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0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8575（2000）01—0054—13
脚踏实地，面向未来
张海洋
新世纪毕竟难得一遇，我愿意就编辑部提出的思考角度谈三个问题：
一、学术现状及改进途径
中国过去这100年是救国和建国的100年，也是幡然改革和追求现代化的100年。 中国的民族学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大潮流而从西方引进并投入应用的学科。引进中，中国民族学对英美、欧陆、前苏联和日本的学理都有采纳。时间将证明这是它的长处。实践中，它进行了中国乡土社会和边疆政治研究；中国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地区发展建设研究。这些成就应该充分肯定。
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觉得中国民族学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过分地把它当成工具使用，没有看到它的认知和人文价值，因此缺少对它的维护、保养和发展意识，由此造成一些缺陷：该学科工具书（例如现有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缺少权威性和全面性；学科名称、定位和术语还不统一；学术规范和尊严还有待确立；学科经典还没有系统翻译整理出版；学科理论、方法、思想史等方面的建设还嫌薄弱；客观公正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评价机制也还有待建立。外国学理与中国学理，中外学理与中国现实之间还缺少系统的整合沟通。因此，我们舶来的理论虽然多而且杂，但都还有待扎根繁衍和创新。这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在应用中识别问题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质量。
中国民族学当然有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发展繁荣。我们如果能用一代人的时间（25年）建立起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弥补各种缺陷，实现三个结合：一是与中国传统学术，包括与近现代形成的新学术古典，即由蔡元培、李济、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创制的传统结合；二是与国外的学术主流，包括其传统和现代发展结合；三是与中国国情和各个民族地方的实际需求结合，则学科的繁荣有望。
学科认同的内容是什么？田野工作的深度、文化描写的厚度、理论概括的精度、以小见大的理论关联程度、比较研究的系统性、文化相对论把握、整体论的体现，都是认同的内容，也是学科的基本规范。我们要提高对这些规范的认知和尊重程度，注意我们的学科和作品与这些规范之间的差距。
目前看，我们与规范的差距不是在题目和口号上，而是在践行能力上。我们的题目和口号不差，但拿出的作品多跟题目对不上号，写出的东西往往名实不符。这说明我们的践行能力不足。同行同辈都要认定学科和学术有真规范和真标准，承认这些规范和标准不是我们口含的天宪而是天下之公器，因而值得锲而不舍地追求。这样追求几十年而不见异思迁，新的气象就可以出现，我们的学生和晚辈就有了见贤思齐和取法乎上的范式。
为奠定这个基础，我们要在注重田野工作的同时，致力于经典著作的翻译，民族学人类学几十种经典名著要尽快翻译和出齐，使教学有所依据，研究有所参考，翻译有所规范。《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学卷要重新编写或修订，以反映20世纪的学科内容。民族学词典和田野工作手册也应筹划编写。还应强化资料收集、整理和积累的系统性，包括检索、传阅和分享的现成性。与此相应的，就是强化对知识产权的承认和保护意识，包括学术作品中的引注规范和学术批评的健康机制。现在技术发达，社会开放，信息膨胀得厉害，其中也颇多泡沫。如果没有必要的导读和书评机制，对培养人才和提高学术水准不利。学术刊物应该担起这个使命。
二、“边缘化”问题
目前同行们对民族学的“边缘化”问题议论较多，主要是担心它在学术体系、在社会潮流和在学人（包括学生）心目中的位置没有以前重要。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三个角度看：一看社会潮流，二看学科性质，三看学术表现。社会潮流上，现代化免不了商业化、市场化和世俗化。传统上尊贵的东西，在现代化面前都有失重之感，例如西方的高雅文化启蒙运动时期曾是贵族沙龙里的宠物。法国大革命之后，它变成中产阶级的时尚，到20世纪晚期，它已跌成了大众自愉自乐的把戏。现在整个中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连传统的文史哲都有被边缘化之虞，遑论民族学？学科性质上，民族学本来就是对西方传统的“三才六艺”的补阙拾遗和对世俗偏见的纠偏匡正。这样的学科在本质上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人文为体科学为用，科学其表人文其里。它的功能不在登堂入室，而在陶冶化育。硬说它能救世补天，排忧解难或脱贫致富，那是学者“匹夫有责”的情怀，也是使用市场价值衡量学术，跟学科本质的关系不大。学术表现上，拿课题出成果，发表对重大问题的看法，这都是学者的个人表现。个人表现跟学科性质和学科整体水准固然有关，但不很直接。它跟个人素质、能力和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倒是有更直接的关系。这样看，民族学的边缘化也许不像大家感受的那样严重。
但与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相比，民族学确实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它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特别是在高中生、大学生、国家公务员心目中的位置都不高。它的就业市场也不好，我想这与社会发育程度和学人的素质有关。社会发育上，多数中国人还记得饿肚子的滋味，有钱有闲的人还是不多，民族学还是要过一段紧日子。知道此理，我们更要积极入世，促其发展，使衣食足礼义兴的日子早点到来。学者素质上，我们的功力确实还欠火候，没拿出多少让人折服的成果来。这说明我们更应坚持操守，提高素质。
三、应用研究与社会发展
民族学能为人类社会贡献跨文化理解，能为其他学科贡献理解多元文化的襟怀和角度，从而能更好地面对文化与公共性、本土化与全球化、主权与人权的问题。它能使所有的人受益，更能使文学、艺术、哲学和政治学受益。这是它的人文价值。
社会价值方面，民族学也有地用武。跟百年前相比，今日中国不再有大难临头、死期将至和亡国灭种之忧，却有了大国的更多责任。中国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本国与外国的关系处理好，以展示文明古国各种问题的与众不同，特别是与当时的列强和今天的其他大国不同之处？这固然需要决策者解答，但人文学科也责无旁贷。决策者从哪儿来？他们的思想又从哪儿来？还不是从学校，从社会，从文化传统中来？身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怎样体现多元一体的国情，怎样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怎样解决好台湾问题，怎样在促进西部发展的同时繁荣西部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怎样帮助贫困地区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这都是中国民族学应该也可以尽力的地方。几十年后强大的中国怎样看世界，怎样对待强国、富国和小国、穷国，怎样理解和处理“种族”和文化差别问题？这也是学人们应该思考并跟国人一起商量求解的问题。我们学科对国际问题的感知能力也很弱，中国民族学对海外各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印度的实地研究应该尽早提上日程。为此，我们甚至应该开始这些方面的语言培训和教学。
