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陵八家”说的形成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陵论文,试论论文,八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末清初，金陵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其集聚了一大批画家，用龚贤的话来说：“今日画家以江南最盛，江南十郡以首郡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岂止千人？”① 江南的首郡就是金陵。在这些画家中，却单单有八位画家因一个概念而被画史铭记，这就是“金陵八家”。但是，关于“金陵八家”的构成一直为画史争论不休。先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这些不同的“金陵八家”组合其实可以分为三类：①为张庚《国朝画征录》中提出的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②为标明是周亮工品题的不包括龚贤，并以陈卓领衔的“金陵八家”，《上元县志》、《新修江宁府志》、《上江两县志》和《金陵通传》这4部南京地方志采用该说。前三书完全相同，而《金陵通传》略有不同，将武丹换成了武弁（很可能是传抄的错误）。《眼福编》的组合虽与张庚之说相似，但将龚贤换成了邹喆的父亲邹典，故将之归到这一类。③为《昆山景物志》，此说也以龚贤为首，大概因为龚贤是昆山人。新入3人：施霖、盛丹、王概。这三类“金陵八家”构成以第一种受到的附合最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金陵八家”说不同版本，“金陵八家”最初由谁品题，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动因又是什么呢？
一、周亮工“金陵八家”说补考
2004年，笔者曾在《美术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周亮工“金陵八家”说考辨》一文，通过与周亮工同时代，且与“八家”有交往的山西诗人王弘撰在其《西归日札》中的《善画八大家记》② 一文，首次揭示了周亮工是“金陵八家”说的首评者，其“金陵八家”的构成应该是张修、谢成、樊沂、吴宏、樊圻、高岑、胡慥、邹喆，这些画家在周亮工的《读画录》中均有传。并且通过确立周亮工首评“金陵八家”的时间不晚于1663年，对张庚以龚贤领衔的“金陵八家”说提出驳议。此外，还对周亮工的“金陵八家”的生平与艺术进行了简单介绍。可能有读者会问，前文提到，明末清初活跃于金陵的画家非常多，周亮工为什么会独标举这八家呢？下面以表格形式简单将八家的情况作一介绍（图1）。
由此可见，这些画家均是活跃于顺治、康熙年间的职业画家，在周亮工1663年品题“金陵八家”时，他们是活跃于金陵的重要画家群体。他们或世代居住在金陵，或流寓金陵。他们画艺全面，在绘画水平上较为接近，除了高岑和邹喆外，其他人几乎山水、人物、花鸟皆擅长。画风主要承继了宋代院体画风，并吸收了元代文人画的一些因素，且多表现金陵本地的风光。将他们合称“金陵八家”，虽不能代表清初金陵画坛的最高成就，但八家并举在画家身份、艺术水平以及风格上有其合理性。
关于这八家的生平及艺术，笔者曾著《中国山水画通鉴·钟山烟云》③ 一书，可为参考，下面对其中三位被画史遗忘的画家进行一些补考。
位列王弘撰所记载的“金陵八家”之首的张修，字损之，由吴门移家秣陵（即金陵）。在《读画录》中位列51，书中记其“性狷介，自开三径于鹫峰寺侧。篱落幽然，花竹静好，偶然欲画，伸纸为数笔，倦则弃去，最不耐促逼也。工山水、花草、虫鸟，更好绘藕花，人争购之。君常独坐鹫峰钟楼，反扃其户，不闻声息，遐想云外，肃然吮笔，宜其落纸皆非凡近也。周鹿峰曰：于清言工画荷花，独步一郡，宋宁宗时进荷花幢，其名益重。损之此幅别有风味，反恐清言未必臻此。损之画春灯谜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损之画也。”④
