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俗”中的雅，金庸“新”中的旧——对王朔“暴评”金庸的评议及对金庸新武侠小说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武侠小说论文,暴评论文,金庸论文,金庸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确切地说，这件事并不构成论争。虽然王朔出手在先，但一通突如其来的粗暴评论后，却也没再说什么，而金庸在答上海《文汇报》记者的公开信上虽也绵里藏针，小施妙手，但总体上是采取退避三舍、息事宁人态度的，倒是众多金庸小说的拥戴者义愤填膺，风起云涌而卫大侠之道了。
且不说双方观点的对错，那是个不容易弄清的问题，但我热烈欢迎这个“事件”的出现，并希望它能持之以恒，不断扩展开来，深入下去。并非惟恐天下不乱，实在是这个“事件”的实质，乃是香港回归两年来，甚至建国50年来，内地与香港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碰撞。它是以严肃文化为主流和以通俗文化为主流的大不相同的“场”在交流和融合过程中的必然激战，而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却是香港回归带来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回归前的几年里，这种交流和融合已经开始了。就演艺圈而言，有港台流行歌曲入主内地通俗歌坛，在文学界，则是香港作家的作品在内地悄然出现，不过是南方近水楼台，接受较早较多而已，看一看现在的《羊城晚报》副刊，曾敏之、亦舒、刘以鬯等人的作品，不再为读者所陌生，而他们正是香港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内地对香港呢，这些年众多的文化演出和访问活动不必多说，仅几个月前，本次论争的主角之一——金庸先生还盛请王蒙赴香港大学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讲演。交流和融合是早就开始了，问题是交流和融合的形式不免单调：仅有互相的认同，却没有互相的碰撞。没有碰撞，说明一致；而对于人为分隔了这么久的内地和香港而言，这种一致真实吗？
不必讳言，在1949年建国以前，虽有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之分，但香港同内地的文化界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原因在于它的现代文化同内地一样，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源，属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内地作家的不断迁港，加强了这种一致性，其中内地所发生的文化论争，在香港也同样地进行着。然而，当四五十年代之交那次内地文化人的大批迁港过后，内地和香港的文化交流就基本断绝了。此后的30年里，内地的文化是循着一元化的模式发展的。直到八十年代，才迎来了多元发展的机会，却也是经历了几多起伏，而且至今也还不过20年，总体上难免没有过去的影响，严肃文化占主流实属必然。而香港的文化却因了自由港的方便，吸收着来自台湾地区、东南亚、日本和欧美国家种种潮流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化场。在这个文化场中，通俗文化借急剧膨胀的商业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因隔绝而造成分化也是必然的。现在随着香港的回归，两种文化的交流和重新融合正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差别所引起的碰撞，甚至是激烈碰撞，也完全属正常现象。
王朔对金庸小说的激烈评论，正是碰撞的火花之一。这种碰撞迟早会出现，而且今后随着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碰撞还会越来越多。王、金之争，不过是开了一个头而已。而王朔这回之所以做了急先锋，不但因为他的为人为文风格，更因为从骨子里讲，王朔的确是中国内地最严肃的作家之一，这从他不加入作协的特立独行就可略见一斑。现在世人大多称王朔为“痞子”作家，这是只看到了他“庸俗”的表面而没看到他严肃的内核，实在是对王朔的莫大误读。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价值观本就相左，而有着严肃内核的王朔对通俗文化阵营的金庸发难，岂止不值一怪，简直顺理成章。
应该欢迎这个“事件”的出现，而且希望双方不要就此停手，尤其希望金庸先生不必回避，正面接招；就通俗文化、或者再具体到武侠小说在现代社会中应取的地位及作品内外的种种问题，展开广泛、深入、持久的讨论；以此成为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以“碰撞”形式互相交流和融合的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二
基于这场以金庸作品为焦点的“事件”的必要性，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做一番全面认识。
武侠小说，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并不陌生，清朝后期出现的《三侠五义》，以及后来的《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为其正品。而要溯其前源，还要推至唐的《红线传》、《聂隐娘》、《昆仑奴》及《虬髯客传》等传奇，更早则模糊到六朝的志怪。关于这些，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有精辟的论述。武侠小说在清末正式风行时，往往是和公案小说不分彼此的。到二三十年代以后，因为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文学革命扫荡了一切旧文学，武侠小说也走向衰微，更多地保留在民间说书艺人的口头上。及至建国以后，香港的文学朝着多元化发展，武侠小说得以复苏。五十年代初，因为香港的一次打擂比武引起社会各方兴趣，香港《新晚报》邀请由内地迁港的梁羽生写一部武侠小说供连载，梁以全新的笔法写出了《龙虎斗京华》，开新武侠小说之先河，随后一发不可收。其后才有五十年代初也是从内地迁港的金庸等武侠小说大腕的大量作品问世，使新武侠小说走向鼎盛。由于作品的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广，金庸成为新武侠小说的公认代表。
