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音乐生产本质结构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论论文,本质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生产活动是人们最重要的基本社会活动。我们对生产的解释是：生产是创造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行为过程。即以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为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利用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因此，生产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生产活动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另一方面，生产活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保证了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正常进行。除此之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会看到大师们对生产还作了更广义的理解：“生产”一词不仅表示物质财富的生产，而是广义地指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人在科学、艺术、政治领域中的活动。
由此看来，对音乐的音乐社会学考察，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进行，即把人们的整个社会音乐活动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生产活动来进行考察。基于这样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代的音乐传播中，音乐传播运动所内涵的诸多环节是处于空前活跃的生产运动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将进一步了解的是：音乐生产是否绝对等同于一般商品生产？什么样的音乐生产状态才是正常、合理的生产状态？在社会的音乐生产活动中，我们能否寻求一些带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可能使我们较为理智地认识现代高科技条件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中音乐生产的现状与本质并努力地实现社会音乐生产的合理进程与规模。
在本文中，笔者重点分析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与结构，并以此作为对社会音乐生产全面探索的起点。
一、社会音乐生产本质初探
什么是社会音乐生产？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应当了解的问题。所谓社会音乐生产，即是一种创造、产生音乐的人的行为活动过程。只有产生音乐的行为活动，才有可能成为音乐生产。其次，这种创造、产生音乐的人的行为活动过程，是具有社会性的。而只有具有社会性的音乐生产，才是社会音乐生产。马克思曾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①a]因此，从本质说来，人的任何音乐创造，游离出社会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原始先民创作的劳动号子、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家们的抚琴吟歌、中国民间热闹欢腾的吹打丝竹以及近现代和当代的群众歌曲、流行音乐、交响音乐、“先锋音乐”创作，无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体现着这些音乐生产的社会性：这些音乐生产，在其“产品”的功能价值、思想倾向、反映内容、表现手段等等方面无不受社会的多方制约或影响；而且，这些音乐生产的“产品”其本质方向是流向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听众层或某一时代、社会背景中。再者，在这些音乐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构成的音乐行为传递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无论这种关系的内部结构是简单还是复杂。
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社会音乐生产，具有以下三方面最本质的特性：音乐生产的社会适应性、生产“产品”的创造性和生产“产品”的非商品性。
⒈适应社会精神需求的音乐生产
从人类社会出现音乐、创造音乐、应用音乐的时刻起，我们就会发现，音乐并非是盲目地、无目的地出现和被创造。音乐总是以其鲜明的目的性而被社会中的人们生产出来并运用在相对恰当的场合中。在远古音乐的传说里，反映出古老的民间歌曲生产，早已刻上社会性的印记。原始社会的劳动生活，呼唤着这些古老民间歌曲的产生。中国古代帝王制礼作乐，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并企图实现对社会永恒的掌握。因此，宫廷礼乐的生产，是出于统治者对音乐作用的需求。而音乐在宫廷内外所表现出的娱乐功能，也是由于人们对精神愉悦的需要。