周亮工没有记载张修的生卒年，但他在《读画录》中提到张修“画春灯谜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损之画也。”⑤“春灯谜”并非一般的纱灯画，其实是晚明奸臣阮大铖所著戏剧《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该书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出版，上卷前面配有插图11幅，下卷配有插图12幅。最后一幅有“长洲门人张修为百樵先生写”的名款，说明这正是张修所作的“春灯谜”。这些插图人物刻画生动，景物配置得当，显示了较强的绘画功力，比较符合周亮工“甚工”的评价。“春灯谜”刊行于1633年，书中插图已经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并得到时人的肯定，说明张修当时的画风已经成熟，应该已到而立之年。由此推测，张修大概生于1604年顷，应该是“金陵八家”中最年长的一位。王弘撰《西归日札》中称：“戊辰（1688）予再至，则六人已化为异物。损之老不复出门，独会公尚健，乃二三年间亦俱翛然谢世，今遂无一存者矣，可胜叹哉。”说明张修活到1688年之后，约逝于1690年左右，以至耄耋之年，可见，他也是“八家”中最长寿的一位。
尽管张修是活跃于金陵的老画师，可惜他存世的作品已经非常少了。笔者见到的不超过5件。最早的一件是日本私人收藏的《山水图》扇面，作于1645年。其次是作于1654年左右的《金陵名笔集胜》册（故宫博物院藏）的第四开，作于1660年的《金陵各家山水》合集（南京博物院藏）的第二开。作于1663年的《荷花图》（首都博物馆藏），1676年与金陵众画家合作的《山水图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从这些传世作品来看，其画艺比较全面，山水、花鸟和人物兼擅，尤以画荷花最为称绝；其画风较为工致，花鸟多工笔设色，直承宋代院体绘画。不仅周亮工对张修评价甚高，当时的文人也对其有较高的评价，如屈大均便曾作《赠张损之》云：
秦淮之水连清溪，君家芙蕖出水斋。性好丹青作□□，含毫多在莲叶西。
张顾白日老闲事，中散青霞郁□□。画出芙蕖天下无，叶叶花花香扑身。
旧院风流往日多，沙嫩清萧传寿歌。齐梁艳曲□君唱，求画芙蕖日□□。
长板桥边明月□，□家十娘开别馆。□花□手卷□□，邀画芙蕖香更熏。
千钱一幅传都市，一时好手谁如君。只今王谢俱冷落，青楼歌舞不复作。
桃叶渡头空夕阳，东华园里无红叶。君家寂莫在溪湄，南朝遗老无人知。
顿杨二姓红颜□，那有□簪供画师。君且据梧□隐几，繁华销歇无多□。⑥
可见张修所画荷花在明末的金陵极受欢迎，但明亡后，随着金陵经济的凋敝，画家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综上所述，张修位列周亮工“金陵八家”之首，不一定因为他的艺术水平最高，很可能是由于他的年纪最大，而且在明亡前，他已经是一位广受欢迎的老画师。
周亮工品题的“金陵八家”第二位谢成（1612－1666）与周亮工同龄，年龄可能也排在第二位，他在《读画录》中列在第46位。谢成来自绘画世家，他的父亲谢道龄字邢台，一作彬台，吴人，移家江宁，与周亮工望衡而居。善花鸟，尤工折枝，兼善山水，类赵伯驹、赵孟頫。崇祯元年（1628）尝作山水扇，现藏故宫博物院。十六年（1643）胡正言辑《十竹斋梅谱》有其所画《拾翠为钿图》。谢成，字仲美。周亮工《读画录》云“从其尊人学画，而加以秀润，山水、花鸟皆擅长，写生尤逼肖，有颊上三毛之妙。”为了证明谢成的写生功力，周亮工讲述了一段轶事：“先君作后一大像，无分毫似，欲以小像传模于大幅，因告之仲美某处肖，某处不甚似。仲美曰：我固从太公游，可意而得也。隔数日以所图来，贱兄弟以及妻孥见之，无不伏地痛哭。仲美食贫而为人醇雅克孝，非时流可及。”⑦ 因为是邻居，又同庚，因此谢成很可能从儿时就是周亮工的好友。谢成曾多次为周亮工作画，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第一开便是谢成所作的山水画。周亮工也曾多次为其作诗。比如有一次周氏北回，正值谢成生日，便为他赋诗一首“依君父子秦淮住，同頫朱栏理钓竿，及度莺花吾辈老，百年萝薜酒杯宽。芳州契罢抛书卧，绝塞人归借画看，但得烟云常作供，不须努力已加餐。”⑧ 1666年，周亮工从青州回南京，谢成“载酒醉我于偶遂堂，酒半谓予曰：向索公一诗，久不与（寄），今公归矣，曷书一箑，出入我怀袖中。予诺君。不十日，君归道山矣。伤哉，偶得一诗哭君去书箑上，嘱令子焚之灵几前，志吾不敢负仲美也。”足见二人有极深的交谊。
谢成现存的作品也很少，大多是与人合作的册页，最早的一件可能是十位金陵画家作于明亡前的《山水图册》（美国高居翰景元斋藏），分别绘金陵一处名胜，如龚贤作“清凉台”，邹喆的父亲邹典作“灵谷”，谢成作的是“幕府台”。1652年左右的《金陵名家集胜》和《江左文心集》册中分别收入了谢成的花鸟和山水画。前者以工笔画腊梅。后者以水墨积墨而成，图中烟树与山石积墨与龚贤画法相类。1664年金陵画家为幼青作的一套山水册页中有谢成的《山村图》（江西景德镇博物馆藏）；1665年樊圻、方维、查士标等人合作的《金陵诸家山水集锦》（故宫博物院藏）也有谢成的山水画。谢成的个人单幅作品存世较少，仅见1661年的《雪景山村图》（镇江市博物馆藏）。其人物画尚未发现。从整体上看，谢成承继的主要是宋代院体山水画，适当融入了元人的笔法，具有较高的技巧，是典型的职业画家。
