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后中东形势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中东论文,战后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中东战略构想的实施
(一)美国实现了战略构想
90年代初，我们曾对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和全球战略做过一系列分析。如果说当时的分析还是前瞻性预测的话，那么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等举措，已经将战略构想变成了现实。美国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战略构想。
其一，在全球地缘战略中建构扼住中东、控制两洋的“哑铃态势”。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两洋战略”：即在欧洲大西洋地区，通过北约东扩实现其战略目标；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日美安保条约”、“日美新防务指针”和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来实现战略目标，继续保持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势地位。美国国防部认为，中东地区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对美国能否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投放军事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在中东和欧洲—大西洋地区之间架起桥梁”(注：见美国国防部1995年5月发表的《美国对中东安全战略》和2001年2月发表的《21世纪的美国战略》——引自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非洲问题数据库》。)。中东成为美国以“两洋战略”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中的“连接点”，控制中东地区就可以使“两洋战略”遥相呼应，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哑铃态势”，加强了“两洋战略”。
其二，推导出规范世界秩序的“中东模式”。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仍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部分，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是：确立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建构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地区安全体系，打击任何敢于向美国挑战的力量，进而推导出规范世界秩序的“中东模式”，为创建下一个美国世纪奠定基础(注：王京烈主编：《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72～7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于是，美国先是以海湾危机为契机，通过海湾战争和战后中东秩序的安排及推动阿以和谈，确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后，美国又利用“9·11”事件，以反对恐怖主义为旗帜，通过阿富汗战争控制了进入中亚的通道。近期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实现了在中东腹地的军事存在，还通过推翻萨达姆政权向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和“无赖国家”发出明确的警示：以军事手段铲除任何威胁美国利益的政权。
其三，控制了世界石油生产供应基地。实际上，美国早已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但是，中东石油对美国的意义应该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察，即控制世界油库——中东石油，不仅是为了满足美国的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控制了中东石油就是控制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可以拉拢盟友，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这对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来讲，无疑是难以割舍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利益”。
(二)美国没有给中东带来和平
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又当如何呢?它是否为中东带来了和平呢?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不仅没有为中东带来和平，相反使中东局势更加动荡，硝烟弥漫整个中东。
美国将一些政府治理得差的国家称为“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可是近年来中东发生的事情则让人们看到，美国正在制造“失败的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明证。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前，不论其合法政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被美国称为支持恐怖主义，或被美国称为不民主、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但其政府仍在有效地管理着国家。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摧枯拉朽般地推翻了旧政府的同时也使这两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
美国中东政策中有两个无法根治的“致命伤”：其一，美国国家利益与中东国家利益的矛盾。美国中东政策的出发点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准的，美国利益不仅不能等同于其他中东国家的利益，而且还是同大多数中东国家利益相悖的，这种基本利益上的冲突必然导致美国与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关系是属于“对抗型的”(注：王京烈：《解析中东国际关系》，载《西亚非洲》，1998(6)。)，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至于是“隐性的”还是“显现的”，则依国际环境条件变化而表现形式不同。其二，美国中东政策中的双重标准。虽然双重标准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不鲜见，但在中东地区恐怕更为突出，甚至已经形成历史沉疴，早已在中东国家中成为千夫所指。但是在急剧膨胀的单边主义驱使下，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会继续推行双重标准，从而使美国与一些中东国家关系更加紧张。
巴以冲突与路线图计划
(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路线图”
