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通和选编中的几个问题_文选论文

萧通和选编中的几个问题_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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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文选》的编定

《文选》一书究竟编定于什么时候,历来说法不一。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云:

《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诔、碑、誌、行状等为三十卷。

文末并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个说法,今人多不予重视,因为一般都认为《文选》不录存者之作,而何逊据《梁书》及《南史》本传,当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左右。 但《文选》所收作品中有刘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和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之诗文。可见《中兴书目》之说,恐不足信。除了《中兴书目》之外,关于萧统编《文选》的合作者,在日释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也有记载:

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按:指王融)“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南卷·集论》)

这段文字下文又有“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云云,当为唐代人的话无疑。以上两段话,历来论《文选》者都经常引用,但一般来说,研究者都信从后一段话而不采用前一段话。我过去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本)中曾认为《文选》的编定时间为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末至中大通元年(529)间, 就是根据刘孝绰和萧统先后遭母丧及他重入东宫可能协助萧统编纂《文选》的时间推测的。现在看来,这种推测似仍能成立。因为从《文选》所收作品来看,其作者当以陆倕的卒年为最晚,即普通七年(526)。那么《文选》的编定不可能早于这一年。 但据《梁书》记载,萧统之母丁贵嫔卒于这年十一月,而按照古代的礼制,如父亲尚在,儿子遭母丧,应服丧一年。那么在普通七年十一月至大通元年十一月间,萧统理当守孝,不能从事《文选》的编纂工作。再往后,到中大通二年正月(530)萧纲调任扬州刺史前至中大通三年(531)七月,即萧统死后三个月萧纲被立为皇太子时,据《梁书·刘潜传》及《刘孝威传》,刘孝绰的同胞兄弟刘潜、刘孝威皆丁母忧,而《刘孝绰传》也有关于刘孝绰在此时丁母忧的记载。此时刘孝绰父刘绘早已死去,据古礼,父亲先死,儿子再遭母丧,应为二十五个月(王肃说)或二十七个月(郑玄说)的服丧期。据《魏书·儒林·李业兴传》,当时北魏用郑玄说;梁用王肃说。据此推算,假使刘孝绰服阕为中大通四年二月,那么至迟在中大通元年底,刘孝绰已丁母忧,如果考虑到刘母病重期间,刘孝绰应当奉侍医药的时间,那么他参加《文选》编纂工作时间最多也只是大通二年初到中大通元年底这两年之间。这个推论正是建立在《文镜秘府论》那段话的基础上。日本清水凯夫教授对《文选》编纂时间的意见,基本上也与此相同。

然而,对于《中兴书目》和《文镜秘府论》这两段话,我过去的理解似还欠深入。例如:《中兴书目》的话是否一无可取;《文镜秘府论》的话,其意义是否仅限于《文选》的编纂者中有刘孝绰?这都可作进一步的考虑。例如《中兴书目》说萧统编《文选》,“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其中提到刘孝绰,与《文镜秘府论》相同,应该说并没有错;至于提到何逊,是否纯属肊测?也可研究。 因为何逊卒年虽早于刘孝标、徐悱和陆倕,却比沈约等人为晚;而《文选》中所录作品,除刘、徐、陆的五首诗文外,其他作品,都是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以前死去的人所作。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文选》的编纂,是否曾有一个过程,即此书在编纂之初,本限于选录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的人之作,而刘孝标等人之作,是后来在编定时加上去的?因为梁人论诗文,确有以天监十二年为断限的例子,如锺嵘的《诗品》就是这样。在笔者看来,《中兴书目》提到何逊,也许是因为在沈约死后,诗坛上声名最大的当推何逊,并且在当时人们常把他和刘孝绰并称“何刘”,所以《中兴书目》的作者在论及《文选》的编者时,就想到了他。不过,何逊参加《文选》的编集,大约是无此可能的。因为在现存的萧统文章中有一篇《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在这封信中,尚未提及《文选》的编纂。按:《梁书·刘孝绰传》:“起为安西记室,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敕权知司徒右长史事,迁太府卿、太子僕,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光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廷尉卿,顷之即真。”可知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一个文集(今本大约是后人所辑萧统死后其弟萧纲所编的第二个版本的《昭明太子集》佚文,“湘东王”萧绎所求者则为萧统生前所编第一个文集),应在刘孝绰为太子僕以后,任廷尉卿以前。 据《梁书·刘孝绰传》及《到洽传》,刘孝绰任廷尉卿,至普通六年(525)即被到洽参奏免官。至于他为太子僕,则据《梁书·昭明太子传》, 在普通三年十一月始兴王萧憺去世时,刘孝绰正任太子僕。 由此可见,萧统第一个文集,应编于普通初至普通五年(520—524)期间。此时萧统年龄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岁,萧绎不会超过十七岁。这时何逊已经死去,他不能参加《文选》的编纂是显然的。(据《梁书·何逊传》,何逊是死于江州的,在此以前,他曾遭母丧,服阕才任庐陵王萧续的记室,“复随府江州”,那么即使《文选》编纂始于天监十六、七年(517 —518),何逊亦无参与的可能。)尽管如此, 《中兴书目》的作者提到了《文选》的的编集,除萧统、刘孝绰外,还有何逊和其他人。我们可以否定何逊参加编纂的可能,但无法排除萧、刘之外,还有人参加这一工作。