人类几千年来的音乐历史已经向我们充分地展示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类几千年的社会互动条件下，音乐生产现象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进程。无论是在历史的悲剧中还是在历史盛大的节日中，无论是在被统治的群体中还是在施行统治的群体中，音乐生产一刻也没有间断。不同内容、形式、手段和质量的音乐生产始终适应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的需要而进行。各个时期的音乐家活跃在不同的群体之中，他们顺应着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的社会活动的不同需要，向人们推出他们的音乐“产品”。
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 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顺应着这一历史时期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带支配性、占主导性、富于动力性的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为人们实现社会变革成功、革命胜利而服务。在充满火药硝烟和血腥味的战场中，在忍受饥饿和严寒的磨难中，人们不会忘掉音乐而更需要音乐。因为音乐给他们带来的是精神振奋和情感籍慰。在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留下的民歌民谣，是历史车轮每前进一步的进程记录，反过来又折射出一部分民间音乐家们在农民战争中从事音乐生产活动所怀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明确的方向性、目的性、适应性。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世纪的悲剧和胜利喜悦的交织中，充分展示出社会变革期音乐生产对社会革命的高度适应、对社会精神需求的充分满足。
社会变革期的音乐生产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音乐生产。起码在近三百年的人类音乐历史中表现出了这个特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前后的音乐生产成就，也将成为中国音乐历史中一块永恒的丰碑。这是因为，民族的沦陷、民族的血泪、民族的振奋、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解放，是调动社会群体高度觉醒和凝聚的有力杠杆，而艺术在此刻才能集中地、有力地显示出其功能。中国的文评古语“悲奋出诗人”，不仅适用于文学，同样适用于音乐和其它门类的艺术。这又是因为，生离死别和尸横遍野，这种谁也不愿见到的社会生活“丑”，将最大限度地调动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美”追求的动力和智慧。而只有在这个时刻，艺术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最短。在音乐中，音乐生产更具目的性，音乐家和社会听众更容易心心相印。
社会稳定、发展期的音乐生产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变革期之后，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生产机制仍然在不停地运转之中。而在此期间正常的音乐生产运转始终遵循着适应社会精神需求这一客观规律。只不过在这个时期，音乐消费者群体已较为明显地倾向于离散型群体。即音乐听众或音乐占有者已经分化为多种层次或类型。在年龄结构、性别特征、职业状况、经济状况、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可能成为离散型分化的客观原因。与音乐消费群体离散型特征相关的现象是社会音乐需求的多元化特质。由此一来，那种在变革年代因基本相似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而决定的相对单一的题材、内容和形式的音乐生产在此间也就不复存在。较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方式和经历，决定了社会中的人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状态。为此，此间的音乐生产，将最大限度地满足这多元化的需求。
此刻，音乐生产极易滑落成为一种精神“玩具”的生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是欲求达到一项玩七巧板游戏的满足。古今中外的音乐历史大概都基本如此。它不需要人们有深刻的历史感悟和深沉、厚重的情绪震撼。而只是要求不断地花样翻新、不断地给人带来新鲜刺激。然而，在创作生产的指导方向上，却是在不断地重复同一种语言、不断地复制同一个时代。尽管有责任感的音乐生产者们力图摆脱这种困境，但是他们仍然不自觉地陷入这万花筒般的怪圈之中。
民族民间音乐生产 在与上述受城市、现代、专业、艺术、群众、“严肃”或“通俗”、流行等概念范畴制约的音乐生产相对，是民族民间音乐生产。这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民俗性的社会音乐活动，其中有一部分完全可按恩格斯的“社会的化石”观点，把它们当作远古社会音乐生活的“活化石”资料。在一些古老民族如中国的独龙族、凉山彝族、鄂伦春族以及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原始部族、南美的印第安人、马来人、毛利人以及其它的原始部族的音乐活动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音乐活动行为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精神目的性。比如，他们的原始歌舞活动，总是与原始形态的生活环境、精神空间相联系。他们把“原始的、混淆不清的思维的各方面都结合在其内容中。……既表现了原始人关于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生活、关于宇宙结构的空幻想象，……还有关于自己来源于图腾蒙昧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是形成本氏族内部以及氏族之间的道德基础。……”[①b]总之，他们的音乐生产在形象中把人们的宗教想象、萌芽状态的哲学世界观、氏族的历史等方面包含其中。这显然表现出原始精神世界对原始艺术生活的呼唤。
