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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5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全美经济协会上反复指出，美国要警惕“通货紧缩”。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界就通货紧缩问题也争论不休，因为它涉及到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问题。
“通货紧缩”一时成为经济界议论的热点。
朱镕基总理1998年7月（7.27—31）在内蒙、 山西考察工作时说：“针对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中央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
财政部长项怀诚7月20 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要“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这意味着国务院领导对“通货紧缩”也有了明确的说法。承认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通货紧缩的现象，进而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解决它，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
什么是“通货紧缩”？它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现阶段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尤其是财政政策有什么动作？下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通货紧缩的内涵特点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两种相反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有些像气象学中的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前者的主要特征是“热”，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冷”。气象中的两种现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危害，而经济生活的两种现象由对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通货紧缩常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1.全社会的货币流量减少，流速减缓。
2.投资机会减少，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
3.储蓄倾向大于投资倾向，储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延期消费倾向大于即期消费倾向，即期消费需求不足。
4.物价零增长或物价负增长。
5.企业投资欲望减弱，银行货款对象减少；与此同时，由于不良债务太多，银行“惜货”现象突出。
由此看来，我国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某些迹象。但不是全面“紧缩”，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紧缩”。因为我国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并没有衰退；货币流量也没有减少，M[,2]（广义货币）和M[,1]（狭义货币）199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7.3%和16.5%，1998年8 月底则分别增长15.01%和10.93%。然而，通货紧缩的某些现象又确实很突出，如大家常说的“投资无热点、消费无热点、出口乏力”；又如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已持续下跌一年，消费物价指数也从今年2 月始持续下跌，皆已出现负增长。这些必须引起警惕。
二、通货紧缩的成因
现在有几种说法值得研究：
1.有人说，通货紧缩是前几年宏观调控的结果，由此对“软着落”也提出异议。笔者认为，通货紧缩的根子还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当然，还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到影响，国内市场压力就更大。生产相对过剩是怎么来的？是低水平重复带来的。如国内电视机生产能力已达6600万台／年，其中彩电生产能力已超过4000万台／年，而国内的销量一年不过1500—1800万台；空调生产能力超过2000万台／年，而一年的销量不过700—800万台。如此等等。生产相对过剩，结构性的矛盾，造成了现在投资、消费无热点。因此，若没有宏观调控，通货紧缩的局面可能更严重。
2.有人说，通货紧缩是近几年货币净投放太少造成的，这也不符合实际。货币净投数，1993年1500亿元，1994年1400亿元，1995年600 亿元，1997年1000亿元左右。投了不少，主要是沉淀了下来。一是储蓄率居高不下，二是房地产、原材料、工商企业商品积压。你投再多，也要沉淀。
3.有人说，通货紧缩是泡沫经济的破灭，是“赌博经济”的失败。这也片面。应当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中有“泡沫”，并没有到泡沫经济的地步；有投机，有在期货、证券市场中“赌”的，但从市场发展来看，没有一点投机和“赌”，就不会有市场。我国期货仍处起步阶段，证券是“袖珍”市场。
1997年我国证券流通市值占GDP比重不到10%。
再看一些国家的证券流通市值占该国GDP的比重：
美国 244%；
日本 178%；
德国 133%；
印度 93%；
泰国 114%；
巴西 67%。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空间很大，中国现阶段需要发展证券市场。十五大指出，要着力发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证券市场就是资本市场。上海GDP增长中有2—3百分点靠证券拉动； 直接融资的扩大也依赖证券市场的繁荣。
三、通货紧缩的应对措施
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应对措施的着力点应是：尽快使投资、消费、出口升温。就投资而言，由于生产性投资的空间变小，重点应逐步转向农村；就出口而言，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也应进行及时调整。
解决通货紧缩出现的问题，要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两个积极作用。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必须“双管齐下”，转动金融、财政两个轮子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片面强调某一种政策的作用，都对经济发展不利。有人说，前时期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不灵了，所以采取财政政策。事实上，国家一直在同时使用这两种宏观调控手段，只是这种调控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货币政策，如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五次降低银行利率，减少企业财务费用约2400亿元，同时对鼓励银行货款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将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使商业银行有更多资金供应社会， 同地下调准备金存款利率；大幅度下调再贴现利率，使商业银行筹资成本下降；两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货款利率；还有恢复公开市场操作，通过货币吞吐，发挥中央银行的调控作用，等等。
财政政策，如从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发行债券的功能已从消极地弥补财政赤字转向积极地筹资支持重点建设项目。 为进一步启动经济，1998年9月4日国家财政部经九届四次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向商业银行定向增发1000亿10年期国债，用于增加农村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城市基础设施、国家直属粮库、经济适用房的投资。这1000亿国债，加上1000 亿银行配套货款，估计可拉动GDP两个百分点，从而保证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除了发行国债外，财政政策还有：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外商进口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增加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发行2700亿30年期的特别国债以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等等。
从微观层面上来说，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各级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企业靠政策发展的年代已过去，企业如果“等、靠、要”，那么必然被市场经济淘汰。在当前出现通货紧缩、生产经营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不断研究需求，不断开拓和创造新的市场。当前可开拓的市场主要有：农村市场、围绕灾后重建的市场、城市住宅及装饰市场、信息市场、保健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