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挑战和中国道路的完善——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党校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校长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已取得积极成果，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又将如何发展？是否有中西方学者所总结和倡导的“中国模式”可以遵循？这已成为近期理论界与实践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一、怎样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记者：今天，我们想就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发展，向您请教相关的几个问题。
李君如：好的。在经历了一场大的危机过后，我们一定要及时总结新经验，分析新形势，并以此迎接今后新的挑战。回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可以说我们是经受了一场大考试，但也获得了一个大机遇，因此，在危机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以后，是需要我们对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
记者：据世界银行《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迷时期，即所谓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您认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呢？
李君如：后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为我们比较早地实现了经济回升，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性的课题要研究和解决。其中，有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些问题要继续解决。金融危机中有很多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还不是很稳定、很确定，还要继续应对危机；第二，怎样把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措施有序地撤出来，而不伤害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很难、很复杂的问题；第三，抢占下一轮世界范围内国际竞争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要准备应对在各个国家危机以后开始的新一轮国际竞争。究竟哪个国家能在下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这是现在就得解决的问题，现在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路。现在能够抢占制高点、掌握主动权的人，下一轮竞争中就能够在世界上领跑，这是一个大势。
记者：那么，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抢占下一轮世界范围内国际竞争制高点呢？
李君如：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好好筹划。世界上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筹划。我想，有这样六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重视新科技新能源的研发；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三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四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五是推进社会建设特别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六是研究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涉及生产力的结构调整和发展，又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还会涉及到上层建筑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了比较好的思路和措施，我们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二、怎样认识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
记者：许多人提出，为了应对好后国际金融危机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中国去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李君如：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是十分罕见的，它再一次说明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政策的自我调节度过一时的难关，但它内在的基本矛盾是自身无法解决的。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贡献最大。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应对这场危机的经验，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我认为中国取得应对去年国际金融危机成绩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拥有的四大制度优势，即：一、我们的经济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制度上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我们的政治制度优势。在政治制度上我们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实现形式，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三、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了主旋律，又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四、我们在社会建设上，既加快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完善了社会管理，防范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了社会安定团结。
这些制度尽管还没有定型，还需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已经显示了它既有自我改革发展的生机活力，又有维护社会和谐的凝聚力；既有快速的社会动员力，又有协调的社会组织力；既有抓住机遇的敏锐，又有应对挑战的能力；既能积极开拓创新，又能自觉拒腐防变。这一些明显的制度优势，正是我们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
记者：正如您所说，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贡献最大。正是基于此，近年来，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对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讨论比较热烈，这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有何意义？
李君如：舆论界和理论界对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为主题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现在世界上许多人在讲“中国模式”，说明我们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这是好事。这对我们的探索是一个鼓励，对于那些盲目留恋过去或盲目崇拜西方的人也是一个教育。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应该认识到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本来我们的改革改的是旧体制，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改革的对象由旧体制变为这个“模式”，即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三还会有向世界推销我们的“模式”之嫌，为那些到处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提供口实。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当然，将来这个“中国特色”完善了，定型了，是不是可以说形成了“中国模式”呢？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现在，还是慎提“中国模式”为好。
总之，我们能够成功地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靠的是“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时候讨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既要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又要十分清醒，要有忧患意识，要量力而行。事实上，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都还不尽如人意。所以，我宁可讲这是一条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也不能为那种日益滋长的浮躁情绪“推波助澜”。
三、怎样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
记者：什么是“中国道路”呢？
李君如：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道路”，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做过科学的概括。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道路，形象地说，就是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行进，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毫无疑问，这条道路是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找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成功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成功。
记者：总结这次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乃至回顾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您认为中国道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君如：现在看来，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得比较快、比较稳，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许多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我们坚持改革创新，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经验或模式，不僵化，不停滞。比如二十多年沿海地区的改革创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最近六七年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崛起又使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动力，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还会有更多的地区、省份成为更新的动力，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个引擎。第二，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有长期的战略目标与短期的实施规划相结合的战略步骤，而且深入人心。尤其是中国实施的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的宏大计划，这种以“执政能力”、“施政能力”或“治理能力”为主线的政治追求是一种更有成效的国家治理理念。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既有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机制，也有应对危机的“刹车”机制。而且这个“刹车”机制还是一个由党的系统、政府系统、立法系统、司法系统、舆论系统联动的全方位的危机处理机制。第四，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已经形成五套信息传递机制，即党的系统的信息传递机制、人民代表的信息传递机制、政协委员的信息传递机制、政府机构的信息传递机制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新闻媒体的信息传递机制。这五套机制相辅相成，按照各自的民主实现形式以最快速度了解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事情和群众的需求，通过各自管道迅速传递给决策部门，不仅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有利于领导者的正确决策。这些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体制机制，都是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和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
记者：今后，围绕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发展，您认为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去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应着重从哪些方面去展开研究和讨论？
李君如：对“中国道路”应该开展全方位的讨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发展的道路。人们在研究这条道路时，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是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举世公认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中国能够在经济领域取得那么大的进步，与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取得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些领域也走出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比如十七大报告就说到过“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在经济领域，也不只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如大家熟悉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但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包括我们的体制也没有完全定型。因此，我主张很好地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这条道路。包括研究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我们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发展这条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的道路。
四、重要的是要有深化改革的紧迫感
记者：您在上面讲到“中国特色”的完善、定型问题，对“中国道路”开展全方位的讨论，目标是否要使这条道路完善和定型？
李君如：是的。但这不是我说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的。他老人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期待我们经过坚持不懈的改革，到2020年各个方面的体制都能够定型。因此，我认为，现在与其去争论“中国模式”有没有、是怎么一回事，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研究一下我们的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样深入下去，怎么样使得我们的体制进一步完善发展、逐步定型。
我确实很着急，现在到2020年只有10年时间了，也就是说，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要有深化改革的紧迫感。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地分析一下：到目前为止，在哪些领域我们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在哪些领域我们的体制改革有许多进展，但还不能说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要继续摸索和推进？在哪些领域我们的体制改革出现过一些曲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调整和完善我们的思路？我认为，我们的精力和智慧应该用在这里。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从现实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2020年各方面体制基本定型”为目标，去解放思想，去深化改革。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