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中外学者云集北京大学研讨跨世纪传播与文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百余论文,跨世纪论文,中外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8月14日—16日，“中国与世界：面向21 世纪的传播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传播研究所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共同主办，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美国中国传播学学会协办。100 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香港和国外（包括美、英、日、新加坡等国）学者50余名。与会者主要来自国内外大学的传播学系和相关的学科专业，以及媒介操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专家。
会议第一天安排大会发言，6位国内学者和6位国外学者分别就跨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卫星传播时代东亚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方向等问题作了讲演。其中龚文庠教授（会议中方主席）关于中西传播学文化源流比较的讲演，以及海西教授（Ray Heisey，会议美方主席）关于当代世界政治传播模式比较的讲演， 既高屋建瓴又风趣生动。李启教授（中国新闻学院）关于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和关世杰教授（会议秘书长）关于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前景的发言，显示出中国学者的历史感与使命感。会议后两天共组织了16个专题讨论组，向与会者提供充分的交流机会。这次国际会议的论题几乎涵盖了传播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传播：胡文仲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介绍了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跨文化传播学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认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者多数为原先从事外语教学的学者，影响了这一边缘学科在我国的全面发展。他呼吁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这个研究队伍。欧美学者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一些理论模式。日本学者宫原哲（Seinan Gaknin大学传播研究所）则提出， 如果以单一的文化背景为参照系来设定各种参数就可能得出片面、错误的结论。学者们饶有兴趣地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文化差异与语言教学，文化差异与翻译，文化差异与双边谈判，等等。有些中国学者还采用史学方法，讨论了历史上中西跨文化传播的个案。
2、传播学应用研究：许多中外学者报告了他们对广告、 公关等传播实践的研究情况，程友明（音译，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观念在香港广告中的表现；崔绮云（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则在考察中国几家公关公司的具体运作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使西方公关观念与中华文化背景相融合的问题：明安香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等比较了中外CI观念的异同，并就如何改进中国的企业形象提出了看法。史密斯教授（David Smith 浸会大学传播学院）主持了医疗传播方面的小组讨论。来自北京、江苏、香港等地的学者讨论了中西方在医生、病人关系模式和病人的医疗决策意向等问题。
3、 媒介新技术对未来传播的意义：与会学者普遍关注当代传播科技迅猛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麦淦瑛博士（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以电脑图像处理为例，向人们展示了计算机在视觉传播中激动人心的运用前景，同时也指出未来传播中令人担忧的人为操纵的危险。有些学者十分乐观地认为通讯卫星和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将给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曾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引起激烈争论的“世界传播新秩序”问题也可能由此得以解决。大部分学者则在乐观之余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传播科技将带来许多变革，在当代，排斥新的传播科技，拒绝与世界沟通，已经是不可能的，然而传播科技作为一种技术、一种工具，任何时候都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理解和沟通。因此，多数与会学者主张在世界各地加强传播学的研究和普及教育，引导人们树立良好的传播意识和媒介观念。
4、 关于当前的中国传播媒介：关于中国媒介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影、报纸等传媒方面。大众媒介对大众文化的推进作用及国民心态的影响是大家较为关心的问题。学者们讨论了中国影视中的外来节目对受众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央电视台央视调查咨询中心的人员在会上介绍了我国电视的节目构成以及我国开展收视率调查的情况。有的外国学者采用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方法分析了近年来在国外较受欢迎的中国电影所展示的中国人形象。会上还讨论了大众传播的法制化问题。魏永征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新闻所）阐述了我国新闻法制的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作了展望。“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传媒的运作也是大家讨论十分热烈的问题。香港和内地学者共同探讨了香港传媒的过渡时期的生态变化及回归以后的角色适应、香港传媒的自律，以及大陆和香港新闻文化的异同等问题。
5、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未来取向问题：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不能停留在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上，而应该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几千年传播传统的基础上，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这是与会中外学者的共识，而且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朝着这一方向努力。龚文庠、林之达（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王怡红（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申凡（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华文化传统背景下的独特传播方式。孙旭培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在会上介绍了海峡两岸学者协力撰写《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情况。国外学者对华夏文化圈的传播观念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且已经有人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德卡罗（Peter Decaro，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传播学系）介绍了自己对中西传播观念差异的研究。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传播与国际关系、传播与国家形象、传播与现代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自从十几年前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以来，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渐成气候。但是，中国的传播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以大学语言系为依托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和从新闻研究中脱胎而来的传播学和大众传播研究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的两大主力。但这二者长期以来各自为战，缺乏沟通，这些都制约了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和完善。北京大学召开的这次国际研讨会，不仅提供了国内学者相互沟通的渠道，也增进了国内外传播学界的接触和了解，与会学者中不仅有来自语言系和新闻系的，也有来自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及来自媒介运作部门的人士，大家对传播学的丰富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次大会也使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把传播学仅仅当作一个技术性的研究领域是不够的。“传播”与“文化”的结合，是中国传播学未来的希望所在，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前景有比较合理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