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战略”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化现象的演化轨迹，全面、正确地认识与把握转型期文化事业的现状，制定切合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新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一大重要课题，也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本刊于1996年1月25日邀请我省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文化发展战略”为题专门举行座谈，现摘要刊登部分书面发言，以飨读者，并欢迎大家踊跃来稿，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文化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一、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
古今中外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道德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在古代中世纪的东西方均流行过。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孟子等人认为，要发展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必须确立一种普遍的善的或曰正义的道德内核，并以此核心构筑一个符合善的或正义标准的文化体系，进而带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朝着人类理性所选择的普遍的善或正义的方向发展。现代新儒家中也有人竭力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礼”等核心价值去完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体系，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向“有道德”的价值体系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在物质扩张、道德颓废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找回人类已经失落了的“精神家园”。道德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注意到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支柱对于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意义，但道德从来都是与一定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试图以一成不变的传统道德来规范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取向，实际上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
另一种是经济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近代以来流行于欧美，现当代又影响到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该战略的主要含义有：首先，以经济发展来为文化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没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文化的发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持久。其次，经济发展中内含的价值核心和关系规则将成为文化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调节文化主体间矛盾的一种相互关系准则。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由于经济发展是以商品的价值规律为杠杆，以平等的自由交换为手段的，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文化朝着有利于促进经济自由和人类平等的相互关系方向发展。再次，在现当代的一些后发展国家，经济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两层深刻的涵义：或者作为经济上先接近或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逐步改变本国本民族文化落后面貌的一种工具；或者作为经济上抵御自由市场经济给文化发展带来的某些副作用，防止西方文化的渗透，维护并发展超越欧美文化的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手段。经济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突出了经济发展对于文化发展的基础或前提作用，但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不是无条件地简单地同一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机制才能实现。
第三种是政治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古今中外历史上均存在过。中世纪欧洲的神学政治家们竭力把文化发展作为神学政治和宗教信仰的附庸和奴婢。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取决于神学教条的价值准则。近现代帝国主义在殖民化过程中也曾采用过这样的文化发展战略：一切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文化就大力倡导和发展，而所有不利于殖民统治的文化就竭力扼杀。20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文化发展战略。不符合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治标准的一切文化，如，犹太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甚至早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文化等，均被视为“文化异端”。以宗教神学政治、殖民主义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政治来强制规范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因而不可能真正促进文化发展。另外，在“左”倾教条主义泛滥的历史时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倡导过政治优先的文化发展战略。幸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了这种对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教条主义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治与文化虽然密切相联，然而两者又有相对独立性，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教条主义地认识两者的关系既不利于文化发展，也有碍于政治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三种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各有利弊。