再具体讲，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与当前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的相关性，还有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与地方民族文化小传统“道不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不相害，小德流行，大德敦化”的机制，都是很有意义的题目。把这些总结出来，我们就更知道当前的“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都只是人类社会诸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是诸多可能的选择之一。人类社会还要发展，各种变化还会出现。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知识越多，对未来社会的应变能力就越强。这应该是中国民族学发挥特长的地方。
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的应用，都要首先解决学人内功不足的问题，包括学人操守和对学术水准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戒除隔靴骚痒的空话、套话、官话、洋话，才能紧扣生活，深入田野，做出无愧时代、不辱学科和不负于研究对象的成果。至于学者们跟职能部门的主动联系不够的问题，则应通过公开需求信息，公平竞争机制和出版机制向够水准的应用研究成果倾斜等办法来解决。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
关于计算机辅助民族学研究
陈长平
我国计算机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普及很快。不过，就人文学科而言，使用计算机辅助研究的程度差异很大。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相对较好，民族学则属于较差一类。老一辈学者基本不用计算机，中青年学者虽大都有一部个人电脑，但多半用来写文章，作简单的数字计算，或发发E－mail。不过， 一部分有社会学背景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十分自觉，他们在研究中经常使用问卷调查，并用SPSS（社会科学用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就总体而言，我国民族学在使用计算机辅助研究方面，与国外尚有较大差距。
在使用计算机方面，可以划分出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的使用如玛格丽特·S·布恩（Margaret S Boone ）所说：“有时使用电脑使人类学家的工作较为轻松，或较为复杂，或仅仅有所不同”。例如用电脑写作可以轻松地修改、编辑、拷贝，或通过互联网发到遥远的地方。用Excel可以方便地制表、 汇总并画出漂亮的图表。这些工作传统方法并非无法完成，只是更加辛苦，更加费时而已。凯提·莫兰（katy Moran）在一项关于斯里兰卡使用大象的研究中，将传统的方法与计算机的运用结合起来。他把入户访谈得到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使用Lotus1—2—3软件进行汇总计算，并用打印机输出统计图表。这使他的工作轻松而又漂亮。在此基础之上，他又使用SAS 软件对1970年至1985年大象所有权是否发生了变化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是肯定的，即大象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运算手工方式也能完成，但演算任务相当艰巨，而且费时费力。
这一层次上使用计算机的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它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手段。显然，只有在传统上倚重定性方法的民族学中尽量采用定量方法，才有可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大规模的统计分析。
第二，与许多人认为计算机将限制革新的看法相反，到目前为止，它一直鼓励创新。这一方面表现在对程序的改编或重新编写上，一方面表现在努力把事实（facts）与有关因素（factors）结合起来去解释现象上。
第三，由于计算机的方便、快捷和多任务功能，它趋向于模糊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各个阶段。这样，田野工作、分析和写作变成一个更为单一的、互相作用的和不断进行的过程。无论定量或定性结果的分析和写作都可以在田野中用便携式电脑进行，然后通过电话线或邮寄软盘的方式传回研究室。与此相似，在研究方案中，分析和写作也趋向于变成一个互动而不是截然分开的过程。计算机允许人类学家重复在写作中产生的新假设，允许他们边分析边写作。
在第二层次上使用计算机，是用计算机干一些传统方法无法做的事情。如特克斯特（Robert B·Textor）用计算机将400个社区中526个变量的一切交差相关建立起所有可能的四重表格（Fourfold table）。他先除去统计学上没有意义的和虚假的联系，然后设法找出所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可以提出许多有用的假设，从而引起人们进一步的研究。
巴巴拉·J·萨布里（Barbara J·Sibley）从一所现代化医院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入手，通过分析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的各个环节，来研究这家医院的官僚组织机构及其功能。这种着手调查的方法既新颖又抓住了信息时代的某种特征，对我们今后研究现代化组织机构极富启发性。
不过， 计算机最诱人也是最引起争论的应用是计算机模拟（simulation）。早在1963年，昆斯泰特（Kunstadter）等人已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了计算机模拟。但如何建立一个模拟复杂系统的模式，怎样对它进行灵敏度和有效性的检验，始终存在不少问题。起初人们致力于模拟大规模的复杂系统，后来则转为对小规模系统的模拟，但更加重视有效性检验。国外在这方面有许多实例，其主要内容有人口和婚配结构的模拟，海岛居住过程的模拟，考古学上对人口居住和人工制品分布的模拟，以及对小规模群体遗传趋势的模拟，等等。怀特和载德模拟了一个线性商品交换系统，发现一些人工制品分布的不均匀性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交换规律来解释。这类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
