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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之为齐与鲁之为鲁
今天属于山东省管辖的这块地方，素称齐鲁大地，也雅称“齐鲁之邦”。这是由于在历史上，这里曾经分属于齐国和鲁国管辖和统治。齐国和鲁国都有很丰厚的文化积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鲁国产生过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学派，所以，山东的简称被定名为“鲁”。
齐国和鲁国，因何而得名？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齐国之得名，源于本有齐地之旧称，“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1]但齐地为何名为齐，汉代学者就有不同说法。
司马迁提出：齐之为齐，是由于齐都临淄附近有天齐渊之故。他说：
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其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环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史记·封禅书》）
由司马迁这里引发出来的，是齐为中央说。《史记·集解》引苏林说“当天中央齐”，《尔雅·释言》说：殷、齐，中也；《书·吕刑》“天齐于民”马融注云：“齐，中也”；《列子·周穆王》说“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王筠之《说文释例》说：“齐国以天齐渊得名。天齐者，如天之脐也”，段玉裁注《说文》：“脐，人脐也。凡居中曰脐。”凡此均是齐义中央说。[2]此其一。
许慎提出，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段玉裁注说：“从二者，象地有高下也。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似不齐而实齐，参差其上者，盖明其不齐而齐也。引伸为凡齐等之义，古假为脐字。”[3]今人朱活认为齐之得名与种植小麦有关，临淄一带原为从事种植的齐族建立的北齐国，因而齐族的族徽应为小麦吐穗的形状，此即“齐”字。[4]此其二。
今人李步青等人提出，齐得名于“己”，“己在卜辞中除本形之外，有并书作“己己”的，还有并书作“己己己”的。这是由于种族繁衍，按地区化成三种写法以示区别。但由于周人读音与山东不同，所以就读“己”为“齐”了。[5]此其三。
今人王树明提出，查“齐”字之本义，应是三枚无箭或有箭的镞头之形，为远射兵具的摹画。齐地为东夷人的居住地之中心，“夷”从字源学上来看，其义为弯弓、尚箭民族，以其善射为本部族的特长，所以《说文》释“夷”说“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这样，该地也就以富有尚箭含义的“齐”字为名。[6]
在有关齐地得名的各种说法中，王树明的说法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有人论证说：《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矣”，少皞即少昊，是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说文·矢部》“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善射的后羿，也是东夷族首领。夷族的得名也源于弓矢，可见是善射的民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所以，用三只箭头组成的象形字“齐”为一地名，是极有可能的。[7]
齐国在春秋之时，是春秋五霸之一，且在五霸之中是强者。在战国之时，齐国则一度居各国之首，且曾为两帝之一，秦为西帝，齐为东帝。之所以如此，或许与齐地有尚箭尚武的习惯有关。
正是先有了齐的族称，所以，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便以齐为国名。开国君主吕尚，建都营丘（后称临淄）。春秋初期，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渐强，成为一大霸主。后来，疆土进一步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疆域十分广阔，东到海，西到黄河，南到泰山，北到无棣。春秋末年，田氏代姜，成为齐国新的统治者，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承认为侯。田和之后，齐威王进行改革，国力强盛，开始称王，成为战国时七雄之一。齐与秦曾长期对峙，分别称东帝、西帝。到公元前284年，齐被燕将乐毅攻破，从此国力衰弱，终于在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但秦汉以后，仍沿称此地为齐。这正是齐之所以为齐的原因。
鲁之所以为鲁，也有几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起源于族名。朱活提出，鲁与当地的族称有关。原来在渤海沿岸，有与商王族有血缘关系的鱼族存在，主要从事渔猎生活。周初封齐燕时，住在渤海沿岸的鱼族不免沦为齐燕境内的“殷遗”。不过，鱼族在商王朝未灭亡以前，就早有一支南下经山东半岛到达今曲阜境内，并且不再从事渔业，而是定居下来，从事农耕。因为他们本是鱼族，所以仍称鱼，又因为他们建筑起城堡，于是在族徽下加一个城堡的象形“”字，表示鱼族建立起来的城邦，后来讹变为鲁。朱活先生还从字源学上分析说，“鲁字和鱼字不仅其音同在模部，与旅字阴阳对转，而且它们原来就是一个字。”[8]朱活先生批驳了鲁字是一筐鱼的说法，而肯定了鲁起源于鱼族。
朱活先生的说法，受到王恩田、何光岳等人的反对。王恩田指出：
无论在古文字还是在文献中难能再举出鲁、鱼通假的例证。卜辞中从鱼偏旁的鲁字甚多，但从不借为“瀂”，金文中鲁字习见，也从不省作鱼。岂但不能通假，而且古人禁忌鲁、鱼混用，否则即被视为讹误。成语“鲁鱼豕亥”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尚不能得出鲁国得名于鱼族建立的城堡的结论。[9]王恩田虽然驳正了朱活的说法，但并未考定鲁最早的居地。
何光岳先生较详细地考证了鲁与地名的关系。他认为，鲁国是一个很古老的方国，早在夏代时业已在今甘肃天水市境内形成。原为姞姓之鲁。他根据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所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分为十二姓，推论其中有姞姓。而“姞姓之别，有阚、尹、蔡、光、鲁、雍、断、密须氏”。姞姓之鲁为黄帝之裔十二姓之一。姞姓鲁人的一支，或于夏代初期已东迁至河南鲁山。何光岳说：
鲁山在今鲁山县东十八里，附近汝水，有周公渡，汝水上游即鲁山之西有鲁公水、鲁公波，见于《水经注·汝水》[10]。
他援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南阳府汝州鲁山县条说：“鲁山，在县东北十八里，山高耸迥，山群山，为一邑巨镇，县以此名。一名露山。”
何光岳认为，周文王将鲁地封给他的孙子伯禽，从此，鲁地由姞姓之手转入姬姓之手。但何光岳在《鲁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所勾勒的线索，不是十分明确的。
郭克煜等人在《鲁国史》中，同意鲁之得名与始封于鲁山有关。他们说：
周公东征前，伯禽就被封于今河南鲁山一带。《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诗·宓宫》也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这说明在管、蔡叛乱之前，也就是周公东征以前，成王已劝说周公建立鲁国，伯禽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为鲁国国君了。[11]