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应当把经济、政治和道德三个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在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要素对于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值。换句话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以经济为重心，还是以政治、道德为重心来设计文化发展的战略模式，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对当代中国而言，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或曰中心任务，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才有可能全面地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但就某个历史阶段来说，有时并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发展也要讲政治、讲道德。特别在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或有可能出现主权危机等情况时，更要把政治方向、政治路线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带来道德沦丧、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等副作用的情况下，必须在文化发展中讲道德，以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价值核心来重塑民族文化精神。而一个有自己文化之“根”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振兴民族经济和政治。
二、文化发展的成长模式
有了动力之后，文化的发展还有一个成长途径或曰发展道路问题。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甚至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模式也是迥然不同的。
一种是外延式文化发展道路。这种文化发展现象往往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刚刚走上复兴的道路时期或之后的一个不长的历史阶段中。外延式文化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首先，对传统和现代、域内和域外各种文化采取一种简单的包容态度，几乎不加鉴别地吸纳和发展各种文化。其次，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数量、规模和结构上的外延大扩张，社会文化表面上充满“繁荣”的景象，但同时精华与糟粕胶着在一起，发展与衰退已同时播下了种子。再次，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对这种文化发展模式往往不加控制和管理，或者说难于有效控制和管理，导致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直至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性和社会秩序的有序性。最后，这种外延式的文化发展模式往往与经济上的粗放型经济成长模式及政治上的无规划化发展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铁三角”关系。没有有效率的权威政府和开明的强权人物，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就难以改变这种“铁三角”关系。
另一种是内涵式文化发展道路。这种文化发展现象往往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已走向起飞阶段，甚至初步完成现代化时期。内涵式文化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首先，开始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域内文化和域外文化等各种文化作出有鉴别的吸纳和扬弃，选择对本国本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利的文化因素来丰富本国本地区的文化。其次，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发展已从先前注重数量、规模和结构的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档次和功能的开发。文化发展上的虚假“繁荣”得到有效抑制，文化糟粕日益减少，文化精华得到保护和宏扬，文化质量衰退现象基本制止，文化发展真正走上了正轨。再次，国家和社会对文化发展已有比较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文化发展中的负面效应已不再能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反而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有序的有力保障。最后，这种内涵式文化发展的模式往往与经济上的集约型经济成长模式及政治上的规划化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的“铁三角”关系。而所有这一切又往往与一个有效率的民主政府和成熟的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
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或成长模式应是外延式文化发展与内涵式文化发展两种道路模式的有机结合。对于南部、东部和沿江沿海发达地区来说，目前应尽快实现从外延式文化发展模式逐渐向内涵式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对于北部、中西部和内地欠发达地区来说，目前恐怕还不可能完全超越外延式文化发展的模式，但同时也应注意努力克服这种模式的固有弊病，将这种模式的弊病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在下世纪初适当的时候尽快实现从外延式向内涵式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下实现我国文化的普遍繁荣、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现代化。
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困惑与选择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双重的转型时期，既要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完成这两种不同内涵的转型，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颇为罕见的现象，然而，对于跨世纪的中华民族来说，却是在经历了百年坎坷之后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艰难选择。在这样一个双重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致使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们陷入了一种文化困惑之中。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化困境如何作出积极的文化选择，是目前文化发展战略必须重视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作一些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探索。
