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逻辑进程与中国的选择——基于中美两国的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中美两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技术进步推动与跨国公司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要素资源跨境配置与商品及服务的全球流通。它改变了资源配置条件，扩展了市场发展空间，使国际产业分工与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新的态势。在比较优势引导下，各国家依据资源禀赋、经济条件与产业基础，致力于发展具有自身竞争优势的产业。同时，通过国际间资本与资源流动、商品及服务贸易，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已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意图以资源跨境配置，国际产业分工重组来整合全球资源，扩大资源配置规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以全球经济均衡来取代国家经济平衡。这种不平衡增长模式，在强化国际产业分工效率的同时，也凸显了国家经济不平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均衡增长的脆弱性。
事实上，由于不平衡因素的累积与强化，这一建立在强化国际产业分工与国家经济不平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均衡增长难以为继，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往往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迄今人们并没有从经济全球化的逻辑过程来认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大调整，但是，它并不能改变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平衡因素的累积与强化，最终导致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基本事实。这表明，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大调整并非是由个别国家某些因素引起的偶发事件，而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平衡增长导致的必然结果。
诚然，目前各国家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助于遏制全球经济衰退，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与可持续增长仍有待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而形成以主要国家经济相对平衡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均衡增长模式。概言之，不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过程。这既是应对世界经济调整的根本途径，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更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的约束条件。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它反映了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范围、市场发展空间、交易行为规则的扩展。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种扩展至少经历了地区经济、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三个不同的阶段。与地区及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注重内部平衡不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资源跨境配置，商品及服务全球流通，以及形成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因而，具有外部平衡与全球协调的特征。
经验事实表明，资源跨境配置缘于在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由于各国家自身要素资源的不平衡性，使之在国内资源配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短板效应。②概要说，发达国家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匮乏，成为各自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因此导致全球大量要素资源闲置。资源跨境配置可以突破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短板约束。通过全球资源整合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发达国家资本充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可以扩大资源配置规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终乐于接受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本价值。
资源跨境配置的前提是要素资源的流动性，现实中要素资源存在着流动性差异。③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资本流动不存在技术性障碍，主要取决于金融开放程度。基于经济全球化所蕴涵的互利因素与增长效应，加快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因此成为各国的共识。作为商品，自然资源流动不存在制度性障碍，而取决于运输成本。大致上，自然资源流动性等同于运输成本的倒数。相比之下，人力资源尤其是普通劳动力规模性流动，由于涉及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法律关系而难以跨境流动。
由于自身特征与约束条件不同，客观上要素资源存在着流动性差异。资本资源与自然资源相对单一的经济属性，使其具有高流动性特点。影响其流动程度的主要因素，是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和运输成本。只要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理论上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就能够进行跨境配置，其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与交易费用及运输成本呈反比。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总体上使之具有低流动性特征，尤其是普通劳动力规模性流动即使不考虑经济上的可行性，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国际间政治与法律的纠纷，以及流入地劳工阶层的普遍反对。
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差异并不会改变资源跨境配置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会影响要素资源流向与国际产业分工，因而成为资源跨境配置中的内在约束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高流动性使资本资源与自然资源趋于全球定价，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资本资源及自然资源流动性增强，其基准价格(不考虑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的价格水平)将会趋于全球一致。要素资源流向变动因此并不会引起资本资源与自然资源价格的明显变化。与此不同，低流动性人力资源尤其是普通劳动力价格具有地域定价特点，人力资源的低流动性，使之难以形成劳动力的全球统一市场及其基准价格。人力资源尤其是普通劳动力成本由所在地国家劳动者素质、劳动力供求关系以及生活水平所决定。因而，要素资源流向变动会面临不同的劳动力成本。这表明，由要素资源流动性差异所导致的要素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差异，使人力资源价格尤其是普通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易言之，在资源跨境配置中，相对于资本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全球定价，人力资源的地域定价成为影响要素资源流向的关键因素与主要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相差数倍的普通劳动力成本，国际市场上资金利率与资源价格的变动不足以影响要素资源流向)。由于资源跨境配置与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成本约束，因而，具有低流动性、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的国家与地区，成为资源跨境配置的主要目的地。这说明，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源供给与劳动力成本决定，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全球化的逻辑过程