如果《中兴书目》的话不可据的话,那么《文镜秘府论》的话,似尚无人加以怀疑。但《文镜秘府论》原文明明是说“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这也认为《文选》并非仅出萧、刘二人之手,这和《中兴书目》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大约是唐宋以来直到清代人一致的看法。如清人朱彝尊在《书〈玉台新咏〉后》中,认为《文选》中一些问题,“皆出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也。”朱彝尊对《文选》的一些议论,实难令人置信;但他认为《文选》出于众手,这和历来的看法也没有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过去在作《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一文时,似对《文镜秘府论》的话理解有片面之处,即过分强调了萧、刘,尤其是刘孝绰的作用。因为《文镜秘府论》的原话是“刘孝绰等”,说明协助萧统工作的,当不止刘孝绰一人。因此《文选》中篇目的选定,是否完全决定于萧统、刘孝绰的意志,甚至仅仅决定于刘孝绰,则颇可怀疑。在这些协作者中,刘孝绰也许是萧统所最信任的,但不等于其他各人的意见都不起作用。因为《文镜秘府论》原文旨在批评《文选》的选录作品未必都允当,其所举例子即为“王中书”(王融)的“霜气下孟津”和“游禽暮知返”二首。这两首诗,今见《玉台新咏》卷四,题名“《古意》二首”。这确是难得的好诗,《文选》弃而不录,不免有点可惜。但我们可以想像,这并非出于刘孝绰的意志。因为刘孝绰是王融的外甥,并且从小受到王融的称赏。《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王融和刘孝绰既有如此的血缘关系,他又确有好诗,如果刘孝绰在《文选》的取舍方面确有决定权,似不应摈弃不录。当然,在齐梁间,的确有人对王融的诗评价不高,如锺嵘《诗品》,把他和刘绘(刘孝绰之父)同列于“下品”。锺嵘说:“元长(王融)士章(刘绘),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可见就是锺嵘,对王融、刘绘也不完全否定。其实凡《诗品》中提到的人物,虽在“下品”,也总有一定的成就,否则就不足加以论列。事实上在《诗品》中被列为“下品”的诗人,如曹操、欧阳建、应璩、张载、殷仲文、范晔、刘铄、陆厥、虞羲,均有诗被收入《文选》,未必因为《诗品》对王融评价不高,就不能入选。再说王融的诗虽未入选,但《文选》所收王融的骈文还不止一篇;至于刘绘,其骈文既被锺嵘所赞扬,而《文选》竟不录一篇,如果刘孝绰真能对《文选》的取舍具有决定权,恐也不会有这种情况。日本的清水凯夫教授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强调《文选》的实际编者为刘孝绰,尤其是《〈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选)录问题》(《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第19—30页)中甚至认为《文选》中选录王巾《头陀寺碑》、任昉《刘先生夫人墓誌》二文,都是为了照顾琅邪王氏和彭城刘氏二家。但他偏不照顾自己的父亲和舅父,恐怕未必近于事实。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编集工作的记哉,主要只有《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而二书原文,都有“等”字,说明并非刘孝绰一人。这些人均属“文选楼中诸学士”之列,其地位与刘孝绰并无高下之别,最多只是萧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略有不同,不能说他们一概都得听从刘孝绰的意见。清水教授认为:古代以帝王和太子名义编纂的书籍,大抵出于他们的臣下之手,这意见在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在多数场合,参加工作的都不止一人,而且这个挂名的帝王,有时也会参加某些意见。如唐修《晋书》中就有好几篇“制曰”,出于唐太宗之手。至于《文选》,情况尤为不同,因为《文选序》是题为萧统所撰。尽管有一个日本所藏的古抄无注本《文选》,在《序》的眉端有批语云为刘孝绰所作。但这个抄本据云是相当于我国元末明初时人所抄;批语亦不知何人所加。我们即使退一步说,这批语完全可信的话,也只是刘孝绰为萧统代笔,其口气仍是萧统的话。所谓“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云云,只能是萧统的口吻,这说明对这篇序和这部书,萧统还是要负担责任的。他既要使这部总集上不致触犯梁武帝的忌讳;下面又要顾及其他参加者的意见,而不能让刘孝绰一人独自主宰一切。因为《文选》的编纂,毕竟不是唐初修史,萧统既无唐太宗的权力;刘孝绰也不具有魏徵、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地位,他不可能也不致于像清水凯夫教授想象的那样,在入选《文选》的很多作品时,都寓有他发愤抒情或讥刺世事之意。例如:清水凯夫教授在《从〈文选〉选篇看编纂者的文学观》(见时代文艺出版社本《文选学论集》)一文中举出东汉史岑的《出师颂》一文,指出这次出兵实际上是打了败仗,所以是刘孝绰意存讽刺。这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梁武帝也曾多次出兵伐魏,并且也常遭失败。但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即史岑的《出师颂》,早在萧统和刘孝绰出生以前,就已成为人们所常读的名篇。西晋时著名书法家索靖就曾用章草书写《出师颂》,并成为有名的法贴。如果把《文选》中入选的作品都理解为刘孝绰有意借此讥讽时事,那么《文选》中也选录屈原的《离骚》、贾谊的《过秦论》,总不能说刘孝绰选录这两篇文章是把梁武帝比作楚怀王和秦始皇吧!试想象《文选》这样的总集,要是连《离骚》和《过秦论》都弃而不录,那还能成为一部千馀年来产生了这样巨大影响的名著?再说《文选》中还选录了扬雄的《剧秦美新》,而王莽纂汉和梁武帝代齐,也不无可以类比之处。我们总不能说刘孝绰会把梁武帝比作王莽。如果真是这样,《文选》就成了十足的“谤书”,而《文选序》还要由萧统来出面,岂非怪事?本来,萧统原是个孝子,决不会同意别人这样去攻击他父亲。何况根据现有的史料,《文选》的成书年代只能在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间,在这个期间,萧统的处境还比较特殊,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二、关于萧统后期的处境

