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利息业务能否降低银行风险？--基于5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_银行论文

非利息业务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吗——基于5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利息论文,风险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业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存贷款利差，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收入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利率自由化改革的加速，以及我国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商业银行仅依靠传统的利息收入难以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更难以应对外资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日益激烈的竞争。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非利息业务的发展，力图通过综合经营，改变传统的单一利息收入结构，实现银行收入结构的优化转型。从政策角度看，国家也倾向于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向非利息业务领域拓展并做大做强。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银行业新型中间业务品种不断涌现，非利息收入占各项业务收入的比重正逐步提高。根据2013年已经公布年报的11家银行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末，除平安银行之外的其余10家银行境内子公司为银行贡献的利润超过100亿元。

      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当前国内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依然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通过股权投资开展综合化经营的方式也尚未普及，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大致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国，业务规模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同时，伴随着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的扩张，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风险也随之而来。如何在稳健发展非利息业务的同时，规避来自国内外的各类系统风险冲击，已成为金融行业亟待探讨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厘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结构及其风险特征，有利于发现当前银行业非利息业务的整体风险状况，这对未来银行综合经营业务的有序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国内5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资产规模影响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风险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是在引入交互效应后，实证结果显示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会承受相对较高的风险。进一步将非利息收入结构分解为投资交易业务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后，发现非利息收入中的主要风险来自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而投资交易类收入对银行风险的作用并不显著。为验证论文结论的准确性，笔者还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资产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的小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NII)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度量指标(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SDROE、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SDROA)以及破产风险度量指标(Z值)的影响更为显著，说明小型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会产生更大的波动效应。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继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之后，第三部分提出相关计量模型，解释样本数据的选取，并且描述本数据的统计特征。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本文在对非利息收入的结构风险进行实证检验的同时，还对相关实证结果作出解释，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在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是否能够改善风险，促进银行业绩改善方面，国外研究争论较大。早期大量研究表明，传统信贷业务与非利息收入的组合能产生分散化收益，进而降低风险。这些研究(如坦普尔曼和赛文斯(Templeton and Severiens)，[1]加洛等人(Gallo et al.)[2])主要以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银行为样本，关注产品多样化给银行带来的收益。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业务和产品的多元化，银行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取规模经济效应，即通过财务协同效应削减成本[3]、获取信息优势[4]、获得相关产品的整合效应[5]以及管理效率的提高[6]等多方面提升银行的绩效。还有一些学者从范围经济的角度来研究非利息收入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伴随着银行综合业务的拓展，通过并购或广设分支机构有利于拓展新的市场和开展新的业务，可以有效降低银行风险，从而实现更多的收益。如关和雷德曼(Kwan and Laderman)、阿伦和姜戈提娜(Allen and Jagtiani)、米恩和韦伊(Meon and Weil)的研究。[7][8][9]

      其后大量实证文献发现，非利息业务与银行收入的波动性呈正相关关系，银行同时经营传统银行业务和非利息收入业务并不能产生分散化收益，甚至可能导致风险上升。如德姆塞茨和斯特拉汉(Demsetz and Strahan)发现，尽管兼并扩展了商业银行产品组合的范围，但是因银行涉及风险更高的业务领域，降低了资本比率，因此多元化经营反而不能给银行带来任何风险降低的倾向。[10]德杨和罗兰(De Young and Roland)从收费业务对银行利润和波动性的影响角度，发现在银行业务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收费业务增加了银行收入的不稳定性。[11]斯提洛和罗姆博(Stiroh and Rumble)更是发现增加非利息收入会导致分散化收益的下降。[12][13]莱皮特等人(Lepetit et al.)对欧洲银行业的研究也发现，伴随着非利息收入业务范围的提高，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会随之提高。同时，他们还发现非利息业务对于大型银行具有规模效应，对于中小银行，风险主要来源于佣金和手续费的收入，这一结果对总资产低于10亿英镑的银行最为明显。[14]