对计算机在民族学研究中的作用应当有客观的认识，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过分夸大。海姆斯（Hymes ）曾将计算机的作用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历史影响加以比较，这十分有趣也十分深刻。计算机能帮助我们看见细部并辨识复杂的关系——但有时是以牺牲看清更大的整体为代价的。信息被计算机筛选，正象它被望远镜或显微镜处理一样，解释仍落在人类学家的头上。而整合田野研究中发现的模式并进而发展成完善的理论，依然是人类学家的任务。
民族学在使用计算机的同时，也会以其自身的学科知识促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双向过程。人体工程键盘的出现，为残疾人设计的计算机，更为友好更富人情味的操作界面，语音录入、多语言平台、宽松的网络管理……，这无一不体现了民族学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思想。
在我国民族学传统中，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这不利于计算机在更深层次上的使用。因此，今后的民族学调查应有意识地加强统计学方法的使用，如抽样选点、问卷调查、假设检验等等。由于运用统计学方法需要一定的数学背景，其理论之艰，演算之繁，常使许多民族学者望而却步。国外的经验表明，统计软件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统计方法的应用，它使粗通统计学原理的人即可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去分析数据。只要操作者按照步骤和要求输入有关数据，计算机就会自动完成复杂的演算过程，输出正确的结果。有鉴于此，我们应通过各种形式在民族学工作者中普及统计软件的使用方法，如LOTUS1—2—3、EXCEL、 SPSS、SAS等软件的使用方法。
目前，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具备了建立中国民族学数据库的条件，应尽快着手进行。一旦建立了数据库，不仅会使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在现代化方面迈上一个新台阶，而且能极大地推动计算机在民族学中的运用。试想，如果足不出户就可在网上查到有关资料，并能马上复制到自己的论文之中，哪位民族学工作者不愿有计算机，不愿上网呢？建立民族学数据库是中国民族学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是学术界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令人高兴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对此非常重视，正在着手筹建中国民族学信息资料库。
（陈长平：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21世纪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走向显学的途径
王庆仁
尽管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的历史也有70多年了，但仍然是一门不太显眼的学科，且不说与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哲学等这些社会科学中历史较为悠久、并且较广为人知的学科相比，影响要小得多，甚至与40年代以后甚至80年代以后在中国相继出现的学科，如决策学、预测学、咨询学、未来学、人才学、领导科学等软科学相比，影响也要小得多。听说过民族学的人大概主要局限于全国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的部分高校、从事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的单位和部门，至于了解民族学的人，那恐怕就更是屈指可数了。人类学这一词汇听说过的人似乎要多一点，但也十分有限，而且，尽管人类学的名声要比民族学响一点，在专业圈里愿意用人类学名称的人要多一点，甚至一些原民族学的单位和机构在自己单位的名称上加上了人类学的称呼。但从学科地位上来说，至少目前还不如民族学，因为民族学毕竟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有关专业目录中列在一级学科中，而人类学却是隶属于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因此，人类学无疑也不是显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星亮博士1997年就发表了题为“努力使民族学人类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注：何星亮：《努力使民族学人类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一文，认为提高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地位，应主要从：一、加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宣传普及工作；二、加强综合研究；三、积极参与全国性的重大学术问题的争鸣和探讨；四、积极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五、重视基本功，提高研究人员素质五个方面着手。笔者认为，何博士的这五点意见都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要在下一世纪成为显学，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值得注意，即要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西方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整个学术界产生过两次比较大的影响，一次是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时代，另一次是列维—斯特劳斯时代。他们之所以能够对整个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与他们在方法论上的重大进展和创新是分不开的。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开创了一套人类学和民族学实地调查中比较严谨、扎实的参与观察方法，使人类学研究走上了比较规范的道路，从而为人类学成为显学奠定了关键的基础。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一套关于社会文化的结构分析法，不仅对人类学界而且对当时的整个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无疑对扩大人类学的影响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出新方法的途径很多，如从人类学和民族学本身的研究中进行提炼和总结，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借鉴，到自然科学中去寻找等等。在这些途径中，笔者以为，到自然科学领域去寻找不失为非常明智的途径之一。