这个名单中另一位不被画史重视的画家是樊沂，他是樊圻的兄长，字浴沂，笔墨与樊圻有“双丁二陆”之名。其画风与其弟亦十分接近，善用渲染法，营造出清新蕴藉的格调，以至于经常被人弄混。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金陵五景图卷》（作于1668年），一直被误认为是樊圻的作品。其实上面有多方“浴沂氏”的印章，说明该画为樊沂所画。对开均有樊新（可能也是樊圻的兄弟）以各体书法题写的时人诗歌。樊沂亦善人物，代表作是现藏于美国的《兰亭修禊图》卷。人物刻画生动，用笔极工致。
周亮工品题的这八位画家作为金陵的老画师，其画在当时应该受到时人的欢迎，这从存世的多件他们的合作册页便可窥见一斑。除了王弘撰文中记述的八家为他所作的“独鹤亭图”外，完全由这八家合作的册页虽较难找到，但仍有不少册页集中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作于1652年左右的《金陵名笔集胜》（故宫博物院藏）八开中更是集中了包括谢成、张修、樊圻、樊沂、胡慥等5位“金陵八家”和曾士俊、叶欣及佚名氏的作品。同一时期，曾经宋荦收藏的《江左文心图》（故宫博物院藏）册十二开，由叶欣、高岑、邹喆、方维、谢成、盛琳、杨亭、施霖、钟珥、范珏、张辐、完德合作，其中八家中的高岑、邹喆、谢成皆参与作画。1664年，金陵画家为幼青作山水中，亦有樊沂、谢成、樊圻、高岑、吴宏、邹喆等人的作品。1676年，金陵画家为惕翁所作《山水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中，集中了张修、高岑、吴宏、樊圻以及何延年、高遇、陈卓、陈舒、胡士昆、王概、谢荪、夏森数人的作品。除了这些存世作品外，尚有一些见于文献记载，如：嵇永仁《上严灏亭先生书》便云：“某少碌碌四方，余澹心为字留山梵林图之。越数年，秦淮樊圻、谢成、吴宏、高岑、邹喆又续为图。”⑨ 这五人全是周亮工品题的“金陵八家”。
遗憾的是，周亮工虽然首先品题了“金陵八家”，并因其在金陵画坛的特殊地位，使该说迅速传播，并通过舆论得以不断重复和强化。但是，金陵画坛享有盛名的并不止于此八家，王弘撰文中提到在当时，八家之名已不能超过叶欣、盛丹、施霖和盛琳。而且随着髡残、程正揆、龚贤、王概、陈卓等画家相继来到金陵或影响力的扩大，金陵画坛的面貌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正如龚贤虽对高岑有很高评价⑩，但他内心推崇的仍是“二溪”。周亮工本人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变化。此外，周亮工晚年与太仓画家圈的联系，使他对王石谷的推崇无以复加，这促使他的品评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欣赏“金陵八家”等为代表的现在我们认为是个性派的画家转而欣赏“四王”为代表的我们现在称为正统派的画家。(11)也许正因为此，他在《读画录》中虽分别为这八位画家立传，却对自己曾经品题的“金陵八家”之事不再作明确的记载。王弘撰的《西归日札》虽留下了关于周亮工品题的“金陵八家”最早也最确切的记载，但是，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这份孤本却是手抄本，说明该书未能付梓，传播有限。王弘撰早年虽游历江南，但晚年主要偏于山西一隅，游离于江南文化中心之外，其书鲜为人知。因此，“金陵八家”之说很可能在江南口耳相传，难免发生误传。
近百年后，“金陵八家”出现在1751年的金陵地方志——《上元县志》中时，虽言明是周亮工品题，其组成却变成了陈卓、吴宏、樊圻、邹喆、蔡霖沧、李又李、武丹、高岑。陈传席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发现了这条新材料，认为找到了周亮工最初品题的“金陵八家”真实构成，并著文赞同这种以陈卓领衔的“金陵八家”(12)。但是，陈卓生于1634年(13)。1669年，周亮工辞官后，吴期远前来慰问，周亮工组织了金陵最大的一次画家聚会——“己酉盛会”，会上周亮工及弟子黄俞邰（居中之子）撰有长歌，其中有：“中立好手如谢过”，原注：“谢仲美化去，近推陈中立。”(14) 说明1666年谢成去世后，刚过而立之年的陈卓才成为金陵画坛的新星，因此，由他来领衔“金陵八家”于情理不合。此外蔡霖沧、李又李、武丹三人均不见周亮工《读画录》记载，蔡霖沧即蔡泽，生卒年不详，从存世作品来看，其艺术活动较晚，康熙二十八年（1689），孔尚任于冶城西山道院公宴，在28位宾客中，便有蔡泽。