上面我们说到《文选》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大通元年末至中大通元年底这段时间,那么我们在考虑《文选》是否是刘孝绰发愤抒情之书时,还不能不联系到萧统在这一阶段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更决定了萧统不可能去为刘孝绰意存讥世的行为担当责任。因为据《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疎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这段话,仅见于《南史》,至于《梁书·昭明太子传》及《魏书·岛夷·萧衍传》及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八的《昭明太子传》,都一字没有提及。这件事在其他史籍中皆不见记载,确实颇令人费解。因为《梁书》作于唐代,时间比《南史》要早。《梁书》的作者姚思廉据《旧唐书》本传,乃陈代吏部尚书姚察之子,陈亡,随父入隋。“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丁父忧解职。初,察在陈,当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据云:姚思廉在隋,曾上表要求续成父志,得到允准;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这说明从姚察开始修史,到姚思廉完成此书,已经历了陈、隋和唐三个朝代。又《陈书·姚察传》:

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

这段话乃姚思廉述其父撰著梁、陈二史本末,当属可信。从姚思廉的话看来,姚察起草《梁书》,已在入陈以后,对前朝史事,并无讳言的必要。而且,据《陈书·姚察传》,姚察“年十三,简文帝时在东宫”。姚察卒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七十四, 当生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至大通元年(527)丁贵嫔下葬时,已年五岁,对萧统生活后期的事,应当了解比较清楚。他不可能对《南史》所记的事毫无所知。因此《南史》所说萧统生活后期的事情,在《梁书》中没有一言提及,颇可注意。如果此事属实的话,姚察似不会全然不知,姚思廉更是历陈、隋至唐,尤无讳言之可能。这是《南史》记载的第一大疑点。

其次,南北朝的史书,虽然疆域分割,但宫庭中重大史事,往往传闻到对方,见之史籍。如北魏太武帝和他太子拓跋晃的矛盾,《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都曾提及。同样地,《魏书》在《岛夷传》中,有关刘劭弑宋文帝;齐武帝死时王融曾想发动政变立萧子良的事,也都有记载。但关于梁武帝和萧统间这场纠纷,《魏书》竟也不及一字。这是第二个大疑点。

再次,《建康实录》的作者是唐代的许嵩,他出身高阳许氏,和东晋许询、梁代许懋、陈代许亨均有血缘关系,应属南朝士人的后裔。其书作于唐肃宗时,较《南史》为后,书中许多材料,特别是关于梁武帝郗皇后的传说,显然受了《南史》的影响。这说明许嵩是读过《南史》的。许嵩著《建康实录》时,上距梁亡已逾二百年,自然更不可能有所避忌。他所以也不提此事,最大的可能性当属他认为《南史》的记载不太可信,所以不加采用。这是《南史》记载的第三个大疑点。