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推动整个社会科学进步的主要力量，社会科学必须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改变自己的形式。这种关系明确告诉我们，社会科学要进一步深入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科学方法随着科学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科学的综合而综合。现代科学的发展，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已明显出现了高度综合的趋势，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的冲击和影响越来越强烈。作为社会科学一份子的民族学自然也不能例外。
民族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一直在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如它在产生的时候就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重大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又曾受到热力学、生态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计算机等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数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饮食人类学等跨科学学科，无疑也都是受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
在人类学史和民族学的历史上，一些十分著名的人类学家，如博厄斯（F·Boas 1858—1942）和马凌诺斯基（B·K·Malinowski 1884 —1942），都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人。博厄斯是学地理学的，马凌林斯基是学物理学和数学的。他们进入人类学领域后，把自然科学严谨细致的风格和实验推理的方法用到了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实地调查中，使人类学研究进入了比较规范的科学研究阶段。
著名英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得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 1881—1955 ）则极力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结构主义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公开承认的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个方面中就有地质学。
从上述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历史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产生与重大发展，都与当时的人类学家们借鉴和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有关。过去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
中国民族学自诞生以来似乎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太亲密。很少有人借鉴和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这也许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学没有取得突破性成就，从而造成有震动意义的社会影响，使民族学成为显学的关键原因之一。
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是人类深入认识世界的必然趋势，民族学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又离不开自然科学，因此，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就必须要高度注视自然科学知识及其新发展，并把它们及时充实到自己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内，使本学科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能达到更高的高度。否则，不用说民族学理论建设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不用说成为显学，恐怕就连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
（王庆仁：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民族学的边缘化：世纪回眸
潘蛟
民族学在中国是否有被社会边缘化的趋势？
我想可能是的。
本世纪初，民族学在中国可以说是一门显学。《天演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著作不仅是维多利亚时代民族学的遗产，而且也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启蒙的经典。那时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学知识的渴求几近狂热。据说，蔡元培先生就曾置北大校长职务不顾，在德国汉堡大学报名，准备再度进行民族学深造，后来是依北洋政府电促，才回到上海。在“五四”时期，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曾象走红的小说一样，在《晨报》副镌上译登连载了一年多的时间。而马林诺斯基的那本《文化的科学理论》还没有完稿，就在天津《益世报》上以《文化论》为题，边译边登了。
作为知识，民族学不仅曾为中国的现代政治提供过这样或那样的服务，而且还预设、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权力关系。回顾历史，我们能看到，无论是“保种保教”、“君主立宪”，还是“反清排满”，都在援引欧洲“白种”、美洲“红种”、非洲“黑种”、印度“棕种”言事；无论是“新文化”还是“新生活”运动，无论是“东西文化”还是“中国社会性质”争论，无论是《中国之命运》中还是《评〈中国之命运〉》，无论是“五族共和”还是一个“国族”的共和，无论是“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是民族叙事，不同之处在于版本。
在那时的大学教育体制中，民族学的处境好像还不错。在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人种学／民族学是选修历史的学生需要学习的课程。在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规程中，专修哲学、历史、地理、文学、动物学的学生是需要选修人种学／民族学的。那时，开设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或课程的大学实际上并不比现在少，而且大都是一些名校，例如，燕京、清华、北大、辅仁、南开、金陵、复旦、浙大、中山、厦大、华西、云大、西北大学，等等。
