了呢，小城镇截住了。农村里边现在必须要现代化，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这是我在《江村经济》里计算过的，一块一块地，按当时的技术需要多少工，就可以耕好这块地。多下来的，要占2/3。这些人以前是吸收在副业里边。可是吸收在副业里还不够，他们就开始搞工业。工业开始是在村子里边稿，逐步就吸收到小城镇里来。因此小城镇的发展是解决中国很多发展中问题的一条路子，也是富民的一条路子。
那么这一具体内容，今天我不去讲了，我今天讲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一个问题的。这些想法并不是我从书本里边看出来的，而是在实际生活里边我看到了小城镇的作用。有的同志也许已经听我讲过几次了。我最早是从很小的一件事情里边理解到小城镇的作用的。我当时是很喜欢抽烟的，在大学里边一直抽烟。我第一次去江村调查的时候，我到小店里边去买烟。他说你买几支烟。我说我买一条烟行不行。他说不卖，一盒都不卖，要买几支可以。嗨，我觉着有意思了。这么一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子，为什么烟要一支一支零卖呢。这就是碰到了一个问题，我就没有放松。我就问他，你们自己要抽烟怎么办。他说客人来了，我们一支一支买。真的要多的，叫航船去镇上代买。这是解放之前的事情。解放之前我们水乡一带。为什么市镇很发达，成为周围许多村子的购买中心，是因为它有一套流通的渠道，一个航船系统。江苏的水乡，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船。航船是专门来往于村庄和市镇之间的公共交通工具。航船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村民们在镇上代买日用品，另一个是在农副产品购销上充当村民和商家的中间人。从这样一个制度中，我看到了市镇在农村的流通渠道里边的作用。解放之后航船取消了，靠供销社供应，国有流通了，小城镇于是也萧条了。
所以我认为，要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抓住农村的流通渠道，这就是要发展小城镇。现在大家逐步明白了，大概这条路子是对的，中国发展的道路必须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从外国照样搬来的东西，而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的现象。我们从事实里边把它提出来，把它做理论的分析。分析出来之后，再回去，回到农民里边去，推动了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家，应当做这一个事情，做群众和政策之间的一个纽带，从实际情形里边去发现问题，再反映到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边去。
以上所讲的都是想说明我们要一路看生活，看具体的真正碰到的人，从这里边去找出一个真正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社会学离开了实际接触人，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的。生活里边有道理啊。现在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我们要好好理解它。这16年来，我就跟着这个发展，从村，到镇，到城，一路看它怎么发展，最后到区域经济。最近乡镇企业都在那儿找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确，合资企业解放了乡镇企业的资金问题，使它能维持下来。那么这一来究竟有什么意义，要研究，要想一想。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叫“有名无实的国家”，就是指跨国公司的网络。这个经济网络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超过了国家拥有的企业。现在全世界跨国的金融资本实力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我说它不是“有名无实”，而是“有实无名”，实际已经出来一个超过国家的经济实体，一个经济实力很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的联合体。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北大还没有人去追究。这篇文章又提到了一点，就这个跨国经济网络现在正在同以民族为基础组成的国家相冲突，和国家的主权概念相冲突。这是一个新问题，一个大问题，这个跨国家的实体正在形成和变化之中，这就需要我们社会学家去研究。这是我对年轻学者的期望，也是为了要说明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社会总在发展变化，而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紧跟着现实的变化走，去抓住它。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996年12月16日在北京大学教授俱乐部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