郭克煜等人说，周初分封时，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占有。伯禽封鲁后，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淮夷的使命。鲁国的势力也由西向东逐步发展。周公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曲阜在内的一些东方地区。后来，在周公的决策之下，伯禽由鲁山迁往曲阜。傅斯年所说“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12]也说明了从鲁山往曲阜的迁移。
后来的鲁国，便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到春秋时，国势渐衰。春秋后期，鲁桓公后裔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崛起，执掌鲁国政权。公元前562年，季孙氏开始专权。战国后，鲁国成为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国所灭。秦汉以后，仍沿称这一地区为鲁，其地域在泰山以南，汶、泗、沂、沭水流域。
由齐、鲁两国所控制的地区，是今天山东省境内的大部分，所以，山东便被雅称为“齐鲁之邦”，省称为鲁，大约是由于鲁曾出现过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之故。
但山东这一称谓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因此，山东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山东，原是古地区名、路名。早在春秋时期，由于晋国地据太行山以西，故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建都平城的北魏、五代时的晋国，也沿用此称。战国时代，因为秦据关中，所以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与当时流行的“关东”含义相同。这时，山东一般泛指黄河流域，有时也泛指秦以外的六国领土。于是，山东便成为广泛的地域名称。后来，这一地域有所减少，秦时，在这里设置临淄、胶东、琅玡、济北、薛、东诸郡，汉代设置青州、兖州、徐州三刺史部。唐代，这里属河南道，宋代，属京东路、河北路。金改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此后，山东便成为政区、东路治所在益都，西路治所在东平府（今山东茬平）。元时废山东东、西路，改属中书省。明代，置山东布政司，清代，改称山东省。
二、齐文化、鲁文化、“齐、鲁文化”和齐鲁文化
“文化”是一个发展着的范畴，或者像冯天瑜先生所更具体地论述的，是一个向广延度和深刻度展拓的概念。“文化概念的演化，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定义变迁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内容在日益丰富以及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向着广延度和深刻度不倦地进军。”[13]
而文化内容是与文化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这叫做“文化体系”。这样形成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哪一个人凭主观想象捏造出来的。季先生认为，从世界范围来说，虽然世界文化五光十色、错综复杂，但总起来说，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对这四大文化体系，并不能说哪一个体系比哪一个优越高明，应该反对那种民族自大狂，认为唯独自己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天之骄子”，其他民族都是受惠者，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14]
具体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有没有地域文化之别呢？是否就只有一个或一种统一的中华文化呢？远的且不去说，仅近几年来，在国内学者中形成的地域文化研究热，说明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在一种文化体系之中，也还有地域之间的差别。
有关国内地域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
一种是李学勤主张的七个文化圈说。他的文化圈概念，接近于文化体系。这七大文化圈是：中原文化圈，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周和三晋所处的黄河中游一带。北方文化圈，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及更北的方国部族，系原为营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所居，因受中原文化浸润而逐渐华夏化。齐鲁文化圈，今山东省范围内，由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构成，包括子姓的宋国和东夷各小国。楚文化圈，长江中游的楚国是楚文化圈的中心。楚之北的周朝封国，楚之南的各方国部族，后也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吴越文化圈，长江下游和淮水流域的一系列小国以及较大的吴国和越国，再加上东南的方国部族，构成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今四川省内的巴、蜀两国，加之云南的滇国及西南其他部族，构成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以关中为中心秦国称雄的西北地区是秦文化圈。[15]
侯外庐认为学派的分布有其地域上的特点，如儒家起于鲁国，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国，传布于鲁以至秦、楚；道家起源于南方，后来在楚国和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阴阳家在齐国较多，随后在楚、秦等国有较深影响；纵横家则多出于周、卫等地，周游于列国之间。[16]
任继愈划分了四个文化区域：邹鲁文化以鲁文化为主，对西周文化传统、宗法制度继承最多，是儒家发源地；荆楚文化在江汉流域，受西周传统文化影响最小，对中原文化持批评态度，偏重于探讨世界万物起源、构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等问题，以屈原、老子、庄子为代表；三晋文化是韩、赵、魏的文化，法家、纵横家、名家最初都萌发于这一地区，秦孝公以后，秦主要受三晋文化影响，也属三晋文化类型；燕齐文化，发轫于齐国稷下，后转输于燕，齐学对西周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17]
八十年代以后，几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地域文化丛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中国地域文化大系》，是规模较大的一套。
在中国地域文化系列中，齐鲁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与其他文化体系一样，齐鲁文化也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齐、鲁文化是有分有合有同有异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专就山东一省的文化而论，过去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实则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是一码事。[18]
齐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产生在齐地的文化形态。它指的是齐地人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表现为独特的文化模式、价值体系，有别于文化发源地不同的鲁文化、楚文化、燕文化、晋文化等。