      国外近期的研究开始转向两个方向。一方面，众多学者开始着眼于全球，将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业也纳入研究视角，试图发现全球银行业综合经营收益—风险的一些普适特性。雷文和莱文(Laeven and Levine)通过对43个国家银行业的调查，发现多元化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价值更低。[15]这暗示着包含信贷和非信贷业务的资产多元化并未增加金融机构的价值，反而更有可能增加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有学者开始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尝试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综合经营业务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并试图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等方面对其进行解释。陶菲克等人(Hidayat et al.)研究了印度尼西亚2002—2008年银行产品多样化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产品多样化对风险的影响高度依赖于银行的资产规模，小型银行产品多样化程度与银行风险负相关，大型银行产品多样化程度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原因在于大型银行更多地参与非传统业务，因而对整个银行系统产生不利影响。[16]

      与国外研究类似，针对非利息业务是否会增加对银行业的风险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存在分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对综合经营的风险分散效果持保留或否定的态度。张雪兰发现，银行以拓展非利息收入渠道来带动收益增长可能存在一定风险，需要在分析自身核心优势基础上审慎而行。[17]周开国和李琳从资产组合的视角入手，发现我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之间相关性基本为正，且会加剧整体收入水平的波动幅度。[18]

      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非利息业务有利于熨平银行业的风险，起码不会增加银行业的现有风险。任哲和邵荣平的研究表明，非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增加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而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上升对降低银行风险不显著，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而非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则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19]刘孟飞、张晓岚和张超通过引入赫芬达尔(Herfindahl)指数衡量银行业务结构多元化程度。他们运用2000—2010年间我国19家主要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业务多元化有效降低了银行的风险，但是其对绩效影响并不明显。[20]

      对正处于快速变革过程中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国内学者虽然在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业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细致的研究，但是在以下几方面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中国商业银行的收入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存贷款利差，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收入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并且非利息业务的品种和结构与国外相比也不尽相同。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非利息收入与风险的表层关系研究，没有考虑到中外银行业收入结构差异对综合经营的影响，更没有细致考察非利息业务收入结构不同成分(如手续费佣金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收益等)与银行所承受的各类风险之间的关系。其次，现有文献主要探讨的是大型银行或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对风险的关系影响，中小银行的业务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很少涉及，银行规模因素对综合经营风险的影响并未详细论证，对非利息收入结构与风险关系的传导机制的研究也不全面。最后，现有的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数据时间段普遍较短，而银行业是一个顺周期行业，因此，现有研究难以发现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对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的影响。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银行业一个长经济周期(2002—2012年)内，非利息收入对不同资产规模银行的风险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通过一个长经济周期的检验，有利于厘清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动条件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风险的主要来源，及其对银行业综合经营整体风险状况的贡献。第二，通过引入交互项，考虑到银行非利息收入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掌握不同规模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第三，通过对非利息收入结构进行分解，分别对不同非利息业务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验证各类非利息业务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可据此对各类非利息业务进行有重点的监管，以有效降低监管成本。第四，针对不同银行规模进行稳健性检验，在验证结论一致性的同时，可以有效说明银行业规模对非利息业务风险的影响，有利于明确银行业风险监管的导向。

      三、变量选取及样本的统计描述

      (一)模型设定

      以前的文献对非利息收入与风险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性质银行间某些关键变量的比较，本文的特色在于以银行规模为切入点，探讨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与风险的关系，由此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设定的核心是引入非利息收入与资产规模的交互项

。莱皮特等人(Lepetit et al.)曾经通过把全部的样本银行分为大银行和小银行来说明资产规模的作用。[14]与此类研究不同，本文通过引入交互项来阐述资产规模的作用，交互项可以解释不同资产规模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的不同影响，并确定风险影响的拐点。在式(1)中对非利息收入求偏导，可得：

      

      令式(2)等于零，可以求出非利息收入业务影响银行风险的资产规模的拐点，进而可以推导出在不同的银行资产规模条件下，非利息业务对银行风险的不同贡献。

      (二)变量的选取及研究假设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为了全面、准确地衡量银行所面临的各类风险，本文选择三项银行风险的度量指标：即银行自身经营风险的衡量指标SDROA和SDROE，以及衡量银行破产风险的Z值指标。相关指标定义如下：

      

