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清华简《保训》篇中的“阴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阴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华简《保训》篇的编连、释读工作基本完成后，学界对此篇的解读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李学勤先生提出“周文王遗言”说，姜广辉先生提出“《保训》十疑”，王连龙先生在对“十疑”的释疑中则提出了《保训》篇与《逸周书》有密切关系，姜广辉于“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中进一步提出“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①。笔者认为，这几种不同观点都很有创见和启发意义。本文的观点介于王连龙与姜广辉的观点之间，而主要对《保训》篇中的“阴阳”谈几点拙见。
《保训》篇有云：“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对此，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举证黄天树教授有《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论文，论证“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据此，李先生认为，“文王提到‘阴阳’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拙见以为，此说有可商之处。
在传世文献中，“阴阳”首见于《诗经·大雅·公刘》的“既景其冈，相其阴阳”，“阴”是指山的北面，“阳”是指山的南面。《说文》对“阴”、“阳”的解释即是：“阴，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段玉裁注：“闇之反也，不言山南曰易者，阴之解可错见也”，即谓“阳”是指水之北、山之南也。萧良琼先生在《从甲骨文看五行说的渊源》一文中提出：“甲骨文中有阴、阳二字，但没有材料说明商人已有阴阳变化的思想，阴表示天气，阳用于地名。”如卜辞《合》19781中的“丁巳其阴乎？允阴”，此“阴”是指阴天，而《屯南》4529中的“南阳”则是指地名②。黄天树先生的《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一文即针对此提出商榷。文中关于“阳”字，黄先生举证在甲骨文中“‘南阳’与‘北对’，实际上就是阴与阳的对贞”。甲骨文中又有“奏山阳南”、“舞羊(阳)”、“燎山阳”等等，黄先生指出，“‘阳’、‘南’是同义词连用”，卜辞之意即“在山的阳坡即南面”举行奏舞、燎祭等活动以乞雨。黄先生在文末的结论中说：“商代甲骨文中不仅已有‘阴’、‘阳’二字，而且‘阴’指‘水之南、山之北也’；‘阳’指‘水之北、山之南也’。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③
对比萧、黄两位先生的解说，可知他们都肯定甲骨文中有阴、阳二字，所不同者是萧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阴”表示天气(即阴天)，黄先生认为“阴”是指“水之南、山之北”，然而实际上在对“阴”字的解释上他们都不会否认对方的解说；真正的分歧是对“阳”字的解说，即萧先生认为“阳”用于地名，而黄先生认为“阳”与“阴”相对，是指“水之北、山之南”。萧先生的结论是“没有材料说明商人已有阴阳变化的思想”，所谓“阴阳变化”即指以“阴阳”表示的天气寒暖的变化。在黄先生的举证中也没有举出甲骨文中有“阳”表示天气(晴天或暖天)的材料，故黄先生的解说并没有真正构成对萧先生结论的否定。所谓“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这里的“辨阴阳”实即辨南北，与“定方位”同义；所谓殷人“有了阴阳的观念”，并不是说殷人已经有了“阴阳变化”的思想，方位、南北当然是不能“变化”的。
从黄先生举证的材料看，殷人还没有将“阴”、“阳”连用。《诗经》中的“相其阴阳”，虽然仍是指山之南北，但“阴”、“阳”连用已是语言上的一个进步。黄先生在文章中还举证，西周中期铜器《永盂》铭文云：“赐畀师永厥田阴阳洛。”其中“阴阳洛”是指“今陕西秦岭南麓洛河南北一带”。在西周晚期铜器《敔簋》中亦有“阴阳洛”一语。近年出土的秦駰玉版有“华大山阴阳”，指山之南北④。从这些材料看，至西周中晚期“阴阳”还主要用于辨南北。
关于《周易》，传统说法有周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之说，而其卦爻辞则有文王所作和周公所作等不同说法。现学界一般据卦爻辞的内容而认为其编定在西周早期的成、康之世。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只有《中孚》卦九二爻辞有“鸣鹤在阴”，此“阴”字疑借为“荫”，“在阴”即在树荫之下⑤。除此之外，《周易》的卦爻辞中没有“阴阳”观念的痕迹(当然亦可说在《周易》的奇、偶爻画中已潜含了“阴阳”观念，但潜含即有待于发挥，还不能说已有)。
倘若以上所说可以成立，那么如《保训》篇所云，周文王在临终遗言中讲到“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就是十分突兀的。“测”即测度，与“相其阴阳”的“相”大致是一个意思。但“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其中的“阴阳”就已不是南北方位的意思，而是有了气候寒暖即“阴阳变化”的思想。“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此句的解释，“测”意为“考量”，“物”即“事也”⑥。考量“阴阳”之事，“咸顺不扰”，意即司马谈评论六家要旨所谓“因阴阳之大顺”、“序四时之大顺”(《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孔子所说“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而不扰民的思想。如果周文王在临终遗言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那就有些“超越时代”而不符合思想史发展的逻辑了(参见文后“补注”)。