齐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几个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先齐文化、齐国文化、齐地文化。
先齐文化是齐文化的源头和前奏。考古文化的研究已经证实，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都是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商周以前的山东地区，就有了比较稳定的部落群体。其中的东夷族创造的东夷文化，是先齐文化的最高成就，其进一步的发展成为齐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国文化是指齐国建国至齐国灭亡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从姜太公姜尚封疆营邱建立齐国开始，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综合体，即通常所说的齐文化圈、齐文化。齐国文化是在吸收东夷文化和殷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的主体，而且在秦汉以后还和鲁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齐国文化经过大约90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成就。
齐地文化是难以界说的一个概念，它泛指秦汉以后至今天在原齐国之地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齐国被秦灭亡之后，成为统一的秦帝国管理之下的一个地区。从这以后，齐国文化虽然逐渐被融入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齐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已不复存在，尤其是齐文化和鲁文化合流，使齐文化不再只是齐地的文化，也使齐地不仅只有齐文化，但在原齐国所辖地区，仍保存有一些地方文化的特色，表现在思想、心理、行为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与鲁文化仍有一些不同。
鲁文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是产生在鲁地的文化形态。是有别于齐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形态，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
鲁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几个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先鲁文化、鲁国文化、鲁地文化。
先鲁文化主要是周代文化。从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之时，基本上是沿用周公的典章制度，周礼尽在鲁，所以周代社会的文化，也就是鲁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另外，鲁国所在地也是东夷人原先居住之地，所以，在先鲁文化中，也有东夷文化的因素。
鲁国文化是从鲁国分封之时到被楚国所灭（公元前256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鲁国在建国之时，就采取“变其俗，革其礼”，“尊尊而亲亲”（《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建国方针，一切均从周典出发，凡是离开了宗周、周礼的其他任何思想，都是大逆不道的，都要受到反对、压制，遭到“变”和“革”[19]。所以，鲁国文化基本上是周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延续。
鲁地文化是在鲁国灭亡之后在原鲁国所在地区的文化。鲁地文化在秦汉之时，仍保持周代文化的许多特色，但到汉代以后，鲁文化与齐文化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齐文化和鲁文化，所谓的“齐、鲁文化”正是指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与齐文化、鲁文化有联系的两个概念齐学和鲁学。齐学和鲁学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齐学，是在与鲁学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的，最初仅指秦汉之际的经学流派。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明确指出，汉武帝即位以后，倡明儒学，各地方芷贤良文学之士纷纷应招，于是，治各种经典的专门人才纷纷来到汉朝廷。治《诗》的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燕韩太傅。治《尚书》的有济南伏生。治《礼》的有鲁高堂生。治《易》的有淄川田生。治《春秋》的有齐胡毋生，赵董仲舒。汉代治经者因其所处地域不同，又分出齐、鲁两地的许多专家。如治《论语》的，有《齐论》和《鲁论》，治《诗》的，有《齐诗》和《鲁诗》。所以，狭义的齐学和鲁学一样，是专指治经者为汉代齐地人和鲁地人而言的，不过是汉代经学流派的专有名词而已。
而广义的齐学和鲁学，则是对齐思想学术文化和鲁思想学术文化的统称。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先有梁启超，后有胡适、张汝舟等人。
梁启超曾说：
两汉以前，儒家学派，可以地域区分，所谓齐学鲁学，风气各自不同。鲁是孔子所居的地方，从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褊小，风俗谨严；从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来，素称守礼之国。又有孔子诞生，门弟子极多。鲁派家法，严正呆板狭小，有他的长处，同时亦有他的短处。齐与鲁接壤，蔚为大国，临海富庶，气象发皇，海国人民，思想异常活泼，直接隶属孔门的时候，齐鲁学风，尚无大别，以后愈离愈远，两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欧洲学风比之，鲁像罗马，齐像希腊。[20]
梁启超在这里虽然说的是儒家学派的地域划分，但他认为齐学的代表是邹衍，而邹衍是阴阳五行家，所以齐学、鲁学实指不同的思想学术文化。
胡适在自己的未完稿《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专门列出第一章讲《齐学》，他认为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思想界出现了大混合的倾向，出现了一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就是“齐学”。他说：
在那个时代，东方海上起来了一个更伟大的思想大混合，一面总集合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仰，一面打开后来二千年中国思想的变局。这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向来叫“阴阳家”，我们也可以叫他做“齐学”。[21]
胡适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齐学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家（黄老）。因为这些都是起于齐国，故总名“齐学”。[22]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是在齐思想学术文化这一意义上使用“齐学”这一概念的。依此，鲁学则是鲁思想学术文化，晋学、燕学、楚学，也就是晋、燕、楚思想学术文化的别称。这已成为今人的习惯。张汝舟所使用的齐学、鲁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23]
以上我们对齐文化、鲁文化、“齐、鲁文化”进行了辨析，现在有必要对齐鲁文化来加以界说了。
齐鲁文化即是产生在今山东大地上的文化，它有广义、狭义之分，这方面，我们同意黄松先生的说法：