(15) 其最晚的纪年作品是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松荫品茶图》，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此看来他不太可能出现在1663年之前的周亮工品题的“金陵八家”之中。李又李不仅在周亮工的《读画录》中不见记载，而且其姓名也一直无法考证，其作品也不见传世。最后一位武丹字衷白，生卒年不详，其艺术活跃期与“金陵八家”相仿而稍晚(16)。但由于《读画录》中没有为他立传，因此，很难断定他是否能进入周亮工的“金陵八家”名单。因此，南京地方志记载的“金陵八家”明显存在误传。不过，地方志上的记载毕竟不包括龚贤，还保留了职业画家团体的特色，在秀水人张庚的笔下，“金陵八家”的组成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二、张庾对“金陵八家”说的重构及画史对其的接受
半个多世纪后，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云：“龚贤字半千，号柴丈，……同时有声音者，樊圻字会公；高岑字蔚生；邹喆，典之子，字方鲁；吴宏字远度；叶欣字荣木；胡慥字石公；谢荪字□□，号金陵八家。”由龚贤来领衔“金陵八家”，去掉张修、谢成与樊沂，增加谢荪和叶欣，使“金陵八家”的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说法很快得到后代各种画史的认同，如秦祖永（1825－1884）的《桐阴论画》、李濬之（1846－1931）的《清画家诗史》，甚至赵尔巽（1844－1927）编纂《清史稿》时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进入20世纪，现代意义的美术史研究在我国起步，首先出现的是一系列通史类的美术史著作，由于缺乏详尽深入的个案研究，更没有人专门关注明末清初金陵画坛，加之很多材料未能被挖掘，因此，张庚的“金陵八家”说自然被学者未加甄别地采用。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1928）、黄宾虹的《古画微》（1929）、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史纲》（1931）等，这就使张庚的“金陵八家”说正式进入现代美术史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张庚的“金陵八家”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并将以龚贤为首的“八家”作为清初金陵画坛的代表，而金陵画坛的丰富与多彩则被画史忽略，或因篇幅所限而省略。
但是，张庚的“金陵八家”说在近二十年来不断受到质疑，首先，张庚生于1685年，卒年不详，应晚于1760年(17)，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不仅其生活的年代距“金陵八家”活动的时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不可能亲历清初金陵画坛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张庚所列的其他七家与龚贤相比，艺术风格相去甚远，艺术成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将他们并提既不合理，也不能令人信服。那为什么张庚的“金陵八家”说会被后世广泛接受，并成为共识呢？这就有必要去探寻张庚其人及其《国朝画征录》成书的背景。
张庚，原名焘，字溥三，号浦山，别号公之干，瓜田逸史、弥伽居士、白苧村桑者，室名强恕斋，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幼孤贫，不乐为举子业，少与钱载（箨石）等从南楼太夫人陈书受画法，庚乃钱氏近戚，为犹子行。关于他的生平画史记载较少，综合他本人的诗文集、各种画史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可知，他27岁开始研究经史，及唐宋大家之文。《嘉兴府志》言其曾“客睢阳十余年，中州人重其学”。雍正（1723－1735）入江西志局修志。乾隆元年（1736），湖北学使蒋蔚保举他以布衣应鸿博科试，未中放归，复佐蒋检讨校士于蜀。张庚通史地、工诗文，善画，知画理。画山水学董、巨、倪、黄，能别出新意，自成一家；写花卉，宗陈道复，亦复匠心；亦善白描人物。著有《国朝画征录》、《浦山论画》、《图画精意识》、《通鉴纲目释地补注》、《强恕斋诗集》等。