据《北史·序传》所载李延寿上表自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馀卷。……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帙。”可见《梁书》的原文,李延寿是见过的,但他在《梁书》之外,又采录了其他材料,这就是所谓“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然而,李延寿世居北方,《旧唐书》本传说他“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北史·序传》则说他的曾祖李晓,在后魏迁都邺城时,“便寓居清河”(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接壤处),祖父李仲举仕齐才居邺,齐亡入关,后终于洛阳;父亲李大师隋末在冀州,因此曾在窦建德部下任尚书礼部侍郎,唐初曾遭流放。这都说明李延寿对南朝的历史并不像北朝那样熟悉,他所增广的异闻,有不少出于小说和传闻,未必全可徵信。事实上关于梁武诸子的史事,元帝萧绎曾制造了许多流言蜚语,并笔之于书,来丑化一些人物。如武陵王萧纪在侯景之乱中不发兵救援台城,即出于萧绎捏造,这是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早已说到过的。现在看来,《梁书》和《南史》关于邵陵王萧纶、武陵王萧纪的许多过失的记载,都有夸张失实之处,而以《南史》为尤甚。我们试将《梁书·邵陵王纶传》和《南史》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因为《梁书》所载萧纶的过失,还只是一个贵族公子的暴戾恣肆行为。这种人在遭受重大危机时,确有可能翻然悔悟,像他后来在“侯景之乱”中所表现的那样积极抵抗。至于《南史》的记载,则萧纶其人不但暴戾,而且荒唐悖谬,不近人情。从《南史》关于萧纪、萧纶的记载看来,也不能排除其对萧统的记载有不实之处。因为萧纪死于萧绎之手,萧纶也是萧绎借西魏之力所害死;而萧绎亲自害死了萧统之子萧誉,又想害萧詧,结果反被萧詧所杀。他自然对萧詧、萧誉之父也会造谣中伤。如果照《南史》那样记载,那么萧统在大通至中大通间恐怕很难再有心思去从事《文选》的编纂工作了。然而,据《梁书》本传,萧统在中大通二年还曾上疏议论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的事宜。这种政治见解,要是身处忧谗畏讥之境的人,是不大可能发表意见的。因为这会被人理解成“笼络民心”。尤其像萧统这样的身份,更不能进言。然而这并未引起梁武帝猜忌,却是“优诏以喻焉。”这说明萧统当时的处境,并不算太危殆。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见《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中已有详论, 这里不再重复。所以笔者认为清水凯夫教授和笔者过去文章关于《文选》成书年代的推测,还是比较合理的。假如我们放弃这个推测,那么《文选》的成书年代又当在何时呢?照《文选》的情况来看,它只能成书在陆倕逝世之后,丁贵嫔去世以前。但这样的设想,恐怕也是难于成立的。因为陆倕和丁贵嫔都死于普通七年,丁贵嫔死于十一月,陆倕卒于哪个月,则史无明文。因为《文选》的编定据《文镜秘府论》等书,有刘孝绰参加,而刘孝绰在普通六年被到洽参奏后,即被免职在家。据《梁书》本传,元帝萧绎出为荆州刺史,到任后曾写信给刘孝绰,说:“君屏居多暇”。萧绎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是普通七年的十月,他从都城建康(今南京)到江陵上任,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差不多已到十一月,丁贵嫔已将去世。