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16 （2001）01—0009—06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批判继承历史遗产。这是关系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含义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前一方面，哲学界的先辈们特别是毛泽东已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而后一方面，则没有解决好，或者说是解决得不够好，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感越来越淡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疏离感将会日益增强。因此，认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途径和方法，就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结合的必要性
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结合”，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就是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也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因为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已经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只是没有结合好或结合得不够好罢了。因此，我们讲的“结合的必要性”，是指进一步结合的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中占据着指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因为现代是传统的现代，是和传统密不可分的。提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想起指导作用，就要对这些文化思想作出正确的分析，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离开传统。因为，人们对文化思想的理解，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为视界，而人们运用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传统文化和现实条件的结合决定着人们的观点。指导是相对于被指导而言的；没有被指导，指导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无从显出。被指导的，除了现代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想外，还包括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要指导，就要研究；不研究，就不能分辨出是非优劣，就不知道结合什么，不结合什么。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今的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真正起到指导作用，必须在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使自己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决定着它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本性也决定着它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在今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要概括和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二是要以真正的开放的胸怀全面认识和正确对待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取其中适合于中国哲学发展的积极的东西；三是要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再认识。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来说，第三个条件显得格外重要。我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
1、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难解难分的精华与糟粕的二重价值。 其固有的优秀传统，如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理论，人民大众中潜在的革命的世界观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糟粕，如宿命论、独断论和虚无主义等，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可以从毛泽东身上得到说明。毛泽东敢于藐视权威，真正深入地把握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以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作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在后期鼓励个人崇拜，正说明他也难免受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糟粕的浸润。当个人崇拜的狂热达到沸点，以致全民族只许一个头脑思考时，这种腐朽传统的破坏作用就达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说明，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是不够的。还要特别注意它的腐朽传统的毒害。因为腐朽的传统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的失真，传统给现实的社会实践带来悲剧。
2、“五四”以来，反传统似乎成了一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进派，为了反对传统，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砸烂传统的一次革命，其口号就是“彻底与传统决裂”；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已是历史的陈迹，应该根本加以破坏；要保留，也只能保留一点基因。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尚未能具体分析，还没有认识到它的真正的价值。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又有独特的光辉的一面，这也是不能忽视的，更是不能否定的。忽视和否定这一面，就不能理解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地中国化，因而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欧洲，对中国来说，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哲学，如果不与中国传统哲学继续相适应，而是取而代之，即对其作全盘否定，那它就会割断历史，就会成为中国民族外加之物，成为一种无限的哲学，因而是难长久存在下去。现在的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越来越不感兴趣，其中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与中国传统相脱离，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要原因。可见，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绝对不能离开中国传统哲学的。
3、毛泽东哲学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走进了中国，因而它是具有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色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再从中国走向世界呢？回答是肯定的。只要它不拒绝批判地吸取西方哲学中有益的东西，不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和人类性对立起来，它就能够走向世界。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这是不待细说的；但在它的民族性的品格中又包容着人类性的成分，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比如中国朴素辩证法的深远的哲学传统是富于智慧的，这种智慧把人和自然、存在和本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理解为动态的对立统一的过程，即理解为天人合一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它无疑是民族的，但它同时又是世界的。因为人虽不能在自然面前处于奴隶的地位，但也不能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动态的平衡；后一点，越来越为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所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能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理论、王夫之的性与天道交互作用的观点，进行正确的批判总结，那就会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继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它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传统哲学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
中国传统哲学既是一种传统，它就必须要现代化；否则，它就不能得到发展，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不能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句话，它就会失去其生命力，有走向灭亡的危险。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成为“死的学说”，它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还有其生命力。历史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是能够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现代化。我们认为，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作现代的诠释。所谓“作现代的诠释”，不是推开传统哲学固有的内容作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哲学模式改造哲学，更不是把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根据传统哲学固有的精神（优点和缺点），使其可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并尽量吸取西方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来弥补传统哲学的不足，使其发展得更加完善。在这方面，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冯友兰先生，他曾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境界观，作了现代的诠释，从而把它现代化了。但是，由于他们当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辩证逻辑，其所作的诠释，也就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冯契先生曾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明确地认定，中国传统哲学要走向现代化，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迄今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它才能对中国传统哲学作出正确的、全面的、现代性的诠释。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就是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作现代诠释的巨著，通过诠释，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了，而且使中国传统哲学进一步现代化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出于双方的内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是它进一步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是由它的指导地位和自身的发展决定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则是和它现代化的要求分不开的。正是双方的这种内在的要求，决定了它们互相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
