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野视角下的国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以“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为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分野论文,竞争优势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5-129-136 一、产业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 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而产业结构的发展，需嵌入到“产业发展”这一基本命题中。产业发展，泛指一国产业在产能和效率、规模和技术、结构和布局以及对关联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与拉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的提升。在寻求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方面，传统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和产业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在于实证性的经验总结，缺乏基于一国发展产业的能动角度的规范性指导①；而对于潜在的相关经济理论，以往文献缺乏面向产业发展领域的系统回溯。本文认为，按照现存的经济理论研究，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产业时，存在“塑造竞争优势”和“发挥比较优势”两条发展路径。这样一组相对概念在以往文献中曾出现过，甚至一度成为讨论焦点，不过，其各自对于“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存在定义的不明晰，因此造成讨论难以聚焦；另外，对于“竞争优势”的理解，其主要出自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这样难免限制了通过塑造竞争优势以追求产业发展的思想内涵②。还有一组概念将产业优势的获取划分为“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此举有利于将大量经济理论纳入梳理体系，但这样一来，当代大部分研究都应属“动态比较优势”，因而也无分野、辨析与选择之谈。 所以，为实现对产业发展这两条路径选择更为充分的理论认知，应在经济思想史的视域对其进行尝试性的系统整理，以收获既有理论中关于产业发展的行动指南。这对于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乃至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皆有裨益。在辨析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方面，杨小凯等[1]1-12有关分工经济的溯源考察，以及高柏[2]所做的相关工作提供了诸多启示。在其基础上，本研究希冀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对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这两条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形成理论分野下的概念厘清；第二，从部分既有理论中对塑造竞争优势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相关产业发展理论形成一定的梳理。 本研究将从以下几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分工经济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设定与观点，借此重新诠释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概念分野；第二、三部分分别探讨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和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在各自范畴下的主要经济观点的发展演变；第四部分则对这一理论分野展开尝试性的拓展探讨。 二、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再诠释：基于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的差异 以往文献虽然对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进行了对比研究，但其大多缺乏对这两个概念的明确界定。对于比较优势，已有文献多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伊·菲·赫克歇尔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等人的贸易理论入手，通过描述比较优势理论的演变进而呈现比较优势的含义。针对这一类研究，可将其所理解的“比较优势”归纳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商品相较他国存在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或较低的成本差异”。另一方面关于“竞争优势”，已有研究给出的概念更加含混，其多直接介绍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而在波特的理解中，国家层面的“竞争力”的含义就是国家生产力；而作为支撑国家生产力的产业竞争优势，则来自于产业通过持续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最佳价格的能力。[3]6-10可见，这样的概念描述对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界定并不清晰，未能呈现二者的本质差异。所以，本研究试图重建一个关于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概念分野，为后续梳理这两类产业发展路径的经济理论奠定基础。 按照对经济思想史演化的一般理解，在斯密建立现代经济学体系后，李嘉图是其重要追随者，二者同属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代表，其分别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甚至在很多人的眼中，比较成本理论是对绝对成本理论的延伸和进步。然而，在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看来，斯密与李嘉图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认知上存在根本差异。 (一)绝对成本理论：分工产生成本差异 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大多与经济发展相联，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和日益深化。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进步，以及所有劳动指向和应用的地方展现出的熟练程度、技能和判断力的提高，似乎都源于分工”，[4]而“事实上，各人的天赋、资质差异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成年人在不同职业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导致了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工造成这种结果”。[4]这是斯密经济分析的根本出发点，杨小凯总结，“按照斯密的概念，分工产生个人生产率的事后差异”。[1]6即生产率的差异并非由人的先天资质差异决定，而是在分工差异下的专业化生产训练过程中被不断地塑造。也正因分工产生了生产率的差异，或称产生了“专业化报酬递增”，斯密认为，交易伴随分工而发生，“分工一旦形成并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物便只能满足其欲望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他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产物同别人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欲望”。[4]并且生产个体发现，“专门经营一种与其他人相比有优势的产业，再用自己生产物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生产物价格的一部分购买需要的其他物品，对自己更有利”。