当前的文化困惑，历史地看，源自我国目前已有的三种文化内涵之间的矛盾。一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西学东渐而传入的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三是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该说，这三种价值体系，分别来自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三个前后相继的社会形态，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种文化同时汇聚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势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产生各不相同的评价体系，造成相互背离的行为导向。面对三种文化价值体系在中国当代的相互冲突，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长远的历史发展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还必须看到，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还很落后，还有相当多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而农业社会所需要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深层的心理积淀，而且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即时写照。对于传统文化维系农业社会稳定中的功能，就目前国情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消失的地步。同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价值体系进行运作，这套与农业文明相互抵牾的文化观念，将通过体制的规范而内化为每一个卷入市场大潮中的社会成员心理，这也是而今社会转型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由此可见，文化价值观念的取舍，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有赖于中国当今特定的社会存在。
正如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样，要了解当今中国文化选择的趋势，必须着眼于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考察。十四届五中全会向我们提出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突出强调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提出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将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行独特的创造，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基础工业和高新产业，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目标中，仍然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因此，我们今天在文化冲突与困惑上面临的选择，恐怕只能是寻找一种相互协调相互磨合的价值观念重构的出路。
在这种文化整合中，首先要牢牢把握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积极克服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张扬工业文明的科学民主精神和自由平等价值。其次要本着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的态度，以中国文化背景可接受的形式，分两个层面来缓和不同向度的价值冲突：一方面，以合理的制度、宽容的心态建立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人文价值规范；另一方面，以马克主义为指导，融汇传统文化之精华，建构超越性的人文价值体系，以校正工业文明中侧重物质利益之偏，以安顿茫然无措的心灵，以升华健康向上的人格理想。
任何社会的文化选择，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然而，在这个前提下如何作出较为合理的选择，却有着积极探索的余地。
思考文化发展战略的应有角度
人们往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化问题，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时，恐怕需要有些共同的思考角度，以求在某些基本点上获得共识。
第一，我们不但要正确区分文明与文化的不同内涵，而且要正确区分文化概念的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别。
我认为，“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互相联系但不应等量齐观的概念。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各种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文化则主要指人类精神活动（包括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创造活动）的成果。显然，文明的涵义比文化要广泛得多。文明可以涵盖文化，文化却不能等同于文明。然而在实际讨论中，人们往往以文化涵盖文明，或将文明与文化等量齐观。例如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混淆文明与文化不同涵义的典型，他实际上是在“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明”概念的。
如果将以往的以及现在流行的种种文化涵义略加区分，大致可以分为广义的、中义的和狭义的三种文化概念。
广义的文化论者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如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谓的“文化”即无所不包的广义文化，这实际上是在“文明”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是将文化等同于或混同于“文明”的概念。尽管有许多文化论者至今仍在附和梁氏文化理论，我却不敢苟同。
狭义的文化论者认为“文化”仅指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讲的文化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如果从思想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或灵魂这个角度理解文化的涵义，那么这种狭义文化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文化讨论的深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今天的人们对于“文化”涵义的理解大多数已经超越狭义的文化概念，而赋予文化以新的涵义。因此，现在有必要提出一种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的中义的文化概念。
所谓“中义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即指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观念形态和制度形态两大方面。例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等是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而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家庭等各个社会活动领域建立的制度）、人际关系（包括家庭伦理关系以及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则属于制度形态的文化。我认为，我们所谓的文化发展战略，主要应指中义文化发展战略。