二、结合的可能性
有的学者可能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已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不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是可能的，而且说明这种结合的可能已经变成了现实。固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现，确实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因为可能性依存于现实，是由现实事物之间的联系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复杂的、不断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在一定方面、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二者相结合的所有可能性。因为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形成的，紧张的革命斗争，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本质的联系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现在，情况不同了。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因为在我国现代化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传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中国的现代化；同样的，在我国，现代化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今天，要进一步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切实把握它的真精神，同时也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对其作规律性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揭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结合的可能性，以保证二者相互结合的正确方向。中国传统哲学有正负两方面的价值，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它结合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受到它的负面价值的影响，如前面说过的，毛泽东晚年鼓励个人崇拜，就是和儒家权威主义的影响相联系。从这里，我们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进一步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非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关系到能否把二者结合好的前提和关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恢复和贯彻，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都作了深层次的创造性的研究，为我们正确把握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一）我们从学术界对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的深远历史背景的考察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
打开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的历史，便会发现，自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近四百年的时间中，经历了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相互交流的过程。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学李约瑟曾对这一过程作了概括，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会会士介绍到欧洲，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了中国。”这个概括是有史实根据的，因而是可信的。在东学西渐的历史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唯物主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观念，等等，无不给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和渗透。伏尔泰曾极力推崇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神论”和道德学说，他说：对于“自然神论”，我们“应该赞慕，应该惭愧，尤其应该仿效”，“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在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传入，起了重要作用。康德哲学的源头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而莱布尼茨对中国传统哲学则是极为推崇的，他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尊敬。这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之前。”通观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无不处处嵌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烙印，这烙印直接影响到康德，又经康德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虽然对孔子的道德学说不感兴趣，但对老子和庄子的哲学还是肯定的，他的辩证法思想，可能受到道家学说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诞生，是和东学西渐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热”紧密联系着的。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东学西渐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诞生。这种评价虽然有些过高，但也不无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既然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那么，把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作为自己哲学来源的马克思，又怎么能不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呢？从前面所引的李约瑟的话来看，马克思不仅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而且对其作了改造与提升，使之更加“科学化”。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中国人第一次由“老师”变成“学生”，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于是，一股西学东渐之风悄然兴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入，中国人惊呼真理的到来，并倍感亲切接受了它，使其成为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属罕见。对于这一特有的现象，中国的美籍学者窦宗仪在其《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解释说：“使我们惊奇的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在西方哲学系统中没有一个与儒家思维更为一致；而且，两家在辩证唯物主义一致远远大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这一说法是否允当，在此不作讨论，但它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则是可取的。肯定了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肯定了二者结合的可能。
（二）我们从冯契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把握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
冯契先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列宁总结的欧洲哲学发展的圆圈为参照系统，为我们勾画出了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螺旋结构。他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圆圈，分别以荀子哲学、王夫之哲学、毛泽东哲学的诞生为标志。他在概括前两个圆圈时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开始于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由荀子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第一个圆圈。秦汉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又完成了一个圆圈。”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的概括，也是对其发展阶段逻辑的联系和发展规律的揭示。在冯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主流，主要表现为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这样，就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还要指出，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论是哲学的著作还是哲学史的著作，都非常自觉地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联系，诸如：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表现及展开，世界统一原理与传统哲学对心、气、理的讨论，世界发展原理与传统哲学的阴阳之道，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与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历史必然性和人的自由与传统哲学的“力命”、“理势”之争，社会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思想，群众路线与传统的“义利之辩”，集体主义原则与传统的“群己之辩”，人的全面发展原则与传统的“理欲之辩”，自然和人化的统一与传统的“天人之辩”，等等。从他论述中，我们不但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具有广泛的现实可能性，而且通过冯先生之手，已经把这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正是基本此点，我们认为，冯先生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地中国化了，而且从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