       式中，E/A为银行的资本与总资产比率；μ和

分别表示平均资产收益率的期望和标准差。Z值越大，表明银行破产风险(即银行违约风险)的可能性越小，银行越稳定。

      2.解释变量的选取。为考虑规模效应下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在选取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的同时，将非利息业务分解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投资交易类收入两大类，分别检验各类业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这样有助于发现各项非利息业务对银行风险的贡献程度。相关解释变量选取如下：

      非利息收入占比NII。NII为非利息收入/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它表示非利息业务的发展水平。由于非利息收入业务在传统意义上不动用银行自有资金，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收入的波动性，同时非利息收入对不同资产规模银行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手续费佣金收入占比FC。它等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非利息收入总额。该指标衡量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佣金收入所占的比重，判断标准和非利息收入占比NII一致。

      投资交易类收入占比TC。它等于投资交易类收入/非利息收入总额。其中投资交易类有：投资交易收入、有价证券收入、公允价值净损益和净保险收入，但不包括汇兑损益。判断标准也和非利息收入占比NII一致。

      3.控制变量的选取。为防止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选取控制变量如下：

      资产规模lnTA。由于不同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水平差异较大，为了便于比较分析，用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

      权益资本比EA。它等于银行的所有者权益/总资产。该指标不仅衡量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而且可以说明银行的资本风险水平。

      成本收入比CIR。它等于成本费用总额除以总收入。该指标用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财务稳定性，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商业银行的财务稳定性越差，从而增大风险。

      资产增长率GTA。它体现为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银行间竞争的加剧及银行资产的快速扩张有可能导致非理性投资，而不同规模下资产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所以选取该指标衡量银行的扩张速度对风险的影响。

      货币的流动性M2/GDP。采用货币供应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货币的流动性。银行是顺周期性的特殊机构，不仅宏观经济的变化将对银行的收益和风险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流动性的宽松程度是商业银行拓展业务与承担风险能力的有效指标。

      (三)样本数据的选取及描述统计

      1.样本数据的选取。本文选取2003-2012年全国5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样本数据。样本选择起始时间为2003年，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颁布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对国内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各项组成部分的统计口径统一标准，避免了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构成部分的差异。此外，所有银行的数据均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笔者从Bankscope数据库中共检索到155家商业银行，最终选取53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样本选取遵循如下原则：(1)删除了连续5年样本观测值缺失的银行82家；(2)为了实现实证结果误差最小化，去除收入指标存在异常值的20家银行；(3)为了验证不同规模效应影响下商业银行收益的波动水平，笔者将所选取的53家商业银行分为两类：一类为总资产量在1000亿元以上的25家大型商业银行；余下的为总资产在1000亿元以下28家小型商业银行。本文其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商业银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第一，从所有样本商业银行(53家)来看：首先，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差距较大，最大值175422.17亿元，最小值38.19亿元，而均值为9906.13亿元，说明大部分资产被大型商业银行所占有，银行间的资产分配很不均衡。其次，非利息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3.88%，远低于美国银行42%的水平。[20]最后，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大小(标准差)为11.42，说明银行间的非利息收入规模差异较大，主要以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主，占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为62%，而投资交易类收入只占27%。

      第二，根据银行的规模分类来看：首先，大型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比小型商业银行高，均值是14.46%；而小型商业银行(28家)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为11.87%。说明相对小型商业银行而言，大型商业银行对于非利息业务更为积极。其次，大型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结构比小型商业银行更不均衡，其中25家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的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了73%，而投资交易类收入仅占13%。小型商业银行的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为61%，投资交易类收入占比为30%。最后，观察标准差可知，大型商业银行的FC与TC的标准差更小，并且从非利息收入结构上可以初步判断，银行资产规模越大，其手续费佣金收入、投资交易类收入的波动性反而较小。

      第三，从三个银行的风险度量指标SDROA和SDROE以及Z值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均值要小于小型商业银行，表明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优于小型商业银行。

      四、实证检验

      (一)对整体样本的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模型估计，霍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计量结果见表2。

      