资源跨境配置的目的在于通过全球资源整合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扩大资源配置规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的主导性作用在于，基于降低劳动力成本与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自身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境外投资。这使资金与技术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得以利用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借助对外开放与外商投资，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同时，全球经济扩张所带来的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带动了相关资源富集国家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的“金砖四国”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实践看，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经济条件与产业基础不同，在全球资源整合中，发达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提供方，发展中国家是劳动力主要提供者，能源与矿产主要来源于资源富集国家。全球资源整合所具有的互补效应为扩大资源配置规模创造了条件，并且通过要素资源流向变动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格局与各国经济发展态势。由于人力资源尤其是普通劳动力的低流动性特点，全球资源整合与资源跨境配置主要是通过高流动性的资本资源与自然资源向低流动性的人力资源尤其是普通劳动力所在国家与地区集聚实现的。具有低流动性、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源跨境配置的主要目的地，以及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易言之，在资源跨境配置中，具有低流动性、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与相关生产成本，因而，在全球资源整合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具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竞争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资源整合与资源跨境配置主要是通过深化国际产业分工进行的。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资金充裕、技术领先、劳动力成本高，适宜于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特点的资金与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与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却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具有资金需求少，技术含量不高，就业容量大等特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比较优势引导下，发达国家通过资源跨境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不断地将具有劳动密集特点的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低端产业外移的同时，基于产业基础与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分别强化了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以金融、保险、证券与期货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引导以及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以虚拟经济的形式得到空前发展。在高峰时期，虚拟经济新增产值几乎占到美国GDP的30％，经济虚拟化一度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方向与未来经济的新特点。
尽管在资源跨境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中，发展中国家作为相对被动的接受方，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缺乏规则制定、产品定价与利润分享等的话语权，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劳工利益与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其实，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力资源成本的地域差异使之成为影响资源配置成本的主要变量，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吸引外来投资，之所以具有资源集聚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源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的利润率。当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与开拓国际市场，而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并且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也就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毕竟外商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与此相关的资金、技术、设备与市场。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少、技术含量低、就业容量大的特点也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前期经济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相吻合，有利于发挥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
从实践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口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凭借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及其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跃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产品出口大国。
直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以资源跨境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尽管也存在着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但依然向世人展现了颇为乐观的发展图景。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说明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的短板现象已经被有效克服。原先大量闲置的资金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别转化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利得、资源富集国家的资源收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生产与提供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满足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实用消费品需求。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管理输入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与经营水平，发展中国家通过资金、技术与管理的积累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使虚拟经济成为新的财富来源和信用消费的支付手段，不一而足。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可以通过各国资源整合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以及商品及服务的全球流通，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
问题是，此前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忽视了国家经济平衡对全球经济均衡的重要性，突出的矛盾是资源跨境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在强化成本约束与分工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相关国家经济结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失衡。这一建立在国家经济不平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发展，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平衡矛盾的累积与扩散而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失衡。
现实中，国际产业分工重组可以简单概括为基于要素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条件与产业基础的差异。发达国家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服务业，并向发达国家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从静态与抽象的角度分析，这是一种能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与互利互惠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是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解。事实上，这种国际经济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效应是不一样的。