其中《国朝画征录》、《图画精意识》为画录性质的画史著作，《国朝画征录》还是清代首部断代画史。张庚在自序中言及成书的因缘：“是录创始于康熙后壬寅（1722），脱稿于雍正乙卯（1735）。十余年间，凡三上京师，一游豫章，一游山左，再泛江汉，三至中州，江南则经者数矣。载稿于行笥，凡遇图画之可观者，辄考其人而录之。”(18) 而此书开雕则在乾隆四年（1739）。张庚一生游历颇广，“生平游历公卿间，多与贤豪长者交”。(19) 故其书中记载清初至雍正末年画家，征其迹可信者，人各一传，或合传之。记其字号、年里、生平、师承、擅长、画法，或理论见解、著述书目、时人品评，有时也有作者自己的评论。全书分三卷，共记载画家297人。张庚晚年又著《国朝画征录续编》，共收画家169人（其中包括两位明人）。两书相加，共计466人，与周亮工的《读画录》相比，所记画家人数为《读画录》的6倍，但与《读画录》不同的是，《读画录》所记均为与周亮工有交往的画家，尤其是金陵画家，《国朝画征录》所录更为广泛，遍及全国大多数地方。为金陵画家单独立传的并不多，《国朝画征录》除了“金陵八家”之外，仅有张风、程正揆、陈舒、王概、髡残、周璕等6人，《续录》中仅有武丹一人而已，且只知姓氏，“不知何许人”，对其里籍、师承均未记载。载有“金陵八家”的条目将“龚贤、樊圻、吴宏、胡慥、樊云、高荫、邹坤”并列在一起，这其中实际包括了金陵的两代画家。每人的评价都极简短，可见他并不太熟悉这些画家的生平和作品，甚至他自己也承认“其余四人未见其迹”。张庚对其所列“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的评价也并不高：“半千画得北苑法，沉雄深厚苍老矣，惜秀韵不足耳。”又如他评王概：“善作大幅及松石等，雄快以取势，苍健或过而冲和不足也。”评陈舒“好用熟纸是其短也。”为什么张庚会对这些金陵画家的“缺点”如此“重视”呢？这就必须分析他的画学观点。
张庚的《浦山论画》开篇便对明季至清初的画坛格局进行了总体分析：
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有失盖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国朝始有，盖沿董文敏、赵文度两家之习，渐即于纤弱甜赖矣。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一派也。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夫兴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西江派，盖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此数者其初未尝不各自名家而传仿渐陵夷耳。此国初以来之大概也。其能不囿于习而追踪古迹，参席前贤为后世法者，麓台其庶乎？若石谷非不极其能事，终不免作家习气。(20)
张庚生活的年代基本上与“扬州八怪”相仿，活跃于雍正、乾隆年间，因此，他著书之时，金陵画坛已趋衰落，而追随王石谷、王原祁的虞山派、娄东派的画家遍及朝野，渐渐取得统治地位。虽有“扬州八怪”，但主要成就在花鸟，且影响难及扬州之外。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张庚对“金陵之派”持否定态度，而对于以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派极为推崇，这从《国朝画征录》中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虽然当时“四王”的概念尚未真正建构，但张庚对王鉴、王时敏、王石谷、王原祁不仅记叙最为详尽，而且评价也极高。如评王时敏为“国朝画苑领袖”；王鉴“故其笔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于董巨尤为深诣，诚为先民遗矩后学指南。”他引曹倦圃、吴梅村言称王石谷为“画圣”，并认为“画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其为名流推重如此，没后画益重，论者第其品比王阮亭诗云。”(21) 评王原祁：“是时虞山王翚以清丽之笔名倾中外，公（王原祁）以高旷之品突过之，世推大家非虚也。”(22) 张庚之所以推崇“四王”，是因为他认为王时敏“于时宗伯综揽古今，阐发幽奥，一归于正方之禅室，可备传灯一宗。专真源嫡派烟客实亲得之。”因此，张庚站在正统派的观点来看待个性主义画家集聚的金陵，难免有所贬损。周亮工辞世后，在金陵画坛享有极高声誉并有着众多传人的龚贤，在张庚眼里也缺乏“秀韵”。那么，以他来领衔被王原祁攻击为具有“恶习”的白下（金陵）画坛便在情理之中了。