殷代和西周早期还没有形成“阴阳变化”和“测阴阳之物”的思想，这在《尚书·洪范》中可得到印证。其“初一曰五行”，“次八曰念用庶徵”，所谓“庶徵”即雨、暘、燠、寒、风(五种天象)，当人间有诸种善行，就会有吉的天象即“休徵”，当人间有诸种恶行，就会有凶的天象即“咎徵”。此“庶徵”后来发展为春秋时期的“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五行”与“庶徵”分属不同的范畴，即“五行”属地，“庶徵”属天，这在春秋时期发展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或“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之说⑦。在西周早期，不仅没有把表示气候寒暖的“阴”“阳”并连，而且“庶徵”(天象)是天神奖惩人间善恶的徵兆，故当时也不会有从治道或生产考虑而“测阴阳之物”的思想。《尚书》中除了伪古文《周官》有“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之外，余皆无“阴阳”的表述。
《诗经》中除了“相其阴阳”之外，还有一些分别使用的“阴”、“阳”。如“曀曀其阴”(《邶风·终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阴雨膏之”(《曹风·下泉》)、“又窘阴雨”(《小雅·正月》)等等，这几个“阴”字即表示天气(阴天)。“在南山之阳”(《召南·殷其雷》)、“遭我乎峱之阳”(《齐风·还》)、“曰至渭阳”(《秦风·渭阳》)、“至于泾阳”(《小雅·六月》)，“在洽之阳”(《大雅·大明》)、“居岐之阳”(《大雅·皇矣》)等等，这几个“阳”字是指水之北、山之南。以上两意在殷代卜辞中已有之。另外，《大雅·公刘》中有“度其夕阳”，《大雅·卷阿》中有“于彼朝阳”，“夕阳”是指山的西面，“朝阳”是指山的东面。值得重视的是，《豳风·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采薇》有“岁亦阳止”，《小雅·杕杜》有“日月阳止”，这几个“阳”字是指春天或夏天的温暖之气，此意是殷代卜辞中所没有的，可能发生在西周的中后期。
高亨先生说，《小雅·采薇》“当是西周宣王时期的作品”⑧。与《采薇》言“岁亦阳止”相应，《国语·周语上》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在这一大段话中出现了“阳瘅愤盈”、“阳气俱蒸”、“阴阳分布”等表述，所谓“阴阳分布”就是在春分时节日夜均分或寒暖之气均衡分布的意思。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在西周幽王时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论地震之发生，乃至在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的思想得到长足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⑨。
王连龙先生认为，《保训》篇与《逸周书》有密切关系。现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认为《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商誓》、《度邑》、《皇门》、《尝麦》、《祭公》、《丙良夫》等篇是西周作品，而这几篇都没有“阴阳”的表述。其余各篇有的“本出西周而经春秋加工改写”，有的即作于春秋时期⑩。在“本出西周而经春秋加工改写”的《成开》篇有云：“一、天有九列，别时阴阳；二、地有九州，别处五行”，此以“阴阳”属天，以“五行”属地，是比较典型的春秋时期思想。在作于春秋时期的《大聚》篇有云：“道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这也有以“阴阳”属天，与地相对而言的意思。在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中已经有了以“阴阳”统天地、四时以及刑德、生产等人事活动的思想，但《黄帝四经》不言“五行”。至战国中后期的阴阳五行家始提出“五行”是“阴阳”所生，将阴阳、五行配在四方、四时，更明确地提出了“圣王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在这一思想发展序列中，《保训》篇的“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似在《逸周书》之后，大约处于《黄帝四经》的位置。
《逸周书·武称》篇有云：“春违其农，秋伐其穑，夏取其麦，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时也。”《大武》篇亦云：“一、春违其农，二、夏食其谷，三、秋取其刈，四、冬冻其葆……伐之机也。”这是主张在春夏秋冬都可针对敌方的给养要害而发动战争，此与《黄帝四经》所谓“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因天之杀也以伐死”(《经法·君正》)，“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十大经·观》)，阴阳五行家更明确提出在春夏两季“不可以称兵”，“不可以起兵动众”，只有在秋冬两季方可“选士厉兵”，“命将率讲武”(《吕氏春秋·十二纪》)，是很不相同的。这说明《逸周书》中的兵书部分作于《黄帝四经》之前。而《周书序》所云：“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备猃狁，谋武以昭威怀，作《武称》。……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此完全不可信。而刘知几说《逸周书》“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増益也”(《史通·六家》)，李焘说《逸周书》“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汲冢周书序》)，胡应麟说“至《大武》、《武称》等解尤为乖谬，近于孙、吴变诈矣”(《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八《三坟补逸下》)，这是言之有因、持之有故的。