第二，应把中国文化发展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考察其历史沿革与演变，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而摈弃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是：
夏、商、周三代主要是从氏族文化走向宗法文化的王权政治时代，在思想上表现为尊天崇祖，人际关系上是尊尊、亲亲，其社会制度是“封邦建国，拱卫天子”；
春秋战国时代是礼崩乐坏、诸侯争战的霸权政治时代，其文化形态表现为多元文化的竞争共存，在思想上是“百家争鸣”，在政治制度上是从宗法制走向君主专制；
自秦汉至明清，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导但保持儒、释、道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时代；
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文化上是所谓“古今中西”之争时期，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对立、斗争和争论，出现了“保存国粹”（文化保守主义）、“中体西用”（文化改良主义）、“全盘西化”（文化买办主义）、“全盘反传统”（文化激进主义）等互相排斥的文化观，在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上处在革故鼎新、新旧交替的转变时期；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时期。期间又以197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批判旧文化、与传统决裂为号召，乃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反文化主义；后一阶段以“实事求是”为号召，开始认真的文化反思，出现了文化讨论热潮，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出现了“西体中用”论、“多元融合”论，以及以反多元为目标的新一元文化论等不同倾向的文化观。
概而言之，中国文化在其数千年发展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精神成果，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吸收、融合了多种文化成果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并且割不断、消不灭的。这个文化传统中的种种成果，有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能够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也有消极的、阻碍历史进步的、应被历史淘汰的文化糟粕。我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应对历史传统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发扬其精华，淘汰其糟粕，并且以开放日新的精神汲取、融合外来新文化的优秀成果，切勿采取封闭式的一元主义否定历史传统或排斥外来成果。
第三，应把中国文化发展放在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中以考察其应变的战略策略。
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多元一体化（市场经济化）和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体多元化趋势，因而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文化之间互相竞争、共存并进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经济的多元一体化趋势将日益明显，然而文化发展的趋势却并不伴随着经济一体化而趋向一元化，相反将强化多元化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容纳多元竞争共存的经济体制，它并不排斥文化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在可预见的21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和差别依然存在，这种差别在本质上是由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差别决定的，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异质性虽然可能相互渗透、影响而发生变异，却不可能完全同化，这正符合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断”的规律。例如，当今世界存在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传统等等，虽然可以找到它们可以互相沟通学习的共通点，但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却必然长期存在而不可能融合为一体。既然如此，文化发展上的多元化趋势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文化发展战略的时空定位
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已逐步趋于定型、成熟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则由于文化建设本身的滞后性，仍处于探索阶段。要制订出合理的文化发展战略，既提出宏伟的战略构想，又使这种构想切实可行，避免文化发展战略的探讨沦为高蹈玄远，不着边际的清谈，或者拘泥于技术性、功利性的具体操作，无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复杂工程。这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必须有准确的把握，对文化发展战略的时空坐标有科学的定位。具体说，我们在思考、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几个基本因素。
1、层次性。文化是一个有多层面内涵的概念，即便是我们在小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建设至少也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超越性层面，其目的在于重建终极性的价值信仰，重建生活的精神支柱，这是文化建设的内核所在。二是中介层面，即培育与造就人的基本的现代文化素养，这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或者说立足点。文化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未来崭新的文化大厦归根到底是靠人的文化素质来支撑。三是世俗性层面，通过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强经济行为的文化品位、文化格调（包括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广告文化等等）。三个层面相互促进，相互规范，才能带来文化的健康、繁荣发展。倚重、局限于任何一个层面都将产生畸形化的问题。