中国现当代的民族民间音乐生产，是中国几千年来各民族、各地区社会音乐生活多种形式的残存、发展或繁衍，并在周边风行的现代社会节奏中相对固定下来。尽管它们已经面临现代城市社会音乐生产严峻的挑战，但在民族和地区的内部文化凝聚力和外部文化保护呼声的支撑下，有的乐种、曲种和音乐活动形式仍然显示出相对旺盛的生命活力。比如，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名列前茅的广东沿海地区，传统的民间音乐生产活动处于上升趋势。在广东佛山的十番音乐行会、梅县的“香花”佛事、湖州神游锣鼓、泉州的“笼吹”、“十音”、“打城戏”等大量的传统形式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似乎不合时宜、老古董似的社会民间音乐行为，是应当今社会的宗教信仰、风俗礼仪、休闲娱乐等“时髦”精神活动的需要而发展的[①c]。
另一方面，各地区、各民族独特的音乐语言、风格的形成，也表现出音乐生产对社会语言习惯、审美习惯等精神框架、模式因素的适应。
综上所述，无论是社会变革期音乐生产，还是社会稳定、发展期的音乐生产，或者是永远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下的民族民间音乐生产等所有的人类音乐生产活动，它们对社会多方面精神需求的适应和满足，对人类社会生活明确的精神针对性，是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特征之一。当然，社会的精神需求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光明与黑暗之分、崇高与渺小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聪明与愚昧之分、真理与谬误之分、健康与腐败之分。因此，社会音乐生产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道德、伦理、政治方面的倾向。有时，这种倾向性十分突出、十分明显。
⒉富于创造性的音乐生产
音乐生产是适应社会精神需求的一种社会精神活动，这种活动是富于创造性的。这种音乐生产的创造性特征，在我们把音乐生产与一般的商品生产概略地作一些比较后，就会清楚地体察出来。
一般商品生产，是一种特质生产，这些物质生产目的是为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的需要或其它再生产的需要而生产某种物品。比如，茶杯、手套、打火机、水泥、无缝钢管……的生产就是为满足物质性需要的物质生产。而作曲家写作的总谱，其思想倾向、审美追求、社会效益隐伏在他的音符织体中；歌唱家的歌声，给人们带来了甜美的音乐感受和心灵的震撼与升华；而音乐评论家们，又在以文字、语言的形式给社会指出了对音乐美的判断、认识等知识系统……。一般商品与音乐的这种对立性形态——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是物质商品生产与音乐生产本质区别的基础。
其次，由于一般商品生产是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因此，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产品的重复性生产——同一生产者对产品的重复和不同生产者对同一产品的重复——是一般商品生产的又一特征。在一般商品生产中，在一定的技术、工艺尺度的制约下，严格而准确的质量重复，就以达到了商品生产最完美、最理想的要求。而重复性的工艺，是音乐生产的大忌。在音乐生产中，重复性与非创造性是音乐生产的“禁区”。音乐生产所谓的“创造性”，就是说，这些精神活动的成果，是不断以新面貌出现的。这些“新面貌”，体现着人的艺术创造智慧与艺术探索精神，体现着人们对社会生活、情感、精神等方面观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更体现着创造者对音乐“原材料”的灵活性把握与综合性运用。在这些成果中，音乐家们切入生活的角度、表现的内容、运用的风格、音乐语言的表达，都要表现出生产成果的非重复性特点的独一无二的品质。
音乐生产其“产品”的非重复性和独一无二的品质，在古今中外优秀作曲家和音乐唱奏表演家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第三，一般的商品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表现出生产的社会化。即由个体生产者分散进行的生产转变为与劳动协作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过程。而音乐生产，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都表现出以个体性精神劳动为主导的生产。由于音乐生产的个体性主导成分，使音乐生产手段及其成果永远都具有一般商品生产不可能具有的个人独立创造性、自由性、独特性。
因此，社会音乐生产作为一项精神生产，它具有生产“成果”的非重复性、创造性和生产手段的自由性、独特性特质。由于这几种特质，决定了社会音乐生产本质的另一方面：音乐生产成果的不可重复性、音乐生产成果品质的独特性和音乐生产成果价值的永恒性。由此我们似可以这样判断，在社会中，合理而正常的音乐生产是富于创造性的音乐生产。
⒊非盈利性、非商品性的音乐生产