不过，武侠小说无论新旧，总还是以武侠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因此，它们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要准确认识这个基本精神，还要先从对武侠的认识出发。
中国的侠客，源自战国时期“士”的末流，先秦时还颇为风光，譬如荆轲，就是当时燕太子丹的高朋。秦以后，大一统了，侠客们因为“以武犯禁”，也就失宠，随即分化，或专侍皇帝，为当局卫道，或在江湖上无声地拼杀，成为秩序的破坏者而沦为流氓一族。不过无论怎样捣乱，也总是希望得到注意，求得效劳的机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谓身在江湖，心系魏阙是也。所以无论侠客还是流氓，无论其行为是维持秩序还是破坏秩序，其本质也都是认官为本的。因此，历代当局从不把他们当做真正的敌人。如此则几千年来，中国的侠客代不乏人，成为一个介乎官与民之间的特殊存在。
有什么样的现实，也就有反映这种现实的文学，武侠小说的形成和风行，正是这种现实的文学反映。不过由于现实的演变，赖以反映的文学形式也不同而已。
在清朝后期的旧武侠小说中，武侠和公案纠缠不清就是官本位意识支配作者写作的证据所在。到了新武侠小说，就基本摆脱了公案，代之以民族斗争的历史为背景，这正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民间觉醒的反映；同时，新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新，也在于作品中的武侠大多陷于复杂的男女感情纠葛中，这也同旧小说中不近女色因而也缺少情感描写的武侠迥然不同，武侠形象的变化体现着现代人文观念的变化。加之琴棋书画儒释道等大量知识的融入以及采用现代小说的笔法，都使得新武侠小说分外好看。
然而，无论怎样变幻，基于武侠这一社会角色的根本特点，新旧武侠小说中人物蔑视社会法律和秩序、使气任勇的基本精神却没有改变。尽管它有反抗专制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积极意义，但终归是与民主、法制、科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潮流背道而驰的，这必须引起现代人的警惕。但遗憾的是，像鸦片制造幻觉一样，武侠小说的负面作用被世人忽略了。其中，不乏中上层的社会文化人，甚至一些社会文化的精英。
认识自身，需要身外的镜子。为认识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我们试通过与外国相关文化的比较，或可看出其逆现代化潮流的性质。
三
我们姑且把通过比较来认识金庸作品也称作一种研究吧。
金庸小说的风行，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八十年代，它就阵容整壮地走进了内地读者群。
武侠小说的研究，却是近十年才开始的事。这似乎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由感知到认知，由感性到理性，总需要一段反刍的时间。现在研究武侠的多是一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即可为证。十几年前，他们正是中国内地武侠小说的第一批读者，那时播下的感性的种子，十几年后终于发出了理性的芽。
除了年轻人，武侠小说还在不同的人群中传阅，说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诚不为过。这是当代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
奇迹的产生需要社会的土壤。上古竟于道德，中古竟于智谋，近古竟于力量。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正是竟于力量的近古人间的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勇与力，是一种价值标准，不但作品中的人物在追求武功的卓绝，即勇与力的卓绝，而且读者也是以此为标准判定人物优劣的。这是一个符合普通人眼光的朴素的观念。不过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和更为发达的明天，这样近乎原始的价值观，存留与否，前文有所述及，不再多论。
亚洲人喜欢武侠小说，这同武侠小说体现了亚洲人特有的某些文化传统，从而在心理深层取得了契合大有关系。在这方面，武侠小说似乎与欧美人的心理距离较远，实在也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因此，以比较东西方的眼光来看武侠小说，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因为武侠小说和用来同它比较的物事间，有太多貌合神离之处。
就武侠而论，欧洲的中世纪有骑士，也就有骑士文学。但不久，就被一部《唐·吉诃德》扫荡殆尽。而亚洲的武侠小说，却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日渐其盛。其小说虽是以中古为背景，但社会愈现代化，倒愈风行起来。
骑士文学与武侠小说的不同命运，源自东西方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
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所以如此，是由于它通过幻想来塑造超人。而就通过幻想塑造超人而言，除骑士文学外，欧洲另有许多科幻小说，如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等，上承《鲁宾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等开拓、幻想小说，下启《株罗纪公园》等科幻小说，甚而至于“007”等表现现代超人的电影系列。 不难看出，欧洲的科幻英雄是假借物力，靠科学知识行事；亚洲的武侠英雄是单拼人力，靠自身超人的武功行事。