对于这一点，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龚贤沉雄苍秀，妙绝一时，秦逸苍谓其墨太浓重，无清疏秀逸趣；戴鹿床谓其钩斫之迹，是皆纽于王派画一偏之见也。”(23) 其实，张庚对龚贤的批评又何止不是出于自己的偏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张庚的“金陵八家”说是他对清初金陵画坛的一种新的阐释。不过，从客观上，由于张庚将龚贤加入“金陵八家”，使这个本来由“小名头”职业画家组成的概念获得了新的价值，获得了提升，使他们为后世熟知，并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较多的流传。
尽管现代的美术史无一例外接受了张庚的“金陵八家”说，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个案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龚贤及其传派在明末清初金陵画坛的重要地位，“龚派”成为一个越来越多被提及的概念。比如2000年，薛永年先生在王朝闻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清代上）一书中首先便将“龚贤及其传派”独立于“金陵八家”之外。(24)同年，余辉先生在其主编的《金陵诸家绘画》一书中也认为明末清初的金陵以画派论，唯有“龚贤画派”能称得上画派。(25) 两年后，他又通过由龚贤的弟子创作、龚贤题跋的《出蓝竞爽》册页（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再次认为在清初的金陵的确存在“龚派”。(26) 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发掘出周亮工“金陵八家”的真实构成，这些论述虽对张庚“金陵八家”说有所脱离，但并没有进行批判，“龚派”的价值也未能真正有效地得到发掘。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重视王弘撰《西归日札》中对周亮工“金陵八家”说原貌的记载，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张庚“金陵八家”说的局限，对明末清初金陵画坛获得全新的认识。拙文算是抛砖引玉，期待有关于明末清初金陵画坛及十七世纪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更多新成果的出现。
注释：
① 龚贤跋《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第六开程正揆《山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② 《善画八大家记》原文如下：“金陵之以善画名者众矣，而周栎园司农独标举八人，曰八大家。则张损之（修）、谢仲美（成）、樊浴沂（沂）、吴远度（宏）、樊会公（圻）、高蔚生（岑）、胡石公（慥）、邹方鲁（喆）也。其时有叶荣木（欣）、盛白含（丹）、施雨咸（霖）、盛林玉（琳）辈，八人者不能过之，乃不与焉。癸卯（1683）予至金陵，八人者日相往来，皆为予作《独鹤亭图》，位置渲皴，极山云林泉之胜。八人者固末见亭，亦写其意而已。戊辰（1688）予再至，则六人已化为异物。损之老不复出门，独会公尚健，乃二三年间亦俱翛然谢世，今遂无一存者矣，可胜叹哉。仲美有子令靖（孙），会公有子青若（九云），蔚生有子树嘉（阴），方鲁有子子贞（寿坤），皆能继志不失家法。石公有门人陆仪吉（逵），以花鸟虫草特著名一时，尤善蝴蝶，能曲尽其态，工细而有逸致，则青出于蓝矣。翁笃于友谊，即一艺之交，皆久而不忘，八人者可以不朽矣。（笔者按：此为李夔龙的评语）
③ 吕晓 宋力《中国山水画通鉴·钟山烟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④ 周亮工《读画录》卷三，页十九，周氏烟云过眼堂，清康熙12年（1673）。
⑤ 周亮工《读画录》卷三，页十九。
⑥ 屈大均《屈翁山诗集八卷词一卷》清康熙李肇展览等刻本，卷一一，七言古诗《四库禁毁书丛刊》卷120第30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⑦ 周亮工《读画录》卷三，页十五。
⑧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页十，周在浚，清康熙14年（1675）刻本。