由于低端产业外移，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了高端化趋势，产业结构变动使发达国家面临着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变化，即如何保持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于保持技术竞争优势的考虑，不愿意通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的出口来平衡不断扩大的一般商品进口，必然导致贸易赤字的累积。国内劳动就业关系的变动，即如何在产业升级中解决低端产业中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问题。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对就业者素质的要求要远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要求，在低端产业外移中所滞留的普通劳动力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结构性失业，从而影响政府税收与居民收入增长。可见，经济全球化尽管为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影响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贸易与财政收支状况。
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情况看，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资源跨境配置和国际产业分工重组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普通劳动者就业创造了条件，并且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和储蓄的增长。同时，发达国家大量实用消费品的进口，也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促进出口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盈余的增加。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的积累，从而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经济机理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重组是与国际贸易结构调整相联系的，国际产业分工的状况受到国际贸易结构约束。在正常贸易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平衡能够保证产业分工的平衡。问题是，尽管贸易的本质是产品及服务的交换，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出现单边贸易与无约束贸易赤字现象的。由于国际贸易是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在现实中具有美元发行权的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因而，有可能带来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事实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上述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或者转让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纸币(美元)换商品的单边贸易与无约束贸易赤字状况。其典型是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在国际贸易中不平衡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当这种不平衡演变为单边趋势时，必然会危及与此相关联的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
通过分析这一贸易失衡现象可见，其表层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不同所引致的产品价格差距。价格差距悬殊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缺乏相应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依靠美元特殊地位与支付条件，持续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廉价商品。这虽然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福利，但是这也会导致进口国贸易赤字的累积。反之，产品出口国虽然增加了贸易盈余，但是它也会引起产品出口国出口经济规模膨胀，导致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失衡，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这种贸易失衡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与发展速度的差异。作为成熟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企，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难度加大，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从而导致国民收入难以承担国民支出，尤其是由信用消费所带来的不断膨胀的消费支出。
在国际产业分工重组中，发达国家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其困难远大于发展中国家所主要从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涉及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协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高层次人才的参与。同时，对于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来说，高新技术产业还必须具有相应的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推动作用看，20世纪80年代信息产业的发展与21世纪前后网络经济的兴起是成功的范例，发达国家经济也因此出现了阶段性的增长与繁荣。但是，当由技术革命推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告一段落后，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则需要很长的培育时间，这也带来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与不确定性。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与印度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推动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增长效应弱化，同时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形成，经济增长相对乏力，因而，寄希望于所谓的金融创新与虚拟经济发展来弥补实体经济增长缺口。遗憾的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带有更多的金融投机色彩，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带来真实的经济与财富增长，只是通过资产价格的快速变动来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虽然资产价格高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刺激消费，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不断扩张的信用消费。甚至于以不断扩大商品进口来满足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进而拉动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和出口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让全世界共享虚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虚幻的繁荣。
然而，虚拟世界向现实社会的回归是客观规律。当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与华尔街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败不幸降临时，以价格操纵为基本手段，资产价格泡沫为主要特征的虚拟经济大厦难免轰然倒塌。让人兴奋不已的击鼓传花游戏在一度改变了人们对财富生产、经济增长与收入来源的传统看法与未来预期后戛然而止。美国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与全球金融海啸的惊涛骇浪，使虚拟经济的繁荣之梦骤变为现实世界中百年一遇的危机。毕竟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虚拟经济的膨胀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虚拟经济昙花一现的财富效应也不可能为投资者带来真正的效益，以及为众多的信用消费者买单，只会增加他们在泡沫经济中留下的更多的坏账与赤字，包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陡增的巨大的财政赤字。
其实，也可以把虚拟经济的兴衰理解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了克服，抑或缓解由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所带来的收入下降与赤字增加所作的另类努力。只是，虚拟经济解决不了实体经济的实际问题。无疑，现有的以美元大量增发与不断贬值为背景的纸币(美元)换商品的单边贸易与无约束贸易赤字的贸易模式难以为继。否则，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会使美元持续贬值，从而危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不断增加的中国贸易盈余，会进一步扭曲中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失衡使全球经济难以均衡增长。不妨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世界经济大调整既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增长模式画上了句号，也为形成新的全球增长模式提供了契机。