所谓“齐鲁文化”，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广义上，从地域文化圈来讲，它与中原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相并提，是一个别于这些文化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其地域范围，当以古齐、鲁领地，即今山东地区为主；时限上则贯通古今。狭义地讲，“齐鲁文化”是指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是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融汇，各有特点的两种文化。秦汉时期，它们完全融于传统文化之中，而不复单独存在了。齐鲁文化的两层含义，也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广义的“齐鲁文化”是狭义的“齐鲁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产物。进一步从字面上来表述，广义的“齐鲁文化”写作“齐鲁文化”，而狭义的“齐鲁文化”则似应写作“齐、鲁文化”。只是为了方便和因为习惯，一般都通用“齐鲁文化”来表述。[24]
我们与黄松先生的《齐鲁文化》观点的区别是，后者是谈汉代以前的齐鲁文化，即狭义的齐鲁文化，而前者则是谈广义的齐鲁文化，既涵盖了先秦的齐文化、鲁文化即“齐、鲁文化”，而且也涵盖了秦汉以后的在齐鲁大地上的山东文化，它是贯通古今的，所以，我们的“齐鲁文化”，也就是“山东文化”，其上限起自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下限为近现代，所论主要是传统文化，但对近现代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山东文化，也适当加以论列。
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氛围和特点
（一）
2500多年以前，孔子就分析了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指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这里的知者，是指齐国文化属于智者型；仁者，是指鲁国文化属于仁者型。这两种文化类型是不同的，齐、鲁是有别的，所以，孔子又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后代的经注家对孔子的这两段话，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以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最能代表孔子的原意，所以朱熹的注成为后代封建社会《论语注》的范本和定本。对孔子的前段话，朱熹注说：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论语集注·雍也》）
对后段话，朱熹注说：
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论语集注·雍也》）
综括孔子的这两段话和朱熹的注，可以体会到，孔子所言及的，正是指齐、鲁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而言的，齐国文化是沿海文化类型，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像梁启超所说类似希腊；鲁国文化是大陆文化类型，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像梁启超所说类似罗马。
（二）
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首先是由地理环境之不同而引起的。齐国是沿海国家，鲁国则是大陆国家。关于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理环境方面的不同，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25]是有所分析的。它分析青州的地理概况时，说：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既道。厥土自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
丝，浮于汶，达于济（《尚书·禹贡》）
分析兖州的地理概况时，它说：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尚书·禹贡》）
这里提到的青州、兖州，都是古代九州中的州，青州，包括了后来的齐地和齐国，兖州则包括了后来的鲁地、鲁国。齐国是一个典型的沿海国家，齐地是典型的沿海区域，有很长的海岸线，《尔雅·释地》说：“齐曰营州”，“齐有海隅”。《禹贡》篇说这里“海滨广斥”，“海物惟错”，所以这里盐碱地很多，进贡的东西也是盐和各种各样的海产品。鲁地、鲁国则是典型的大陆区域、大陆国家，这里“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到处都有各种草冒出新芽，到处都有各种树木在不断地长出新的枝条。大陆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所以《尔雅·释地》说：“鲁有大野。”
关于这两国的不同地理环境，司马迁也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齐国首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他感叹地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史记·齐太公世家》）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同上）。鲁国则在泰山之阳，是处于洙水与泗水之间的一片丘陵地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都说“邹、鲁滨洙泗”。
由地理环境之不同，又引起两国经济条件之不同。齐国是沿海经济，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通输业、手工业。这种复合经济类型在太公建国初期就已确定，司马迁就说太公时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时期，又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到战国时，齐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其首都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这里有“五民”，即士、农、商、工、贾，“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汉书·地理志》）在齐国，商人们“群萃而州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工匠们也是“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国语·齐语》）。
鲁国则不同，从建国之初，一向只重视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鲁国，百姓们“择瘠土而处之”，因为瘠土可以养成热爱劳动的品格，“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农业，所以“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国语·鲁语》）。这里说的是不违农时，致力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鲁国人过的是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这里“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史记·货殖列传》）
（三）