就幻想而言，亚洲的武侠（包括武士）小说，多从人的自身能力挖掘，所谈的是人的肢体如何具备不凡的功能；而欧洲的幻想小说，多从外界物质规律的角度挖掘，所谈的是“超人”们如何能够掌握并驾驭外界的物质规律。另外，从情节内容上看，亚洲的武侠小说多表现人对人的征服，这实际上是人对社会征服的潜意识反映。如华山论剑，胜者一统武林，而武林，正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特殊社会。
欧洲的科幻小说固然也表现人对社会的征服，但更多的是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把人放在与自然宇宙对立的位置，这固然大气，但也空茫。相比而言，倒是东亚的武侠小说，虽然局限于人类自身，却令人感到亲切，这或许是它风行的原因之一。
亚洲人的幻想是向内里探索，开掘自身的能力，对秘笈的搜夺即是其表现。比武定高低也是对自身能力的证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开掘的作用。因为要取胜，登上武林——那个特殊社会的顶峰，就要不断地研习武功，而研习武功的过程，即是对自身能力开掘的过程。欧洲的幻想是向外界探索，努力发现，发现后是征服。《鲁滨逊漂流记》及其他表现探险的幻想小说，无不体现了对新事物的发现、征服意识。被称为新世界、新大陆的美洲，就是这种征服意识的现实结果。
注重向内开掘的武侠小说、包括骑士文学，在亚洲和欧洲具有不同的命运，这实在是由不同人群价值取向或内或外的不同造成的。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势必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进程。从今天东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差异看，两种价值取向的优劣已经昭然若揭。
不过，在这种普遍的差异中，日本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四
让我们把比较的目光投向东亚，投向我们那个凶险的近邻——日本。
说到武功和道德，这是金庸们新武侠小说的两个要素。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武侠小说体现出的道德观。郭靖的武功未必最高，但在小说里最终却是赢家，而许多武功盖世者，却因为心术不正最终成为竞技场上的败将。日本的武士文学似乎不大提倡道德，他们只提倡勇力，文明的不同或高下，从中可见。不过道德是社会性的体现，而个人的勇力却只注重自我，体现出原始的弱肉强食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重武力而轻道德，这固然缘自日本国土小、资源少而形成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但大概也缘于大化革新中只学去了中国的典章制度而没有学去中国的道德宇宙观。毕竟一个地大物博，一个国小力弱，国情不同，取舍也不同。
井上靖，是日本的著名小说家，他的笔下也多有中世纪的武士，《战国城砦群》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如酒部隼人、大手荒之介等，都是出众的英雄。在这样的作品里，武士们的勇力是绝对胜过道德的。《七武士》是日本有名的武士题材的电影，武士们为拯救村民、即为道德而战，最终却个个死得很惨。这种悲剧在金庸们笔下是没有的，金庸们总会给道德安排一个完满的结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于此可见。即如现在，无论港台还是日本，影视作品里的日本武士，也是更注意凸现武力，一派争勇斗狠气象。
然而，一个如此重勇力而轻道德的民族，却具备了一个近代欧美国家的大优点——幻想的外向性。
看一看入侵中国市场的日本现代卡通影视片，其表现内容：或阿童木、或圣斗士、或机器猫；其开拓宇宙意识、征服自然意识、生命与科技的融合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幻想的外向性，与欧美是多么接近。它充分反映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作为地域上的亚洲国家而文化上欧化的现实。虽然日本也仍有许多表现武士题材的片子，这些片子也大都有着浓厚的亚洲武侠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东亚人幻想的内向性传统一脉相承；可是与日本更多的科幻作品的外向性参照，不正可以看作是他们努力摆脱过时文明的“后遗症”吗？
不迷恋过去，不幻想自身，思维的触角向外发展，体现出对科学和自然的开掘和征服意识，这种明治维新以来所确立的现代化立国精神促使日本在近代大踏步地赶上了西方先进国家。而金庸们的武侠，无论以如何“新”的面目出现，其基本精神并没有改变。这种过时的“武侠精神”却为今天的国人喜爱，多少人浸淫其中，作着鲁迅所言的“骸骨的迷恋”，这是不能不令人叹息的。
并非苛责中国的落后全因为爱读武侠小说，只是想从金庸们作品中的武侠身上探找出一种过时的精神。马克思曾把古老的东方文明比作早熟的儿童，而作为“成年人的童话”的金庸式新武侠，风行于成熟的现代人群中，其内向性的幻想、重勇力的同时又重道德，尤其是旧武侠作品中的官本位立场，是否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留下的痕迹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吃金庸饭”的专家，却要斗胆置喙，实在应该诚惶诚恐。但想到我对于此事既然是热烈欢迎，就应该身先士卒，添柴拨火，所以也就奋不顾身，置“金迷”诟病于度外了。“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我无诗人之才，只老实地说说自己的见解，权作评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