2003年4月底美国公布了解决巴以冲突的“路线图(Roadmap)和平计划”。所谓“路线图”是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四方于2002年9月拟定的分三阶段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以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为基础在2005年最终完成地位谈判、建立巴勒斯坦国及实现持久和平。从总体来看，尽管“路线图”尚不够详尽，但还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然而，解决阿以冲突并不缺少“方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方案。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曾经提出过上百个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和有关决议，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而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42和338号决议。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方面曾经采取的“不妥协立场”(80年代后逐步采取和解政策)、以色列一贯坚持的强硬立场，以及美国偏袒以色列拒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等诸多原因，上述方案或决议均未能够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巴以双方和平力量的发展。2003年10月，巴以双方的非官方代表达成了“日内瓦协议”。这份民间协议是由巴勒斯坦资深政治家、前新闻部长拉布和以色列前司法部长贝林共同促成的(注：《环球时报》2003年11月19日。)。11月初，来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16万多人再次发起和平运动。这次运动是巴勒斯坦高级知识分子鲁塞贝和以色列国家情报局前局长阿亚隆共同发起的，并发表了被称为“人民呼声”的请愿书(注：法新社2003年11月3日讯，refer to http://www.chinanews.com.cn。)。“日内瓦协议”和“人民呼声”的主旨都是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建立两个并存的民族国家。“日内瓦协议”与“人民呼声”和平运动不仅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还引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希望冲突双方特别是以色列方面能够审时度势，放弃以往的强硬立场，打开和平之门。
(二)难有作为的巴勒斯坦总理
近几年以色列成功游说美国支持其“使阿拉法特边缘化”的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下，巴勒斯坦进行了“政治改革”，2003年4月阿巴斯成为巴勒斯坦的第一任总理。以色列架空阿拉法特的目的是想同一位“弱势总理”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然而，巴勒斯坦问题并非以色列同阿拉法特的矛盾，而是如何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力，归还被占领土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不解决实质问题，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也不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2002年3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在领土问题上采取重大妥协的“沙特方案”之后(注：根据这种妥协，巴勒斯坦将出让“半壁江山”，保留部分约占22%。)，巴勒斯坦方面已经没有更多退让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谁出任总理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阿巴斯执政数月后挂冠而去。从表面上看，阿巴斯辞职是由于美国没有积极推动“路线图”的实施，以色列坚持修建“隔离墙”和继续关押巴勒斯坦政治犯，以及阿巴斯未能得到巴勒斯坦高层领导的足够支持等原因，但其深层原因反映出巴以冲突的复杂性、长期性。
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并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以色列长期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应有的合法权力，而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收回被占领土和被剥夺的民族权力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正义斗争，这是旷日持久的巴以矛盾、斗争的性质。
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应有的民族权力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却苦于没有实力而处于“理与力背离”的状况。应该提及的是，有时采取了某些不正确或不合时宜的斗争方式(例如比较极端的暴力手段)伤害了一些无辜平民，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力量，使斗争复杂化。
2003年9月初库赖被任命为特别内阁总理(过渡期后任正式总理)。但是如果以色列不改变其强硬立场，库赖总理任期内也不会有太大作为。
(三)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
巴、以双方经过长期的较量，在经历了一幕幕的血雨腥风之后，双方都在思考最终解决冲突的出路。有几点需要指出的是：
其一，建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中东和平的惟一出路。半个多世纪的冲突表明，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把以色列赶进地中海，以色列也不可能征服巴勒斯坦人并永远统治他们，两个民族建立两个国家和平共处是惟一的出路。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表明，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合法性不容剥夺，他们将继续为之奋斗，以改变其“被压迫民族”的地位。
其二，以色列应及早结束军事占领。以色列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也不可能永远非法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甚至连沙龙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以色列是目前巴以冲突乃至阿以冲突中的“矛盾主要方面”，上述矛盾能否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只能导致更多、更激烈的反抗和暴力冲突。以色列改变其强硬立场，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及早结束军事占领是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巴以和平的前提。
其三，巴勒斯坦应采取更有利的斗争方式。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应该，也必须继续进行下去。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更加有利。自杀性爆炸事件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勒斯坦人在愤怒、绝望中的无奈之举，但也伤害了一些无辜平民，不应提倡。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可能效果更好。
其四，国际社会应更多地介入巴勒斯坦问题，促成中东和平。国际社会始终关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但残酷的现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占领军制造的梦魇中。在巴勒斯坦人民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法改变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多的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之一。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应付出更多的努力，落实联合国有关决议，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正当要求，使和平早日在中东降临。
充满变数的伊拉克局势
战后伊拉克局势动荡，驻伊美军几乎每天都遭到袭击。美国无论是更换监管伊拉克事务的负责人，还是调整对伊政策或调换驻伊军队，都无法摆脱其陷入泥潭的窘境。终于在2003年11月中旬，布什不得不决定将伊拉克的控制权尽快移交给伊拉克人。未来的伊拉克究竟将出现何种变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以下四种矛盾及潜在危险的发展。
(一)美伊的民族矛盾上升