      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不考虑非利息收入与资产规模的交互项NII×ln TA的情况下，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的系数均为正值且不显著。也就是说，非利息收入业务活动与银行风险及其破产风险无关，二者保持相对独立性。然而，当模型引入交互项NII×lnTA，考虑规模效应的影响后，非利息收入对经营风险及其破产风险均显著。实证结果证实：第一，非利息收入占比NII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会让银行涉及风险更高的业务领域，从而提高自身的经营风险，增加银行破产的可能性。第二，交互项NII×ln(T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非利息收入具有正的规模效应。伴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会抵消一部分非利息业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扩展非利息业务的规模效应主要体现为，大型银行具备较大的资产规模，资金充裕、网点和长期客户较多，使得大型商业银行的拓展成本较低，因而更有能力去开发非利息收入业务；与之相反，国内的中小商业银行拘于规模和业务网点的限制，收入的保障性不足，一旦过多地涉入非利息业务活动，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性。因此，在相同的风险水平下，大型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更容易向非利息收入倾斜。

      从表2引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银行资产规模的临界程度不同，非利息收入对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呈现不同的导向作用。当用SDROE和SDROA度量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时，总资产取对数的临界值分别是lnTA=0.074/0.007=10.571和lnTA =0.009 6/0.009=10.667，说明当资产规模分别小于390.04亿元和429.02亿元时，收入多元化会降低风险调整后的银行盈利水平，从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当银行的资产分别大于390.04亿元和429.02亿元时，非利息收入的拓展会提高商业银行经风险调整后的业绩，有利于银行经营的稳定性。类似地，当用Z值度量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时，总资产取对数的临界值为10.9，即当资产规模小于541.76亿元时，拓展非利息收入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系统风险。三种验证方法得出一致结论，即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具有正的规模效应，在银行资产规模达到某一临界区间以上时(根据本文三种方法测算，大体范围在390亿元～540亿元之间)，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拓展会降低银行风险。

      

      表2中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资产增长率GTA对银行风险指标不显著，说明银行资产的扩张速度对银行风险无重大影响。宏观经济指标货币流动性M2/GDP对银行经营风险SDROE和SDROA及破产风险Z值显著负相关，说明当宏观经济利好的时候，货币流动性的过剩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及其破产风险。资产规模lnTA分别对SDROE和SDROA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说明银行资产具有规模效应，资产规模越大，经风险调整后的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相应较小。成本收入比CIR对SDROE和SDROA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伴随着成本费用占比的提高，财务稳定性相应变差，带来银行单位风险的回报率降低，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但是这一风险却不会带来银行的破产风险(CIR对Z值产生显著的正影响，其显著系数为0.02)。此外，无论有无交互项，资本资产率EA对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及其破产风险均产生正显著关系，说明商业银行股权占比越高，财务杠杆效应越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银行破产的可能性也更小。

      总之，对总体样本的检验发现，对于大型商业银行，伴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没有迹象表明银行业务的多元化会显著提高银行的经营风险；而小型银行扩展非利息业务会导致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银行的经营风险及其破产风险也随之升高。

      (二)非利息收入结构的分解检验

      为了验证规模效应影响下银行各类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将非利息业务分解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投资交易类收入两大类进行检验。其中，投资交易类还包括非利息收入业务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如投资交易收入、有价证券收入、公允价值净损益和净保险收入，但是并不包括汇兑损益。实证检验时，采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总非利息收入之比FC和投资交易类收入占总非利息收入之比TC代替表2中的非利息收入NII。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在不考虑规模效应的情况下，即没有交互项的情况下，FC和TC均对银行风险SDROE和SDROA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证明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即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投资交易类收入)会提高收益的波动性，增加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但是FC与TC对银行破产风险Z值不显著，说明与投资交易类收入相比，非利息收入中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变动不会给银行带来更高的破产风险。同时，由于SDROE和SDROA与Z值中的FC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TC系数的绝对值，说明与投资交易类收入相比，非利息业务中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变动会给银行带来更高的经营风险。笔者将之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由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FC更容易在不同银行之间被选择和转移，因此这部分收入具有相对较大的波动性，因而对银行经营风险的贡献要大于投资交易业务TC。其次，由于监管者不要求银行对非利息业务提取准备金，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增加这部分收入的波动。最后，由于国内监管当局对金融领域的管制较严厉，以致金融机构从事各种投资交易类的收入份额占其总非利息收入的比重较少，这可能也是造成TC业务对银行系统风险贡献较小的原因。