2、协调性。制订文化发展战略，不是要撇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搞一套发展方案，而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因而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的制订，就必须注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衔接、相适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化发展的具体步骤。当前我们尤其要避免两种偏差，一种是将文化建设理解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校正、纠偏，将两者对立起来；一种是把文化建设消融于经济建设之中，把文化仅仅当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片面热衷于搞文化包装，文化“搭台”。
3、时代性。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双重转型的过程中，即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这种时代特征决定了当前的文化建设的主题同样也是一个转型问题。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秩序，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因而如何促进整个民族文化心态的现代嬗变，仍然是今天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4、开放性。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文化建设必须有世界性的眼光，表现出一个文明古国的恢宏气度，努力克服狭隘的民族心态以及小生产意识的束缚。努力吸收、消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就，仍然是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地处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理所当然应当在吸收世界文化成就上尝试开拓性的事业。
5、民族性与区域性。我们要建设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宽容、平和的心境梳理、总结民族文化遗产，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浙江自古号称文化之邦，拥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浙中、浙南地区，文化历史传统各具特色，既接受过中原文化，又有自身独特的海洋文化资源。这是浙江的一大特色。如何总结、弘扬浙江区域内的文化历史资源，发掘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制订浙江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制胜之道。
6、大众性。各级政府与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担负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但文化的发展只有落实为全社会的行动，成为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才能真正走向繁荣，把文化建设单纯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或者理解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事业都是有害的。制订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是找到和建立一种有效机制，形成生动活泼，令人喜闻乐见的多样化形式，让全社会的人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使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人民的自我需要，并不断激发出人民大众在文化建设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正确继承传统文化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极其艰难的时刻，就向我们提出了要懂得、尊重、分析、总结、吸收、发展传统文化的任务。其中懂得和尊重是前提，分析和总结是基础，吸收和发展是目的。站在世纪之交，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任务完成得怎样？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当前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看似热闹，实甚浮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固然必要，但“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也不可少。因为，文化的核心是学术，而学术的核心是哲学，离开学术的探讨和哲学的追究，是解决不了化什么和怎么化的问题的。为了深入地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当前要注意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1、常变关系。过去的一百多年来，由于救亡图存和破旧立新的需要，我们特别重视“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常”。“常”有二义：一是恒久，即不易之理；二是平常，即易简之理。我们重视变易，讲究革故鼎新，这是对的。但是，不管历史怎样变迁，不能违背常道、常德、常理和常识。所谓传统，其实就是历久弥新的至平至常的道理及体现，因其至平至常，才能至长久。历史的辩证法应该是持常应变，变中显常。再说“变”，有渐化和顿变之分，故合称变化。化者，积微成著之谓，变是化的结果。文化，就重在化，有风化和教化之义，而以美化为旨归。《周易·贲彖》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就是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去美化人类，美化社会，美化世界。
2、道术关系：这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统一的问题。传统文化中有道有术，《墨子》、《庄子》、《荀子》等都“道术”连称，主张以道制术道术统一。它们在如何处理道术关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有道无术谓之迂，有术无道谓之诈。八十年代至今掀起的“文化热”中，有些人重术轻道，特别是方术中的迷信神怪，权术中的阴谋机诈，大行其时；“厚黑学”与“房中术”，沉渣泛起。黑色文化和黄色文化，鱼目混珠，假充传统。当然，方术中有科学，权术中有智慧，但须以道制术。当今则要以马克思主义之道，毛泽东思想之道，社会主义之道，扬弃这笔遗产。
3、经权关系：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如何统一的问题。简言之，经指常，权指变，经权关系是常变关系在政治实践和社会管理领域的体现。关于如何处理经权关系，古代不少思想家曾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孔子的道权说，孟子礼权说，《公羊传》的“反经合道”说，程颐的“权即是经”说，朱熹的“常则守经，变则用权”说，高拱的“经权合一”说等等，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丰富和加深我们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在处理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关系时，必将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4、体用关系。近一百多年来，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体用范畴作为最能表现传统特点的思维模式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体，指本体、实体、主体；用指现象、功能、客体。体用关系，就是本体和现象、实体和功能、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古人屡称“明体达用”、“明体适用”。不明体，则用为无体之用；不达用，则体为无用之体。今天，我们在深入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处理的体用关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主体，这就是明体；改革不合理的行政制度和管理制度，这是为达用。明体，还包括识大体，顾全体，重整体。我们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要超越中西古今之争，要以社会主义为体，综合创造为用。
