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俄、中等国“社会问题”与“社会文明”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等国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宝库。它的内容之一，是关于俄、中等国“社会问题”与“社会文明”的理论。可是这个理论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尚未见到关于这个理论的研究成果问世。所以笔者撰此拙文，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关于俄、中等国“社会问题”的理论
所谓“社会问题”，指与人民群众的生存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十分严重的、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具有危害性的事务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俄国、中国的“社会问题”，阐述了深刻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强调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19世纪中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等提出，俄国由于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这里的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同西方的无产者相比要无限地接近共产主义，他们天生地善于解决社会问题；保存俄国的农村公社，把公社的原则即自治的原则扩展到城市和整个俄国，这样俄国的全部问题就已解决；西方的思想家和无产者努力争取的东西即公有制的社会，俄国国内就有现成的，所以俄国的社会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1875年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94年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事实证明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写道：民粹主义者“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他们的观点是值得抨击的“幼稚的观点”，这些观点证明他们“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也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的社会问题表现为沙皇制度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即两者结合起来压迫农民和农村公社，力图置农民和农村公社于死地。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农奴获得了“人”的权利，不再像牲畜那样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每个农民可以获得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2.75—6俄亩。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如农民取得的份地，按当时的市价，总值约6.5亿卢布，而需要付出的赎金却高达9亿卢布，后来他们实际付出的赎金总共达20亿卢布。不仅如此，农民在赎买份地之前，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即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如果地主认为农民的份地超过了一定的数额，则有权割去超过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则占26.2％。针对上述情况，恩格斯指出：“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态。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① 当时的俄国，地主不需交纳土地税，农民承担着全部土地税的重担。由于省、县政府和新建立的地方管理机构也收税，农民的捐税负担极其沉重。恩格斯说：“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②
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参与剥削农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高利贷者，一部分人是农村富农。每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和富农便来到农民中间，用现钱放债。农民因为需要以现钱交税，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农民就更深地陷入困境。粮商也是当时的资产者。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到农村，散布各种旨在压低粮价的谣言，诱使农民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粮食。农民因需要现钱，不得不低价出售一部分养家糊口所必需的粮食。还有的资产者从政府那里租赁一片官地，当这块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好收成时自己耕种，当地力耗尽时再将其以很高的租价出租给少地的农民。上述新生资产者对农民的剥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恩格斯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③
针对上述情况，马克思也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正是从所谓农民获得解放的时候，沙皇政府就使农民和农村公社处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如它借助集中于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压迫农民和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已经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并且成为商业、地产、高利贷者随意剥削的对象。国家靠牺牲农民利益培植起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完全不发展农业生产力，却十分有助于那些不从事生产的资产者窃取农民生产劳动的果实。这说明，沙皇国家不仅自己压迫和剥削农民和农村公社，而且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并使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营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上述事实说明，沙皇制度和新生资产阶级正“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即力图置农民和农村公社于死地。马克思说：“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护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④ 在马克思看来，沙皇制度和新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是因为他们感到当前的剥削方式不能满足剥削的需要，必须以新的剥削方式即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取代它。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根据对一战给俄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俄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914年爆发的一战对俄国社会造成严重的、深刻的影响，激化了俄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由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可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执行沙皇政权的政策，使俄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仅没能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特别是“七月事变”发生后，俄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指出，俄国的人民群众要求自由，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他们查封工人报纸，捣毁印刷所，随意逮捕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恢复死刑，对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实行枪决，等等。人民要求和平，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据沙皇政府同英、法等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造成俄国大批士兵死亡。人民群众要求得到面包，但是“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资本家和富有者依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窃取国库，并且靠抬高物价榨取数额空前的利润，广大工人和农民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仅不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农民的要求，反而逮捕“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判。同年9月，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针对上述情况说：“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指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会继续发展——引者)，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⑤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恢复经济的过程中提出，“野蛮状态”和“半野蛮状态”，即文明程度低是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生产条件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低。列宁1921年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东南、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相当于几十个文明大国的地域，“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况和十足的野蛮状态”。此外，在俄国其他的穷乡僻壤，乡村同有铁路的地方，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甚至可以说是无路可通。“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⑥ 意思是说，在俄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尚处于类似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或半野蛮状态之下，社会文明程度极低。在列宁看来，由于这种状况，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极为困难的。
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研究中国问题，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英中条约》、《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阐述了重要的思想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由于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引起的金银外流造成老百姓的负担沉重。马克思1853年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⑦ 马克思还引用咸丰皇帝在“上谕”中的话：由于不断地增加捐税，“小民其何以堪？”民众既受“颠沛流离之苦”，不应“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意思是说，连皇帝也注意到老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腐败和道德堕落也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从18世纪下半叶起，英国殖民主义者即将鸦片输入中国。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到2000箱。清政府与殖民主义者之间围绕着鸦片输入的问题展开了斗争。为了禁止臣民吸食鸦片的自杀行为，清政府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鸦片和本国人吸食鸦片。马克思说，这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对殖民主义者进行的斗争，可是“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外国殖民者一方面不断地偷运鸦片到中国，另一方面对清政府的海关人员和各级官吏行贿，造成了海关人员和各级官吏严重的腐败和道德堕落，使政府禁止输入鸦片的禁令不起任何作用。马克思针对此写道：“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⑧
列宁20世纪初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的经济落后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裂危险，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经济形式是地主制经济。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形成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靠血缘关系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封建剥削和人口增长有较强的承载能力，起着稳定封建制度的作用。与这种地主制经济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列宁就此指出：“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封建主。”⑨ 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势力的渗入和干预，会导致地方势力的生长和膨胀，还会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关系的恶化，从而出现民族分裂的局面。列宁说：“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⑩ 在他看来，民族分裂和解体是由经济落后的社会问题带来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二、关于俄、中等国“社会文明”的理论