      引入交互项考虑规模效应后，FC和TC对SDROE和SDROA与Z值的系数显著为负数，证明这两项业务均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和系统风险。当Z值为独立变量时，交互项FC×lnTA的系数显著为正(在1%的置信水平下系数为0.496)，而TC及交互项TC×lnTA对Z值均不显著，这意味着规模效应对FC业务依然较为显著。扩展非利息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规模效应增加大型银行总体业务的稳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型银行的破产风险。因为FC类业务的扩张往往意味着固定成本的增加(例如需要更多的员工培训、网点和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使得银行的经营杠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业务多元化收益。所以，伴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对大型银行来讲，自身多年的网点建设和客户资源的积累，无疑会大幅降低固定成本。反之，与大型银行相比，小型银行难以凭借规模优势，承担相应的固定成本，因而会增加银行FC业务的经营风险，由于大型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往往伴随着较低的银行经营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息差收入收窄的现况下，为什么国内的大型商业银行往往会率先大刀阔斧地开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活动。

      

      最后，实证结果还发现，无论有无交互项，资产规模lnTA对银行风险SDROA和SDROE均产生显著正效应，对破产风险Z值则不显著，这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规模效应可以有效缓释银行的经营风险。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前述实证研究的稳健性，笔者按照总资产是否大于1000亿元，将商业银行划分为两类，对不同资产规模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与风险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稳健性验证结果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经营风险及破产风险的影响依然高度依赖于银行的资产规模。当SDROE和SDROA作为独立变量时，对于大型银行来说，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无显著影响，即大型商业银行伴随着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拓展，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并未显著增长；对于小型银行来说，非利息收入活动(变量FC与TC)与银行经营风险SDROE和SDROA显著负相关，即小型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的拓展程度越大，经风险调整后的银行收益水平下降，从而使得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越高。这一现象同样昭示了在不同资产规模下，非利息收入业务对银行风险影响的差异。

      另外，当Z值为独立变量时，大型和小型银行的FC和TC均不显著，说明拓展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的破产风险贡献不大。同样证实非利息业务活动(手续费及佣金和投资交易类收入)会增加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但不会增加其破产风险。最后，考虑到规模效应的因素影响，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的风险影响要小于小型商业银行。

      

      五、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在引入交互项NII×lnTA考虑资产规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时，发现拓展非利息收入会增加银行整体的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伴随着银行资产的扩张，没有迹象表明大型银行业务的多元化会有效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但是非利息业务却会显著增加小型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拓展收入来源方面，大型银行更加积极地尝试产品创新及业务的多元化发展，而中小商业银行对开展非利息业务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第二，将非利息收入结构分解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投资交易类收入后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结构的内部成分差异较大，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构成了非利息收入的大部分，投资交易类净收益较少。实证结果显示，商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FC的波动性较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到手续费及佣金业务在我国非利息业务中的占比较高的事实，今后此类业务理应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要确保此类非利息收入带来的风险分散效应大于其风险的波动性。同时，非利息收入结构的分解还昭示，仅仅依赖FC业务很难获取资产多元化的收益，今后银行(尤其是大中型银行)如能拓展投资渠道，保证投资交易业务收益的稳定性，收入结构有再调整的空间。

      第三，稳健性检验发现，资产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FC和TC对银行的经营风险(SDROE，SDROA)不显著，而小型商业银行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小型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会产生更大的波动效果，大型商业银行开展非利息业务活动的风险相应较小。所以，在当前利率自由化的背景下，未来监管当局在鼓励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可以考虑设立资产规模的进入门槛，并强化中小银行非利息业务的监管力度，以降低非利息业务所引发的各类风险。

      感谢匿名评审人所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夏普指数的计算公式为(资本收益率－无风险利率)/资本收益率标准差。它是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指标。反映了单位风险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程度。夏普指数越大，单位风险带来的收益越高。本文借鉴斯提洛(Stiroh)的研究[12]，将无风险利率这一常数从公式中剔除，从而得出本文引用的公式。

标签：银行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利息收入论文;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论文;  银行风险论文;  银行资产论文;  资产规模论文;  交易风险论文;  经营风险论文;  交易银行论文;  风险资产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银行手续费论文;  经营指标论文;  规模收益论文;  规模效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