[4]该论点推至国家层面仍然成立，“对于个别家庭来说是明智的选择，对于国家也绝对不会是不明智的。就某种商品来说，如果自己生产比向国外购买花费的更多，那就不如经营有优势的产业，然后输出自己产业生产物的一部分向国外购买需要的物品”。[4]这就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其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即：由于分工导致了成本差异(生产率差异)，进而决定了一国的国际贸易策略模式。 (二)比较成本理论：成本差异导致分工 继斯密后的李嘉图却在此方面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观点，他更倾向于认为，成本差异(生产率差异)是既定存在的，而后一国进出口的商品才被确立，进而指向了某种相应的国际分工定位。李嘉图用制造鞋帽举例，指出虽然一人可能在两种工艺上都超过另一人，但若该人制帽的工艺超出对方更多，就应该专注于制帽而使双方达成共赢。[5]116因此对国家而言，“通过更加合理的劳动分工，各国依据本国的国情、气候条件、自然优势和人为优势生产出的商品与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交换，由此我们得到了生活享乐品”。[5]112而且，“根据发展成熟的自由贸易体制，各国自然会把其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行业。……通过激励人们勤劳劳动、尊重人们的独创性以及通过最有效的运用自然界赋予的特殊力量，劳动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正是这一原则决定了法国和葡萄牙应该酿制葡萄酒，而美国和波兰应该种谷物，英国应该制造五金产品和其他商品”。[5]114以上论述中，李嘉图的重点虽在于一国应该促进其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生产率优势)的产业，但在优势的来源上仍可看出，他将其归结于自然禀赋及偏好下劳动力成本(生产率)的先天差异。以上差异都是既定的，否则便也不会有据此选择“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以及一国“应该”发展某种产业的逻辑推导。正如杨小凯总结，“按李嘉图的概念，个人生产率的事前差异产生分工”。[1]6 (三)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概念的重新界定：基于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 基于以上，虽然以往学者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斯密与李嘉图关于“绝对”还是“相对”的结论差异上，但杨小凯指出了该两大理论更为本质的前提假设差异：绝对成本理论的前提假设可称之为“内生比较优势”，其假定比较优势存在与否取决于个人或国家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有分工才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被内生地决定；而比较成本理论的前提假设可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其假定分工是以外部给定的个人或国家在偏好、技术条件和禀赋结构上的先天差异为基础，有比较优势才有分工，比较优势被外生地决定。 这一关于优势来源的差异化认知，可在产业发展理论方面进行应用推广，进而形成了两条产业发展的路径可能：一种可能是一国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人为的战略选择与持续努力，内生地实现该国本不具备、却在后期逐渐树立的能在国际竞争中与他国抗衡的特质，即塑造“内生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称为“竞争优势”，相应的路径选择可称为“塑造竞争优势的发展路径”。另一种可能是一国选择利用其外生既定的在禀赋结构、国家偏好等方面的先天条件，在国际竞争中凸显这种能与他国抗衡的特质，即顺应了“外生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称为“比较优势”，相应的路径选择可称为“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可见，这两种优势的本质差异，关键是在于其力图实现并运用的“能与他国抗衡的特质”是内生还是外生；与此同时，这种“能与他国抗衡的特质”，即优势，无需建立在国际贸易真实发生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经济思想战略，只要具备国际比较与国际竞争的视野，这两种路径选择便可客观存在，这样便跳脱出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本身。由此，产业发展理论中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的定义及其相应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得以构建，且此构建具有三点益处：第一，以明确的标准将产业发展的两条路径作出内涵互斥的界定，建立统一的话语体系，避免因标准不一而造成讨论发散。第二，该构建不限于某一具体的经济理论分支，只要本质上是论述如何塑造内生或顺应外生产业优势的理论皆可被纳入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理论的考察体系，极大地丰富该体系的经济思想内容。第三，对于曾经历过国际贸易封闭时期的国家，如中国的产业发展经济思想研究，这种构建对于区分经济思想的路径所属将同样具有适用性。 三、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培育内生比较优势的经济选择 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核心，是选择分工进而培育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对一国而言，选择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如何定位，或类似的，选择重点发展何种产业，将是塑造竞争优势的相关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思路框架下，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保罗·克鲁格曼的战略贸易理论及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创新理论：选择创新以塑造竞争优势 熊彼特在1912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他将“创新”定义为引入生产体系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6]并将这一“新组合”归纳为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获取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以及采用新的企业组织五个方面。[7]66熊彼特非常强调创新超越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即“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在过去50年中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7]68这是创新在宏观层面上的作用。对于微观个体，熊彼特认为，成功实现创新并将其引入到实际生产中的“企业家”，会因此获得“企业家利润”，即因创新的引入而实现的企业收入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如将机器引入生产使得单位产品的成本减少，从而创造的在现有价格与新成本之间的差额。[7]133这是企业家应得的“对生产所作贡献的价值的表现”。[7]153若从经济周期的变化来看，创新的出现会打破经济原有的惯性循环，使引入创新的企业家实现超额利润；随后，大批的模仿者蜂拥而至，共同创造了经济繁荣；但是，大批模仿也会引致超额利润消失，进而使经济自此走向衰退，并期待新的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③。可见，持续的创新是保证企业家长期获得超额利润并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得以生存的关键，也是一国实现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根本。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按照他的观点，一国的产业若能实现持续创新，就能在经济周期中不断塑造其内生比较优势，进而形成竞争优势。