相对而言，今天民族学的位置倒是比较边缘。作为专业或课程，它主要开设在一些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区的一些院校中。不知为什么，当外面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原始民族”或“原始文化”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学却很关心象汉族这样的复杂社会，而当外面的民族学已不再仅仅关注“原始民族”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学却不仅几乎蜕变成了“少数民族学”，而且几乎被当成了只有少数民族才需要研习的学问。
然而，即便在少数民族领域，民族学家的角色也有被边缘化的迹象。在过去，无论是国民党政府的“边政”设计，还是战后“参与”对日本的处置和改造；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民族识别，还是“民主改革”，都忘不了聘请一些民族学家参与其事。然而在今天四川的二滩电站，新疆、内蒙的高速公路等国际项目中，在中方队伍中能够见到的只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至于民族学／人类学家，则要在世界银行那边去寻找。前些时候互联网上有报道说，世界银行帮助我国在西北地区进行扶贫移民的最后一笔“软贷款”计划，因在国外遇到一些主要是与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的批评而被搁置了起来。此消息有点让人意外，因为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移民计划。但是，让人更关心的则是这个移民计划的最初制定是否有中国民族学家参加？在此纷争之后，政府是否会邀请一些民族学家来帮助接待对此计划的再次国际调查和评估？然而，这些消息却是无从打听，不得而知的。
市场需求至上，经济学成了无所不能的学问，这可能是今天民族学趋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学学会就在呼吁民族学家努力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服务。十多年过去了，以此为专题的年会、笔会已开了不少。但是，民族学的边缘化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在加剧。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即便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民族学家也不如经济学家在行，而急于与经济学家争抢这份时代的宠幸，却使民族学家几乎丢掉自己学科固有的文化批评视角和立场。因此，愚以为民族学倘要摆脱时下遭遇的边缘化，首先恐怕还得要能够耐受这种边缘化。我们不必去效仿那些经济学家，对于象明年究竟是应该“种草”还是“种树”这样的问题，他们未必就比当地人懂得多；我们也不必来与他们抢彩，无论是在“梯度开发理论”，还是“国际大循环理论”大合唱中，那片高音区都不可能属于我们。能够怨愤自己的知识不能应用固然是不错，但值得反思的也还有：“应用”曾经对于知识做过的践踏——象苏联的李森科、我国的大跃进那样。自责不切实际已很多年了，然而这个学科却并没有因此走出边缘化的困境。或许，我们之所以走不出这个困境，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切“实际”，而是因为我们太讲求“实际”，以至丢掉了自己的精神。在今天，“讲求实际”实际上已不稀罕，稀罕的倒是我们曾有的某种迂阔。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很远，民族学家需要做的可能并不是鼓动大家一路狂奔，而是不时提醒大家留神一下这条路上的诸多陷阱。
在今天的政府官员中已经有了许多由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民族学人才，从而民族地区的许多事情已无须再烦劳民族学家，这可能也是导致民族学边缘化的原因。此外，发生在民族学家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源易位，也是导致民族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政府不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许多事情需要向民族学家咨询。今天，政府在民族地区已建立了十分健全的基层组织，地方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表甚至能告诉你这些农户去年买了多少钱的书，喝了多少钱的酒。这也就是说，今天的情况几乎已被颠倒了过来，由于研究经费和田野工作时间有限等原因，在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政府在向民族学家，而不是民族学家在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由于有求于别人的时候远比别人有求于自己的时候多，民族学家感受到了边缘化，这其实是很自然的。要改变这种情况看来并不容易的。首先，民族学家必须争取到足够的田野工作时间，才能改变目前这种去地方上收集一些报表和工作报告便打道回府的“调查”方法。其次，民族学家需要通过自己扎实深入的调查分析，让政府看到，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不同，民族学家的工作尚不能由政府调研人员取代，由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民族学家和来自政府机构的民族学专家，即便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高见。
应该顺应“市场需求”，这是边缘化和裁减民族学的一般托词。80年代初厦门大学创建的那个人类学系，就是因为培养出来的本科学生不好分配，难以满足“人才市场需求”，在90年代被撤销的。
然而，让人费解的却是，即便在美国、日本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族学／人类学的生存也不是这样艰辛。在那里，民族学／人类学不仅是大学中的一种专业，而且也可以是一般学生的修养课程。在他们看来，民族学／人类学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容忍那些肤色、文化、习俗上的异己，而且也能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价值和行为。是否有情趣来理解他者，是否有勇气来反省和批评自己，能否容忍那些文化上的异己，这对于能否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与别人和平相处是很重要的，因此民族学／人类学也可以被看作是公民教养中的一种素质。
当然，我们也是强调“素质”教育的。把“素质”看成是专业、职业、本行、应试之外的某种教养，也是我们下意识里的共识。我们实际上也清楚，教养更多的是指那些难以言说的情趣、品味、信念、道德和态度，它们虽然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与生计和温饱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却是社会的整合，公共领域的构建不可或缺的。社会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道德的，政治的，因此，除了经济之外，我们还必须讲政治，讲情趣，讲精神。因此，除了时下得宠的工商管理之外，大学也还需保留文、史、哲等“古旧”、“迂阔”的专业；除了专业课程之外，也还需要开设一些与职业和“市场需求”实际上没有太大干系的“公共课程”。