这样,刘孝绰就不可能有机会参加《文选》的编定工作。其次,陆倕究竟卒于哪个月,在《梁书》中似可找到某些蛛丝马跡, 证明其在丁贵嫔死后。因为据《梁书·到洽传》载,大通元年到洽死后,萧统曾给萧纲写信说:“明北兗(山宾)、到长史(洽)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己已。去岁陆太常(倕)殂殁,今兹二贤长谢。”又《明山宾传》载,明山宾在大通元年去世,死后,“昭明太子为举哀,……”,并且写信给殷芸对明山宾表示哀悼。但同书《陆倕传》写到陆倕之死,根本没有提到昭明太子有何表示。我们承认,明山宾在当时是老师宿儒,死时年已八十五,所以萧统要为之举哀,这也许是特例。但陆倕的地位比到洽要高,曾与梁武帝同为南齐萧子良的“竟陵八友”之一。他死后,萧统竟毫无表示,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陆倕死时,萧统正在丧服之中,无从写信。这就说明《文选》不可能成书于普通七年,因为陆倕应该死在丁贵嫔之后。

但《南史》关于丁贵嫔下葬之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南史》对萧纶的记载,虽不可信,但萧纶早年曾有过失,大约不是假的。丁贵嫔的墓地问题,也许梁武帝和萧统之间,曾经发生过某些矛盾,只是情况并不像《南史》说的那样严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萧统在编纂《文选》时,更应谨慎,决不会让刘孝绰把它编成一部“谤书”,而事实上《文选》也决不是什么“谤书”。

三、关于编纂《文选》的历史背景

关于《文选》一书的性质,不少人认为它只是一部普通的选本,是萧统或刘孝绰根据个人兴趣加以选录的。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未必合乎事实。《文选》一书,成于众手,而且要由萧统这样一位皇太子来署名,恐怕并非偶然的。这需要从这部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加以探讨。

首先,从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文选》一书编成于梁武帝的大通至中大通初年,这情况就很值得注意。因为南北朝时代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著,大抵都产生在齐梁之际。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般都根据其中《时序篇》所说“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一语,认为它成于齐末;近年也有人认为成于梁初。这个争论,其实相差年数不多,而且刘勰本人活到了梁代,并且与萧统有过来往,这是人所共知的。又如锺嵘的《诗品》,所评作家到沈约为止,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其作于梁代,当无疑问。这两部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都产生在齐末梁初,这问题本来就很值得注意。至于文学的选本,其产生总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选本的取舍毕竟取决于编选者的文学思想。不管萧统的文学观和刘勰、锺嵘有多大的异同,但《文选》的出现与《文心雕龙》、《诗品》的时代相距不远,三者的先后出现,究竟有什么关系?其原因何在?这就需要研究。