早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美国就已经安排了由退役将军加纳为首的一班人马来主持战后伊拉克的事务，此后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又“换将”由布雷默负责监管伊拉克事务。然而，“换将”并没有缓解美国与伊拉克占领与被占领之间的矛盾。没有人否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世人也同样目睹了美国在政治上的孤立并陷入伊拉克战后的泥潭。有着古老文明与悠久历史的伊拉克人民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的统治。即便是那些目前与美国合作的伊拉克人，也同样不会接受美国对伊拉克的长期统治。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对驻伊美军的袭击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00人，另有受伤的美军近8000人，其中战争结束后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死亡人数。驻伊美军中许多士兵得了忧郁症等心理疾病。面对伊拉克人民的抵抗，美军发动了“沙漠蝎子”、“沙漠响尾蛇”、“铁锤行动”、“常春藤旋风”等各种打击、镇压行动，然而美军遭受袭击的频度有增无减、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说明美伊民族矛盾仍在不断激化。
(二)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的矛盾
海湾战争后曾遭受10多年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的伊拉克早已是百废待兴，2003年美国发动的战争更使伊拉克百孔千疮，伊拉克人民在战后的废墟中煎熬着，渴望早日重建、振兴伊拉克。
美国是打着“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号发动战争的，但是没有人会相信美有此“善意”。伊拉克人认为，“之所以美国人到伊拉克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石油，如果伊拉克没有石油他们还会来吗”?“就在地中海东岸那里有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占领下，尽管有联合国一系列决议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可是美国不仅不去解放他们，还支持以色列压迫他们。这就是美国的善意”(注：Refer to http://www.iraq.net and http://is lamicweb.com.)。
当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是为了石油和商业上的利益，更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美国就已经制定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出口和石油收入的计划，美国的承包商也早已瓜分了伊拉克重建“蛋糕”中的大部分。美国一心要建立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要在中东把伊拉克改造成为能够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样板。这是美国政府与伊拉克人民在重建问题上的基本矛盾与冲突。
(三)伊拉克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
目前伊拉克国内有4种主要力量，即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萨达姆和复兴党残余势力，主要政治组织有伊拉克国民大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尔德民主党、君主立宪运动、民族和解运动、伊斯兰召唤运动、独立伊拉克人运动等。这些政治组织构成复杂，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复兴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亲叙利亚和伊朗的势力、君主立宪势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派力量在未来权力分配中将难免一场“龙争虎斗”，但无一例外地反对美国控制伊拉克。
美军虽用坦克把萨达姆在巴格达的塑像拉倒，但迄今并未能清除萨达姆和复兴党残余势力在伊拉克的影响。巴格达陷落后，萨达姆曾先后9次发表录音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起来反抗外国军队。美军现虽已抓到萨达姆，并且对萨达姆家族10代以内的3000多名亲属进行了隔离审查，但也未必能消除“心头之患”。
此外还有从境外潜入伊拉克的反美势力，这部分势力中既有怀着强烈民族、宗教情绪的反美力量，也有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同样不应小视。
(四)主要大国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矛盾
美国以伊拉克拥有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绕过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战争，这场战争不具有正义性与合法性。早在战争爆发前，全球范围内包括美国本土就曾爆发数次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战后此类要求和平的反战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战前美国曾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在对伊动武问题上取得联合国的支持。但是世界主要大国不为所动，联合国没有为美国发动战争开绿灯。战后(2003年10月16日)联合国通过了关于伊拉克重建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的通过既有大国之间争斗、妥协的因素，也有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伊拉克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但是并没有追认美国对伊战争的合法性。与1991年海湾战争不同，美国对伊战争不仅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它组织的所谓“志愿联盟”(Alliance of Willing)也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与美国一起参与伊拉克战争的实际上只有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等大国迄今为止仍拒绝向伊拉克派驻军队。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问题上，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同其他大国包括联合国之间在“张扬单边主义”还是“维护集体安全机制”、维护国际关系准则问题上的重大矛盾冲突。目前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并未解决，今后这种矛盾遇到合适的条件还将爆发，它无疑将影响到伊拉克的未来。
(五)“巴尔干化”的危险
战后伊拉克面临诸多冲突与不确定因素，但最危险的是“巴尔干化”，即伊拉克被肢解的危险。伊拉克人口约2300万，绝大多数伊拉克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53.5%，其余为逊尼派穆斯林。长期以来，伊拉克的政治势力主要分为3大部分，即库尔德人(约占21.6%)、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伊拉克独立以来，逊尼派穆斯林一直在掌管着国家权力。什叶派穆斯林对长期受压制和排挤，始终忿忿不平。有着悠久文明历史、骁勇善战的库尔德人，则一直在为争取更多的民族自治权力进行抗争。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这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一直是国家整合面临的主要难点。海湾战争后为了进一步削弱萨达姆政权，美、英等国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保护库尔德人的“安全区”，又在伊拉克设置“禁飞区”，中央政府权力长期被削弱，无论是库尔德人还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势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实际上形成了三种力量在北、中、南3个区域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无法控制伊拉克，有可能肢解或“变相肢解伊拉克”，而这将为日后的伊拉克乃至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动荡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