然而，不清楚的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文史哲知识当作大众必需的素质，却不能把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当作是公民精神健康需要的一种教养；为什么除了作为专业之外，我们就不能把民族学／人类学当作是历史、哲学、文学、新闻、艺术，甚至工商管理、理工学生需要的修养课程；为什么民族院校的学生必须学习“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而一般高校却不能把它当作一门可选修的“素质”课程；为什么河北电视台的校园模特儿大赛可以把能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作评判模特儿内在素质的标准，却不考虑：如果能懂点儿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情，那也可以算是一种修养和情趣。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民族学既是在破析人类生活的意义之网，也在编织这张意义之网。单纯的市场需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所谓的“市场需求”上，着附着我们编织的意义。如果民族学既不能破析，也不能编织人类生活的意义之网，而只是消极地悬挂在这张网上，既不能为自己呈词辩护，也不能为自己创造“市场需求”，那么，等待它的将不仅仅是边缘化，而是死亡！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学科定位与学科建设
包智明
在欧美和日本学术界使用的民族学一词的含义，大体上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和欧洲大陆的民族学相当。目前，在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作为专业或课程名称，已经不使用民族学一词，但作为学会和研究机构的名称，为了把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相区别，仍在沿用民族学。比如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日本民族学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不同国家、不同学者虽有不同的认识，但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即是民族学是以田野调查和比较的方法研究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的一门学科。
中国的民族学从其来源来说，是地地道道地从欧美引进的舶来品。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断受到来自欧美的学术影响。因此，在5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民族学一词的含义，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欧美所使用的含义没有什么不同。但50年代以后，由于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的中断甚至对它的排斥，再加上中国本身的实际需要，中国民族学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为多学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这种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法也作为其主要研究方法，并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中国少数民族。因此，它与欧美及日本的民族学相比，其区别是明显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多学科化以及研究对象的狭化，是中国民族学与欧美及日本民族学的区别所在。这种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区别，导致了学科基础理论、基本方法训练等学科体系方面的差异。70年代末，恢复与欧美及日本的学术交流后，由这种本土化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培养出来的民族学者与国外民族学者的交流遇到了困难，其对话也缺少共同语言。这种局面使得中国民族学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个是强调民族学的文化人类学性质，主张与国际学术的接轨；另一个是更加强调中国民族学的独立性，排斥欧美的学术影响。有一段时间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在一级学科的民族学后加上了带括弧的文化人类学。其意大概是民族学包括文化人类学。看起来似乎强调民族学的文化人类学性质的一派占了上风。然而，实际上把民族学看成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的观点仍然是主流。无论是普通民众理解的民族学，还是学术实力派人物定位的民族学，均属于这种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
很显然中国民族学的现实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之间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能否解决好这个矛盾，关系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不赞同为了与国际学术的接轨，完全用欧美及日本的学科规范来代替已有几十年历史的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做法。因为这种片面追求“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做法，不符合中国民族学的现实。即便引进新的学术规范，几十年根深蒂固的民族学认识一时还难以改变。而且本土化的民族学在中国还具有一定的市场和重要的社会作用。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改变或否定它。然而，在另一方面，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也不应该排斥与国外同行的对话。要对话就需要共同的语言或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即涉及到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在保留原有的本土化的民族学的前提下，再发展出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民族学。为了与原有的民族学相区别，这种国际化的民族学不再叫民族学，而叫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或干脆叫人类学）。中国民族学继续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文化人类学应该强调遵循国际上公认的学术规范。与民族学研究少数民族不同，文化人类学不但研究少数民族，而且还应研究汉族和国外的其他民族。与民族学强调应用性不同，文化人类学更应该强调它的教养性，即强调它通过促进对多元文化或异文化理解和认识来提高国民素养的作用。