此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理欲之辨甚至君子小人之辨，确有深入清理的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本义的诠释、历史的诠释和现代的诠释。这将有利于抵制正在滋长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纵欲主义，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给“地方特色”重新定位
设计浙江省文化发展战略，应该好好繙虑是不是事事处处都要强调地方特色？在我看，一不宜过分突出，二则要重新诠解。
这原因在于，一般地强调地方特色，有含糊其辞之嫌。本来，在发展的意义上讲地方特色，可能有几种涵义。一种是指从决策到行动，都从地方实际出发。这主要考虑发展的可行性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问题，讲究用此地最合适的办法达到共性的目标，而并非要追求困守一隅的格局。另一种则更进一步，通过确立全面优势甚至超强优势，把优势固化为地方特征，即，同样是大家都想有的东西，你没有我先有、你有了我更强，其重点也不放在只有地域意义的东西上。再一种是拘守地域边界，专门关注人家没有、而且经常是根本不想要的东西，此所谓你强的我不搞，我专搞你不搞的；等而下之一点，甚至还为此而沾沾自得，敝帚自珍，根本不考虑或很少念及超地域的共性目标。
求地方特色，取第一种涵义，实质是找浙江特色的道路，是好事。取第二种方向，实质是求浙江优势，是大手笔。取第三种眼光，很难不流于偷巧或小家子气。不幸，过去似乎更多地是在第三种涵义上强调地方特色的。如果面向21世纪预谋文化发展战略时也这样做，益处不多，害处倒不少。
首先，文化的产生与存在，说到底，乃是因为个体人没有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去适应生存环境。人需要结成群体和社会，是社会性的动物；还必须学习和发明各种行为办法，以获得适应环境方面的保障性和灵活性。这些在世代相传中不断修改、学来的，使人们能藉以生存发展的生活方式，就是所谓的文化。既如此，文化原本具有全方位性和共同性，大多数构件根本不能以地方特色为由而割舍而忽略，或因为发展有困难而逃避。比方说，学校和教育是文化基础产业，什么时候浙江的大学多得成了普及教育，围着考试来实施教育的陋习想必也就根除了。如果政府在教育投入上有困难，那就应该预谋社会投入方面的大动作，而不应该是把教育发展问题从文化发展战略中剔除出来，推给教育职能部门，只顾着改善现成的旅游设施、小百花之类。
第二，文化相对主义不能延伸为绝对地方主义。文化既然是对环境的适应办法和适应过程，地域环境的独特性当然会导致地域文化的合理独特性，这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立论依据，也是地方特色客观存在的基础。然而，地域之间早已不存在绝对的隔绝，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竞争早已是更关键的、第一位的，彼此间的实力对比也存在着许多实际的、具体的可衡量尺度和标准。规划文化发展战略，首要的是关注后者。没有这个前提，地方特色至多只有让人看看稀罕的价值。
第三，下个世纪，世界和中国、世界和浙江、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将使人们的文化趣味变得复杂和多样化。结果将是，一些原属地方特色的东西可能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人为强调也不会有什么善果。另一方面，外来的东西还可能对地方特色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即使确有许多好的地方特色需要保持光大，那也应当以面向全国和世界为前提，才会有适当的保持、光大的办法。不然，旁的不说，光是一个Internet网，大概就足以搅得我们人仰马翻。
浙江如果没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胆魄，是件让人痛心的事。研究和制订文化发展战略，目的就是要浙江不但做经济大省，而且也成为文化大省。可是，笼而统之大讲地方特色，是很难成为文化大省的。
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强化地域文化特色
自从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车同轨”以来，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就表现出它的趋同性。至少是在典籍的层面上，这种趋同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趋同是一件好事，因为趋同能够方便于交流沟通；趋同也是一件坏事，因为趋同就泯灭了地域文化的个性，而没有个性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所幸在我们的文化圈内，这种趋同现象长期以来只是发生在典籍文化的范畴里，而典籍文化决不是文化的全部，在许多场合，甚至不是文化最有典型意义的表现方式。文化最典型的表现方式，经常是人们的行为、思维、价值观念，以及深刻体现着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内心深处的价值导向的民族艺术，而在中国，比如说中国的国画、书法、戏曲，都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活生生的表现方式。具体到每个不同的地域，又只有地方戏曲，与各地的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祭祀仪礼等等一道，能够超越于文人的思维与价值体系的趋同性，以其五彩缤纷的不同形态，成为中华民族内部各不同的亚文化圈特有的文化载体与文化标志。比如说我们要研究楚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中原文化，甚至研究更小的文化区域，象研究浙南、浙北的文化性格上的差距，仅从典籍出发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和各地的地方戏曲的研究结合起来，如果这种研究能够从象地方戏曲这样有典型意义的角度的研究出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真正切入到一种文化的核心，切入到在这个文化圈里生活的人的活生生的心理世界。
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近几十年里遭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象地方戏曲这样一些我们民族特有的地域文化载体，在秦始皇时代以后的两千年里，曾经成功地抵御了典籍文化的同化趋势，一直执着地表现着它们的地域文化意义上的个性特点，并且一直在强化这种个性，而时至今日，面对现代传媒却显得非常脆弱与不堪一击仯现在，我们身处的文化最后仅剩的一点个性与特色，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且似乎已经无可挽回。