音乐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本质方面，是音乐生产的非盈利性、非商品性。这种创作、表演活动本身就与金钱无关的本质，可能与艺术的起源、本质、功能相联系。在艺术起源理论中，尽管有诸家之说，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起源于情感和思想交流的需要以及艺术的巫术起源论、游戏起源论等等。但无论那一种起源说，艺术诞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却是无可争议的。原始社会中的生产关系状态使所有的其它物质产品都不可能是商品，那如果把音乐生产“产品”（比如劳动号子、器乐演奏、仪式歌唱等）看作为“商品”当然是荒谬的。此刻的音乐生产，是早期人类从事的一项纯净而又透明的精神活动。那些内容形式带着天真与纯朴、传播关系带着简洁而单纯的原始社会音乐生产活动，反映着人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最朴素的认识以及他们在人际交往和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情感、情绪，真诚而由衷的寄托与表达。在原始社会中，艺术天然地被人们的实践行为，打上了永恒的本质烙印——艺术行为及其成果本身就是目的。
音乐生产最原始的动力，是人们精神需要、情感表达的趋使。“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乐本篇》）“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经·大序》）古人早就指出了这个最朴素的音乐起源道理。这个道理，与经济、商品、货币毫无联系，而这个道理，更表现出艺术最纯朴和透明的本质。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的分工使文学艺术成为表达自我、洞察社会人生形象的、独立的而自由的科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可能使我们的艺术家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者。我们人类的艺术之所以还在向前发展，也许就在这矛盾的交织中，寻求到一条可行之路。很多具有商品包装特色的优秀艺术作品，可能是这种矛盾协调的产物。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艺术生产者，如诗人、画家、音乐家等，所进行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也是非商品。只有当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成批生产为资本家致富的时候，才是生产劳动，其产品才是商品。[①d]由此可见音乐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而盈利性、商品性的音乐生产并不能代表音乐生产的本质。马克思还说：“作家绝不是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的生存。”[②d]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道出了所有真正艺术家的心声和他们对艺术本质回归的追求。而把作品作为追求的“目的”，这就是艺术良心、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
以上我们归纳出了社会音乐生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音乐生产的社会适应性、生产“产品”的创造性和生产“产品”的非商品性。正常而合理的社会音乐生产是三方面满足与协调的结果。不正常、不合理的社会音乐生产是三方面损缺或扭曲、误解的结果。第三个本质特征——生产“产品”的非商品性问题要补充说明的是：音乐本身不是商品，而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促使音乐在广阔的时空领域中传播而必须要靠商品作：“媒介”。在追求非商品性的目的中，不得不靠商品的手段。
二、社会音乐生产四大支柱环节
在社会音乐生产中，如按其从事音乐生产活动人的行为特点、行为后果来观察的话，可知社会音乐生产是多项精神生产活动的有机综合体。人们根据自身的兴趣、能力、追求的目标、接受音乐教育的侧重等因素而选择自己的生产定位。社会音乐生产有机综合体由四方面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音乐生产构成。这四种音乐生产形成了社会音乐生产的四大支柱环节。它们是：音乐创作生产、音乐唱奏生产、音乐传播生产、音乐伺服生产。四种音乐生产活动在社会音乐生活中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从而使人类的音乐生产现象从远古一直流动到今天。
⒈音乐创作生产
音乐创作生产是社会音乐生产中带主导性、核心性的生产活动。音乐创作生产充分地体现着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方面。社会音乐生产对社会精神需求的适应性、音乐生产本身的创造性和非商品性这三种本质，是由人的音乐创作动机、创作行为和创作成果首先体现出来。由于有了创作生产，音乐这一门艺术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出现才有所可能。没有创作，就没有音乐。没有人对社会现实、社会现实折身出的意识、精神流的音乐艺术规范和塑造，也就没有音乐。没有音乐创作生产，绝不可能有音乐唱奏生产、音乐传播生产等一系列音乐生产活动。