诚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美国需要变革。振兴实体经济，减少贸易赤字；增加储蓄，减少债务，保持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美国乃至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和社会实践方向。可以预期，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是建立在低碳经济基础上的以国家经济相对平衡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均衡增长。同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方和受益方——中国也会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
三、中国的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的福音，在资源跨境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组中，中国以其人力资源丰富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总量大与产业配套能力强，人口众多与市场潜力巨大，而成为跨国公司以及海外投资首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主要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中国已成长为全球产品制造与商品出口大国，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三。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始终抱着积极的态度，这不仅体现在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坚持对外开放，使境外资本、技术和产品大量进入国内；克服困难，加入世贸组织，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利用境内外市场和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和推动者。也反映在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世界面临经济大调整的困难时刻，中国审时度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拉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调整结构，压缩与淘汰过剩产能与落后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强化资源环境约束，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新的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的早日形成。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在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由于缺乏全球资源整合机制，而难以有效扩大资源配置规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以资源跨境配置、国际产业分工与商品及服务全球流通为主要特点的，由人力资源水平与劳动力成本决定的新的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改变了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一国要素资源以及市场发展空间制约的现实，并且将全球经济竞争建立在人力资源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之上，从而使具有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可以摆脱资本匮乏与资源短缺(尤其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能源与矿产短缺)的制约，经济竞争力得到大幅提高。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使中国在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选择与实施了劳动力成本竞争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一选择也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主要由资本供给与资金成本决定，向人力资源供给与劳动力成本决定转变的逻辑相吻合。
在实践中，基于人力资本供给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全球资本与能源矿产向中国汇流，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为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在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由于资本不足与技术落后，庞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主要沉淀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不仅难以转化为二次、三次产业中的低成本劳动者，反而因为人地矛盾紧张而成为缺乏相应社会保障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为沉淀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打开了就业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之所以发展这么快，规模那么大，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过多的劳动力供给所导致的低劳动力成本又使其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大量廉价产品。低劳动力成本与廉价产品，因此成为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成本竞争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选择，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行为逻辑。由于劳动力成本是影响资源跨境配置的主要变量，因而，低劳动力成本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也是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主要依据。同时，低劳动力成本意味着低收入与低消费，因此，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与地区，总体上内需不足。所以，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把在当地生产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包括返销本国市场。这表明，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目的之一，是要借助当地的低劳动力成本来降低生产成本，亦即通过生产外移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商投资能够带来就业与税收、技术与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何乐而不为？正因为此，中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一直超过一般贸易。这说明，中国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与出口大国，是境内外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跨境配置与商品及服务全球流通的新特点。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劳动力成本竞争，或者说劳动力成本决定的逻辑，可以延伸到不同的产业层次。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与人才的积累，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中国正在加快产业升级，致力于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电子、机械、汽车与造船等产业迅速发展，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与造船吨位有可能跃居世界首位。这些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特点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与产业竞争力也依然来自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尽管在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中，技术创新起着关键作用，技术的可贸易性以及通过技术积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可行性，使中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可以通过技术贸易与技术积累最终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也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故事，成为全球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大国。
诚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目前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还不高，其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所出口的产品从贸易结构上看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构成互补关系。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尚未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及其产品产生较大冲击。然而，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与生产工艺的进步，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必然随之提高，这使中国有条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之中国强大的投资能力，包括外商基于中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依然存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增加的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有可能远超出国内需求，扩大产品出口势在必然。
