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如何应对论文,中国银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05年末，已有16家中资银行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有71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始终是银行业界、 学术界和监管部门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从理论上看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收益
1.股权多元化将使得国有银行改革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并有利于消除国有银行的“免费资本幻觉”
国有银行低效率的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不合理，传统上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惟一所有者，政府代表国家对银行行使所有权和控制权，银行很难进行真正的商业化经营和以盈利为目标。随着外资进入和公开上市，国有银行股权多元化将会带来三方面积极效应。一是国有银行改革进程被锁定，使改革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外资进入和持续参与管理将使得国有银行改革进入一个连续的通道，并进而起到了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的宣示效应。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国内公众而言，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改革的承诺，开放消除了改革走“回头路”的风险。二是有利于消除国有银行的“免费资本幻觉”。由于所有者缺位，在国有银行中往往会存在“免费资本幻觉”，国有资本实际上被国有银行的经营者在当作一种免费资本而筹集和配置。这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经营者不承担资本低效使用的成本与风险。股权多元化后，来自外国投资人、国内非国有股东和个人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会加强。三是有利于消除政府对银行贷款行政干预的隐患，改变过去出资人（国家）通过把信贷资金配置给政府企业而获取红利的扭曲方式。
2.外资参股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制度保障。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缺陷，例如，董事会制度不健全，董事会未能真正履行决策和监督职责；董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缺乏严格界定，董事会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和审计稽核制度，“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等。外资参资入股中资银行后，董事会的履职和专业性得到明显加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境外战略投资者通常会派驻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行使股东和董事的权利，对管理层形成了有效制约。同时，独立董事制度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独立董事起到了在不同类型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制衡作用，特别是在保护小股东、存款者利益等方面发挥出突出的作用。
3.有助于促进竞争，改进运营模式（business model）
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国内银行的管理费用、非利息收入和利润减少，表明外资银行进入促进了国内银行业效率的提高。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不仅为中国的银行业带来了良性竞争，也促进了银行服务效率的提高和产品多元化，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重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效率溢出效应。通过出售部分股权给境外投资者，通过与境外投资者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机制，使境外投资者投入相应的资本、技术、管理及产品，中资银行可以较为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外资银行的进入加速了中资银行运营模式的改造。战略投资者凭借先进的管理理念、经验和技术，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的再造、经营机制的转变、风险控制的改进。
4.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激励金融创新
从金融消费者角度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带动整个银行业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信贷、结算、衍生产品、财富管理等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从当前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来看，绝大多数银行不仅具有丰富、成熟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经验，同时兼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系统，以及高效的市场营销与服务手段。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将加快国内银行的创新速度，提高创新的质量和水平。在中外资银行达成合作协议后，国内银行可根据中国的市场及客户需求，享有部分创新成果与经验，提高创新水平。
5.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使中资银行更加注意发掘国内客户的需求和潜在需求，开发各类规避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金融产品，如掉期、互换、利率期权、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并有利于促进中国贷款市场、抵押品市场、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发展，从而将极大地丰富金融工具的品种。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今后银行将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上同时操作，配置和摆布自己的资产负债组合，客观上会促进资金在各个市场之间的有效流动，从而有助于金融市场价格发现，提高金融市场流动性和运行效率。2007年后，外资银行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展人民币业务，为了拓展人民币贷款业务，外资银行将会扩大从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融资。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外资银行也会充分利用货币市场调剂资金头寸。因而，外资银行的积极参与将极大地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6.有助于改善中国的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基础设施薄弱，表现在：会计和审计标准不够审慎，执行效果欠佳；信息披露质量较差、透明度低；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企业公司治理薄弱；缺乏健康的信用文化等。研究表明，外资进入本国银行业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公开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等方式促进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基础建设。外资进入有助于创造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包括信用环境、法律环境、税收环境等。从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实践看，为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海外上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都已经采用严格的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和披露财务报告，并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这将有力地督促其他中资商业银行采取更接近国际标准的财务会计准则、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加速发展评级机构、征信机构和外部审计机构等市场中介组织，使金融机构可以获得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将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司法公正，积极推进《企业破产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的制订。这些法律的出台关系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外部生存环境，对于保护银行债权、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信用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二、银行业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挑战
收益和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银行业在享受外资进入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
1.“摘樱桃”行为，即外资银行将吸引国内最优质的市场或客户，而将风险较高的客户留给中资银行
