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1.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偏“冷”的态势。过去几年里，我国的宏观调控抑制采用“紧缩性”的政策——通过严格控制总量来使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降温，抑制经济过热。这样做的结果是1996年以后出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同时并存（所谓“一高一低”）的好形势。政府1997年初即宣布，当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已由“控制通胀”变为“结构调整”，似乎今后发展速度已不成问题了。的确，以我们原先的预测，是希望增长速度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大概就是“软着陆”的初衷；然而，这毕竟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实际上，经济的降速并未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及时停止后保持平稳增长，而是呈现出某种继续下滑的强大“惯性”。此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偏冷已成为上上下下都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大家开始为今年能否保持住8 %以上的增长速度担心起来。如果我们仍然继续沿用过去几年的既定方针推行紧缩政策，哪怕再延续半年时间，局面就可能不是偏冷，而是过冷了，经济衰退的阴云就会真的笼罩在我们的头上了。
也许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措施有一个“时滞”的问题，经济偏冷的步伐并未因我们的醒悟而放慢。经济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冷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经济过热已经没有了，经济偏冷已是不争的事实。
2.必须纠正经济形势判断上“左”的倾向。对经济形势如何判断，涉及宏观经济决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的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更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实际。怎样看待形势，往往被人们泛化为“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这种不良倾向在经济统计、经济研究领域也有所反映，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和科研工作的严肃性、真实性和实际意义。对形势问题，还是要讲四个字：实事求是。这绝不是说笔者认为现在形势不好，而是认为判断经济形势不能简单地用“好”、“不好”来作结论，更不能以其作为宏观决策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起伏发展、繁荣衰退，都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与“诬蔑大好形势”之列是不沾边的。
3.中国经济的增速不能太慢，应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水平。 某位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一个“自行车原理”，意指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现阶段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就像一辆自行车，如果速度太慢就会倒下来。应当说这种比喻是很形象的。中国为什么必须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说：一是我国经济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并且是以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的高增长，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有一定的差距。例如：我国的化肥产量世界第一，但我们生产化肥所消耗的能源却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所造成的污染，对水源、空气、生物和人体造成的损害，过量使用化肥对土壤带来的破坏等，都是难以统计的。如果我们能这样认识问题，有一个相应的观念是应当成立的：以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无论统计表上如何辉煌，都不能真正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特别就人均财富来说，很可能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二是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行政机构改革迟缓，致使“吃皇粮”者众多，财政是“吃饭型”的，新增的“蛋糕”很快被人们分光吃净，如果再不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比例，那就更无“蛋糕”可吃了。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才有可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测算，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提供80 多万个就业岗位。所以，只要经济能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速，缓解就业矛盾才有坚实的基础。三是统计失真。弄虚作假是许多基层、企业难以根治的痼疾，政府综合统计数字也存在不够及时、完整、透明的问题。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国经济必须保持在8 %以上的增速，不能再低。如果说前几年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关系的关键是物价问题，而今速度问题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了。
二、短期宏观调控对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多选择金融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两年内5次调整利率，前不久又决定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制。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旺，而不是信贷紧缩，所以上述措施在扭转经济偏冷方面并不十分有效。因此，经济学家们转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必须用增加投资来启动经济。我国高层领导人近来也多次表示要加大投资力度。李岚清副总理最近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中国在未来3年内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7500亿美元， 目标是到2000年以前，国内经济增长保持在8%以上。 李副总理还明确指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投资将防止增长放缓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近我国政府已作出实际部署：要求今后5年完成2500 亿元的投资规模，用以加快铁路建设。铁路历来有“国民经济先行官”之称，这次的基础设施大投资又是从铁路开始，其他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将陆续出台。中国新一轮的投资高潮的第一个浪头已经向我们扑面而来，它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从“紧缩”、“过紧日子”转变为实行一定程度的扩张政策。在经济理论界，对以财政扩张手段增加公共支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生产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此番的投资浪潮同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人们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政府投资的领域应是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项目，而对大量的竞争性盈利产品项目则应由微观经济主体自行投资。改革开放的近20年间，我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多的还处于还欠账的水平，基础设施的缺口还很大，特别是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城市污染严重，供水供电不足，道路交通不畅等问题依然很严重。
有些经济学家担心加大投资力度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跳出“一放就热、一紧就冷”的怪圈。但也应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更多的受市场供求引导，企业产权改制的深入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势必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宏观政策作用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几年我们运用金融政策解决了经济总量问题，抑制了经济过热，但金融政策在解决结构问题方面却显得效力不足。于是我们看到：速度降下来了，通货膨胀降下来了，然而旧体制下存在的结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失业率上去了，行政机构更加膨胀，国有企业的困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大了。原因就在于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偏重于金融政策而忽略了财政政策的运用；而财政政策在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方面比金融政策更为有效。从理论上说，财政手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经济结构：政论直接投资于基础产业和特定的新兴产业；财政直接补贴出口或以额度留成等方式补贴机电等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对进口的补贴对象是粮食、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得税的调整则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用以调节收入分配结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总量的调节是次要的，但它对经济结构的改善就有积极的直接和间接效果。特别是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的时候，财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为有效，其原因不在于它扩大了货币发行，而在于它首先对基础产业、新兴产业的投资改善了经济结构，从而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当前实行经济扩张的时候，不宜也难以多用金融政策手段。另一方面，在目前坏账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金融政策的效果已经降低，名义利率也降低到了难以再降的地步。如果没有预期收益率的提高，即使再降利率，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而使用财政手段的政策意义则十分明显，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经济总量调整时，把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放在了第一位。这一点对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有人会说，我国财政困难，一时拿不出许多钱来搞基础设施建设。笔者想问一问，财政的钱何时充裕过？问题是应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既然财政一时还拿不出多少钱来搞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也应该另谋良策。在当前，适当利用政府债务，支持宏观政策调整的潜能还是相当大的。此外，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转制”，将其在市场上出卖，用其所得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实现国有资产实物形态的置换，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融资方式。如果短期内难以实现这种资产置换，那可以实行某种应急的“准财政手段”。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较高，而又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这种体制下，可以设立发行一种中央特许、地方财政担保的“公共工程专项投资债券”，用以筹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广泛筹集资金。