由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之不同，又引起齐、鲁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如经济政策、政治方针、民情风俗等方面的差异。
首无是经济政策的差异。在齐国，“太公以齐地负海盐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采取的政策是“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齐国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之下，生产出“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腹天下”（《汉书·地理志》），而鲁国所采取的政策则是针对农业经济的，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后来的鲁宣公，所采取的“初税亩”政策，也是针对农业经济的。
其次是政治方针的差异，齐国重视霸道和法术，春秋时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依靠的主要就是霸道和法术。管仲、晏婴之法，大多也都是谈霸道和法术。当然，齐国也不是完全不要“礼”，太公修政“简其礼”，齐国的统治术是把法治和礼治结合起来，而且是以法治为主的。而鲁国则重视王道，尚礼义。鲁国向来以尧、舜、周公为楷模，以礼乐为本，实行礼治，保存宗法制度，所以鲁国的宗法关系非常牢固。法治在鲁国行不通，春秋时，少正卯被诛杀，战国时，法家人物吴起到鲁国任职，但很快便被赶走，就都是明证。
然后是民情风俗之不同。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齐、赵设智巧，仰机利”（《史记·货殖列传》），之所以如此，与自然环境有关，“夫齐之水，遒噪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管子·水地》）。“其俗弥侈”，“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汉书·地理志》）。其他许多典籍也都提到过齐国在民俗风情方面的特异之处，如《礼记·乐记》引用子夏的话说：“郑音好淫澜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战国时哲学家庄子，也以齐国徘谐之书多记怪异之事，而目《齐谐》为“志怪者”（《庄子·逍遥游》）。南朝齐、梁之际的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提到齐俗，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文心雕龙·谐隐》）。邹衍“养政于天文”，其说“心奢而辞壮”（《文心雕龙·诸子》），刘勰承认齐风是确实存在的，他引用魏文帝曹丕的话“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文心雕龙·风骨》），加以证明。据陆侃如、牟世金先生说，齐气是指齐地之气，特点是比较舒缓，属于阴柔的一类（《文心雕龙译注·风骨》）。唐代徐坚等所编《初学记·雅乐》也说：“郑音乱雅，齐音害德”。至于上文所引朱熹所说的“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也是指此而言的。齐国之所以有这些民情风俗，是与齐国的经济基础有联系的，正如《吕氏春秋·上农》篇所说：“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
而鲁国则“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鲁人俗俭啬，……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世代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史记·货殖列传》）。“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断断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汉书·地理志》）朱熹也承认鲁俗是“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论语集注·雍也》）。
可见齐、鲁两国的民情风俗是有很大区别的。
（四）
然后，需要进一步说明齐、鲁之间的思想学术文化也是不同的，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齐国是沿海国家，开放程度比较高，对外来文化能够兼收并蓄。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术士、方士等等百家之学，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百家融合的主要基地。“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26]
鲁文化则是单一性的文化。鲁文化是在鲁国单一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宗，排他性特别强，因为只有儒家思想才适合农业社会的国情需要。
其次，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变通性。代表齐思想文化的《管子》一书指出，“圣人者，明人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这里所说的，就是指齐文化崇尚的是一种变革精神。
鲁文化则表现出守常性。鲁国一直保存先王之遗风，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就是指此而言的，因此，鲁文化倾向于保守，不主张变革。《论语·先进》载：“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对闵子骞所提出的“仍旧贯”三字表示赞同，说明他是反对“改作”的。而前文提到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中的变，要求的是齐变而为鲁，鲁变而为道，也就是更进一步向周礼回归。因为在孔子看来，齐变至鲁，是要变功利为礼教，变夸诈为信义。鲁变至道则仅是举废兴颓，以恢复周公之旧，扶衰救弊以还文王武王之初。
再次，齐文化是智者型文化。齐国作为沿海国家，其环境颇有似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希腊。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27]所以，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奭被称为雕龙奭），方仙道者流徐福，等等，或是齐国人，或长期在齐国居住过。科学著作《考工记》，医学著作《素问》等等也是出在齐国。
鲁文化是仁者型文化。鲁国作为大陆国家，多山地丘陵，“山中以奥而气敛，日长人静，响寂阴幽，自与仁者之气相应”，“乐水者乐游水滨，乐山者乐居山中”。[28]孔子一生有很长时间是居住在鲁国的，虽然去过齐国，但居留时间相当短，一部《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海，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孟子在齐国居留的时间比孔子长，受齐文化影响比较多，对海的感触也比孔子深。《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9次，而体会较深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只在内陆生活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鲁国内陆仁者型文化的主干，是“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因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这正是适合农业国家的国情的。