一般来说,刘勰、锺嵘和萧统的文学思想都不大一样。刘勰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带有复古色彩;萧统却主张“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寒”,具有进化的观点。锺嵘反对作诗用典和讲求声律,刘勰则对“事类”和“声律”作了专门的探讨,似乎各不相同。但如果仔细阅读这三部书,就可以发现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例如刘勰虽认为文学的发展“从质及讹,弥近弥淡”(《通变》),却偏要把他的著作去就正于沈约,而且对声律这样产生于南齐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见他并不一味主张复古;萧统虽有进化的观点,但选录作品时也不完全详近略远,《文选》中所录作品倒是以西晋时人之作为最多。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很难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谁的思想更有积极意义,也没有必要去进行这种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在齐梁时代的文坛上,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才引起这么多人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来总结当时的文学情况。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好回答,那就是南齐时代“永明体”的出现。但我们一提到“永明体”,往往就想到“四声八病”或《颜氏家训·文章》所讲到沈约所说“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问题。这些其实都仅仅关系到诗歌。但从南齐以后,文风的变化,似不仅在于诗,也及于文。我们试看颜延之、鲍照的一些文章,虽已有骈俪气,但毕竟典雅、古奥,仍不失汉魏以来的气象;宋末江淹之文,较颜、鲍已稍入轻绮,仍不免有古气,如《诣建平王上书》,即仿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袁友人传》则仿《史记》中论赞。到南齐文人,即使不算谢朓、 沈约与王融,就是孔稚珪、丘迟诸人之文,也显得清绮华美,与晋宋文人大有区别。这种变化,促使了当时的人对文风的转变,作出不同的思考,从不同角度来加以总结。

然而《文选》对前人文学成就的总结,其性质却和《文心雕龙》、《诗品》不完全相同。《文心雕龙》和《诗品》都是作者个人的著作,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观点。《文选》则多少带有“官书”的性质。它尽管由萧统一人来署名,却成于众手;而且要力求平稳,既要体现各个时代文学的特色,又要为当时多数人所能接受,更要适应当时统治集团的要求。因为萧统作为一个皇太子,由他来主持这一工作,显然不能仅仅体现他自己的看法,而是要代表统治者对当时的文人提出一种文学的方向或模式。这只要看一下《文选》成书前后的历史背景就很清楚。

原来,梁武帝自从天监元年(502)代齐以后, 他早期的统治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南朝的政局还比较稳定。生产也呈上升的趋势。更加上与南朝相对峙的北魏,自从孝文帝元宏死后(499),已趋向衰落,尤其到天监十五年(516)魏孝明帝元诩即位以后,朝政落入胡太后之手,内乱频仍,国力大为削弱,这时的梁朝已经不再有“敌国外患”之忧。正如《梁书·武帝纪》下所说:“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珪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这些话也许有夸大,却并非全无根据。然而梁武帝和他的大臣们则完全为这种表面的升平现象所陶醉,一味去“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庾信《哀江南赋》语)。据《梁书·武帝纪》下,他曾“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命群臣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等佛经的义记几百卷;“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此外又有文集及关于阴阳卜筮的《金策》等等。这些书当然也是叫他的臣下去编写,他只是挂个名。其实这里的记载,还不是梁武帝署名的全部著作。像《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历代赋》十卷,也题梁武帝撰,就没有见于《梁书》。可见在文学方面,梁武帝也曾注意及之。他这种大兴文治,一方面的确有些自我陶醉,就如庾信所说的“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他对东晋以来的学术文化成果,作了一番总结。事实是从魏晋以来,由于玄风的盛行,再加上东晋以后佛经的广泛传播,使儒、道和佛教的思想逐步趋向溶合,因此当时的学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梁武帝的主持这些著作的编撰就是对这个变化的总结。这些编著的书籍,有些虽已失传,却对当时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唐代出现的“五经正义”之类,无不是在他的影响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武帝当时的“兴文治”,也不无积极的作用。