但是，濒临灭绝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东西。历史经常是非理性的，经常残酷地摧毁人类许多美好的东西，现代传媒对文化个性的扼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从世界范围内看，工业革命和殖民时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盲目崇拜，就是世界上各个弱势种族的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同化的典型表现方式；而在中国，本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里，作为地域文化特殊载体的地方戏曲正在被西方式的流行艺术取代，也使得各地原有的亚文化圈迅速消失其文化特点。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与历史的这种非理性现象对抗，来维护文化中的个性表现，致力于保护那些代表了文化个性，却因为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正趋于灭绝的东西，比如说地方戏曲。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发展战略中，如何保护地域文化特色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很少得到重视，甚至也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这个课题。其实，我们的民族艺术在面对西方文化侵略时显得如此缺乏抵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艺术，对文化个性的价值与意义缺乏深切体会、缺乏深刻认识，缺乏深厚感情，因此我们象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真空地带。就浙江省而言，从地方戏这个特殊的角度上看，近些年来地域文化资源的流失现象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区特有的传统戏曲的演出格局与剧目，它的原生形态都已经消亡，它们也许并非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却是无法替代的，更何况其中还有许多文化艺术珍品。
现在，既然我们把如何制订新的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摆到面前，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强化地域文化特色的意义和重要性予以特殊的关注。我希望处在跨世纪的关口上的这一代文化人，能够对保护那些体现了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价值观念，以及它们的集中表现与载体——象戏曲尤其是地方戏这样的民族与地方艺术，给予充分的关注。当然，我更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将保护地方戏这一类问题纳入到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去，让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始终存有自己的个性与特点，而真正成为多元的世界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元。
认清传统文化特质发扬地域文化优势
要制订我省的文化发展规划，我认为这绝对是件好事。但是，至今为止，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所以在此很难讨论。而且我以为，作一些一般性的讨论恐怕意义不大，文化发展的目的、中心等等，谁都不可能重写或另搞一套。所以，在此只想简单谈谈两个问题，即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
如果说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完全扬弃传统的思想观念在许多激进的思想家和学者确实存在（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屡次希望自己作品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借此表示他对传统的深恶痛绝），那么，在文化人类学取得高度发展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这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并不是新文明全部取代的文明而使社会进步，相反，新文明必须同旧文明嫁接在一起，新文明必须从旧文明上生长出来，才能真正有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完全脱离传统的东西，是不会有生命的。
但是，我们有必要澄清一种流行至广的误解，那就是只要一提传统文化，就是孔孟老庄、四书五经什么的。事实决非如此。我在198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文化实实在在地存活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他们最平常不过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习惯之中。今天我更坚持这个观点。而且我要说，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此体会尤深。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享誉全国，是浙江这个“市场大省”的嚆矢，与当地人民鸡毛换糖的习惯有极深的渊源。我老家永康的小五金极为发达，也与传统密切相关。新文化必须在传统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必能事半功倍。所以，即使从发展经济这个比较狭窄的角度来说，都有必要加大传统文化研究的比重和力度。
从这里，我们就很自然地切入地域的传统文化，浙江号称经济大省，发展速度居全国前列，从根本上说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如果说，浙江的农民百姓没有吃苦耐劳、肯动脑筋、聪明机智的文化特质（相比于兄弟省而言），温州模式、台州市场、宁波经济决计不能搞得现在这样成功。上海滩上金融系统充斥宁波籍的成功人士，也是这一规律的例证。另外，光是浙江省内部就存在许多小文化圈，譬如金华市前几年就流传过这么一首民谣：“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武义红五星，金华没困醒。”这种文化现象实质上在制约经济生活，很值得人们认识研究。
但是，地域文化一说已经被许多人庸俗地解说过，所以现在一提“浙江特色”这个话题，许多有识人士不免痛心疾首，以为它缺乏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胸怀。我十分理解这些朋友的义愤，同时我又要说，地域文化的特色将永远存在，就象人的个性将永远保持一般。我们不能想象随着通讯设备的高度发展、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人们将变得一律，口味将趋向一致。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会打破地域的界限，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会留存下去。
在这里，先不谈发展地域文化这个费时过多的话题。倒想先指出，在我们学术界，存在一种太过划一的倾向，以为在全国杂志发表的就是好文章，在全国得奖的就是好东西。当然，话不能反过来说，在全国得奖的不好。但是也要看到，真正有地域意义的文化成果，另外地域的人就很难体察。所以，我建议在文化发展战略中，应该加进大力研究传统地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不是说说的，要投入大资金。我个人以为至少有下面几件事件要做：一是整理出版历代浙籍名人著作，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是一个好头，但是由于经费问题，很拮据，应该增加投入。宋代以来，浙籍名人群星灿烂，应该大力张扬。二是大力开展地域文化的实地研究，由有文化人类学、统计学、人口学等素养的社会、人文科学工作者搞一些有意义的项目。三是应该设立地域文化研究大奖。规格与全国大奖持平，建立另一套价值体系。我想这些即使对于经济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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