所谓“社会文明”，指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不断进步的状态以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俄、中等国如何实现“社会文明”阐述了重要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实现社会文明依赖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俄国国内发生一场改变沙皇封建制度的革命。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提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有条件地肯定了他们的观点。一个条件是俄国能够吸收西方文明的影响。马克思1881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1) 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将它自己发展成为高级公有制形式的要求和促进因素；每一种社会形态只能解决由它本身产生的问题，不能让它去解决比它高得多的社会形态产生的问题；假定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12)。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说，俄国本来不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但是由于农村公社同西方文明同时存在，如果西方已经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俄国吸取了西方这方面的文明成果，则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现代文明。
另一个条件是俄国国内发生一场改变和灭亡沙皇封建制度的革命。假定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实现社会文明，那么必须消除对农村公社的各种破坏性影响，给予它正常的发展条件，使它能够生存下去。如前所述，沙皇制度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力图置它于死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发生一场革命，改变和灭亡沙皇封建制度，才能保证农村公社的存在与发展。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写道：“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3) 恩格斯在文章中写道：“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离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14)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通过俄国革命保全农村公社并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针对俄国文明水平低但已经建立工农政权的情况提出，落后的俄国可以先建立工农政权，创造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的“前提”，再实现社会文明。俄国孟什维克长期以来坚持一个观点：俄国的文明程度低，生产力落后，没有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步，不应该由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列宁1923年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达到取得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5) 他这里所说的“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是指建立工农政权，因为工农政权是发展文明水平的政治保证或政治前提。列宁的意思是，俄国由于建立了工农政权，可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文明水平，实现社会文明。列宁还提出，上述俄国发展文明水平的途径体现出俄国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得以充分发展的地区和国家，即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和国家，才可以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俄国在文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建立了工农政权，在这个政权的基础上发展文明水平。这个途径有别于理论的规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俄国发展的特殊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因为俄国在建立工农政权后丝毫不否定发展文明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而会大力地发展文明水平，以求在达到较高的文明水平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提出，必须以文化革命促进社会文明。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是一个文盲占全国人口2/3的国家。由于文盲不懂得采用新技术和新工具进行生产，不懂得参与政治生活及管理国家的活动，所以亟待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列宁晚年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其中之一是进行文化革命。他说，首先需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文化工作，要教会农民读书看报，增长见识，使他们懂得合作社的好处并且积极参加合作社。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工人文化团体的作用，如可以让工人文化团体经常下乡，在农民中间展开文化工作。城市的工人党支部也可以同农村的党支部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帮助农村党支部开展文化工作。列宁写道：“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6)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第二次鸦片战争问题的研究提出，中国人民的觉醒预示着中国将走向社会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问题的过程中指出，在此次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情绪完全不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战争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此次战争时期，中国南方各省人民群众积极地、奋勇地展开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如有的中国人在运送给香港的欧洲人的面包里投放了毒药；有的中国人暗藏武器搭乘商船，在途中杀死欧洲乘客，夺取船只。移民到外国去做苦力的中国人在船上暴动，夺取船只，宁愿与船只同沉海底也不投降。尽管当时中国人民的斗争是自发的、近似野蛮方式的斗争，但是马克思却高度地赞扬他们的斗争，认为必须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斗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战争”，终究“是人民战争”。马克思提出，这场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无法预料它的发展，“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17)。他还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经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8) 意思是说，从中国南方各省人民群众的斗争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人民的觉醒既预示着中国将走向社会文明，也预示着亚洲将走向社会文明。
列宁在研究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变的过程中提出，民主主义运动和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促进中国社会文明的力量。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问题的时候到20世纪初中国国内发生重大社会运动和政治事变的时候，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东方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1905年革命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主主义运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的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由于孙中山的主持，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力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列宁认真地研究了上述事实，高度地肯定和赞扬了孙中山的思想和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19) 他指出，在当前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都是资产阶级所操纵的生意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已经腐朽透顶，已经将自己完全出卖给了百万富翁，相比之下，“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不愧为18世纪末叶法国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识到，孙中山的思想不仅是他个人的思想，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人民的思想。他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20) 还写道：通过孙中山体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21)。显然，这里所说的“向上发展”的阶级，是由孙中山所代表的进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上述列宁论断的意思是，当时“向上发展”的阶级和全体革命人民憎恨过去，向往未来，正在推动民主主义运动，使中国一天天地趋向社会文明。中国由于有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有着“向上发展”的阶级和革命人民，走向社会文明是有保证的。列宁正是由此出发而进一步提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22)
列宁寄希望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相信他们将在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1912年，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写道：“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23) 他还说，中国无产阶级会建立自己的政党，而这个党在批评孙中山纲领的缺陷时会吸收其正确的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文明进程。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事实，提出中国已经卷入世界文明的大潮中。1922年，他在《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一文中指出，中国和印度在沸腾，这里有7亿人口，加上周围与它们情况完全相同的国家，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那里的1905年即将到来”。俄国的1905年革命尚能孤立地进行，“而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现在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24)，即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已经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结为一体了，这个斗争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社会文明进程和世界的文明进程。
注释：
①②③④(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4页，第275页，第275页，第768页，第773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1—182页。
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6页。
⑦⑧(17)(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2页，第717页，第711页，第712页。
⑨⑩(19)(20)(21)(22)(23)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29页，第431页，第427页，第427页，第428页，第431页，第43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72页。
(12)(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3页，第450页。
(15)(16)(2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1页，第368页，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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