（三）我们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学理论的探讨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进一步相结合的可能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敢谈人的问题；即使谈了，也只能说人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禁忌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论，特别是探讨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发展的“三阶段”、“三形态”的学说。通过探讨发现，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主题和核心内容，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晚年的马克思，置《资本论》的研究于不顾，而倾心于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决非偶然，这是因为此时他已经自觉地认识到，人的本质是要求自由；只有成为文化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真正获得解放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向人，转向研究人的特有本性、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这就与中国传统哲学有了相通之点，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它所要解释的是人的存在问题，它要建立的是人学形而上学，即关于人的形而上的存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不管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事实上都关心“人道”而不是“天道”。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人而不是天，“人道”的核心则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是人的本质的或形成上的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学思想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若能对之作批判的改造，使其中优秀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将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论的发展。
三、结合的途径和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才能实现。
我们认为，方法不是外加的，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自身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住任何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它把“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提到首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又决定了它的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很重视后一点，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经过战斗”，毛泽东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念中，用“革命”二字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特征，其目的就在于强调为实践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必须竖起革命批判的旗帜，对各种非科学的思潮和错误的倾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中国古代哲学也有一个批判的传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富于批判精神。如王充“疾虚妄”，写《向孔》、《刺孟》；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说“六经未必为太阳”；王弼从“言意之辨”来批判汉人象数之学的烦琐学风；王阳明的心学就是通过批判朱熹的理学而建立起来的，他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言。批判，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因为传统哲学本身是精华与糟粕相混杂的库藏，真正要继承它，要剥取其中优秀的东西，使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必须经过分析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结合的主体。人们对它的态度和认识，也不完全一致。认为它已经过时的人，有之；把它看成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的绝对真理的人，亦有之；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的人，更是屡见不鲜。对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必须予以分析批判。有一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是不可超过的。按照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要结合就成为多余的了，它自身也不必要再发展了。就至今尚没有一种学说可以从总体上超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对的；说它不可超过则是不正确的。你不发展自己，就会被别人超过。对此，冯契先生曾多次予以批评。他说：“要作自我批判和反思，须有超越自我的要求。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和哲学派别，都具有肯定自己而又超越自己的品格，一种有价值的学说，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期待着后继者将通过它来超过它。一个好老师，总希望学生来超过自己。孔子说：‘后生可畏’，荀子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禅宗大师以为有‘超师之见’的弟子才堪传授。毛泽东也曾说过，不超过马克思，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各派，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要有能通过‘批判、会通、创新’来超过自己的要求。如果不求超过自己，自以为绝对圆满，成了封闭的体系，那便要失去活力。”关于辩证法，冯先生说“辩证法不是只有一家之言，如果只是一家之言，就成为独断论了。辩证法不会在某一点上停止不前，它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前进……真正讲辩证法就应该这样，不能说到我就是极点了。”克服固步自封，以开放的胸怀对待传统哲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重要保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一结合的主体，如果没有自我超越的要求，没有宽容精神，就不可能积极主动地去吸取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因而也就不能做到真正的结合。
与批判方法相联系，开展争鸣、自由讨论，也是实现马克思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也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易大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表述了一个认识的规律。人类的认识只有通过不同意见（包括不同观点）的争论，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才能达到一致结论。马克思曾把真理比作燧石，越是敲打，它的火花才越多，意思是真理愈辩愈明。“五四”以后，正是通过百家争鸣，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比较、鉴别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中国化而取得了重大发展。建国以后，在逻辑、美学等领域尚比较有自由讨论的气氛，才使得金岳霖、朱光潜等专业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西方逻辑、美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上作出了贡献。而旨在“定于一尊”的历次批判运动，打击了专业学者的积极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进一步结合。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尊，只许一花独放，缺乏自由讨论空气，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和哲学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进一步结合，不能不考虑到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影响，不能不注意吸收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优秀的东西，来提高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水准。为此，就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哲学。这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百家争鸣。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更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
前面已经指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是内在的、有机的结合。为了实现这种结合，我们认为最好的途径是“化理论为方法”，即把马克思主哲学化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当你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当作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了解它时，很自然地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同时它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呈现了新的形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是一般教科书上的那种形态，即不是冷冰冰的僵死的概念结构，而是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也不是原来的面貌，它糟粕被清除，精华被提升，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它已和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这样的结合，无疑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的、有机的结合，冯契先生是典范。他用马克思的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思维方法去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论争，结果发现：“每一论辩都可说是经历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经过不同观点、不同学说的论争，到一定阶段上作出较全面的批判总结，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然后又有新的问题提上日程，又产生新的论争，又经历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这样，哲学史就表现为复杂螺旋式发展的辩证运动，而哲学就在哲学史中展开，便不断地复归出发点，又不断地取得新的形态，达到新的境界。每次新境界的获得，都是一次飞跃，都含有理性直觉。而哲学家的新境界既然是从哲学史总结出来的，是哲学史论争的辩证的综合，那么哲学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也就成了哲学家的新学说、新境界的论证。这不是抽象的逻辑推论，而是冯先生的亲切的体会。冯先生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能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作出诸多的重要贡献，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的、有机的结合，都是和他善于“化理论为方法”分不开的。“化理论为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只要学会和善于运用它，就一定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的中国化作出贡献。
[收稿日期]200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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