四、仁智合一——齐、鲁文化的汇合与中国传统文化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氛围和特点。因此，这两个文化体系在互相接触的时候，就难免发生摩擦和冲 突。即以思想学术文化为例，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公开对战就不少。春秋时期代表鲁文化的孔子和代表齐文化的晏婴，发生过这样的对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悦，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居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在著名的夹谷齐鲁外交之会上，以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和以齐景公、晏婴为代表的齐文化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齐景公约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订立盟约，摄相事的孔子做鲁定公的“相礼”。一开始，齐国就奏出了“四方之乐”。“於、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这些都是夷狄音乐，不符合周礼乐制度的规定，属于开放型的齐国音乐文化。这自然对墨守鲁文化周礼系统的孔子有很大刺激，竟气得他“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齐景公又命奏“宫中之乐”，一时间，“优倡侏儒为戏面前”，这也都是些不拘泥于周礼的音乐，孔子愤怒地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孔子的音乐观是“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史记·孔子世家》）
再从代表鲁文化的孟子和齐文化的冲突，也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互相排斥一面的认识。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1](《孟子·梁惠王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例子确凿无疑地证明，齐、鲁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相冲突的一面。
然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在互相接触时还不仅只是冲 突，还有相互影响、甚至融合的一面。齐文化、鲁文化之间互相影响和融合，开始于战国齐国稷下学宫，最后由汉代董仲舒加以完成。
齐桓公田午所创办的稷下学宫，经过齐威王、齐宣王的努力，规模扩大，著名学者多如灿烂的明星，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由于齐国统治者采取优厚学者的政策，结果许多国家、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被吸引到稷下学宫，从而使这里成为战国时期既是百家争鸣又是百家融合的中心。
曾经是鲁文化代表的孟子先后两次在齐国居留，时间相当长。据钱穆先生推算，孟子第一次游齐“至少亦得十八年”。[29]在齐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度里长期居住，就不仅只有与齐文化冲突的一面，还有在不知不觉中，无影无形中受齐文化影响的一面。如孟子在早期的思想中本来是反对利的，与孔子的“罕言利”（《论语·子罕》）相一致，但受到齐文化的影响，也就比较注重利，即注重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利益了。他认为，政治应以人民的福利为本，行仁政就要爱民，爱民就是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所以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他还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孟子·梁惠王下》）这些讲物质利益的思想，显然与他同稷下先生宋钘辩论时所坚持的立场完全不一致了，那时，他坚持的是“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下》）
孟子处在战国中期的社会大变革之中，所受齐文化影响很多，如“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显然与“民富则易治也，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故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陵上犯禁，故难治”（《管子·治国》）相一致。“今也制民之乡，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这种思想也是来于齐文化的影响，“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就是给孟子以影响的思想。
在齐国有大影响的儒家学者是荀子，他虽不是鲁国人，但其思想本系鲁文化体系的，这是学术界没有异议的。荀子在稷下学宫中“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多次执稷下学宫之牛耳。荀子的思想中吸收并融合了不少齐文化的东西，使鲁文化、齐文化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如他讲鲁文化的仁义，也讲齐文化的利、法、刑，主张法后王，强调富国强兵。《荀子》一书是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学术界没有什么争议的。
除了《荀子》以外，在《管子》一书中，齐文化与鲁文化也有机地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管子》讲仁，讲义，讲正名，讲礼义，这些都属于鲁文化。《管子》又讲法，讲霸政，讲阴阳五行，讲鬼神，这些都属于齐文化。而《管子》也成书于稷下学宫，被认为是稷下学宫部分论文的汇编，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30]
问题是，齐文化与鲁文化为何会在稷下学宫中融合，有其必然的原因。
其一是政治上统一趋势的要求。战国之时，“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宓》），“天下大乱，贤圣不明，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但到战国中后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局已定，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也就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齐国统治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稷下设馆，高门大屋，招徕众多知识分子，让他们在这里相互辩论，相互吸取，这样就为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和统一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其二，齐国统治阶级是商业封建主，他们的思想比较活跃。齐威王、齐宣王都是开明之君，特别能够吸取不同意见。尤其是齐威王，更能够广开言路，接受邹忌的规谏，提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朝市，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为满足称霸和统一中国的欲望，齐威王能够悉心求治，愿闻谏刺。君王能如此豁达大度，国内思想的活跃就可想而知了。齐襄王时，更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让儒家人物荀子主持稷下学宫，更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为各种思想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三，齐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要少些，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不像鲁国那样封闭，处处拘守于周礼的文化传统。