《逸周书》中有两篇“周文王遗言”。其一《文儆》篇云：“维文王告梦，惧后嗣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向非利？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这里有仁、义、礼、乐的排列，显非殷周之际所能言。其二《文传》篇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在这一长篇遗言中有云：“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故诸横生尽以养从(纵)[生]，从生尽以养一丈夫。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这里的“开塞”令人想到《商君书》中有《开塞》篇。“诸横生”指禽兽等，“纵生”指人类，“一丈夫”即天子，言人类尽以养天子，不似儒家的圣人所能言。“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将王、霸并举，更似战国时期的思想。文末又有云：“兵强胜人，人强胜天。……令行禁止，王始也。”后一句大有法家的思想倾向(“有十年之积者王”亦有法家的思想倾向)。而“人强胜天”又见于《黄帝四经》的《经法·国次》，其文云：“过极失当，天将降殃。人强胜天，慎辟(避)无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似乎可以说，《经法·国次》是针对《逸周书·文传》而提出了反命题。如此说来，李焘说《逸周书》“书多驳辞……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汲家周书序》)，唐大沛说此书“真赝相淆，纯杂不一”(《逸周书分编句释凡例》)，是符合《逸周书》之实际的。
概言之，《逸周书》中的两篇“周文王遗言”并非西周史官的实录，而是出自春秋战国时人的伪托。现在清华简中又出现了一篇“周文王遗言”，它与《逸周书》有密切关系，但不属一个系统，这从二者记年号不同就可看出来，如《逸周书》多言“维王元祀一月”、“维王二祀一月”，“维王三祀二月”，“维二十三祀庚子朔”(黄怀信谓“二”当是“王”字之误，此应指武王，《序》误为文王)、“维三十有五祀”(黄怀信谓“三”亦“王”字之譌，此亦指武王(11)，而《保训》篇首言“维王五十年”，言“年”而不言“祀”(亦不记月)，又与《文传》所谓“文王受命之九年”相矛盾。《逸周书》中的内容有“宜孔子所不取”者，而《保训》篇特别强调“中”，又云“厥有施于上下远迩，廼易位迩稽”(这相当于儒家的“忠恕”或“絜矩”)，“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也与孔子所说“使民以时”相合，为什么《保训》篇这一甚符合儒家思想的“遗言”也不被孔子、子思和孟子等所称引呢？《逸周书》中有“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伪托的赝品，从以上分析可知《保训》篇亦非西周史官的实录，它是出于春秋战国之好事者之伪托，还是出于今之好利者所作伪，这就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鉴定的过程了。
[补注：近读廖名春先生的文章，提到李学勤先生将“阴阳之物”释为“正反之事”。然而，“正反之事”与后面的“咸顺不扰”或“咸顺不逆”似文意难以相连。廖名春先生认为，此处的“阴阳”疑指“君臣、上下、夫妇等”。按，以“阴阳”比附君臣、父子、夫妇等亦较早见于《黄帝四经》，其文云：“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称》)由此可知，以“阴阳”指君臣、上下、夫妇等，必在有了“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的思想之后。《黄帝四经》又云：“凡观国，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虽强大不王……主失位则国荒，臣失处则令不行。”“凡观国，有六顺：主不失其位则国有本……主主臣臣，上下不斥者，其国强……主得位，臣辐属者王。”(《经法·大分》)“君臣易位谓之逆……君臣当位谓之静……静则安……安则得本……”(《经法·四度》)如此说来，《保训》篇所谓“使君臣、上下、夫妇之道‘咸顺’而‘不逆”’，是很符合《黄帝四经》思想的。但《保训》篇云“惟王五十年”，意谓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这是于“君臣之道”有所不“顺”的(可对比《论语·泰伯》载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史记·周本纪》载，文王被囚羑里而获释后乃“阴行善”，谋革殷之命，当武王即位“师脩文王绪业”而起兵伐纣时便声言“奉文王以伐”。当此殷周革命之际，文王怎能在临终遗言中强调使君臣之道“咸顺不逆”呢？]
注释：
①相关文章见2009年4月13日、5月4日、5月25日、6月8日《光明日报》。
②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218页。
③黄天树：《黄天树古文字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页。
④黄天树：《黄天树古文字论集》，第214页。
⑤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9页。
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⑦参见拙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二章第七节“六气与五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4页。
⑧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7页。
⑨参见拙文：《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与气论》，《气论与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15页。
⑩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6页。
(11)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