音乐创作生产的功能是创造音乐作品的观念形态，创造具有音乐艺术规律的、可供人们唱奏和传播的一种有序化、规范化、艺术化的非音响性音乐符号群体和具有永恒保留价值的“音响蓝图”。如果不对音响符号预先加工、组织和艺术升华，音乐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音乐创作生产总是与唱奏、传播等音乐活动融合在一起。音乐创作者在从事创作思维活动的同时，也在参与唱奏和传播活动。这种“创作、唱奏、传播”三位一体的音乐生产方式，是原始音乐生产的重要特色。我们在很多具有原始古风遗俗的民族民间音乐考察活动中均已认识到这个特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分工也开始发展，“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e]艺术分工一方面使多门文化的独立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就是在音乐中，三位一体的音乐生产进入较细的分工生产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现象。当音乐创作生产活动从早期综合性的音乐生产活动独立出来以后，音乐创作生产也就开始更加充分地显示出它本身固有的特点。
⒉音乐唱奏生产
音乐唱奏生产在社会音乐生产中是一项举足轻重的音乐生产活动。它是人们根据创作生产的“音响蓝图”所规定出的艺术情感表现轨迹而从事的一种只凭人的嗓音或人对乐器驾驭的演唱、演奏行为。其效果已超越了观念中的、非音响的音乐而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人们可以感知的音乐。音乐唱奏生产与创作生产的关系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唱奏生产对创作生产活动的依附性。指在一定的短时期内，唱奏行为的启动必须依赖于创作生产。没有创作生产，就没有唱奏生产。反一面看，在这个短时期内，创作生产也要依赖于唱奏生产。没有唱奏生产者的音响化实现，观念中的音乐不能变为他人可听的音乐。其二，音乐唱奏生产具有行为活动的独立性。指在音乐作品产生以后漫长的时间中，经过长期的社会检验和社会认定，这些作品已刻上了“经典”、“优秀”的印记。此刻，唱奏生产行为是一种相对主动的行为。贝多芬的交响曲，已作为经典性的创作生产成果以总谱的形式留存下来，后世的演奏生产活动对这些作品的演奏已带随意性，而贝多芬生前的创作生产行为对后世的唱奏生产活动没有制约性和依赖性。
⒊音乐传播生产
在音乐的“创作、唱奏、传播”三位一体的音乐生产方式时期，即在人类社会早期的音乐生活中，创作与唱奏者均已担负着音乐传播的功能。当乐谱出现以后，音乐的演唱、演奏者担负着音乐传播功能。只有当近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以后，音乐传播才逐步地作为一种独立的、产生音乐的生产行为而从创作、唱奏环节分化出来。在早期的人类音乐生产中，创作者即是音乐的唱奏者，传播生产隐伏在音乐的唱奏活动中，每一个唱奏者，每一次唱奏活动，都在进行音乐的传播。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首先在西方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是，不断剧增的城市人口和都市化社会对音乐的需求，仅依靠唱奏者的自身传播方式已不符合时代的节奏。因此，出现了唱片载体对音乐信号的储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步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唱片工业生产和唱片出版商业活动，使音乐传播成为了一个逐步完善的生产系统。这个生产系统，一方面要接纳其他音乐生产“产品”作为“原材料”，另一方面要以传播生产“产品”顺应经济、市场规律的运行轨迹，为此而使音乐传播生产成为一个较为复杂、对社会影响举足轻重的生产。
现代音乐传播生产是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同时，它也是受多方制约的特殊的商品生产。在此特别强调的是，音乐传播生产的社会商品化进程，不能代表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社会音乐生产和音乐商品生产是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关于音乐的商品生产问题以及社会音乐生产和音乐商品生产的区别和联系，笔者将另文专论。
⒋音乐伺服生产
在社会音乐生产中，音乐伺服生产虽然不具体生产有关音乐的艺术、技术和音响形态，但它对音乐创作、表演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音乐伺服生产具体指音乐教育生产、音乐批评（评论）生产、音乐科学研究生产等环绕音乐生产的多种智力体系生产。它们为音乐的创作、表演、传播服务并以人才的培养、完善或成型的形式满足音乐职业群体中的新陈代谢和听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以科学论文和评论文论的语言文字形式研究、监督、引导音乐的创作表演和音乐科学的方方面面。健康而完满的音乐伺服生产，是音乐社会运作机体中的一个有力的“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是社会音乐生产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动力源泉，是社会音乐的传、受双方始终保持和谐的协同关系的润滑剂。
音乐教育生产是由音乐专业教育生产和社会教育生产两翼组成。音乐专业教育生产重点培养音乐创作、唱奏表演、研究评论、音乐教育、大众传播媒体、音乐编辑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在中国，音乐专业教育生产在音乐学院、高等师范院校音乐系中全面展开。在学生接受相关的学科训练后，以掌握相应的艺术技巧和实践能力、具备相应的艺术和美学修养为标志完成教育生产。音乐社会教育生产以提高各层次的群体的音乐艺术修养、健全完美的社会音乐接受和消费系统为宗旨。其中包括中小学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大中学校的课余音乐教育、社会各行业的业余音乐教育等。这种教育生产以授课、讲座、大众传播媒体的方式进行。