这一经济思想在历史上已为一些国家所借鉴，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主张将产业发展的重点确立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即“日本经济学家把熊彼特以企业家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变化的理论，转变为国际竞争中的策略。根据日本人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理解，一国能否在外来的竞争中处于战略性地位，将取决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8]139日本著名“官厅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就运用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起草了《1956年经济白皮书》，该白皮书称，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由技术创新引发的革命，而在第四次革命逐渐开启之际，创新将是日本取得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的核心策略。[8]165-166在该白皮书的影响下，日本社会逐渐树立全新的战略计划观，即开始关心企业能否在长期赢得生产技术的竞争，而非在短期之内能获得多少利润。[8]167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末的日本产业发展策略，如汽车产业，日本学者就将其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成功归结于该产业发起的“能力构筑竞争”(Capability-Building Competition)，即专注于对产品开发、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等顾客不能直接评价的内在竞争力指标的培育，专注于开展长期持久的竞争。[9]此外，1986年颁布的对日本转换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更是明确地将日本的发展置于国际视野，主张培养人才、振兴科技，要求重点发展物质材料、信息电子、软件系统等方面的科学技术。[10]这可视为是以选择产业创新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思想的制度性确立。 (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选择扶植战略性产业以塑造竞争优势 不同于熊彼特要求广泛地实现创新以塑造内生比较优势，有的理论认为一些特定产业就是该国实现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应加以扶植。李斯特在考察各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反对德国为英国提供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认为这只是“这个国家缺少(国内制造业的)能力或进取”的表现，[11]242-243而健全制造业的缺乏，将必然成为一国发展经济、融入国际社会的严重障碍，影响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11]274因此，李斯特主张对一些处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进行保护。这里，重要产业是指“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科技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的工业产业”，且它的发展应使其他次要工业“围绕着它成长起来”。[11]266-267总而言之，即保护具有一定进入门槛且具有一定关联度的新兴幼稚产业。这种产业选择，符合培育内生比较优势的思路，所以是一种塑造竞争优势的路径选择。李斯特对这类产业的扶植主要主张适时适当地，对和保护对象处于竞争关系的国外进口商品课收较高关税，因此其理论也被称为“关税保护理论”。而在如何进一步确定目标产业上，随后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诸多讨论，设置了多种幼稚产业的判定标准，对李斯特的理论实现了丰富和完善④。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再次兴起了主张扶植特定产业的理论——战略贸易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国际贸易市场往往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克鲁格曼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他指出，当前国际经济所呈现的贸易缘起，并非如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理解的，是来自于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与国之间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12]这类似于本文对竞争优势的定义。至于如何获取这种优势，克鲁格曼提出应选择两种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植：第一种，是选择能产生大量“租金”的产业实施进口保护。所谓租金，在经济学上应为“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对于产业而言，可理解为“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相同风险产业的利润率”，[13]12正如寡头垄断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一国为确保其租金的获取甚至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租金份额，可通过提高关税或限制配额的政策排挤外来产业，使本国产业在充分占有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尽快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建立起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第二种，是选择具有较高“外部经济”的产业。所谓外部经济，是指“一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13]13例如知识的扩散、产业关联的引发等等。扶植这种具有较高外部经济的产业，并不在于其本身创造了高额回报，而在于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难以估量的价值，这也有利于竞争优势的塑造。克鲁格曼特别指出，高技术产业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技术外溢，因此未必具有外部经济，相反，创新和技术外溢可能发生在非高技术产业中；类似地，资本构成高的产业也并不一定能带来高的人均增加值。所以，不能单纯依照产业的高技术、高资本构成特征选择扶植对象，而具体选择何种产业进行战略性扶植应回归到有关“租金”和“外部经济”的多寡判断上。[13]15-17总之，战略贸易理论将不完全竞争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引入国际贸易政策领域，对20世纪7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张自由贸易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一定冲击。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具有表征上的相似，其都是通过扶植某类产业而塑造竞争优势，且在目标产业选择和政策实施上也有一定类同。但是，这两大理论在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上存在本质差异：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假定国际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一国只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幼稚产业，最终目标是使其得以发展、获得强大竞争力而参与国际市场自由竞争；但战略贸易理论假定国际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一国要利用并强化处于寡头地位的产业，进而攫取更高的超额利润。 (三)国家竞争理论：选择创造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实现竞争优势 1990年波特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以其一直以来从事的有关企业、产业竞争力塑造的研究为基础，致力于解释一国何以持续地获得以产业为核心的竞争优势。在研究中，波特并不意图呈现应选择侧重哪一产业来全面地实现竞争优势，也未如同克鲁格曼一样，赋予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相对直接的作用；他更旨在探讨的是促成产业实现竞争优势的条件应包含哪些要素，而这些要素可能涉及哪些能进一步促成内生优势塑造的方面，进而在为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上给予一定说明。 波特认为，研究一国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应考察与该产业相关的四个因素和两个变数，即“钻石模型”。这四个因素分别是：1.生产要素，指一国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人力、知识、资本、天然资源等方面的情况。波特认为，一国若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强大而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发展与产业和产业集群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和专业性生产要素(如专业技术人才、针对某一产业的专业知识与设施等)。[3]72-76 2.需求条件，指本国市场对该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波特认为，相较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中客户需求的变动更有可能被企业尽早地挖掘，而市场中的挑剔型客户有助于刺激企业不断改进、开发新领域，从而为企业带来创造竞争优势的动力；另外，挑剔型客户还可带来“预期型需求”，为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3]81-86。因此，一国政府可通过进行特定的采购来为产业发展提供正向的需求环境，该特定采购的条件应包括：扮演强势挑剔客户、实际反映国际需求、鼓励创新和竞争等等。[3]630-631 3.关联产业(如上游产业、零部件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为提升这些相关产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成长非常重要。政府虽不能通过自身活动使得新的产业集群从无到有，但对于既有的产业集群，政府可通过投入相应的资源为该产业集群的成长提供更大可能。[3]641 4.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在这一方面，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保证国内市场处于活泼的竞争状态。[3]647除以上四个因素外，影响产业竞争力的两个变数是机会和政府。机会是不可抗拒的外生因素，会改变产业在竞争中的原有格局，但同时也是催动产业进行创新的大好时机。而政府则可通过上述提到的自身活动内生地影响钻石模型的四个因素，进而对产业塑造竞争优势施以正面影响。不过，波特也始终强调，四个因素的自身及其综合的交错运用是钻石模型的核心，发展的主体仍然是处于产业中的企业，企业应全面运用钻石模型为自己设定战略性的竞争发展战略，而政府不可能全力掌控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条件，只能为其尽量提供条件。[3]656-657 四、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顺应外生比较优势的经济选择 不同于塑造竞争优势，有关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利用什么以及如何利用一国的外生比较优势才能对该国的产业发展更为有利。前文提到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主要将外生比较优势锁定在生产率的差异上，赫—俄要素禀赋理论主要关注外生自然禀赋的差异，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理论则研究如何动态地运用并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些思想均丰富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一)要素禀赋理论：选择顺应要素禀赋以发挥比较优势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有力地论证了两国在利用生产率差异方面可能创造的共赢，但其主要局限在于将劳动假设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因此外生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便是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这显然不足以解释现实中以多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活动。在对该理论的改进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尝试最为突出，其建立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在假设各国生产技术相等的情况下指出，贸易发生的本质是产品成本差异，成本差异来自于要素价格差异，而要素价格差异又外生地被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因此，赫—俄主张，一国应该顺应其各自的自然要素禀赋，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以实现比较优势的发挥并兴盛本国的产业，这就是赫—俄要素禀赋理论的主要观点。该理论在提出之时颇为盛行，至今也被看做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组成，但其随后在实证和理论方面均遭受了批评甚至被推翻。[14]但是，该理论对理解一国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国际分工定位及形成的产业发展格局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建立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就是遵循了要素禀赋理论的逻辑。 (二)新结构经济理论：选择随禀赋结构升级而动态地发挥比较优势 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在20世纪末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的焦点在于若使落后的经济系统完全依靠外生比较优势，其只会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强化原有定位，专注于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然而林毅夫坚持主张，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是一国发展经济与产业的最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加以说明。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办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15]5此观点可理解为，产业的竞争力依托于产业的最佳结构，而产业的最佳结构由当时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所提供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究其原因，如若一经济体的产业发展遵循其现时刻资源禀赋所提供的丰裕要素，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就会低廉，进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高的竞争能力，创造较大的社会剩余与资本积累，进而提升技术并改变禀赋结构，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5]117林毅夫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其采取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这一与当时资源禀赋结构不符的“赶超战略”，而赶超战略与资源基础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扭曲的价格宏观政策、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丧失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来调解，最终造成了产业结构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同时丧失了本可能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6]54-55因此，林毅夫认为，产业发展中的“赶超战略”不可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后者反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15]24 关于“比较优势陷阱”，林毅夫认为是不存在的。