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宋时期，封爵是封地的名义拥有者及形象代表，并无行政、财政、军事权力。为防诸侯割据，国家派遣内史和相行使行政职责。封地为其国主食秩来源地，《宋书》中，对刘宋封爵与封地之间的关系有其它朝代所不曾记载的明显变化，对研究封爵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较大价值。
关键词：刘宋时期；封爵；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赏功的需要使得封爵制发达，众多封国与郡县并存，这势必影响到地方行政与地方社会，使地方行政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史研究领域，学者大多注重于单纯的研究地方行政体制或者封爵制度，少有将二者结合的研究。[ 此课题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对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代表著作为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行政制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3月），此书对州郡县的设置、都督区辖区范围到州、郡、县府的组织及军镇、三长等北朝特有的制度，都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考证，尤其凸显此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特色与演变，是治这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者必读之书。其二，关于封爵制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杨光辉博士的《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一书，对汉代至隋唐的爵制序列考证的比较清楚，对南朝爵制涉及较少；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重点讨论了西晋王国事务官问题，对南朝王国事务官的研究亦有参考价值。
]《宋书》中，对刘宋封爵与封地之间的关系有其它朝代所不曾记载的明显变化，对研究封爵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较大价值。
谢灵运（385—433年），生于浙江会稽，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八岁袭封康乐公，由晋入宋后，降爵为康乐侯。谢灵运生后即离乡，“送钱塘杜明师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出生到十五岁都居于钱塘，这里的“都”就是京都建康，居于乌衣巷，度过了一段世家子弟生活。二十一岁时出仕，历任晋宋两代琅琊王司马参军、刘毅记室参军、秘书丞、中书郎将、黄门侍郎、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等官职。其间两次回会稽隐居，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以“谋逆”罪名诛于广州，葬于康乐县（今江西万载县）。时人以其封地称其“谢康乐”。谢灵运袭封康乐公，无疑与康乐县有诸多关联，但没有典籍明确记载谢灵运来过康乐，康乐人民与其素未谋面，且就从政为官来讲，谢灵运并非合格的官员，康乐人民却多以谢公康乐侯子民为傲，何因？笔者认为，这与谢灵运的声望和文学成就有关，更主要与刘宋的封爵制度有关。
一、爵：封地的名义拥有者
至刘宋朝，封爵制度在中国已有千余年历史，有爵位者便是其封地的最高名义长官，《宋书》中，有爵位者名前必冠以地名，如“南康文宣公穆之”“华容文昭公弘”[ 见于《宋书》列传
]等等不胜枚举。爵位等级前冠以地名，应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地方的大小代表了爵位的等级，同样为“侯”，地大者尊；第二，说明爵位拥有者对封地享有名义上的领有权。
世祖孝建中，内史、相不再对国主称臣，但也仅仅是内史和相，相以下属官依然是国主的臣子，封地内的人民也都是他的臣民。换言之，刘宋时期，封爵一直是封地的最高政治代表，不管皇帝对封爵的种种限制，单就代表性而言，封爵当是不二之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魏晋南北朝多崇尚名士，谢灵运家世显赫、文学成就巨大，康乐百姓于是深以谢公为傲，康乐的历代文人雅士对他也是推崇备至，这种影响绵延至今。可见，封爵代表自己的封地当无疑问。
二、内史、相：封地的实际管理者
刘宋时期，内史、相是国家派遣的封国内的最高行政长官，“王国内史、公国相”，即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内史，公国及以下称为相。内史和相作为国家指派的管理诸侯封国的行政长官，与国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君臣相属到不臣的过程：“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 见于中华书局版《宋书·刘穆之传》
]。以此可见， “世祖孝建中”之前，封爵与封地内的行政官是名义上的君臣相属关系，虽然事实上的行政权把握于内史与相手中。孝建改制之后，名义上的君臣相属也不存在了。
受封时，“国吏”即受封者自己的事务官是封赏的一部分，因级别高低而国吏的数量和范围不等。宋承晋制，事务官应有郎中令、中尉、大农、常侍、侍郎、家令等员。他们主要负责国主教育、安全、国秩以及出入及内勤事务，或侍从诸王左右，谋议诤谏、充当幕僚。在自己的封地内，由于国主并无行政权，事务官就没了用武之地。他们后来甚至逐渐沦为国主的奴隶：南康郡公刘邕有食疮痂瘾，袭封后，“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 见于《宋书·刘穆之传》
]”。可见，国吏为了讨好主人，几乎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尊严。国吏为国主的日常活动服务，对地方社会行政影响不大。
当然，封爵作为名义上的政治高位拥有者，也有很多政治特权，比如国家征兵时，亲戚家人就可免于兵役等，这些特权大多只荫及家族，实际政治权力有限。
三、封地：封爵的食邑的供给者
刘宋的封爵实行“出仕不临国”原则，外出做官不临国，临国则不为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刘宋为防止诸侯割据，对此限制十分严格，在《宋书·朱龄石传》中，出仕为官的封爵擅自回到自己的封地还会受到夺爵的处罚，封国成为封爵的一个单纯的经济来源。有爵位者外出为官，可在国秩之外领取职官俸禄。
封爵与封地的经济联系在刘宋“世祖孝建中”后成了二者最主要的联系。封地给封爵提供“衣食租税”，这种经济特权是世袭的，但是每传一代食邑户都会减少直到国除，此法学自北魏孝文帝改制，北魏封爵加“开国”者食邑，而封户行“亲疏世减之法”：“亲王2000户，始蕃1000户，二蕃500户，三蕃300户；食租税之置：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 见于《北史》
]。刘宋的食邑户，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代表特定户数，食邑户若干，指代衣食租税多少的尺度。封国内的全部民户上交租税后，封爵根据食邑户数从租税总额中提取应得的秩奉，比如“邑五百户，三分食一”就是提取五百户的三分之一的租税，其余的上缴国家。所以说诸侯并没有特定的食邑户，国秩由全体封国内的人民平均分担。
综上，刘宋时期，封爵是封地的名义拥有者及形象代表，并无行政、财政、军事权力。为防诸侯割据，国家派遣内史和相行使行政职责。封地为其国主食秩来源地。值得关注的是，以孝建改制为界，封爵与封地的关系有一个明显变化。
论文作者:孙波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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