音乐批评（评论）生产是对所有的音乐现象，而其中重点是对创作、表演、传播成果的是非成败进行评说。针对音乐的传、受双方，它一方面客观地评价专业音乐工作者的艺术成果，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另一方面它又向社会推崇优秀、明析莨莠，以提高社会的音乐鉴赏水平。音乐批评（评论）生产成果是以文字、语言系统在大众传播媒体中体现出来。
音乐科学研究生产是科学研究活动。它包括了音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范畴。 在音乐基础理论研究中，目的是从各个侧面回答和解决音乐“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它纵观古今，横跨中外，从微观到宏观并交叉多门学科而形成了庞大的科学生产体系。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乐律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民俗学、音乐教育学、音乐音响学……；在音乐应用理论研究中，则重点是回答和解决音乐“怎样作”、“怎么办”的问题。它更多地是涉及音乐创作表演的技术运用。如和声、曲式、旋律、配器的研究，声乐技术研究，合唱研究，乐器研究等等。音乐科学研究生产的生产成果一般常以具有较严密的科学逻辑和完整理论构架以及准确精炼地进行语言叙述的科学论文、科学专著形式体现出来。
音乐伺服生产服务于实践音乐生产、作用于实践音乐生产。音乐伺服生产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科学的求实态度为社会音乐生产传输人才与智慧。早在欧洲的古希腊时期，斯巴达克就为奴隶阶级的子弟们创设“学校”，在这种“学校”中，音乐的唱奏教育同宗教舞蹈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而在中国的周代，统治者已将礼、乐的教育放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先秦时期荀况的《乐论》、两汉时期的《乐记》，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音乐评论、研究生产成果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在漫长的人类音乐长河流动中，音乐伺服生产以其自身独特的品质，促进了这条大河的汹涌奔腾和波澜壮阔。
音乐伺服生产是学术性极强的生产。它从生产活动过程到生产成果面貌，都充满浓郁的学术气氛。在学院的教育生产中，严密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分科教学方案、教材，使教育生产始终在科学、合理的状态中进行。教师们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进取心、对人材培养的责任心、对音乐艺术的执著追求精神又为教育生产的正常运转带来了安全、稳妥的保证，而学生们的求知识、求进步的欲望，使师生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和谐、协调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在音乐科学研究中，学者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音乐科学文论和著作在努力地接近客观真理、揭示客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
本文结束的思考
在我们初步认识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结构之后，将提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在社会音乐生产内部主要四类生产即创作生产、唱奏生产、传播生产和伺服生产中，它们之间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些环节的相互联系中有什么本质的规律可寻？社会音乐生产和音乐商品生产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而良性的社会音乐生产内部的四个环节处于什么样的协调运转之中？良性的社会音乐生产和非良性的社会音乐生产各具有什么特点？等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可能使我们对社会音乐生产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和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领域。
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对社会音乐生产体系的总体和各环节以及各环节相互关系的探索与分析，是音乐社会学理论与实践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会在进一步的社会观察思考中，将此研究活动推向深入。
注释：
①a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0页。
①b （苏）格·尼·波斯彼洛夫：《论美和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①c 参见薛艺兵：《南国音乐风情录》，《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第5期——1991年第4期。
①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32页。
②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页。
①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