周公让伯禽治鲁，采取的是“尊尊亲亲”，太公治齐，采取的是“举贤而上功”（《淮南子·齐俗训》）。尊尊亲亲是行礼治，用常道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宁。而举贤上功，是用人唯贤，不必问门第资格。后来的管仲又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主张，“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史记·管晏列传》）。这种崇尚权变的精神和举贤上功，一直是齐国所坚持的开放政策，因此像淳于髡那样的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却有才能的“赘婿”，也可受到重用，充当使臣，可以将自己的学术见解贡献给社会，为齐文化、鲁文化的交融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正是齐文化、鲁文化在稷下学宫得以融合的原因所在。
更精致地将齐文化、鲁文化融为一体，是由汉代董仲舒完成的。
董仲舒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家，但他所尊的“儒术”，已不是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中的儒学，而是吸收了许多齐文化因素重新镕铸起来的儒学。在这种新的儒学体系中，鲁文化是基本的，但其中融汇进齐文化中的天人感应论、三统说和灾异说、阴阳五行说等内容。这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是十分明显的，用不着详细论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齐文化影响之大，秦帝国虽然寿命短，在思想方面未及建树，但齐文化在秦帝国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阴阳五行家五德终始论的历史发展观、神仙方士的养生求仙之道都是秦始皇所喜欢的。汉初，主要盛行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也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影响这样大的文化体系，董仲舒当然不能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与董仲舒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汉广川人，治所在今河北省枣强县，这里在先秦属于赵国之地，但与齐国为邻，早年董仲舒以治《公羊学》显名，《公羊学》在经学中属“齐学”，加之后来董仲舒又当过胶西王相，胶西在今山东省高密一带，在先秦属于齐国之地，董仲舒在这样的环境中，就难免受齐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正是他之所以能融会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原因所在。
经过稷下学者和董仲舒的努力，齐、鲁两种思想文化被融汇到一起，形成一种以鲁文化为主体，以齐文化为辅翼的新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用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术语，即是“仁智合一”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是“仁智合一的观念形态，而以仁为笼罩者”。对这种“仁智合一”，牟宗三先生说：
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智以觉照为性，以及物为用。仁是本，寡头的智则是道家的智。有此本，则智不干不冷，不虚幻，不游离。随仁之感通而贴体落实，此即不虚幻，不游离，故不成“光景”。（光景，宋明儒者雅言之。拆穿光景是圣贤工夫中一大关节。）随仁之润泽而无徽不至，无幽不明；智之所至，即仁之所润，故不干不冷。贴体落实，故不穿凿。不干不冷，故不为贼。故摄智归仁，仁以养智。仁为本，故“仁者安仁”。智为用，故“智者利仁”。孔子又言“智及仁守”。此虽自工夫或自有仁有智的人而言之，亦通于仁智之本性也。[31]
正是由这种以仁者型的鲁文化和智者型的齐文化所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使中国延续至今，而且还远播海外，在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发生重要影响，构成了中国文化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学为主体的鲁文化，是学人所熟知的，因此，其内容，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无须多说的。而齐文化的影响，则并不是都十分清楚的，有简略一提之必要。
由董仲舒完成的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工作，使儒学吸收了齐文化的内容。董仲舒搞出了一套微观宇宙、宏观宇宙交相感应的可以预告未来的体系，这些交相感应包括阴与阳之间、左与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五行之间、五音之间、四季之间、罗经点之间、五色之间、五味之间、四肢百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命理学诸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32]魏晋以后，齐文化中的黄老之学和注重义理发挥的风气被学者们吸收，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玄学家们用道家思想其中包括黄老之学，解释儒家经典，使中国哲学平添了不少抽象思辨的内容，何晏的无名论、王弼的贵无论、阮籍和嵇康的自然和无为，都有吸收齐文化的地方。隋唐之后，宋儒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有受齐文化中今文经学影响的地方。而理学揉合儒、释、道三教，使之归一，其中的儒，显系董仲舒改造之后含有齐文化因素的儒，而道，则包含有很多齐文化黄老之学的因素。可见，齐文化也成为宋明理学吸收的重要内容之一。到近代，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倡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与“大同”、“小康”思想相结合，赋以资产阶级新内容，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些均可一言以蔽之，齐文化作为鲁文化的补充，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已确定了牢固的位置。
至于在俗文化方面，齐文化也已经渗透到许多领域之中，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谜语，以及看相、风水等迷信活动，良莠均有，精华与糟粕并存，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是以儒学为代表的鲁文化为主？而不是齐文化为主体的？换句话说，为什么是仁智合一而以仁为笼罩者，而不是以智为笼罩者？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界有过不少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提出的观点，可能是陋见，只不过是提醒大家对此问题进行思考而已。