⑨ 嵇永仁《抱犊山房集》卷五，见《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二十六 别集类二十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⑩ 见龚贤在高岑的《山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卷上的题跋。《金陵八家画集》，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11) Hongnan Kim,The Life of a Patron:Zhou Lianggong(1612-1672) and the Painting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96.
(12) 陈传席《金陵八家的构成及四位高岑问题》，《美术史论》1989年第4期。陈传席《论“金陵八家”构成原因及有关问题》，《东南文化》1990年5期。
(13) 陈卓1703年作《长江万里图卷》（安徽省博物馆藏），按：自识“康熙癸未长夏七十老人陈卓画”，可推知陈卓生于1634年。
(14) 周亮工《读画录》卷四，页十四。
(15)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8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
(16)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画家小传》言武丹生于1662年，但上海博物馆藏有龚贤、邹喆、武丹、髡残、萧云从、应耨、大云、程邃等合作《金陵画家集画》（上海博物馆藏），该册页有年款的作品作于1665年、1666年左右，武丹画风已经成熟，不可能出自一个只有四、五岁孩子之手，而且册中画家多与“金陵八家”之一的邹喆年龄相差不大，因此，可以推断武丹活跃期与“金陵八家”相仿。他的传世作品较多，多集中在1676年到1701年之间，如作于丙辰（1676）的《寒林图轴》（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丁巳（1677）的《林峦烟海图轴》（南京博物院藏）壬戌（1682）的《虞山夜讯图》（故宫博物院藏）辛巳（1701）的《高山烟雨图》（首都博物馆藏）等，说明武丹比“金陵八家”稍晚。
(17)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记张庚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十六庶务（见该书509页），查张庚《国朝画征录续录》“华喦”条，言及其“客维扬最久，晚年归西湖卒于家，年望八矣。”考华喦生于1682年，卒于1771－1673年，张庚成书时华喦已去世，说明张庚应逝于1770年之后。
(18) 《国朝画征录》序，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423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19) 曾华盖修，洪如琅等纂《嘉兴府志》卷五十三，秀水文苑，页四十七。
(20) 张庚《浦山论画》，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417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1) 《国朝画征录》“王翚”条，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440页。
(22) 《国朝画征录》“王原祁”条，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440页。
(23)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转引自《诸家美术史著选汇》71页。
(24) 王朝闻总主编，薛永年、蔡星仪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清代上），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
(25) 见余辉主编《金陵诸家绘画》的导言——《明末至清中叶金陵诸家绘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
(26) 余辉《试论清初“龚派”的存在——从一本册页发现一个画派》，《新美术》2002年第4期，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