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分离，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趋势。几年前，有人在谈到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时，曾提出“三科并立”的构想。我认为这个构想符合中国的现实。它不但肯定了中国民族学独立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提供了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的可能空间。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在已有了研究少民族的民族学和研究汉族的社会学的情况下，既研究少数民族又研究汉族的文化人类学难于在学科体系中找到恰当的位置。文化人类学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狭缝中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今后中国民族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
21世纪人类学的若干展望
潘守永
可以肯定，21世纪的人类学与20世纪人类学会有很大的不同，其成就会更大。但20世纪形成的若干原则在21世纪仍然会继续得到贯彻，所以21世纪的人类学并不必然迥异于20世纪的人类学。
20世纪已经表现出来的区域性发展不平衡性，在21世纪有望解决，由之带来“非西方人类学世界”的出现，中国人类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目标尚未实现之前（前50年），中国人类学将处于摇摆不定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视西籍若神圣”的心态不能根本扭转（余英时语），中国人类学的认同将长期停留在认同西方的流行理论的阶段；另一方面又会退守到狭隘的“中国本土化”樊篱之中。“本土化”是以“中国本位文化”为核心的，但这个“本位的文化”自近代中西之争以来已在逐渐消退，对中国古典的训练在20世纪已被自行“扬弃”，新一代的知识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传统的认识越来越疏远。“本土化”的号召者只能以社会进化论（清末传入中国）、科学和实证主义（“五四”时代传入中国）等等学说为号令，而无法从内部提炼出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的价值与认知体系。余英时用“反西化的西化”（anti WesternWesternization）来概括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矛盾状态；指出这里隐含着一种民族情绪，实符合“视西籍若神圣”的潜意识。人类学的发展必仰赖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而不能付诸以道德热情。中国人类学的前途只有在解决了“崇洋”与“忌洋”不良心态之后，才能走入光明的坦途。
人类学学科地位不明确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以西洋为参照的现代学科体系在高等教育全面改革后不久即能实现。但是，“中国人类学”一词并不可能因此而进入涵义清晰、边界准确的境地。西方兴起的“说词”，诸如“后现代”、“后殖民”、“东方主义”、“后过程”等等，仍会像过眼烟云一般此起彼伏。大多数新生代仍然在“西方”与“本土”的矛盾中打转转。要经过一段痛苦的磨砺，才会有少数学者最先走出迷障，从中国文化的内质中找到“中国人类学”得以确立与腾飞的钥匙。
整体上讲，我对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充满信心，但不免担心因人气不旺和内耗过甚，使原本举步维艰的学界背负更沉重的包袱。
在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尚未落实之前，我基本反对奢谈“应用”的问题，否则人类学有进一步庸俗化的流弊。有人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丧失了三次发展的时机：“文化热”时，学科群体忙于恢复和重建；农村经济改革时，缺少自信和参与意识；城市改革中，早已被排挤在主流学科之外。故有人认为21世纪终于到了人类学大展宏图的时候，人类学者必须冲进社会改革的洪流之中，多多应用。我承认人类学的发展必须和社会变革相结合，积极研究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但研究的目的在于认知，而不在于应用，至少，应用不是首要的任务。当人类学羽翼丰满，硕果累累之时，才是应用人类学施展身手之日！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讲师，博士）
田野调查：民族学学科的真正基石
贾仲益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学科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是民族学人的看家本领。民族学一旦没有田野调查，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田野调查不仅决定了民族学的学科特色，也从根本上决定着民族学学科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多年以来，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民族学界对于田野调查在学科传承和发展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在我看来，这种不应有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到行动上尤为普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学的真正症结和危机之所在。
表现之一是，不少人嫌田野调查报告学术性不够，不愿承认它们是学术成果。人们既不对那些埋头乡间扎扎实实地从事调查研究的研究者持敬重态度，也不对那些满足于用第二三手资料拼凑文章，著书立说的“学者”表示鄙弃。田野调查研究成了费力不讨好的自讨苦吃。
表现之二是，民族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没有受过系统的田野调查训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经历，也没有发表过独立的田野调查报告，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顺利地获得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田野调查在民族学人成长经历中似乎愈来愈变得可有可无。