他指出，与产业升级有密切联系的技术结构也是由要素禀赋决定，因为在比较优势战略下，欠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低成本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通过经营与积累使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同时也使得技术结构相应地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化向高级化的自然过渡，不会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均衡。[16]255特别是，如若意图建立竞争优势，其所需的现代化设施、科研机构等“高级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大量投资，而积累投资的方式往往也需要凭借发挥比较优势、创造经济剩余而实现。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尽快升级；相反，如若人为地选择优先发展有违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会使得优先部门丧失企业自生能力，不仅不能发挥良好绩效，还会拖累政府对市场进行扭曲来对其进行补贴。 林毅夫始终主张，要顺应该时刻既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不应该人为地规定“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不能过多地干预经济，其发展经济的任务，主要是使市场能够真实地反映要素禀赋结构的稀缺情况，同时帮助产业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发展。此外，林毅夫归纳了产业发展政策设计的两个原则：第一，“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消除那些能阻止这些新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15]135-138所以，林毅夫和波特虽然都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但林毅夫坚持的是让政府提供能让产业发挥外生比较优势的条件，而波特强调的是让政府创造能让产业建立内生比较优势的条件，两种思想存在本质不同。 五、现实视野下基于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尝试探讨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以塑造竞争优势和发挥比较优势为分野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理论框架，并据此对一些既有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分析。当然，还有很多理论可被梳理，但确为本文在有限的篇幅中力有不逮。关于塑造竞争优势和发挥比较优势，该二者是从现代经济学建立之初就共存并生的两条路径选择，在理论上一直保持着延续和改进，在现实中也为世界多国交替采纳，不存在彼此间绝对的优胜劣汰。正因如此，以下两个问题可被进一步地探讨： 第一，应如何借此理论分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产业发展表现?中国的产业发展经历曲折，在经济体制、政策重点、绩效表现上均经历了时间上的复杂变化，但若用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路径分野，则可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框架性构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侧重发展与外生比较优势不符的重化工产业，致力于塑造其内生比较优势进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抗衡，此即选择了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以市场为导向，迅速发展符合其外生比较优势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同时引进、换取资本与技术弥补外生比较劣势，此即选择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在经济增长上也获得了巨大突破；2004年，中国明确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要求产业结构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将产业的发展重点从发挥当前的外生比较优势再次转向努力培育未来的内生比较优势，这可视为对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的回归。如此便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分阶段特征和表现形成了清晰描述，并对后续处于不同阶段的中国产业发展经济思想的考察提供了基础。 第二，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大致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多国的产业发展来看，一些国家如日本、德国等选择了塑造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选择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两种选择均获得了成功；这些经济体在后续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不过不能将此视作对两条产业发展路径的绝对否定，而更应考虑这些经济体内部及外部的结构性因素变化。特别是，这些国家以产业发展为支柱，在不同时期实现经济崛起，是否也迎合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某些客观因素，如全球化在扩张与收敛间的钟摆运动⑤?而且，不同时期的路径转变是否在不同国家间存有相似的内在逻辑，是否正是这些客观因素与内在逻辑的耦合或是相悖，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产业经济兴盛或是衰退?以上问题均值得展开深入讨论，这对进一步总结世界产业经济发展史上的得失并完善产业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如“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定理、霍夫曼比例、罗斯托的经济阶段理论和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等。 ②这一类研究主要参见洪银兴(1997)，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林毅夫、孙希芳(2003)，林毅夫、李永军(2003)，郭克莎(2003)等，后文提到以往研究皆出于此。 ③此总结主要针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两阶段周期模式，即只考虑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 ④如学界后续产生的穆特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小岛清标准、筱原三代平标准等。 ⑤关于产业发展模式选择与全球化趋势变动之间的关系，高柏(2005、2008)曾进行过颇有价值的探讨。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生产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