从国际经验看，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后，获取盈利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争取高端客户，这通常被称为“摘樱桃”（cherry-picking）行为。在华外资银行一直以来都将大企业客户和高端客户作为重点的服务对象，此类客户不仅是对银行利润贡献最高的业务之一，也是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互相竞逐的焦点区域。外资银行通过其母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全球金融服务，并为高端客户量身定制收益率较高的理财方案，分流相当一部分中资银行的高端客户。国内目前最典型的案例当属南京爱立信事件。2002年3月， 由于中资银行无法为客户提供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南京爱立信公司突然凑足巨资提前归还了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19.9亿元贷款，转而再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的巨款，敲响了中资银行优质客户流失的警钟。
2.外资银行可能会加剧银行或货币危机的危害
1997年，当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设立在这些国家的外资银行纷纷撤离，外资银行的这种行为一度成为危机后东南亚国家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一条重要理由。然而，也有人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外资银行的存在有助于银行系统的稳定，因为外资银行“允许居民在境内从事资本外逃”。也就是说，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如果境内居民对国内银行的稳定性产生怀疑，他们可以将外汇储蓄存放在本国的外资银行，而不必将外汇转移到境外，这一点有助于储蓄总额的稳定，但其负面影响是可能会推动本国美元化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华外资银行的表现证明它们不一定是金融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因素。1997年下半年，在华外资银行在两、三个月内就提前收回外汇贷款5亿多美元。外资银行的本外币资产置换增加了外汇市场的压力，给当时外汇市场的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在面临国际、国内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超调反应行为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增加监管当局风险处置的复杂性。
3.外资银行进入将给金融监管带来挑战
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型跨国银行通常会通过提供OTC衍生产品、结构性债券等大量的新型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来扩大市场份额。这些新产品在帮助客户规避风险的同时，也为外资银行逃避东道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了一条途径，特别是在一些金融体系脆弱、监管不够完善的国家里。如果监管当局不能及时适应外资银行带来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可能会导致监管的改善出现时滞，并使某些衍生品业务在国内处于监管真空。二是监管当局不仅需要掌握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及子公司的财务状况，还需要密切关注外资银行总行的风险状况、风险抵补水平以及银行跨国经营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增大。如果母行出现重大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其在国内的分支机构。监管当局需要了解如果分支机构发生困难或危机时，母银行会在什么时候以及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因此，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越来越依赖于严格、高效的跨境审慎监管。
三、如何实现银行业收益最大化
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经济均衡发展至关重要，封闭的、低效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会严重损害一国经济。
1.注重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长期利益，实时跟踪和评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实际效果
为了督导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投资入股行为，银行监管部门及时确定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监管当局的指引强调，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引进战略投资者应以提升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目的。监管当局进而要求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派驻董事；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提供技术和网络支持等。上述指引旨在引导战略投资者注重长期利益，与所入股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事实上，国际上引入境处战略投资者也不乏反面案例。并非所有的外资金融机构都是能够对国内银行进行有效改造的战略合作伙伴，引进战略投资者应更注重发展战略的一致和追求中长期回报。
2.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给银行创造的价值最终要反映到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上
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上市，国有银行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包括建立起较为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下设了各司其职的专门委员会；内部控制的汇报路线和独立性有了很大改进；各行已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等。但是，如何将良好的公司治理融入到银行的日常风险管理中，如何最终将良好的架构、理念、技术反映到银行的绩效和财务状况中，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良好的公司治理—较高的银行效率和绩效的良性传导，既是各行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最终考量国有银行改革成效的重要参照系。
目前，相当一部分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还只是主要停留在总行、省分行层面，基层行的管理体制、模式、流程等尚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总行制订的很多改革方案也有待细化，过于粗放的改革方案不仅会使改革在基层机构走样，也会使银行在改革中付出不必要的成本。
3.进一步改进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技术细节
例如，尽管广发行重组一波三折，但它探索出的全新引资模式值得后续银行借鉴。与以往的银行业重组不同，广发行重组方案不是由国家先注资，在财务指标改善后再引资，其方案之一，是采取由外资先报价的方式，持股比例、控股权、管理权都向竞标财团敞开，由外资自行提出入股金额和“门票费”。再如在筛选战略投资者和股权定价上，逐渐引入拍卖和招投标方式，完善银行股权转让的价格发现机制。一段时间以来，国内银行在战略投资者筛选上通常只选择少数或单一入股对象，然后进行竞价，尽管这种方式因目标明确、成本低而在国际上也被广泛采用，但其缺陷是可能因竞价不充分导致股权价格低估。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今后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应逐渐建立多方询价渠道和多方竞价平台，引进股权拍卖和招股投标方式。
4.进一步提高金融审慎监管能力
银行业开放风险的管理主要应把握两点：一是对开放进程的控制，二是对外资进入后的审慎监管。前者要求循序渐进、有计划、分步骤地开放资本项目；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整个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进程应该是可控制、可预测的，同时要意识到开放不等于完全放弃保护。银行监管部门近年来在银行监管规制、现场检查、非现场监测、提高透明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对银行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尽快提高跨境监管、金融集团监管、衍生产品监管、金融创新监管等方面的监管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而言，法规体系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法规的实施更为重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银行监管的最大差别不在于法规体系，而在于法规的实施力度。能否把既定的理念、制度实施下去，取决于是否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从长远看，监管队伍的专业水准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对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至关重要。
5.银行业开放是中国银行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替代发展战略本身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重组改造无疑意义重大，但在整个银行业改革的路线图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指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就能解决中国原有银行体制中的所有痼疾。例如，从目前的实践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但不能决定最终的公司治理成效。最恰当的做法是将境外战略投资者定位为银行改革的催化剂——催化剂能改变（加速或减慢）其它物质的化学反应速率，但能否发挥作用、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取决于化学反应（银行内部改革）的性质。银行业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能否把外部先进的理念、制度、技术与本土的市场、人才、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形成真正本土化的银行业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