当然,梁武帝作为一个帝王,他所着重的还在于礼乐政教以及历史的著述。这是因为这些学术部门,在当时被看作治国的根本和借鉴,所以必须由帝王亲自来过问。至于文学,虽也是一种重要的事业,正如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但相对于礼、乐等部门来说,就显得稍为次要。不过梁武帝本人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对这方面并非毫无兴趣。他也曾写过不少诗文,甚至创作过一些艳诗。他自然不会放弃对文学的关心。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中可能有一个发展变化。像《玉台新咏》中所录的一些绮艳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作。但到他做了皇帝以后,对这些艳诗似有反感。《梁书·徐摛传》载,徐摛创新变文体,“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魏书·温子升传》载梁武帝见温子升诗文后,叹息“恨我辞人,数穷百文”。温子升诗文传入南方,据《魏书》看来,似在永熙(532—533)间,即中大通四年以后,此时萧统已死,“宫体诗”已在南方盛行,故有此叹。梁武帝后期的这种文学思想,和萧统是比较一致的。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说《文选》的收录作品是“黜靡崇雅”。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竭力推崇陶渊明,却不喜欢《閒 情赋》,正是这种观点。所以当梁武帝致力于礼、乐、经学、史学和佛学著作的编纂工作时,把文学方面的事情交给自己的太子去主管是完全可能的。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说,萧统“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这些书并非同时完成,而是有所先后的。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但又说梁代有“《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这里说的《古今诗苑英华》,当即萧绎曾向萧统求过的《诗苑英华》;至于三十卷的《文章英华》,《隋志》著录于谢灵运《诗英》之下,当亦为诗的选本,与《梁书》本传的话可相印证。那么《文章英华》和《诗苑英华》当即一书的两个稿本,所以卷数有别。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自称该书“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所以他有可能前后易稿,产生卷数和书名的差异。《诗苑英华》产生于《文选》以前。《文选》的编选也可能是以梁武帝的《历代赋》、萧统的《诗苑英华》(此书据清水凯夫教授说,即《颜氏家训·文章》中所提到的刘孝绰所编《诗苑》,其说当属可信)为基础,重加编选而成,书中一些应用文字,还可能亦见于《正序》。《梁书·徐勉传》载,徐勉的修五礼上表中,讲到吉、凶、军、宾、嘉五礼的《仪注》都以天监年间开始,至普通五年始告完成。我们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看来,《诗苑英华》的成书,大约和“五礼仪注”成书时间大致相近。这时梁武帝已年逾六十,在古代已属老龄,他既要致力于礼、乐、经、史,不暇再顾及文学,而把文学方面的事交给儿子萧统去作,也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选》应该具有一定的“官书”性质。

正因为《文选》具有这种“官书”性质,所以一般讲,它很适宜于为出入仕途的士人起一种示范作用。《文选》选录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出于天监十二年以前文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史家在《隋书·文学传论》中,强烈地反对梁后期的文学,却对梁初江淹、沈约和任昉颇为推崇。这说明《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很适合唐代统治者的口味。所以唐初的《文选》之学,最早仅仅流行在东南一隅,如曹宪、李善、公孙罗都是江都(今杨州)人,许淹是句容(今属江苏)人,其地区都在长江下游两岸相近之地。据《旧唐书·曹宪传》载,从他们“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又《李邕传》载,李善晚年在“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而《李善传》说“诸生多自远方而至。”于是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声称“后进英髦,咸资准的”。这样,《文选》的影响就遍及全国,许多人都来从事《文选》的选注。例如:“五臣注”的参加者之一吕向,据说是泾州(今甘肃平凉一带)人。在唐代,《文选》成了应进士科考试者必读之书,因此《太平广记》卷447引唐张鷟《朝野佥载》,记国子监助教张简,“曾为乡学讲《文选》”。张鷟是唐代武后至玄宗初年(680—720左右)人,当时《文选》之盛,已普及到乡学。这种影响之大,在当时除了儒家的经典之外,是很少有典籍足以与之相比的。推原其故,即在于《文选》的取舍标准正好符合唐代统治者的要求,而被广大士子视作诗文的典范。后来李德裕反对进士科出身的人,乃自称家中世代不藏《文选》,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选》对后人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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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通和选编中的几个问题_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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