这里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一条没有引起大家充分注意的原因，就是：齐国是海洋国家，其经济是商、工为主，鲁国是大陆国家其经济以农业为主；齐文化是商工型的沿海文化，鲁文化是农业型的大陆文化。只有以农业型之大陆文化为主体的鲁文化才凸显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特质，才会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导文化。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齐国、秦国最强于诸侯，齐国在经济条件方面曾占有很大优势，但最后被秦国所灭，统一中国的是秦国，而不是齐国，这就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因为齐国作为海洋国家，它想统一中国，想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其他地区，但从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来说，除齐国和吴越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大陆地区，所从事的经济大多都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因此不可能接受齐国比较开放的沿海经济的模式。而秦国则不然，它所在的地区是大陆，也从事农业经济，所以它以农业经济的模式作为统一之后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广大地区都可以接受。秦国曾崇尚法家，秦统一中国之后，曾有过焚书坑儒的举动。但历史事实证明，在大陆国家，只能是单一的自然经济即农业经济，而非多种经济成分并举，意识形态也只能是与此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鲁文化。秦没有提倡儒家思想，反而镇压儒家，所以很快灭亡了。汉代秦立，也并没有马上就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几十年之中推行齐文化的黄老之学，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才调整得使意识形态领域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农业国家的格局相适应，所以汉代才出现了武帝刘彻施展其雄才大略的局面。以后，在长期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大陆国家的特色，思想界也始终是以鲁文化为主体的。宋代以后，虽然有过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但儒学作为主体思想的地位，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始终没有动摇过。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齐文化的开放性，鲁文化的保守性已被更多有识之士所认识。齐文化重视经济、重视改革、重视开放、重视科技，既有丰富的理论，又有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曾是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但却始终未被真正重视起来，就是今天在山东这块地方，东部沿海区域和西部内陆区域，开放的程度也还是有很大差距。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强调齐文化中重视智力开发科教兴国的一面，同时，也重视鲁文化中强调仁德治国的一面，使仁者型的鲁文化与智者型的齐文化真正融合贯通起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会真正无敌于天下。
注释：
[1]郭沫若：《卜辞通纂》。
[2]毕长朴：《释齐》，《齐文化论丛》，华龄出版社1993年。
[3]《说文解字注》。
[4]朱活：《齐鲁考辩》，《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
[5]李步青等：《“盉”》铭文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6]王树明：《齐地得名推阐》，《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
[7]战化军：《齐地得名诸说》，《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8]朱活：《齐鲁考辩》，《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
[9]王恩田：《关于鲁国建国史的两个问题》，《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10]何光岳：《鲁国的来源和迁徙》，《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
[11]郭克煜等：《鲁国史》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册。
[13]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294～2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1～1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6]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纲》上册第5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17]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第一卷第23～2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季羡林：《祝贺“齐文化专号”》，《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19]参见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上卷，第8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诸子论集》第27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21]《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74页，中华书局1991年。
[22]《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470页，中华书局1991年。
[23]参见张汝舟：《齐鲁学考》，《学风》第六卷第三期。
[24]黄松：《齐鲁文化》第9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25]关于《禹贡》成书年代，此处采顾颉刚说。
[26]戴表元：《齐东野语序》。
[27]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
[2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
[2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84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30]冯友兰先生认为《管子》是稷下论文总集，张岱年先生表示反对，因为《慎子》、《荀子》等都在《管子》之外，因此说部分论文的汇编是科学的。
[31]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特质》，《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第4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32]参见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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