问题是，中国产业升级与资本及技术密集产品出口增长，必然与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及其产品形成不断强化的竞争态势，并且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基于经济发展条件与产业基础不同而形成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同时引起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重大变化。从中国的角度看，产业升级与产品出口是经济规律使然，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如何协调与发达国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发展以及产品出口中的关系，怎样平衡由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动所引致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新变化。一个需要面对并且作出选择的问题是，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中国是否有条件有必要延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形成的出口导向战略。
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无疑是需求约束。由于内需不足，扩大产品出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及其产品出口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与世界贸易的特点，也符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预期。亦即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与廉价产品可以为跨国公司带来高额利润，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从而使中国得到良好发展机遇。那么，中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及其产品出口则会改变国际产业分工和世界贸易原有格局。亦即中国与发达国家间产业与产品竞争不可避免，产品出口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所引起的矛盾可能会超过人们的预期。
事实上，随着中国出口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国际产业分工与世界贸易平衡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中国产品出口同样面临外需不足的局面。这集中表现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中国贸易盈余的持续增加。如前所述，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对称贸易关系，之所以还能维持实在是以美元的不断增发与美元的持续贬值来维系的。美元大幅贬值对中国来说，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大幅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继续大幅增长很有可能面临着美元数量增长而美元价值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实际价值就有可能在美元的币值与价值的对冲中被大量稀释。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保持对美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局面，可能只是拉动了中国的出口经济与GDP增长，实际上转化为了产品或者说福利外溢，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另类对价。
不无遗憾的是，如果中国的内需不振继续，那么为了保证国内就业和GDP增长而进一步扩大产品出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上述对价就有可能延续下去。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内含的GDP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的不对称矛盾，同样也是政界与学界所忧虑的问题之一。诚然，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增加美元对外投资的方式来对冲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即使不考虑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难度以及对外投资的巨大风险，这些措施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之间不对称贸易所引起的中国贸易顺差中的实际收益远小于名义收益的问题，以及贸易顺差递增与贸易收益递减的结构性矛盾。
况且，美元大幅贬值将动摇现行的世界货币体系，导致国际间汇率剧烈变动所带来的资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从而加剧世界经济的动荡，并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与困难。由于美国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美元贬值趋势难以逆转，资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对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与矿产短缺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疑会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劳动价值向资源价值转移的不经济增长现象④。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价格暴涨具有能源与矿产等资源供给优势的企业与国家，产品利润与经济收入大幅增长。海湾产油国千米摩天大楼的兴建，正是美元贬值与能源价格暴涨的产物。
有意思的是，在“金砖四国”中，中国与印度主要从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俄罗斯与巴西主要从事能源与矿产的开发。显然，正是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俄罗斯与巴西的资源产业发展，并且从中国与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分享了能源与矿产价格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价值向资源价值转移的现实，这种转移的基础不外乎中国与印度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而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使之在产品生产中可以承担相对较高的能源与矿产等资源与原材料价格，而不至于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与商品价格，从而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可见，尽管财富本质上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过多的劳动投入会改变资源配置条件从而使劳动难以分享其应有价值。易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也必须充分考虑要素资源供给能力与资源配置条件，尽可能保持经济结构的平衡与经济均衡增长，避免劳动价值的转移与国民福利的外溢。
或许，也可以把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价格暴涨理解为是平衡全球供给与需求的另类市场反应。毕竟能源与矿产价格暴涨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大幅增加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成本，使生产者无利可图，消费者难以承担，进而导致消费萎缩与经济紧缩，能源与矿产价格也将随之大幅下跌。之所以称之为另类市场反映，是因为在能源与矿产价格暴涨暴跌中，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全球对冲基金为主要推手的投机资金，利用期货交易进行大规模的价格操纵，使能源与矿产市场交易价格远高于市场均衡价格。虽然这种价格操纵最终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而全线崩盘，但它对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损害已无可挽回。
一个值得重视与深思的现象是，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能源与矿产价格暴涨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烙印。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目前已达到2.1万亿美元之巨，美元贬值中国首当其冲。中国也是世界上能源与矿产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几乎占到了世界上每年新增需求的一半，能源与矿产价格暴涨主要由中国买单。从因果关系分析，不可否认，美元贬值与能源矿产价格暴涨的主要诱因之一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这也反映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国际产业分工与世界贸易格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希望以美元贬值与能源矿产价格上涨来对冲，或者说，抑制中国由低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势头的意图。尽管这种意图最后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与世界经济大调整而无果而终，但是百年一遇经济危机的来临，使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均衡难以为继。