表现之三是，田野调查在操作上越来越变形、走样。很多人的所谓田野调查，不过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长者一两个月，短者几天十几天，以致于所调查社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摸清，不得不借助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来填充报告。更有甚者，连下乡都未必，只要能从县级相关部门弄到需要的材料也算得上“下去搞调研”。田野调查研究流落到这步田地，其实也就真的是“可有可无”了。
表现之四是，尽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业内人士依然心安理得。既不见棒喝的文章，也不见省思的文字，似乎一切都属正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现象。
当然，将这些问题都归结为民族学人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和主观努力得太不够，是有失公允的。作为一门可以对中国社会有所贡献的学科，长期以来却被经费短缺所困扰，正常的调查研究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实践无法开展，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不幸。更不必说这个学科的许多学术领域，往往是或明或暗的“禁区”。
话说回来，中国民族学的最终出路还在民族学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抱怨救不了民族学，等待同情只会招来嘲笑和鄙夷，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或是自欺欺人则只有死路一条。
客观点说，中国民族学现今的尴尬处境是民族学人与社会消极互动的结果。从消极的意义上说，社会失去民族学这个学科依然可以正常地运转，而民族学一旦失去社会的理解、承认和支持，则是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变现状，民族学人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拿出行动来，拿出成果来，用学术贡献去赢得社会的了解、理解、承认和支持。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健全的社会需要健全的知识，民族学是这种保障社会健全的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民族学人应该而且可以为增进人类理解、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独特贡献，这是民族学的价值所在，也是民族学人的社会责任之所在。因此，且不论民族学受到冷遇的原因为何，民族学人依然应该在贡献、推广和普及民族学的知识方面下苦功夫。
那么，民族学人究竟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
我以为，根本的一条还是田野调查。只有扎扎实实地开展田野调查，民族学学科才能脚踏实地地走出目前的困境。
首先，从学科本身来说，田野调查是中国民族学理论原创力的源泉。只有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研究对象有真切的了解和独到的认识，才可能形成独立的理论观点，而独立的、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就构成了学科知识价值的真正内涵。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充当主力的民族识别，堪称空前的壮举，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的关键应是创造性地将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说运用于实践，从而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民族实际的识别结论，而这一成就的前提，即是当时学者们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惜乎此后值得称道的田野调查少之又少，中国民族学也因之辉煌不再，甚至沦落到只有附和异域言论、人云亦云的地步。这种角色，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敬重的。民族学要在中国学术之林立足，中国民族学人要想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根本在于有独特的学术贡献，而这又有赖于独到的田野调查阅历。
其次，从学科间的资源竞争、生存竞争角度而言，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学科的生存之本。现如今，学科间的传统分界线正随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术语概念的共享、混同而日渐模糊。想靠几个传统的专业概念、术语来健立学术阵地已是不可能了。民族学要想保持学科的独立性，就必须有富有特色的知识体系。而富有特色的知识体系的产生，又非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不可。民族学在研究方法上固然不能逆当前的学术发展潮流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但也不能随波逐流，舍了根本。在我看来，田野工作方法在人和文化研究方面依然是最行之有效、最富有成果、最值得信赖的研究手段，也是其他学科不容易取法的研究方法，应当通过引进现代的设备和手段来充实和完善田野工作，使民族学的理论创造建立在更完备的认知经验基础上，使民族学的知识传播方式更加深入、细致、生动并为大众所欢迎。
再次，田野调查是民族学树立形象、宣传自我的重要途径。迄今民族学的知名度依然较低，社会人士了解民族学的寥寥无几。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学的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各民族的生活现实。所以，尽管民族学以研究民族自居，它却不为人们所熟悉、所重视、所认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要改变这种状况，民族学人就必须走进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深入地接触、细致地观察、反复地验证，从而比较真切、可靠地倾听到人民的心声，充当好社会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从中体现和证明民族学人的角色价值，让人们从实际中了解和认识民族学的存在意义。因此，坚持田野调查，就是民族学自我宣传、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有效方法。
总之，我认为，田野调查的水平、力度关系到中国民族学的兴衰。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如此，展望未来，这依然是不易之理。
（贾仲益：中央民族大学讲师，在读博士生）
收稿日期：199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