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除了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外，还要设法启动消费市场。这里所说的启动消费，指的是确保将消费基金投在社会低收入者身上，包括给最低社会保障线以下的特困人口以生活补贴，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再就业基金，给住房困难户以资金支持等，以尽快形成购买力。这些钱当然不可能全部由财政出，但财政要承担其中的大部分，因为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情。当然，这样做有可能带动物价上涨，但这种上涨与乱上项目、搞重复建设，使居民利益普遍受损的通货膨胀是有区别的。我们应抓住目前最终消费品（包括住房）相对充裕的有利时机，大胆地增加资金的定向投入，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带动企业生产。这样做不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企业生产，而是通过市场，通过消费者选择来带动生产，从而有助于用正常的消费结构来调整生产结构。
三、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
1.政府应大踏步地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来，缩小国有资产的规模，并用酌情出卖国有资产的钱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及还历史“欠账”——包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需要。前几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速度太快”而不是“太慢”，在采取“紧缩”措施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轮子仍然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既然在政府及国有企业占有大量资源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仍然能够保持这样的高速度，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去改变这种格局。正是这种“短视”，使我们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目前国有企业困难重重、大批职工下岗、失业，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据最新公布的“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图”显示，目前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总数只占全国企业总户数的17.7%，却占有总资产的59.5%；国有工业企业占有大部分工业资源，而它所创造的利润却只占27.7%，集体和其他类型的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却占有72.3%，这种不对称现象如果长期存在，是违反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原则的。
以往我们谈论国有企业职能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职能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政府的附属组织，是行政权力垄断经济运行的基层机构；后者则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发挥着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职能。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无须参与一般性的竞争活动，而只参与那些难以用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领域或某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公益、尖端科技、造币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是不能任意扩大的。只要我们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国有经济就必须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来，直至收缩到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范围内，把原先占据的“地盘”转让给非国有经济主体。
我们曾宣称用3年的时间搞好国有企业，决心当然可嘉， 但首先应搞清一个前提，即只有在改革体制、重组资产的情况下，3 年的计划才是可行的；否则，“搞好搞活”势必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调整结构，把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下来，从该退的地方退出来，才有可能、有能力把留下来的那部分国有经济“搞好搞活”。离开了这个前提，“搞好搞活”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与其用3 年时间去救那些很可能救不活的国企，倒不如用3年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 用“退出的钱”建立起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品供给体系。据国家统计局官员称：按目前状况分析，今后将有15%即1.3万多家企业应破产。 为使这批国企的破产工作顺利完成，政府在近期应筹措两笔准备金：一笔是用于冲销亏损企业呆账、坏账，一笔是用于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两笔钱都得由财政来提供。另据有关部门透露，从1997年起的3 年内，政府将出资1200亿元，用以推动国企的破产、兼并，该项资金将主要用于国企债务的呆账冲销。这是一笔巨大的改革成本，是不得不支付的。但钱从何来？财政拨款，不现实；发行公债，我们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过高。依笔者管见，不如酌情卖掉一批国有企业，既可支付这笔改革成本，不增加全国老百姓的负担，又可顺理成章地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2.应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改革行政体制，不是哪一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现实带给我们的非常尖锐和急迫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党和政府的威望、社会的稳定，而且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目前政府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裁减行政人员，这是非常必要的；但精简机构和人员，以前我们搞过多次，结果却是越搞越大，人员越精简反而越多。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认识不清。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政府主要是抓经济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政府的任务就是抓经济建设，那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就会成为被抓的对象。按照这样的思路推理下去，就会派生出一大批抓企业、抓项目的部门和机构，就会使企业感到自己可以做的，政府在上面总是不放手；而自己做不了的，应由政府去做的事，政府却没有认真去做，或根本没有去做。应当认识到，政论的作用是有限的，指望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消除一切市场弊端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亨利·西格维克曾说：并非在任何时候自由放任的不足都是能够由政府的干涉弥补的，因为在任何特别的情况中，后者的不可避免的弊端都可能比企业的缺点显得更加糟糕。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反映着人们对政府的这种迷信。在当前体制转换时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如某些经济领域出了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政府“统”起来，加强管制，而不是从强化市场机制入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一些人看来，只要领导有决心，执行部门有措施，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极为有害的。任何政府，不论它多英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人的认识的有限性，都不可避免地有“失效”因素的存在。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由亿万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的，永远也无法把它们事无巨细地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中，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当前，我国政府就是要从经济建设的重负中解放出来，放手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信号组织其经济活动，而政府的职责仅在于制定行为规则，当裁判而不是当球员；同时，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包括提供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等等。
总之，机构精简势在必行，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政府的职能定位搞清楚。忽略了这一点，机构精简了还会恢复，人员“分流”了还会重新回来，机构改革仍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我们也就很难用机构精简省下来的钱去办那些应该办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