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以美国巨大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中国庞大的贸易盈余和国民储蓄为主轴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是无法通过中国不断认购美国持续增加的国债所能解决的。毕竟，这种游戏结果不外乎当债务人最终丧失实际偿还能力的时候，债权人的权益也不复存在，美元的增发与贬值正是这种游戏的一部分。诚然，谁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结果，况且，市场所具有的强制矫正功能亦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来中断这种游戏。这其实也是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意义之所在。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以主要国家经济相对平衡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均衡增长模式。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成本决定的逻辑使中国能够通过产业升级与产品竞争力的提高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与增加贸易盈余，但这种能力的实现受到市场环境与贸易条件的约束，当这种能力的扩展有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时，对自身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然。尽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与世界经济大调整是一个迟到的、让世界付出惨重代价的市场信号，但是，它毕竟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反思与调整的契机。
一个需要明确的基本事实是，当中国还是一个弱小的经济体时，扩大产品出口与增加贸易盈余是必须的而且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世界也乐于接受一个为它们带来廉价商品从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的经济伙伴。当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时，继续扩大产品出口所具有的规模效应与挤出效应，不只使中国难以寻觅到具有有效支付能力，能够持续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贸易伙伴；而且世界经济也无法在保持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产品出口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显然，随着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与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影响与行为逻辑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国际贸易所具有的双向互动与结构平衡的运行机理就会被扭曲，从而导致世界贸易与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
诚如中国曾经通过扩大产品出口为世界提供廉价产品而受到世界喝彩一样，在当今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中国通过扩大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遏制世界经济衰退的努力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好评。对于处于不同发展条件与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曾经的扩大外需与当今的扩大内需既是中国需要的，也是世界需要的，这其实是经济发展的辩证法。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扩大内需，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调整的政策取向，也是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向。由于约束条件不同，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主要表现为通过增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缓解世界经济调整所带来的经济紧缩的压力。随着世界经济企稳与中国经济复苏，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将与中国经济发展取向相契合，着重通过结构调整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包括加强技术创新，发展低碳经济；扩大产品及服务进口，保持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增加消费，降低储蓄，努力以最终消费增长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在新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成本决定的逻辑依然存在，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在于中国仍然可以凭借人力资源丰富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加快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而且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表现为以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廉价产品去扩大产品出口，而是以劳动力成本合理化所带来的劳动者收入增长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从而使中国经济走上内需与外需良性互动，GDP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相协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曾经使国人困惑与忧虑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吞噬中国相对弱势的产业竞争力，反而促进了中国的制度变迁与体制接轨，增强了中国的资源集聚与资源配置能力以及产业竞争力。劳动力成本决定的逻辑重塑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使劳动创造世界的理念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资本与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的三十年变迁中得到真实体现。
四、余论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变化之大之快莫过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或许，这种变化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乎发达国家的预期与发展中国家的期望，然而它正是历史的逻辑展现。事实上，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金融与经济大调整，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如何转型与世界格局怎样变动。当人们都在关注美国经济何时复苏与世界经济明年增长几何之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一轮产业发展何时才能实现。当新的发展一时难以真正形成时，误以为世界经济复苏只不过是简单的回归历史，那是太单纯了。需要对世界经济调整，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现象的出现有足够的耐心。历史与逻辑表明，只有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调整与经济全球化转型中形成新的利益平衡与发展动力时，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需要引起重视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当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之路从世界外围走向世界中心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不可避免。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必然改变世界，冲突与战争曾经是这种改变的历史方式。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利益整体，从而有可能改变大国崛起的历史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和谐世界的诉求是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与可靠保证。
注释：
①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指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关系，它反映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运行机理、变动过程与内在规定性。基于人力资源供给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笔者认为劳动力成本是影响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②傅允生：《资源约束变动与区域经济动态均衡发展》，载《学术月刊》，2007(11).
③傅允生：《资源配置能力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载《学术月刊》，2008(9).
④傅允生：《资源约束、利润转移与不经济增长》，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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